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民国各个军阀头子？ 第1页

辛亥革命民族英雄黎元洪排满、阎锡山排满、许崇智排满、张风岐排满、陈其美徐绍桢排满。

在民国敢排满者，功炳千秋照万代！

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来的革命，而民族主义在特定的氛围中又极容易发展成种族的仇杀主义。这种倾向，在武昌起义的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据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起事之前，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即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包括“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旗人者斩”两条。起义爆发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 第三十标革命士兵鲁祖轸也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标（标相当于团）的各棚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刘秉钧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紧跟在双璧的后面，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次第铺开，一些旗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北当局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流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据估计，湖北新军十名士兵中有一名是旗兵），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约150人），合计约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旗人。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多名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共进会员郭寄生说：“我以曾在街上亲见便衣数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杀旗籍妇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权，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此则暴徒行为，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

民国知名将领、时为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学生的陶峙岳（手刃数人）也曾回忆说：“在旗人居住区，则有些旗人被杀，陈尸街头，其状甚惨。”不过，陶氏认为：“碰到这样天翻地覆的大风暴，死几个人也是难免的。想到清兵下江南时，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就不算什么了。”陶峙岳的这种想法，似乎也代表了当时很多年轻革命党人及革命士兵的共同看法。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在如此的非常情势下，说“旗兵四处窜扰”或“趁火打劫”更接近于一种杀戮的托辞。如起义后，湖北省咨议局遭到不明射击，革命士兵迅速查抄了附近的宝瑛公馆（宝瑛为荆州驻防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做过湖北新军标统，后调任陆军小学总办），当时公馆中只有宝瑛妹妹一人，后被杀死并拖到阅马场陈尸示众，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回忆中记载甚详，实则宝瑛及其妹何尝反抗过革命。

咨议局的被袭引发了对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革命军在大街上任意拦下行人并盘查他们是否满人。据革命党人李廉方的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读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们读niu而不是读liu，那么他们就会被杀头。”

据革命士兵万业才所说：“在当时，革命党人并不懂得‘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策，在捉到旗兵后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出入城门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后方能出进。‘六百六十六’湖北语音为“loubelousilou”，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得一模一样的。”以发音判断是否旗人的方法未必是最科学的，因为它会使得那些发音并不是那么标准的人（特别是在京师、直隶一带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人）遭受莫名的危险；再者，荆州旗兵不懂满语也不讲京话，他们说的乃是荆州土话，但凡来自荆州一带的人，其危险程度就越高。

万业才亲身参与了起义当晚搜索旗兵的行动，“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我们大声喝叫：‘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做什么的？为什么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来。从语音上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中的满族内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二人送到军政府处决了”。

万业才为他们的行动辩护说，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长期欺压汉兵，“例如，汉满士兵二人相向走来，汉兵不能正视旗兵。否则，旗兵马上质问你：‘你看什么？鬼日娘的！’‘你吃谁的饭？’如果你不回答是‘吃皇上的饭’，马上就大祸临头，轻则禁闭，重则杀头。正是因为旗兵平日骑在汉兵头上作威作福，飞扬跋扈，蛮不讲理。所以，革命党人早已恨之入骨，准备造反”。不过，从常识上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旗兵无缘无故挑衅汉兵的回忆颇有点不可理喻，而且湖北新军中的旗兵来自荆州而不是东北，万业才对他们显然并不熟悉。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曾回忆说，10月12日的反满暴力达到了顶峰。那天的杀戮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当地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但军政府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拒绝了。直到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出面干涉后，军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这种杀戮。尽管他们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或者说出于对列强的畏惧，军政府听从了各国领事的建议。因为后者在这场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10月14日，一名路透社的记者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么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美国学者路康乐在《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地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在这场风暴中，旗人妇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为她们的头发、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的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有革命士兵回忆，“发现藩库有匪人截取银两，当将银两夺回，因念行劫者系见财起意，故未予严办，就放走了”。非常时期下，革命党人可以宽容盗贼匪人却不能宽容旗人妇孺，这种逻辑本身就很奇怪。更离奇的，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就连强盗拦路作业时也动辄以被劫者为“满人”或“汉奸”为名加以抢劫。革命党人殷子衡就曾回忆说，革命时有一些犯人被放出去后重操旧业，“是处有以保安杜为名的强盗多人，拦路抢劫，到夜深闯进我的睡房，说我是满人，是汉奸。有的说‘抓出去用枪打了他’，有的说‘用刀砍掉’，有的说‘把他捆起来送到都督府去’。我因病了，懒得说话，也不愿意同他们辩论。群盗挨近我的身旁，任意搜洗。身上几十块钱的路费，都被他们拿去了。后来有一盗瞪着眼睛望着我，说：‘你不是殷先生吗？’我答应他说：‘是的。’我也把眼睛望着他说：‘我在哪一处会过你的呢？’他说：‘在模范监狱里。’我说：‘是的，是的。’此盗就向他的伙伴说：‘我们出去罢，殷先生我认得他，他曾为革命遇过难呢。’众强盗听了这几句话，就一个一个的退出去了，并且把抢去的钱还我十八元，以作船费。”这段听起来极具喜感而滑稽的故事，似乎证明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那就是“盗亦有道”，看来并非虚言。

相比而言，武昌起义中被杀的旗人并不算多，最严重的是陕西西安。西安的旗人大概在2万人，城墙很高，防御坚固。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到陕西游历访问时，他对当时的满城和旗人武装颇不以为然：“如今西安的八旗子弟居住区，城墙东倒西歪，空气沉闷，到处是杂乱和腐烂的景象。在一个军事演习的大场地，清朝高级军事官员正在一旁检阅边奔跑边打靶的骑兵。那些懒洋洋的享有特权的八旗子弟虽然曾在军队里受过所谓的训练，但毕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战斗力，行军二十英里他们就会垮下来。” 最致命的是，西安的旗兵在武昌起义爆发前正好需要更换武器，当时已使用了15年的3 000支快枪被卖出去了（可能是卖给军事程度相对较低的巡防营或警察），但新的武器还没有到，结果旗兵只能用旧式前膛枪和过时的后膛枪进行抵抗。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终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或者说杀戮）。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属。’”

西安满城的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地杀死了。” 三天后，革命军下令停止屠杀。据凯特的估计，旗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旗人被杀。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除出西安。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事后的回忆中，陕西革命士兵党自新也不无隐晦地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战。在此期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军官杀死了一些不必要杀死的旗兵和家属（这段话可与前面凯特所说的相呼应）。 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这些文件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根据当地传教士的报告后发给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李约翰是知名传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馆之围中年龄最小的外国避难者。当年中外间的血腥杀戮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革命时期西安旗人被杀戮的情况，上海《申报》也有过两次记载，一次是当年12月10日以“译电”专版记载说：“北京接西安府十月初六日来函，谓旗人八千被杀”；两年后也就是1913年12月27日，《申报》再次记载：“当革命发难西安，旗人被戮者约有三千余户”。两则报道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滞后的新闻在真实性方面略具优势。只是当时西安究竟有多少受难者，各方说法不一，加上中国人一向对数字马虎，目前恐怕只能有个大概的印象了。 与其他各省革命不同的是，陕西革命因为会党色彩浓厚，他们不但攻击旗人，而且还攻击洋人。1911年10月23日晚，当地哥老会攻击并烧毁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会学校，2名外国传教士和6名外国学生被杀，史称“南关教案”。受此影响，其他教会也遭到攻击，一些传教士被打伤，教会学堂被烧毁。 因为这个意外的因素，各国公使加强了对西安事件的关注，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收集了一些传教士的报告并转发给了外相格雷爵士，其中包括这样几封电报：“传教士肖乐克先生11月11日的来信，该信说，……西安府的满洲人几乎已被歼灭净尽”；“至于西安府的情况，曼勒斯先生证实了我们已经收到的关于在头两三天内屠杀满洲人的报道。他估计普通的满洲居民有两万人，并确证了肖乐克先生所说的大约一万人被杀一事”；“盖士利主教来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说：西安的……满城遭到攻击，所有的满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陆军部队服役者外，几乎统统被屠杀。”

革命中的滥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所造成的。当时的西安，革命党十有八九都是哥老会成员，仇满情绪极为激烈。与事的同盟会员，这些人因为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认为不应对驻防旗人进行过于残酷的屠杀。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会党势力占据上风，西安满城由此变成了残酷的兵燹场。 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回忆说，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所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领导陕西革命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风翙。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后在陕西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但是，会党是一群骚动不安而极其凶险的乌合之众，由其充当主力（哪怕是会党士兵）的革命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杀戮。对此，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也不无遗憾地表示：“对于人道，殊近残酷。” 民国时做上江苏监察使的渭南革命党人严庄，他当时也在西安闹革命，后在街上碰见个旗人小孩，砍了四五刀，血流了一地，小孩仍未死。严心软了，回来放下刀，再也不去了。事后，一些革命党人却嘲笑他无用。无用的还不止严庄一人，前面提到的革命党张奚若也在事后承认：“我当时不在陕西，若是在的话，不知要怎样才能杀得了人呢！”

革命中的西安无疑发生了一场大悲剧。这是一场类似于太平天国期间发生在南京和杭州的悲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带有种族屠杀性质的屠城行为。一周后，与陕西毗邻的山西太原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不过太原满城的规模比西安要小很多，那里只有644名旗兵及数千名旗人。在10月29日的革命中，太原满城遭到了革命军的大炮轰击，旗兵并没有组织抵抗，但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当乱起之时，该满城地居城之东北隅，并未得有消息。迨闻炮声，始知事变，遂始逃奔。迨奔至营门，已被围住。是时炮弹如雨，营内房舍尽毁，全城无一逃生者。”当然，“无一逃生”的说法略显夸张，但满人伤亡严重，满城被焚毁却是事实。 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说，“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化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利用理性逻辑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会员，激发人们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个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并导致最恶劣的放纵”。 当反满从“主义”变成鲜血淋漓的生死场后，那些亲历了惊魂荡魄的杀戮场面的人无疑陷入了迷乱与沉思，反满主义的动机、目的及实践方式，无一不被重新反思、质疑甚至放弃，就像革命党人严庄最终弃刀而去一样。很显然，之前似是而非的反满主义已无法直面残杀，继续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因为各种原因，辛亥年旗人殉难的具体数目已无从可考，《辛亥殉难录》中所记的有姓有名者，西安驻防2 248人，江宁驻防706人，荆州驻防403人，京口驻防320人，福州驻防98人，不过这些仅仅是驻防兵丁而远非所有受难的旗人。

为证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对旗人的杀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有意隐去。但历史终究是历史，革命也具有多样性，它不可能像处女一样的清白。辛亥年，凡是有满城的地方，都出现过滥杀的情况，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异。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年悲剧发生时还是有很多汉人设法去保护那些无辜旗人。如武昌的士绅要求军政府禁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旗人也在事后回忆称为汉人老百姓所救。在鲜血与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终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冲动与无逻辑的理念。

客观的说，非理性的“驱除鞑虏”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些不必要的杀戮负责，特别是起义酝酿期的“排满”宣传与动员，其负面效应极大。武昌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当地指明：“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能搜献满人及接济军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均有赏。”陕西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张钫也在《辛亥西安东征举义日记》中说：“西安革命党人起义后，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枪数百响，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 激变时期的民众心态与和平时期不同，在革命者的潜意识里，杀满是为了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汉人复仇，这种一而贯之的宣传使得革命者在屠杀中丧失了罪恶感。相反，他们在从事杀戮时心中充满了神圣感甚至正义感。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以效果论，没有什么比仇恨更能激发士兵的战斗力了。据武昌起义中的革命者回忆说，测绘班制图科科长王肇鋐的儿子王继祖，这个年纪很小的学生也要参与行动，后来大家劝令他不必参加；王不肯，彼此争执至于泪下；到汉口，革命队伍经过一个名叫喻义的同学家门口时，他向家里关照一声说：“我来汉口和满人打仗呀！”他的叔叔听了跑出来双手搂抱不让他上火线，喻同学把他猛力推开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与灭绝性的宣传不仅令旗人惊恐万状，其他民族和汉人士绅也为此感到大为不安。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古者督军元戎而举仁义之师，大兵到处无不以民命为重，谅仁者之师，必能开恩赦宥于无辜。钢刀虽利而不杀投降之卒，为何有不容满军投诚之令命？”

武昌起义后，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避居上海的江亢虎在目睹了至为激烈的排满风潮后，不胜“疮痍满目，不忍见闻”之感而发表了一封致武昌革命军的公开信，信中就“兴汉灭满”的种族革命提出了十二点“大不可”，其大意是：种族革命，有悖于人道，易失民心，并且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精神相牴牾；以复仇为义，冤冤相报，本为大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导致瓜分惨祸。两年后，此信收入《洪水集》，江亢虎还特别附记：当时人心狂热，舆论沸扬，大有暴民专制之势，而上海各报纸，无敢稍持异议，除《天铎报》匿其姓氏刊录，没有哪家报馆敢登出此函。信件发表后，江氏立即收到了革命军驻沪事务所的来函痛斥，并且还有多封匿名警告信，谓其“倡邪说以媚满奴，疑乱军心，当膺显戮”，“汉奸”“满奴”的称号一齐掷来，甚至有人宣称要用炸弹对付他。革命还是不革命，理性还是非理性，在这则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纪律约束的会党分子造成革命中的滥杀，但悲哀的是，在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被杀戮的对象。譬如在四川，引发革命大潮的“保路同志军”多为“袍哥部队”。据时人所见，他们或拥一城或踞一寨，称都督、号大王，拥众自雄，莫能相下，“他们的装束打扮都很奇特而复杂，有的头缠白帕，有的打着英雄结，有的戴瓜皮小帽、斗笠、草帽、藏袍、短褂，或将长衫剪去一截，有带红绸结花的腰刀或腰插短枪匕首，有穿麻耳草鞋，上结红花或穿元口平鞋、滥衣破裳，真是五光十色，甚至戏装，几乎应有尽有”。各哥老会进城后，什么“公口”“茶哨”“办事处”的灯笼都挂了出来，并勒令商民富户缴纳饷需，而各派之间又意见不和，互相仇杀，几无宁日。 广州光复也是如此，进驻省城的各路革命军五光十色，俯拾皆是。据估计，当时革命军约有十万之数，而其成员又以会党、绿林及贫苦农民为主。在这些革命军统领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最为凶恶。此人原是打石匠，后兼营头发生意，曾用头发包运军械接济革命党人，有些许功劳。石与新军标统秦觉有嫌怨。革命后，秦畏惧石的凶焰躲进咨议局第一师司令部（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与秦为日本士官第六期同学），谁料一出局门，便被石的党羽劫持，当场将秦生剖（警察郑家森在革命后也被生剖，因其捉拿了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革命烈士温生财）。除石锦泉外，还有一个叫“百二友”的民团（或称会党）也在街上横行无忌，导致广州秩序异常紊乱，商民叫苦不迭。

孙中山回国后，胡汉民陪同走往南京，继任都督陈炯明对民团们痛下杀手，先是石锦泉与其参谋长自寻死路，其手携土制炸弹冲进都督府索要饷项，结果被卫队官兵捆起，当天下午即执行枪毙，石字营被强行解散；接着，王和顺、杨万夫、关仁甫的司令部被新军用炮轰毁。强压之下，其他民团缴枪的缴枪，解散的解散，广州这才得以安靖。至于那些“百二友”，也被广州警察厅长陈景华消灭得八八九九。陈的命令，凡是穿白鞋、绿袜、吊带和头上前留一小撮头发的，都是“百二友”，一经捕获，即绑去东校场枪决。据时人所述，东校场分作四个杀人区域：一个是陆司令的，一个是海军司的，一个是广阳绥靖处的，一个是广州警察厅的，各区域都竖有几根黑旗，押到囚犯，各就黑旗旁边枪决，以绥靖处和警察厅两个区域杀人最多。

革命与反革命，时有反复，但杀戮是相同的。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沈从文就曾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10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

一个甲子以前，太平军时曾国藩以杀止暴，革命本以暴力为最后仲裁，而能止暴者者，唯有更具组织之暴力。清亡后，武夫秉国，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在南京（时称江宁），关于满汉仇杀的谣言传播相当厉害。据某电报员回忆，当时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人天天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一样，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店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改名换姓，充作汉人。 南京是八旗的驻防城市，但坚决抵抗革命的不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而是江南提督、江防营统领张勋。庚子年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时曾由张勋统带所部北洋新军随京陛护。皇恩浩荡下，张勋由此感恩戴德，最为“大清忠臣”而一生不悔。在张勋看来，无辫之人即为革命党，他手下的辫子军在第九镇统领徐绍祯举事失败后大肆搜捕革命党，凡是没有辫子的一律就地处死。据说至少有400名嫌疑犯被杀，也有说上千人的。

之后，3万革命军（江浙联军）卷土重来，张勋的2万名江防营部队和铁良的2千旗兵抵挡不住，结果在张勋撤退之后，南京的旗人成为被报复的对象。其中一位名叫苏良弼的民军将领，其手下军队对满城进行了随心所欲地焚烧、杀戮与抢劫。据一名到访的法国学者费尔南多·法杰勒记录：“革命军放火焚烧（满城），团团围住着火的房子，开枪射死了每一个试图从火中抢出自己财产的鞑靼人。那些空手逃出来的人侥幸保住了性命。”在革命军的攻击下，一些旗人点燃了军火库，试图同归于尽。这场杀戮性的混乱整整持续了一天，之后革命军发布命令，宣布保护旗人的安全。苏良弼被逮捕，他的虎狼之师被解散，但此时的满城却早已成了一片焦土。 数月后，费尔南多·法杰勒又记载说：“鞑靼城连一块直立着的石头都没有留下。我们在残垣断壁中进行搜寻，除了焦土和瓦砾，什么也没有看见。每一间房子都被完全夷为平地。”据《辛亥殉难记》中记载，南京旗营官佐死亡38人，其中被杀10人，阵亡4人，不名死因者6人，自杀者则高达到18人。毫无疑问，南京的满城再次遭受了一次类似于太平天国式的劫难，虽然这次的规模可能要小得多。

对此，当时正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职的鲁迅也颇为委婉地说：“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当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那么，城破之时，汉人大大地发挥了复仇手段了么？并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诉我：战争时候自然有些损坏；革命军一进城，旗人中间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难，在明的冷宫的遗址的屋子里使火药炸裂，以炸杀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几个适从近旁经过的骑兵。革命军以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烧了一回，可是燹余的房子还不少。此后是他们自己动手，拆屋材出卖，先拆自己的，次拆较多的别人的，待到屋无尺材寸椽，这才大家流散，还给我们一片瓦砾场。”最后，鲁迅加了一句：“但这是我耳闻的，保不定可是真话。”

江苏境内的镇江也是八旗驻防城市，这里驻扎有1 692名旗兵。早在南京之前，镇江旗营副都统、皇族穆载即同意投降并交出武器，以换取旗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镇江的革命最初是和平的，双方达成了协议，但在南京举事的革命军遭到失败后，他们退到镇江重组时将一腔怒火发泄到镇江的旗人身上，结果导致很多旗人被杀。而穆载则因为受到欺骗愤而自杀。剩下的旗人们被赶出满城。

在陆军第四中学读书的旗人通甫回忆说，南京革命时他已经剪除了辫子，因为害怕张勋捕杀无辫之人而赶忙逃出南京，经上海中转后乘船赶回福州老家。当时船上共有二十几位同学（满汉各半），他们还一度担心福州也会杀害无辫之人。一行人回到福州后，因为他们结队而行，脚上又穿着铁掌皮鞋，走在石板路上叮当有声，结果城门口有人赶紧去通风报信，说是革命党要进城，吓得城内十里长街的商铺全部打烊。

福州旗营的历史很久，在最鼎盛时有8 000旗兵（可能与收复台湾之役有关），但到庚子年后，兵额只剩2 000人，且旗兵多为老弱病残，有战斗力的只有600余人，不成队伍。通甫等人回营后，福州将军朴寿命他们训练旗丁，但前来受训的却大都是一些五十多岁的人。当时福州还驻有另一位满人高官，那就是闽浙总督松寿。与朴寿不同的是，松寿认为大势所趋，准备妥协。但朴寿却认为福建的新军第十镇可靠。因为其统制孙道仁为忠良之后（其父孙开华为福建陆路提督，曾在1883年中法之战中渡台作战），断不会与朝廷作对。那些革命党只是胡闹，不足以成大事。 不过，朴寿心里也清楚，把希望全寄托在孙道仁身上也不现实。因为底下的士兵一旦被煽动，上层未必能控制局势。因此，他又命令给旗营中13岁以上的男子发枪并带300发子弹，妇女则每人发一把剑。据说，朴寿还组织了一个500人的“杀汉团”，并在满城口外安置大炮并埋设了地雷，准备在受攻击时与汉人居住区一起同归于尽。

在紧张的局势之下，福建咨议局的士绅们忙作一团。他们四处奔走，试图劝说松寿让出政权，争取和平解决。但松寿为朴寿所困，提议被拒绝了。在下层士兵的支持下，由许崇智、彭寿松等人率领的革命军开始攻击满城，旗兵们则用复仇性的大火攻击了邻近的汉人居民区，引起了一片火海。由于革命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在山上向满城开炮，加上福州旗兵本来就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因而攻击只用了一天时间，满城即挂出白旗，上面写着“请求停火，全部缴械乞降”。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朴寿一面组织抵抗，一面将旗人集结到八旗中学，准备集体自焚。在此过程中，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另有数百名旗兵和家属自殉，他们投井或跳入了闽江。镶黄旗协领定煊自缢。捷胜营队官郎乐额兄弟三人及十几名家属浇上煤油烧死了自己。据事后革命军的统计，旗兵死亡280余人，而革命军一方只死亡了13人。至于福州将军朴寿，其在旗营投降后被生擒，愤怒的革命军士兵将他的尸首剁成了四块。 3天后，据某殷姓目击者回忆，当时的福州满城，“都统署尚存两进，余皆为瓦砾之所场。妇女成群，露宿乞食。至御河桥下，犹有大小尸体数具未及掩埋。哭声惨状，不忍闻睹，然本地人士寂然莫动于中（衷）”。据他的解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之前旗人过于骄横，以至于汉人切齿痛恨所致。

战事结束后，除朴寿因其愚顽不灵而被杀，福州旗营并没有发生屠杀抢掠的报复性行为。相反，革命军对战败的旗人颇为宽容，被推为都督的孙道仁甚至为自杀身亡的原总督松寿举行了追悼会，“杀汉团”指挥文楷也被释放。不过，革命军政府拒绝了咨议局所提出的“继续向旗兵提供俸禄”的请求。据通甫的回忆，旗兵们被就地解散，每人发一元（没辫子的发三元），旗人们则发一两银子和一些大米，让他们自谋职业。 福州革命后，省内局势依旧紧张。据革命党人傅柏翠回忆，他和一些同伴加入同盟会后返回县城，“某次，几个人一起走到江边，看到江中正驶着一艘船，我们怕它夹带旗人逃走，就招手呼喊：‘船上是些什么人？’船上人见呼喊的人是没留辫子的‘革命党’，十分惶恐，急忙回答‘船上并无满洲子’，边说还便打躬作揖。”这一案例，似乎也说明当时的革命风潮并未过去，满汉关系依旧极其敏感。

当然，辛亥革命中被杀的高官远不止端方一人。据统计，革命中被杀或自杀的督抚共4人，其中包括：闽浙总督松寿（满族，自杀）、四川总督赵尔丰（汉军，被杀）、江西巡抚冯汝骙（汉族，自杀）、山西巡抚陆钟琦（汉族，被杀）；被杀或自杀的将军4人，即西安将军文瑞、伊犁将军志锐、广州将军凤山、福州将军朴寿；其他被杀或自杀的高级武将共计11人，其中包括黄忠浩（汉族，提督）、良弼（满族，都统）、载穆（满族，都统）、谢宝胜（汉族，总兵）、王有宏（汉族，总兵）、何师程（汉族，总兵）、张嘉钰（汉族，总兵）、谭振德（汉族，协都统）、恒龄（满族，副都统）、锺麟同（汉族，统制）、刘锡祺（汉族，协都统）；除此之外，还有一名提法使（张毅，汉族）自杀，一名布政使（祖世增，汉军）被杀；另外，至少有31名实任知县或知州在这场风暴中被杀或自杀。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满城与外界的隔绝，很多旗人妇女儿童在恐惧与绝望下主动选择了自杀，譬如南京、荆州等地，“城内旗营多有以火焚其室，举家而殉者”；在西安，“妇孺投井自尽者甚众”；在福州，“旗兵及妇女投河死者数百人”，甚至有一家十几口自尽的。满城中发生这样的事件并不是偶然，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乍浦、太平天国时期的南京与杭州、庚子年的北京，都曾发生过多次。

值得一提的是，清廷在革命大潮中的克制尚有可圈可点之处。譬如西安屠城的消息传到京后，在旗人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城内一度风传满人要屠杀京中的汉人作为报复，然后退回盛京。在此情势下，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于10月31日致电各省督抚及将军都统，称“现外间纷传荆州驻防有排汉之举，虽属毫无影响，然此事颇与大局有关，诚恐各省以讹传讹，多滋误会。应即责成各该督抚、将军、都统严查所属驻防旗营，不得误信谣传，妄思暴动。如有不服缔禁，即以军法从事，以此观之，政府绝无听凭满人排汉之意。” 不久，清廷又谕令主要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朝廷对于此次乱事，绝无种族观念，无论满汉，一体同视。尔军士人等务宜仰体朝廷意旨，毋得激生事端，以致大局决裂，招外人干涉之祸，倘有诬造谣诼，是即违背朝廷，即按军法严惩。”据时任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长的叶恭绰回忆，当时“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此处的“尚书某”，指的是代民政部大臣桂春。为辟除京城旗人将大杀汉人的谣言，清廷还有意将其革职而重新启用原巡警部尚书赵秉钧，以安人心。应该说，清廷的些举措对防止满汉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摄政王载沣在消除“满汉畛域”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一再拖延，也是各地驻防旗人辛亥年遭到重创的原因。正因为旗人们被长期圈禁在满城之中，这不仅为革命党的宣传造就了口实，也在地理因素上造就了革命中旗人大量伤亡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载沣在执政的三年中按既定计划将旗人削籍为民，剪除长辫，并促使旗人迁出满城，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在这满汉民众间了解加深的基础上，这些悲剧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革命暴力对旗人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其实要比直接的屠杀要深重得多。如武昌起义后，南京出现针对宁、杭旗兵的宣传单，其中不无严厉地警告：“尔若梗顽不化，开炮乱击，但有伤吾汉人一房者，城破之后，必将尔等少壮老幼尽数全戮。尔等试举目以观，今日大势，全在汉人之手，区区两城，尚能抗拒大命乎？”

在江西，原在省城候补的满人官员纷纷扯下标有衔籍公馆的名条，改穿汉装，以避燃眉之祸。不仅如此，贡院附近的八旗会馆及百花洲八旗奉直公馆名牌也都纷纷卸下，内中物品搬运一空，以免遭不测。在杭州，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在制定安置旗人办法中规定旗人可领取一笔生活费用；但在恐慌情绪下，大多数旗人此时都已逃跑，就算知道的，也害怕由此暴露旗人身份而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 局势的混乱加上信息的不对称，辛亥年的各种谣言在旗人中四处流传。譬如称某些地方满人已经被整城杀尽，“无一逃生”，甚至大量“裸体悬诸城墙，以大铁锤钉其四肢，作射击之标的”，等等。另外一些传言，譬如革命军只对旗人进行简单的辨别，如让旗人说“999”、“666”（因旗人读“九”或“六”的发音不同），或通过摸他们的后脑勺（旗人因幼年多睡摇车而后脑勺较平），一旦露出马脚，便格杀勿论。当然，其中有一些也不完全是谣言。

旗人“被屠”的消息传开后，成都旗营也是谣言四说汉人打入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在此谣言下，地处偏远的成都旗人以为大祸临头，每个人都觉得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于是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大祸临头时自杀或殉义。这种“末日情绪”在当时的旗人中间并不罕见。光复前的广州，在新任将军凤山被炸后，满人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在京，一些满人女子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起，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旗人也在不断增加。

由虚幻的主义到具体的行动，“排满”带来的酷烈暴力在辛亥年成了可怕的现实。对于各地的驻防旗人来说，辛亥年或恐怖或痛苦的经历给他们的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如杭州驻防旗人、油画大师常书鸿，辛亥年尚年幼的他，多年后对革命军攻打旗营时的惶恐仍记忆犹新：“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学者关纪新记载了这样一则往事：1983年，他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先生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此后，关先生因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唐先生复信，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

老舍夫人胡契青曾说，辛亥时西安出现了对旗人几乎全都杀尽的事情，老舍有一门亲戚是西安的驻防旗人，全家遇难。他们听说此事后，心里非常恐惧与难受。荆州驻防旗人、京剧名家关肃霜也曾谈到，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时，父亲特别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

引自

：天命所终：晚清皇朝的崩溃

作者：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