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北方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为什么东晋的历次北伐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第1页

东晋这个政权其实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政治常态。也就是说，北方十六国的分裂是表现在明面上的剑拔弩张不稳定，南方东晋的内斗则是表现在里子中的潜流暗涌不稳定，双方都是不稳定的，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北伐或南征。

田余庆老先生在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里面概括出了一个名唤【门阀政治】的“变态”政治模式，并指出，这是一种相对于皇权政治的非常态，也即至尊名分与实际权力相分离的不稳定态。东晋政治从一开始便不是强力军权凝合出来的皇权政治，而是一个名实分立、权力分散的脆弱平衡状态。王、庾、桓、谢等所谓的【门阀】家族，对于政局的掌控力，也仅仅介于【官宦世家】与【霸府权臣】之间，权力不仅没有集中在【皇权】手上，也没有集中在一个【门阀家族】的手上，而是动态分散在各大家族的手上。

王敦之乱（322年-324年）、桓温擅权北伐（354年-369年）、桓玄之乱（403年-410年）是东晋门阀家族的三次集权代晋尝试，均试图以掌握了荆州军力的单个【门阀家族】的力量掌控朝政进而取而代之，奈何遭到其他门阀家族的抵制，而且王敦、桓温均没在事业巅峰期多熬几年便老病去世。在三次冲击之间的王导平衡格局、谢安平衡格局，其实都只有一个世代的时长，不仅不长久，还要时刻防范坐大了的上游军阀、江北流民与北方强权（后赵、前秦），哪里顾得上建设稳定的制度？

再加上东晋皇室内心始终追求的皇权壮大，司马氏皇帝总是希望通过寒素、外戚、宗室来推动皇权的重建。刘隗、刁协的被重用（元帝时期）、庾氏的上台（明帝后期成帝时期）、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掌权（孝武帝后期、安帝前期）便是皇权希望通过外戚、宗室来重张皇权的三次最明显的表现。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纵贯东晋百年的多方角逐内耗进度表：

• 草创期：王导平衡下的仓促建国：311年-321年（元帝重用刘刁）
• 第一次冲击：王敦之乱322年-324年
• 后赵威胁下的缓冲期：王导平衡与庾氏上台：325年-340年
• 第二次冲击：桓温北伐与擅权：354年-369年
• 前秦威胁下的缓冲期：谢安平衡与淝水之战：373年-385年
• 宗室最后的冲刺：会稽王父子上台与太原王氏的参政：385年-403年
• 第三次冲击：桓玄之乱与刘裕平乱：403年-410年（基层的卢循孙恩之乱同期发生）
• 完结期：刘裕北伐与篡晋：410年-420年

不同的门阀家族（平衡派、专权派），皇权借力的寒素、外戚与宗室，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为了争权夺利内耗得不亦乐乎，并利用荆扬双重心的地缘格局，把朝堂权力的争夺，演化成一次次的荆扬间军事武装冲突。再加上后赵、前燕、前秦分别在4世纪前期、中期、后期各自带给东晋建康朝廷的三段20年潜在压力，东晋基本上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权力分散状态，哪里顾得上组织一场彻底成功的北伐？顶多能够产生几次针对两三州之地的吞并战争而已。

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都不是东晋建康朝廷组织的，祖逖是江北流民帅武装力量，桓温是荆州坐大门阀武装力量，刘裕是新编北府军武装力量，他们的集权程度是逐步加深的，所以在战争成果与成果保持方面，也是一次比一次强。在东晋长达百年的持续内耗过程中，能够孕育出祖逖、桓温、刘裕的三批北伐，实属不易，虽然最终都没有实现收复河域、一统天下的最高目标，实际上都是对两三个州的收复。视为北伐，自然是失败的，但视为收复则基本是成功的，至少也为东晋的内耗政治与南朝皇权的孕育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并不能说是彻底失败，北伐未遂、收复有成或许才是更准确的描述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