石勒、苻坚、拓跋宏、宇文邕，这四个人，是不是胡人君主中，相对比较开明的？ 第1页

石勒、苻坚、拓跋宏、宇文邕，这四个人，是不是胡人君主中，相对比较开明的？ - 洛林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2490765/answer/1900290256

这篇回答引用了东北师大的一篇硕论《十六国前期汉族官员任职情况研究——以汉赵、后赵、前燕、前秦为例》，对前秦汉化问题进行了论证，如果没记错这篇论文我在知乎应该看到过多篇回答引用，我认为此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题，也使用了数据统计的方式进行统计分析。简单梳理下我对这篇论文思考方式和论证方式的一些想法以供大家讨论。

运用史料等材料对历史进行统计分析，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要做基础统计还是需要档案类材料，史籍立传并非档案材料，其本身已经是经过多次甄选的结果，所以史书传记作为统计材料有很多缺陷，只能拿来参考，客观决定了这种材料分析存在幸存者偏差。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即不可考并不等于没有，史料记录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分的历史，不能用史料没记载就直接论证没有。很不幸的是，十六国这段历史史料奇缺，这应该是统计分析最大的难点所在。

第二，统计分析很有用，但要合理做标准。如何做标准，需要结合当时的复杂历史环境，脱离历史环境去做单纯的分析，因为这确实不是简单的绝对值和百分比问题。

如果忽视了以上的问题，片面进行所谓的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南辕北辙的。而我认为这篇论文就存在一些问题。

先说说标准问题，前秦本来就是典型的十六国政权，而十六国政权普遍具有权力窄化的问题，国人建构和胡汉分治本身就是当时常态，所以作者的这个只统计汉族本身也是有点偏颇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单用汉族士人的角度思考，因为鲜卑人、羌人等等实际上对于苻坚也是异族，这意味着苻坚的民族思想不是窄化的，而是试图用“非汉”拟构一个“五胡”共同体。所以不能把苻坚想融合五胡就理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其他胡对苻坚来说也是异族，虽然从汉赵时代就有所谓的胡汉之别和国人拟构，但是不同胡族之间仍然是互相高度区别、高度仇恨的。我个人还是认为苻秦版本的国人拟构相比于汉、赵要更进步，虽然苻坚他最终失败了，但是这种胡族的共同认同是一个有趣的建设方式。后来者北魏也进行了效仿，北魏的胡汉之别虽然尚存，胡胡之别就非常少了，即便是西魏后周的胡化，也是个胡族共同体的胡化。

当然这并不如北魏进步，但也要看到相比燕赵进步的一面。燕对汉族士人是看上去用的多，但是王猛这个特例也不能单单用特例的角度思考，王猛的权威之高，恩宠之重，即使在北魏也是见不到的，这样的“特例”当然就不仅仅是特例。类似宇文周，宇文周权力窄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宇文护做得好的就是尽量在外延吸纳些其他势力，内核其实都没变过，一直就是宇文氏自己，这一点其实高度类似慕容燕，所以单独统计所谓慕容燕的汉人比例，其实没有看到实质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算绝对值的问题。

何况蒋福亚先生也曾谈到氐族高度汉化的现实，像苻融这类氐官用其治理地方，和汉官有没有本质区别，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次再谈谈苻秦的历史环境，前秦是个特殊的政权，关中本来就胡汉杂居，先天就不如青徐之地的燕政权，汉士少我觉得这个还是和前秦在关中有关，这个是一种先天不足。

同时前秦其实是高速扩张又快速崩盘的一个政权，几乎苻坚一代人就完成了这一快速扩张，制度建设和政权建设都不完善，比如前秦地方制度具有不稳定性，州制与刺史制度并未发展成熟，特殊政区的管理也有弊端，其地方建设不甚完善。

快速扩张的环境下，苻坚也不能简单认为是排斥汉士，还要考虑苻坚通过笼络羌燕贵族对这些胡族的招抚因素。因为更多时候他要去团结胡士，自然也相对更多任用一些胡士，毕竟重要官员就那么多。

最后说说材料问题，前秦很多人实际上也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民族”，材料如此匮乏的情况下我觉得做历史分析还是应该更为慎重一些。

历史分析最忌吹黑，二者都是过犹不及，矫枉过正。苻坚和秦政权，没有以往认知的那么“汉”，也没有现在一些人认为的那么“胡”。即便是道武帝也没完全打破十六国的既定范式，代魏的共同体建设从道武持续到孝文才接近完成，而苻秦哪有这个时间？既然如此，今人又何必厚诬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