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上朝时间为什么那么早？不能下午上朝吗？ 第1页

明朝上早朝其实也非常早，基本上是黎明、破晓之时早朝。至于为何早朝时间被定得这么早，明武宗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就曾明白地说过：

正德二年二月己卯（二月初五日），大学士李东阳等请早朝，言：自古圣帝明王必以克敬克勤为德，早朝者，勤政之第一事也。皇上即位之始，常以昧爽视朝，中外欣欣，想望至治。顷来或多至巳时方出，人心疑恐，伏望自今早朝仍依旧期。
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饰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鐘聲有節:廣本抱本聲作鼓。），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一举而众羙咸具，天下必将称颂圣明。此其事易行而其效甚大，只在圣心一转移之顷耳。
上曰：卿等言切治道，朕已知之矣。

据李东阳所说，明武宗朱厚照在登基之初，是“昧爽视朝”，所谓“昧爽”，也就是拂晓、黎明、天刚刚亮的时候，确实是早晨五点左右。

但到了正德二年初，朱厚照就开始懈怠了，经常到巳时才出来上朝，巳时，也就是上午的9点—11点。

瞧瞧朱厚照这懒货，他也起不来啊！

于是，以李东阳为首的大臣们就有意见了，上疏提醒皇帝要按时上早朝。

至于为什么早朝要那么早，李东阳说了这样的六个好处：“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饰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

说明白点，其实就是大早上的脑子比较清晰，氛围比较庄重肃穆，刚早起大家的精力还比较充沛，侍卫正精神振奋，文武百官也可以趁早处理政务，到下午就开始疲倦懈怠了。

古时候没什么夜生活，睡得早，起得也早，跟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熬夜党夜猫子太多了，大早上醒来个个哈欠连天。而古代的社会确实应了一句话，一日之际在于晨，大清早的集市街道上也最是热闹的时候，生气勃勃，充满朝气。

很显然，朱寿大将军也是个夜生活多姿多彩的主儿，他就是起不来，做不到像他的老祖宗朱元璋那样“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他则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姗姗来迟，九点多才来上早朝，让满朝文武好等。

与朱厚照登基不到两年就懒散了不同，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可就不一样了！

朱厚熜是从藩王入继大统，坐稳这个位置还是颇为不易的。嘉靖中期以前，世宗一直是一副励精图治的形象，上早朝勤勉得让内阁大学士杨一清等人都感动了，甚至还反过来劝皇帝要注意身体，也不要起得太早啊，日出以后上早朝就得了！（泪目~~~）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学士杨一清等言：人主视朝，当有常期，古礼，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今陛下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是固励精图治之心，而圣躬得无因之以过劳乎？伏愿于新岁履端更始之时，仿古礼而行，命鸿胪寺官传示内外，每以日出为度，或遇大风寒日暂免，遂著为令，庶圣躬不致过劳，实宗庙生灵之幸也。
上曰：卿等所言，真师保爱君至意，迩来内外百官偷闲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云耳。古礼谓辨色入朝，日出而视之，不独为息餋之计，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瞧瞧朱厚熜，他上早朝经常在“昧爽以前”，也就是天都还没亮！点着蜡烛登上龙椅上早朝的，即使是大风雪，亦不停歇。这就让百官们难受了！

杨一清：“皇上，天还没亮呢！您起这么早，点着蜡烛来上早朝，就不觉得太过操劳了么！我们建议您不如从新年以后就效法古礼，日出天亮了再上早朝吧！要是遇到大风寒，不如就取消了吧！”

我估计杨一清等官员的内心是崩溃的，估计是想说：“皇上你年轻受得了，我们这一帮糟老头子可受不了啊！”嘉靖六年（1527），世宗朱厚熜才20岁，而杨一清（1454－1530）是73岁！

明朝的时候，预朝官员称朝参官 、京朝官 。为便于上早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 。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 ，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

想想，大风大雪、天寒地冻的腊月底的北京城，几乎是滴水成冰了，一群六七十多的老头子冒着风雪，天还没亮，顶着星星月亮，赶到皇城前等着入朝，冻得瑟瑟发抖......

于是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纷纷上疏建议皇帝“您要注意龙体啊！”

其实中国古代各王朝也并非都是这么早上朝的，也不必天天早朝，比如汉宣帝始实行的五日一常朝的制度。而明清这种每天黎明时分即早朝的常朝制度，大约是朱元璋所设计的，其后祖制难变，于是一直延续了下去。

而朱元璋一手所设计的明代朝会制度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

元代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因此有学者认为元代没有朝会，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御前奏闻是一种特殊的视朝，但范围极小，时间地点都不固定。

元代的御前会议，“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

朱元璋认为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他认为元朝失天下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做弊政而予以彻底改造。

于是，朱元璋就一反蒙元不重朝会的旧制，开始极其重视上朝。而明朝对朝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朝仪之盛堪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这里就要说题主所说的另一个问题了，“不能下午上朝吗？”

当然不能啊，因为明初一天不只是上了早朝就没事了，除了早朝以外，还有午朝和晚朝啊！

这个问题就和有人问“为什么早自习这么早，就不能下午再上早自习吗？”

答案是当然不能了，因为下午有下午的课，晚上还有晚自习呢！

同理，你把早朝挪下午去了，那早晨干啥？午朝和晚朝又什么时候上？

现在先简单说一下明朝的朝会制度。

一、明代朝会制度

明代朝会，分为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其中以正旦、冬至和万寿圣节三日举行的大朝最重，皆大会朝班，百官四夷上表称贺。每月初一( 朔) 、十五( 望) , 百官公服行礼，为朔、望朝。以上二朝均御正殿（即奉天殿, 后改名皇极殿, 今太和殿）属礼仪性质，止行朝贺之礼，不引见奏事。而真正处理政事在常朝。

常朝又分早朝和晚朝，由于后来晚朝久废，故明朝大多数时候的常朝一般径指早朝，又称日朝。

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明朝中期名臣丘浚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后改名归极门, 今熙和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后改名会极门, 今协和门）。

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于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

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

永乐四年( 1406年) , 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 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

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较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 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未久。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二、明代常朝（早朝）的具体内容

虽然常朝不像大朝和朔望朝那样属于纯礼仪性质的，但即使是明初的朝会，其主要内容也不是由皇帝面授机宜、讨论制定重大政策方针或者给各部门布置任务。

可能与绝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朱元璋制定大明朝会制度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当场解决细致具体的事务，所以他实际上主要干的是丞相、各衙门长官乃至是知府、知县、提刑官的事。

也即早朝所理之事实际上异常繁杂琐碎，涵盖方方面面的事务。据《明仁宗实录》记载：

上谕鸿胪寺臣曰：故事，视朝后，诸司有急切机务不淂面陈者，许具题本于宫门投进，冀得速达。今诉私事丐私恩者，亦进题本，掩奸欺众，以图侥幸，坏法乱政，莫甚于斯。今后惟警急机务不得即面陈者，许封进题本，其余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违者论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 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 “追赃不足家属”、“受理民间词讼”之类的杂事。

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

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此肯定难以持久。

而祖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已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最后，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

虽然明朝的常朝制度跳过蒙元，直接借鉴于唐宋制度。但唐朝的“常参”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 ( 每日入朝) , 号常参官 ，其他官员由九参( 一月朝九次) 、六参 ( 朝六次) 降及四时参( 一年仅四朝) ，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

也就是说，明代以前的汉唐宋等朝，“朝臣”与“非朝臣”是有清晰界定的。但在明代，常朝是绝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 ，乃至一个京仓场卫分小官，甚至是不入流杂职，也是每天都要上朝。

实际上明朝每天的常朝，来上朝的官员大约在数百至数千之间，数量非常庞大。所以我以前点校《明宪宗实录》的时候，经常发现有大量官员失朝不到的例子，有一次竟达1118人！

上朝的人少了一千多，皇上能看不出来吗？就和你们现在上全院的专业大课一样，两三百人的大课，就来了二三十人，把老师当傻子糊弄呢？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七月十八日），上以朝官少，命锦衣卫、鸿胪寺按门籍点阅之，文武官不至者一千一百一十八员。
奏上。
得旨：此辈不畏礼法，懒惰朝参，当治以罪。姑从轻处之，三品以上者运灰五千斤，四品以下者三千斤，九品以下者一千五百斤。有病者仍查验以闻。独英国公张懋以自请罪免罚。
已而，锦衣卫、鸿胪寺以患病、病痊及无病者名上。
上以注病者多不实，姑宥之，病痊及无病者俱运灰如例。

所以宪宗大清早上完朝就怒了，执意命锦衣卫、鸿胪寺按名册点人头，结果缺员1118人，这TM是人干的事？于是全部罚做工“运灰”，这些官员事后大多找理由说是因为“患病”，这谁能信？

三、明代朝会相对前代汉唐宋的独特之处——主尊臣卑、皇权专制巅峰、皇帝独揽大权

为什么明朝的朝会内容繁杂琐碎，参与人数极多，与汉唐宋等王朝大不一样呢？

原因就出在朱元璋身上，他要利用朝会加强皇权 、强化主尊臣卑的君臣关系。

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汉唐宋时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是在明初废相之前，丞相也是威名赫赫。当丞相在出现在朝参之时，即是百官迎候，堪称风光无限。

比如高启《候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 火城如昼晓寒销。” 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 形成极大反差。

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

但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

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不被欺弊。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 皆令随朝观政 , 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 以观礼仪。

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 , 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对百官当面训诫。这些都是前代难以想象的奇特景观。

四、明代朝会的演变及奏事程序、内容的固化

明初洪武朝的早朝，几乎就是朱元璋一人强行支撑起来的，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其实真的很难被后世皇帝所执行，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只可能是形似而神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即便在朱元璋生前，这种朝会也难以长期维持。如每日朝罢后的百官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的来说，明朝早朝有三次大变：

1、洪武十三年废相，原有政体彻底改变，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

2、宣德十年，英宗幼年即位，以太后、三杨为首的掌权者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也就是说早朝上具体奏什么事、奏几件事已经提前安排好了，而且这些事内阁早就有了处置意见，皇帝只需要答是就行，所谓早朝纯粹就是一场君臣共演的场面大戏，你在早朝上不按套路出牌胡乱奏事是不行的，扰乱朝会是要治罪的，自此以后，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

3、隆庆六年，神宗同样是幼君继位，内阁于是奏请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

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比如穆宗刚登极之时恢复常朝，但因为停朝三十年，鸿胪寺都不知道具体的礼仪制度了，不得不到处查资料，看能否恢复至嘉靖初年的样子。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明代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逐渐失去行政功能，朝会内容变得无足轻重，真有点意义的反而是作为国家仪式的场面，毕竟对古代王朝来说，礼制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皇帝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 。

宣德十年正月，宣宗驾崩，继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

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中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 , 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

比如事关吏部，皇帝就说：“吏部知道。”其他各部院一样，都是“X部知道”、“都察院知道”、“该衙门知道”，以后一直沿袭。

成化二十一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的打击，基本上就被架空了。明朝中晚期，与国初相比，奏事大省，相反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却占据了早朝的大部分时间。

对于循例奏请之事，日久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各衙门堂上官奏事完毕后，皇帝只需要答“是”就行了。

比如宪宗有口吃的毛病，说话不方便，尤其答“是”非常为难。时任鸿胪寺卿施纯就托宪宗亲信太监献计，建议改“是”为“照例”， 宪宗大为高兴，不久施纯就接连升官。由此可知，这种固化答旨程序在成化时已形成定制。

除了“是”或“照例”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例言。

比如官员面辞皇帝有需要领敕的（比如巡抚、兵备等），叩头毕，皇帝说：“与他敕”， 捧敕官以敕授之。有该赐酒饭的，受敕叩头毕，皇帝说：“与他酒饭吃” 。又有该赐银两表里的，谢酒饭叩头毕，皇帝说：“与他赏赐。”

又如吏科进旨意题本、兵科进守卫官军揭帖，皇帝即说：“接来。” 司礼监官承旨接上。

年终各衙门总结类奏差错，皇帝就说：“你每说的是，且都饶这遭，在外的还行文与他每知道。” 等等，诸如此类。

皇帝说话就是圣旨，天语一下，该衙门官立即出班承旨，习惯上都拉长声音大声说“阿! ”。

各官员不分大小，凡在御前奏事、承旨必跪。但明代有个特殊情况，朝会之时， 一般由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的堂上官（即尚书、左都御史、大理寺卿等掌事正官）出班领旨，阁臣即便兼领部务，也例免廷跪承旨，这显示了对辅臣的一种优待。

五、明代早朝入朝程序及奏对礼仪：

朝官由紫禁城正门——午门按次序鱼贯而入，午门前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

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

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候鸣鞭，各依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 东班) ，武为右班( 西班) ，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 。

奉天门上廊内正中设御座，谓之“金台”。丹陛左右钟鼓司设乐，殿陛门楯间列“大汉将军”，皆着明铁甲胄；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后各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

乐起，皇帝御门，等皇帝安座后，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齐进御道，再排班。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头礼，是为大班 。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

行礼毕，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见辞员数，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若边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 。然后，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奏事。

鸿胪寺官唱奏事, 各衙门以次进奏。俗例，各官奏事之先，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然后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毕即复位。奏事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本章。

通政司、鸿胪寺官除了“唱”引奏外，有时还代读宣读奏疏，主要是为了达到美观瞻的目的，在该衙门任职者一般都是身材高大、声音宏亮的帅哥，一般北方人居多。

奏对之际，班列中有礼节失当者，御史、序班即予举劾。若无失仪，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鸿胪寺官唱奏事毕，鸣鞭驾兴，待圣驾退后，百官亦退，各回衙门办事。

从上面的入朝、奏对的程序可以看到，早朝礼法极严。一般稍有不谨，就可能遭到弹劾。小官登时面劾，三品以上官具本请旨。若过错不大，皇帝就说“饶他”，否则会直接命锦衣卫拿了。等到奏事完毕，即可以传宣退朝了。

由于早朝所行皆循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因此受到制约，到最后，早朝奏事，就完全成了一种礼仪仪式。

总之，虽然明朝中后期的早朝成了一种走过场、不办实事的礼仪制度，皇帝厌烦，大臣们也不甚在意，但祖制难变，早朝制度总体上仍保持着，一直就是那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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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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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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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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