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华晨汽车集团原党委书记祁玉民在退休两年多后被开除党籍？ 第1页

祁玉民的落马可能和“投资不过山海关”互为因果

记得当时这是上学的时候讲资本市场与法律的一个典型案例，时隔多年回溯一下华晨集团始末

       注：本文很长。以下正文内容均来自网络公开信息资料     

说到华晨集团，不得不提到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资本巨鳄仰融

今天提及华晨，第一反应是华晨宝马，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一个学校的老师买了一辆华晨宝马，为了不让天真可爱的学生们看到这是一个“国产宝马”，他还特意把华晨宝马四个字给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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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华晨集团和宝马合作之前最有影响力的产品是金杯汽车

下面一起回顾一下华晨集团的前生今世

1987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局长赵希友，受命将全市5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组合成“金杯汽车公司”，主要生产海狮牌客车；而当时沈阳已经凭借两家汽车公司盈利颇丰，金杯是当地第三家车企。就在金杯缺少资金，濒临破产边缘时，公司决定尝试股份制改造来集资。

1988年，金杯汽车发行股票融资，但那个年代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啥是股票，直到1994年首映的《我爱我家》中，傅明老人才简单给大家示范了一下啥叫资本市场学游泳的道理（还亏了）。于是金杯集团发行的股票直到1991年还有一半儿没卖出去。

1991年，一个叫仰融的年轻人，如天降神兵一样，通过电汇4600万形式，一举收购了金杯4600万股原始股；与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金杯汽车合资成立了金杯客车，其中金杯汽车占股60%，仰融和海南华银分别占股25%和15%。随后又在同年仰融以1200万美元买下金杯汽车40%的股份，然后通过换股操作，将持股比例扩充到51%，至此，仰融成为金杯汽车第一大股东。

但点开仰融的百度百科可以看到，他的履历此前并没有涉足过汽车行业，因此他此前购买金杯的股票实际上是一次“投机”。他想把金杯汽车送到美国资本市场，割美国人的韭菜。（是不是看起来和瑞幸有点像）

仰融祖籍安徽，1957年6月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兄弟4人。仰融初中毕业后，先是做厨师，后来承包小商店，再后来又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下半部分存疑）其自述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进手术室，奇迹般地、没有残废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又藐视生命。

关于仰融的资金来源有文章推测

改革开放后，仰融就不做厨子了，改行做生意。他先在江阴县开了一家小商店，没多久又跑到一家外贸公司做推销员。有一阵子，他从江阴消失了，当他再次出现时，人们发现他已是一幅暴发户的打扮。这之后，他就成了县上的名人，县里流传着关于他“暴富”的各种传说，而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一种可靠的推测是，仰融当时投靠了体制内的一位神秘人物，双方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利，仰融则是那个马前卒。后来他们还涉足贷款业务，从银行和一些部门获取贷款，然后转贷给江阴县的企业，赚取利息差。
1989年仰融离开了江阴，带着400万元去上海炒股。这400万元据说来自他哥哥仰瀚名下的公司，是一笔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获得的融资。当时的股市是冒险者的乐园，管金生、朱焕良等人利用市场早期的混乱转眼富贵，仰融也跟着有样学样，赚了不少钱。

1991同年，为筹划上市仰融在避税天堂百慕大成立了皮包公司华晨中国，这就是华晨集团的由来，并将自己手上40%的金杯汽车的股份，转让给了华晨中国。但华晨中国并没有控股金杯汽车，不符合美国的上市条件。仰融都进行了换股操作，换股后华晨汽车持有沈阳金杯客车51%的股份，仰融担任董事长。

同时，如果华晨以“私人企业”的名义上市，则市场想象空间不大，更何况，走那条路就需要仰融提供财务来源证明，而这是仰融的死穴。因此为了获取更高的估值和规避资金来源风险，仰融还对公司股权进行了改造。他以华博财务公司，联合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并使基金会成为华晨汽车的控股方。

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由仰融的华博财务代管，实际上是仰融控制。殊不知，正式这个基金会也后来成为了后来事件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992年，华晨中国IPO价格是16美元一股，发行了500万股，成功募集了8000万美元，成为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10月9日，沈阳金杯以“华晨汽车”之名，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开盘后一路大涨，当天即从16美元飙涨至20.125美元，3天后又狂涨至34美元，轰动华尔街。这起IPO后来被哈佛商学院收为经典案例。

1995年，仰融正式接管了金杯汽车，开始由资本运作，转向了实业经营。

那个年代，成功的企业或多或少会和官场有所联系，华晨集团也不例外，更何况华晨集团还身处沈阳。仰融背后依靠着两个大佬，分别是“王雪冰”和“徐文通”

现在网上还能收到2002年写他们故事的新闻

摘录部分：

王雪冰是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今年1月，王雪冰被撤消职务。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表示：“王雪冰在中国银行工作时，对该行个别分行发生的信贷案件负有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有关部门对王雪冰的问题将继续审查。”　
现已查明：王雪冰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收受贵重礼品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在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和中国银行行长期间，违反金融监管规定，工作严重失职，造成严重后果。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建议，撤销王雪冰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此前，国务院已决定给予王雪冰行政开除处分。鉴于王雪冰涉嫌犯罪，此案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1993年，在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期间，王雪冰应仰融的请求，同意由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向华晨汽车提供了一笔高达2950万美元的贷款，并向沈阳金杯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

1993年9、10月间，一场香港国际金融会议正在召开，王雪冰作为重要嘉宾应邀前往，仰融也在，他不失时机地送给王雪冰一块“百达翡丽”手表，价值21万元港币。
在后来面对纪委调查人员时，仰融如此解释：与华晨汽车那笔贷款并无关系，只是因为得知王雪冰意志消沉，为安慰他才买了一块表送给他。

我最近也意志消沉，不知道我的百达翡丽在哪里

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徐文通。这家公司后来发生了一起号称中国天字一号的金融大案，涉案金额高达260亿元，仰融正是一位重要涉案者。
徐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与仰融算半个老乡，当时是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同时担任华银的老总。徐文通很喜欢仰融，将其介绍进自己的朋友圈，那都是一些政商界的大人物。徐文通帮助仰融实现华晨汽车上市之后，还在1993年担任了华博财务公司董事长。

写到这里感慨下，90年代的富豪很多发家的启动资金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禁不住查，想发展也必须和一些彼时领导官员搞好关系，而搞好关系的方式无非“财”、“色”二字。这也是后来很多人诟病的“企业家原罪”；一方面让人愤慨那会儿的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这些人也确确实实的激活了经济活力，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今日回头来看，令人唏嘘。

1997年，仰融准备创建华晨中华品牌，车辆设计邀请了意大利殿堂级设计师乔治亚罗参与，发动机部分直接买下了沈阳航天三菱发动机厂，产品研发上则二话没说砸了一个亿。

1999年10月，华晨汽车正式登陆港交所，股票名称“华晨中国”。

2000年底，第一代中华车下线，仰融公开表示：“到2006年，中国汽车品牌中唯一敢和外国企业叫板的就是华晨中华！”2000年12月16日，第一辆中国人自主开发、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中华轿车下线。但彼时有意思的事情是，虽然汽车造出来了，但由于中华轿车项目没有事先得到原国家计委立项和前国家经贸委批准，直到一年之后才获准上市。因此第一批车都是员工自己吃进，内部消化了。

2001年，华晨和宝马正式开始接洽，同年10月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华晨汽车与宝马达成了合作意向，合资生产宝马全球销售最好的3系和5系轿车。宝马几乎是带着华晨一路狂奔。近10年，华晨宝马为华晨汽车带来每年约40亿元的利润。与此同时，与华晨集团还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建厂，生产雪佛兰卡车和SUV。成立华晨雷诺，引进雷诺汽车的经济型轿车。

至此，华晨集团的主要产品定位基本成型。

2001年，辽宁省官场巨震，发生了“慕马大案”，仰融多年经营的政府关系，瞬间坍塌。因此，仰融开始将眼光投放到省外，尝试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那一年，华晨集团的市值高达246亿元，包含5家上市公司，以及158家关联公司。仰融也登上了中国富豪榜，排名第三。而他的财富，是以他在华晨中国的股权占比计算出来的。10年前埋下的定时炸弹，终于要引爆了。

2001年，打算在省外谋求新机会的仰融，锁定了浙江宁波的两个项目：一个是杭州湾跨海大桥；一个是与英国罗孚汽车公司合作，并把合作项目放在宁波。

而当时辽宁想把汽车产业，作为全省的重点产业，甚至想把沈阳建成为“中国的底特律”。仰融的决定，与辽宁的产业政策背道而驰，也激怒了沈阳市政府。

2002年3月21日，仰融还跑到英国与罗孚汽车发布合作新闻，并一次性向罗孚支付技术转让费1500万英镑。不久，他又向宁波市政府支付了1亿元的土地转让费。与此同时，他在宁波成立了一家独立于华晨的公司——正通控股，作为运营罗孚项目的中方实体。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他还建立了一家职工持股公司，邀请3000多名华晨员工入股，并让这家公司与正通进行股权交换。做完这些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踏实，于是又在5月专程跑到五台山祈福，不久更跑到上海瑞金医院“治病”。

还记得前面说过的华晨集团为赴美上市而筹备的基金会么，这颗雷爆了。辽宁省政府最终决定夺回华晨汽车的控制权，理由是华晨的发起人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而这家非盈利机构是“国有资产”，不是仰融的私产。

2002年6月18日，在辽宁省政府的安排下，华晨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董事会主席、总裁等职务，继任者则是仰融时期的“四大金刚”（吴小安、苏强、洪星、何涛），其中出任总裁的是一直打理汽车项目的苏强。而苏强一上任，便以“立项有误”为由，终止了罗孚项目，为此赔付了2亿多元。

2002年10月14日，他以“华博财务”的名义，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诉讼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侵占其“个人资产”。北京市高院则于12月2日驳回了诉讼，并依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将案件移交辽宁省公安厅。

2002年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正式批捕仰融，并发出了全球通缉令。

2003年1月和8月，仰融分别向百慕大法院（华晨的注册地）和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要求后者将“本属于”华博财务的股权还给他。这两场起诉均以失败而告终，后一场甚至惊动了中国司法部，搞得中美相关部门很不愉快。

2004年，仰融曾试图修复与辽宁省政府的关系，称以前的一切都是“误会”，并表示愿意接手华晨，“宁愿折寿、减命”，也要再造辉煌，但他的提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故事的主角要登场了

2005年12月底，时任大连市副市长的祁玉民，空降到集团出任董事长，华晨才渐渐走向稳定。

同年，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

2006年1月17日，华晨对自主品牌全面降价，最高的降了4万元。祁玉民不仅将在售的中华尊驰售价下调达4万元，还让原定9月上市的新车型骏捷提前到3月上市，定价为10万元以下。这让华晨生产的汽车很快进入消费者采购备选项。

2006年，华晨旗下汽车销量逾20万辆，同比增长71.4%，其中尊驰和骏捷销售5.8万辆，同比增长545%，华晨一举成为汽车销售增长冠军。在此之前的一年，包括华晨宝马在内，华晨总共仅卖出了8.8万辆。

2006年11月，华晨宣布与国际知名物流公司德国HSO汽车贸易公司合作，签署了为期5年、共计15.8万辆中华轿车的出口协议。

2007年7月5日，已上市15年的华晨汽车宣布，撤消在纽交所挂牌的美国存托股票。

纽交所退市后，华晨进入过一段舒适期，过着靠宝马养活自己的好日子

2015年，华晨汽车全年销量不到100万辆。这已经是华晨汽车交出的最好成绩。

这一年年底，眼看多年前许下的牛逼难以实现，华晨又将目标调整到2020年去实现。华晨郑重宣告，整车产销150万辆，发动机产销160万台，销售收入超过3000亿元，利税总额超过500亿元。可以说离开了宝马，华晨什么都不是。

2019年，华晨集团资产近2000亿，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162.53亿元、163.56亿元 和109.5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85%、16.48%和12.03%。

2020年11月16日，华晨集团被爆出债务违约金额高达65亿元，逾期利息金额合计1.44亿元，濒临破产。4天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金杯汽车间接控股股东华晨集团的重整申请。

2020年12月4日，有关部门宣布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

回顾华晨集团的时间线，可谓成也山海关，败也山海关，早在90年代初，尚未有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而且彼时东北重工业基础是全国范围内最好的，1990年，东北三省占全国GDP的16.7%。可以说为中国走向工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华晨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天然的助力；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来临，“营商环境”变得和“工业基础”同等重要，地方政府为了留住“纳税大户”，在企业面临发展转型期时，也毫不犹豫的挥起大棒，今日回头看看当地政府是否会感到唏嘘、后悔？

与此同时，东三省的官本位意识更强，在一个凡事都要托人靠关系营商环境是否能够留住优秀企业？这种官本位的土壤一方面孳生出祁玉民这样官员的贪婪、腐败；另一方面“朝中有人好办事”的思想深入人心，导致官员和企业深度绑定，一旦出现官场震荡，反而会折射到当地实体经济上去，我相信对华晨集团而言，若是没有2001年的辽宁省官场巨震，是否仰融也不会南下寻求变革？华晨集团也能够更稳健的成长？

我认为，不摒弃陈俗旧规、不营造健康的营商环境是不具备振兴东北经济的前提条件的，祁玉民的案件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地域的缩影，透过这起案件一方面引起对腐败的警惕、另一方面也应意识到良好的环境，需要让“资本”和“权利”保持距离，不要重蹈祁玉民和仰融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