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真的有点想当然,就记住了一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辞。
你自个好好想想,当你自己都养不活,全家都快饿死的时候,究竟是活命重要,还是传宗接代重要?
我只能说,限制生育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是可能的,不过也不需要你出什么特别的政策,你只要继续这么压迫剥削,再加点税,割韭菜割得再狠一点就行了。因为压迫过甚,老百姓活不下去,甚至会自发的限制生育,自我绝育。
过去几千年,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宋朝尤其突出:
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有流传着溺婴、杀婴的习俗现象,到了宋代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减少,而且还有所增长。在宋代的一些区域,这些陋俗一直都是屡禁不止的,这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生育观念的得一种反应。对于这些现象的研究,学术界一直都是有所涉及的,例如朱瑞熙、张邦惊、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合著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中对宋代社会生活的论述占有相当的篇幅。
书中其中有一章节专门论述了宋代的生育习俗,对宋代的溺婴这一习俗有专门的研究和描述。并且还分析了当时这一习俗盛行的原因,指出当时人口开始过剩、已经有了饱和的趋势是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因素。然后,还指出了这一习俗是当时杜会的一大陋俗,对后世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有人可能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重男轻女,没错,是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但宋人杀的可不只是女儿啊,是杀子与溺女同时存在:
刘静贞的《杀子与溺女——宋人生育问题的性别差异》(《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一文认为杀婴这个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是历来己久的,而宋人在这方面则是表现得比较突出。
然后作者分三个部分分别对对宋人在生育时的杀子及溺女这两习俗都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习俗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调节人口,但同时也肯定了同时存在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并对这种思想做了客观的评价。
陈广胜的《宋代生子不育风俗的盛行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这篇文章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风俗,主耍是在当时社会人口急剧增长、人民负担较重、家庭人口多以及当时盛行的多嫁妆等几个因素,同时作者还认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禁止,但收效不大。
实际上,杀婴弃婴陋俗是全世界都存在的,而宋代这一习俗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原因,是当时社会一个阴暗面的反应。
明朝自然也是有这种现象的,比如:
永乐八年七月丁丑(七月十二日),皇太子谓礼部尚书吕震曰:人情相爱,则祝以多男,而民庶者,国家之祥。近闻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輙弃之不育者,伤天地之仁,失父母之道,宜严禁止之。再有犯者,并两邻加罪。
“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輙弃之不育者”。
究竟是人民太愚蠢,还是压迫太沉重?
至于土地平均分配,你压根没搞清楚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根基是谁。
是地主阶级啊!
而封建统治者自己就是最大的地主头子。
你要分地主的地,这不就是等于要他们的命、要自己的命吗?
这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依靠的是广大无产阶级,封建王朝哪来的无产阶级可以依靠?你空中楼阁怎么搞无产阶级土地革命?
请先开启民智后再复制1921—1949年我党走过的路。
其实我也就是这么一说,这事根本就行不通,没有社会现实物质基础,一个时代只能干一个时代的事,可以推进、加速,不可能直接跨越。
均田的设想,古代不少理想派狂想家都想过、试过,行不通的,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明中叶的名臣王鏊。
题主可能是听信了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以为这种政策对老百姓好,必然能获得他们的支持。
那是你错误理解了古代的“民”和“民心”,这个“民”我个人以为多数时候并非是指黔首、劳苦大众,而是指地主、豪强、士绅。
古代的农民起义哪次不是最终被地主阶级摘了桃子?那些改朝换代的哪个不是拉拢地主豪强才成功夺取天下?
就比如农民起义出身的朱元璋,其实他早在过江夺取金陵后就已经与江南地主阶级合流,成了大地主头子。
民众不觉醒、不团结,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再多的人口也只是一群绵羊,一盘散沙是无法与暴力组织相抗衡的。
像满清这样的异族反动势力都可以通过拉拢汉族地主和血腥恐怖的杀戮政策镇压住普通平民而窃据天下,他们难道比李自成更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真正靠“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几千年来就只有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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