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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大扫荡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的那么大的损失,日寇为何没有继续推广这种“经验”呢?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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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用玩游戏+上帝视角在看待战争。

而且不少人玩的游戏还不是rts,而是RPG。

举个例子,著名的长平之战。很多人帮赵括洗地,用的理由是,赵括也给了秦军很大的杀伤。

这完全是一种RPG思路,把秦国当成boss,我赵括带领赵军虽然输了,但是我打掉了boss半行血,输出还是挺高的。后来其他国家没有跟上,让boss把血回上来了,那是其他国家的问题,不是赵括的问题。

然而六国不是队友啊,他们的共性只是最后都被秦国灭了。作为赵国的将领,他要做的是尽可能地在保全赵国战力的情况下击退秦军,如果可以给予秦军重创那自然是更好了。但是他把军队都送掉了,这对于赵国已经是千古罪人了。哪怕秦国也两败俱伤,被其他国家比如楚国灭了,那又如何?赵国还是失败者。

题主的问题与这个很接近。

他把tg当成了boss,然后觉得日军大扫荡让tg失血严重,眼看血量已经掉到三分之一以下了,为什么不再加把劲把boss打死呢?

然而现实是,日军的扫荡是需要计算成本收益的。日本的敌人不止有tg,他所期待的是通过扫荡摧毁tg的根据地,然后从占领区汲取资源增强自身的力量。如果能够顺利的获取资源,哪怕tg不死其实也无所谓。

但是tg撑过了大扫荡,虽然损失很大但是依然让日军入不敷出。更加要命的是由于收益递减原则,日军想要继续收获更大的扫荡成果必须进一步增加更多的投入。

要知道大扫荡对于日本来说本来就是亏本买卖,是指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靠短时间内的大量投入一举扭转自身在占领区的尴尬状况,再慢慢通过占领区资源回血。现在咬着牙搞了扫荡,收益没看到,自己兜里的钱已经见底了,这时候他怎么继续?

任何战争,战役都是有其目的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消灭敌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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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对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战术乃至战略。

请参考华国锋的敌后抗战经验:

1942年秋天,毛泽东提出“挤敌”的方针后,华国锋开始反复思考如何挤走芝兰村敌人的办法。他到离敌人据点十几里地的双龙村召开区委、一营负责人、民兵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领会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挤”字。现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我们没有能力“打”“赶”敌人,只能“挤”。怎么“挤”?华国锋认定,“挤”,就是围困。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动员芝兰镇附近15里的群众搬到我军控制的晋绥根据地去,对芝兰村实行坚壁清野。1943年2月底,华国锋派民兵在山上监视敌人的行动,命八分区部队和民兵先后掩护芝兰据点周围15里内的群众只用一晚上就全部迁到根据地,使据点周围一夜间成为“无人区”,敌据点成为孤岛。日军找不到粮食吃,找不到柴烧,只好从城里运来,而当敌人运输粮食、柴草时,我游击队则找机会伏击敌运输队,把运输队打回去,芝兰村的日寇得不到给养,就跑出15里外从老百姓手里抢。华国锋就组织游击队沿路伏击敌人,让日军付出极高代价。为了彻底把敌人“挤”走,华国锋决定游击队集中于敌人据点周围活动,白天敌人出来,就派神枪手打冷枪毙伤敌人,半夜则时常放鞭炮,敲锣打鼓惊吓敌人,使敌人惊惧不得安睡。他还决定卡断敌人水源。芝兰村只有一口井,离炮楼有数百米,日寇每天出来挑水吃。华国锋就指挥民兵中的神枪手,躲在山梁上专门射杀挑水的日军。日军往往派许多人掩护几个人挑水,却被我民兵神枪手射杀,挑不到水。歹毒的日军知道抗日游击队不打老百姓,干脆抓来老百姓逼迫他们为日军挑水。华国锋见此情形,心生一计:将死猫、死狗扔到井里,让日寇无法喝。日寇渴急了,逼老百姓将井水淘了照样喝。华国锋听取一位老人的计策:把头发剪碎了扔到井里。日寇淘不尽碎头发,只好放弃在这口井取水,转而组织了一个毛驴队到附近山沟里驮水,并派出大批日伪军联合护卫。华国锋根据这个情况,在日军驮水毛驴队必经之路埋伏下多个民兵小分队,见到毛驴队过来,只瞄准日伪军开枪,打完就跑。日军驮水毛驴队每走一两里路就遭到伏击一次,驮水一次,就要伤亡多人。而驮水的老百姓却毫发无伤。当地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鬼子汉奸护驴队,一天三时来驮水,水没驮上往回跑,喝点驴尿尝尝味。”日军喝不上水,再也无法生存了。1943年7月21日,芝兰村的日军,在文水和东社据点敌人接应下,炸毁碉堡,撤兵西逃,八分区腹地三分之二的土地获得解放,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为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进而把对敌斗争的中心由山区转向晋中平川。


1944年9月,毛泽东得知交城芝兰日寇据点被“挤”掉的消息后,当即向晋绥分局电示:“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时年22岁的华国锋指挥的芝兰战斗规模不大,却成为抗日游击战的典范之一。芝兰的群众至今仍记得这场战斗,他们在那口水井上建了一个棚子,作为抗日战争的文物保存至今。

还有山东根据地罗荣桓元帅提出的的翻边战术:

1938年,八路军115师,转战鲁南,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和“蚕食”。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罗荣桓结合山东历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经验,于1942年10月22日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其主旨是将主力配置在边沿区,当敌人进行“扫荡”或“蚕食”时,部队不是“敌进我退”,而是选准有利时机,“敌进我进”,“翻”到敌人占领区去,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换一种说法,就是“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而此后在坚持游击区的斗争中,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入敌占区,袭击敌人后方,打击日伪政权,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

多年后,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谈到“翻边战术”时如是说:

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简单地说就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由此也可以引申为:敌人“扫荡”我甲处,我从乙处打出去。由于敌人兵力稀少,当它集中兵力“扫荡”我一处时,其他处兵力往往空虚,因此也是其他处实行“翻边”战术的好时机。

“翻边战术”的运用,一次次粉碎了敌人对山东各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翻边”翻到最后,我军越“翻”越多,根据地越“翻”越大:

1938年之前,山东是名副其实的“沦陷区”,到1945年时,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有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有27万正规八路军,五十多万地方武装,150多万游击队员,党员人数发展到30多万,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消灭日伪军51万人,占整个抗战中歼敌数量的三分之一。

毛主席后来对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给出了总结性的评价:

“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翻边战术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1941年11月5日下午,山东八路军115师部队和中共山东分局及战时工作委员会等机关人员三千余人,从沂蒙中心青驼寺转移到沂南县留田一带。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肖华、参谋长陈士榘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首长,在牛家沟小村一间草屋,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陈士榘参谋长报告敌情:这次敌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和山东日军司令官土桥中将,亲自到前线督战。分成11路进攻的敌人已经缩小包围圈,最近一路离我们只有5里地,和我们的哨兵开了火……

听完报告,讨论突围方向,有主张向北,有提议向西,还有建议向东转移到滨海区。罗荣桓政委沉着地听着,最后他说,敌情很严重,今晚上突围是粉碎敌人大“扫荡”的关键。选择突围方向,不但要考虑保存自己,还要考虑打击敌人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群众少受损失。西面是津浦铁路,敌伪碉堡林立;北面不但有强大的日军,还有国民党顽军,都去不得。东面敌人兵力薄弱,但隔着沂河和沭河,当中有60里平原,发现敌人装甲部队和骑兵。以往敌人进攻沂蒙山区,我们都向东跳到滨海区,鬼子可能摸清这个规律,在沂河沭河之间设下一个口袋……

停了片刻,罗荣桓突然提出向南突围,大家都有点震惊。南面的日军最多,三道封锁线,两条公路,而且靠近日寇占领的老窝临沂城。陈光拥护罗政委的主张,他知道罗荣桓用的是“翻边战术”,出敌不意。其他同志也没有异议。

四架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三千机关人员在山沟野地里隐蔽。唯一警卫部队特务营在周围警戒,北面传来零星的枪声,大家都很紧张。

太阳落山,侦察排先头出发。天大黑,罗荣桓、陈光和师首长们带着几个老乡当向导,跟着前卫,沿着山道前进。后面是机关人员和收容队。

爬山越岭过小河,到了公路边,队伍屏声静气,跑步通过。半小时后,全部人马刚刚上了一座小山,便听见公路上传来洋马嘶叫和炮车轰隆声。回头眺望,大队鬼子兵的刺刀在月光下闪亮,千钧一发,真险呀!我们的队伍加快步伐,齐刷刷跑向张庄,那是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口。侦查员回来报告,庄里没有敌人。队伍改成三路纵队,跟着罗政委跑步通过两山间的隘口,山上敌哨兵似乎发现了什么,盲目打了一阵枪。顺着蜿蜒的山道,队伍开始了急行军,进入一道山沟,停在离高里村北面几里外待命。附近的大小山头上到处燃烧着篝火,光影下游动的鬼子哨兵,不断发射绿色信号弹。便衣侦察员带着警卫部队,占据了村外预定要通过的十字路口,大队人马从敌人鼻子底下迅速跑过了第二道封锁线。果然不出罗政委所料,敌人后方空虚,第三道封锁线还没有形成。天亮前,部队在临沂城东北几十里外的汪沟宿营,战士们刚躺在草铺上,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包围留田的日军主力,正向牛家沟附近各山村,发起总攻。

在留田中了八路军的“空城计”,日寇恼羞成怒,对沂蒙山区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烧村庄、杀百姓,抢东西。罗荣桓等首长研究对策,要把鬼子调出根据地,以减少百姓的损失。他们决定,首先疏散机关人员,然后命令外围部队积极活动,有意暴露我军行踪,好让附近的日伪据点知道:八路军已插近了他们的老巢。

1941年11月7日清晨,机关部队出早操时,唱歌喊口令,骚扰敌人。当晚,罗荣桓叫特务营营长黄国忠带着两个连,在石兰设埋伏,拦截从青驼寺烧杀抢掠返回的日伪运输队。天黑了,一队鬼子兵押着抢来的牲口和挑着粮食的民夫,慢慢走进八路军的伏击圈。轻重机枪扫向鬼子兵,不到半小时,除了几条跑回去报信的“漏网之鱼”,三百多日军,全被消灭。

日军总司令畑俊六恼火透了,立即调动部队到临沂附近,寻找我主力决战。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主力已经杀回沂蒙山区,隐蔽在他两个师团的结合部,休息了整整三天。1941年11月12日,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亲自带一个连队,在龙口打埋伏,把青驼寺里出来抢掠的鬼子和“宣抚班”打得屁滚尿流。

1941年11月19日晚上,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沂蒙山披上了银装。大雪对机械化装备的鬼子行动不利,却让我们得以在云蒙山、五彩山、三角山和凤凰山转战杀敌。八路军犹如“神行太保”来无影去无踪,打得鬼子懵头转向。29日,600鬼子兵带着辎重队,被牵进肖家坪。我军人马攻入村庄,消灭了大部分从梦中惊醒的日军。

凭借以往的经验,考虑到肖家坪战斗之后,敌人会进行报复。战斗前,罗荣桓和师首长决定将部分非战斗人员,疏散到费县大青山。据抗大一分校来电报告,那边没有发现敌人的重兵。没料到鬼子在连连失利后学“乖”了,连夜出动两千多人,埋伏在大青山各隘口。我机关非战斗人员在天亮前走进了敌人的口袋,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战工会主任陈明夫妇,锄奸部长王立人等同志牺牲。特别是德国记者汉斯·希伯,也被鬼子杀害。汉斯·希伯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为了报道中国抗日战争,他从上海到新四军,1941年夏天到山东滨海。这次反“扫荡”他一直跟着部队,留田突围后,写了篇报道《无声的战斗》,刊登在报上。想不到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竟牺牲在大青山!

12月3日下半夜,从朱满出动的鬼子,与我们派出的游动哨接触,子弹在驻地上空呼啸而过,十万火急!罗荣桓和陈光带着二十几个人,沉着地走出南门,碰上部分机关人员,一同向西南面转移。

以后十几天,师部带着特务营在云蒙山、五彩山和东大顶一带不断袭击日伪军。神出鬼没、灵活多变的战术,逼得敌人疲于奔命,只好陆续撤退,缩回老窝。我们这才转移到滨海区休整。

50多天的反“扫荡”,大小战斗400余次,歼灭敌军6000多人,我军伤亡483名。

粉碎5万日寇对沂蒙山区空前的大“扫荡”,是罗荣桓元帅创造的“翻边战术”的伟大胜利

1943年3月3日,罗荣桓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一文中提出:当敌人对我进行"蚕食"和"扫荡"时,"在军事上就必需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回敌那里去。"这是罗荣恒元帅对"翻边战术"见诸文字的最早表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战术是红军战略战术的继承和发展。它同红军时代的战略战术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这种共同性和差异性都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共同性是敌强我弱,要经过长期的,反复多次的战斗才能改变这一态势。这种反复多次的战斗,在红军时期表现为"围剿"和反"围剿",在抗战时期则表现为"蚕食"和反"蚕食","扫荡"和反"扫荡"。差异性一是作战对象不同。在十年内战时期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时期是日本侵略者,后者比前者在人民群众中更为孤立。二是地形不同。在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央苏区,根据地面积较大,多崇山峻岭,有较大回旋余地;在抗战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则被敌人的封锁线分割为若干小块,回旋余地狭小,甚至没有回旋余地。不同的作战条件就形成了不同的战略战术,在十年内战时期,红军对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一开始是"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到第一次反"围剿"时期又有了"诱敌深入"。当敌人发动"围剿"时,红军首先向根据地内部退却,引诱敌军深入根据地内部,然后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围剿"之敌中较弱的一路,从而打破敌人的"围剿"。要诱敌深入,就需要有面积较大的根据地,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在中央苏区,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一条件。在抗战时期的敌后,由于根据地被日寇切割成小块,根据地纵深很浅,回旋余地很小。当日寇"扫荡"时,就很难做到敌进我退,诱敌深入。因为退无可退,容易被敌人合围,或从根据地另一侧退到敌占区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退却终点一般情况下是在根据地内部,同时又说:"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73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在抗战时期,把退却终点设在敌占区也是可能的。但是,为了对付日寇的"扫荡",我军通常的做法是"敌进我进",,即前进而非退却至敌占区。罗荣桓提出的"翻边战术"就是如此。为什么不是退却而是前进至敌占区?这又牵涉到敌人开始"扫荡"时,我军主力的位置问题。罗荣桓主张,应将其设在根据地的边沿,靠近一路敌人的地方,而不是根据地的中心。所以要靠近一路敌人,一是便于就近掌握这一路敌人的情况和动态,从而能比较安全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敌占区。二是可以同敌人擦肩而过,可以最快地摆脱敌人。而从根据地退至敌占区就要退至根据地另一侧,沿途不易迅速摆脱敌人,甚至可能被敌人纠缠。如果不掌握另一侧敌人的情况,还有遭敌袭击的危险。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的条件,决定了在反"扫荡"时实行"翻边战术"的必要性。当日寇进行"扫荡"时,进至敌占区是可能的。罗荣桓说:"敌人在政治上基本是处于劣势地位。因为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我则有普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且实行了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政策,这同敌人的抢掠残暴行为对照,敌人显然是劣势。" [4] (《罗荣桓军事文选》,15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正因为日寇是异民族侵略者,遭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痛恨,而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即使在敌占区也会得到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加之敌人兵力稀少,不敷分配,因此,八路军即使到了敌占区也能获得比较安全的"庇护所"和行动的主动权。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加之兵力稀少,又为实行"翻边战术"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会自然地转变为现实性。罗荣桓认为,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关键是要坚持边沿游击区。边沿游击区,又称边缘游击区,外围游击区,是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的地带。坚持边沿游击区首先是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因为这一地带将随时因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变化。当敌人兵力多,对我加紧"蚕食"和紧缩时,这一地带就会向根据地内移动;当敌人兵力减少,我军力量增强,将敌人往外挤压时,这一地带就会向敌占区移动。边沿游击区是抗日军民的前沿阵地,它坚持得好,根据地就会巩固和扩大;否则,根据地就会遭到敌人的"蚕食"和摧残。边沿游击区不仅是抗日军民的前沿阵地,而且还是实行"翻边战术"的跳板、通道和桥梁。八路军要从根据地"翻"到敌占区,必须经过边沿游击区。因此,罗荣桓提出,要使这一地带"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 [5] (《坚持着我们的边缘游击区》,《罗荣桓军事文选》,135页)。要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罗荣桓认为:"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很细腻的组织我们的一切力量,发挥出对敌人斗争的创造性,坚强我们外围游击区的工作,向着敌人占领区内部去活动,把敌人的紧缩包围封锁圈拉破口子,使敌人纵深点面的控制有不牢固的环节,使我们有条件地向着敌人占领地带上打击它的虚弱

还有华北地区的武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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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真的需要3个馒头才能吃饱!光吃前面2个,不行!

前几次的大扫荡,主要是在平原地带开展。

日本的方法没什么高明的,抓劳力挖壕沟、修碉堡,把平原进行分割,然后按坐标进行清剿。

一旦发现我部队,就立即调集部队前往进行包围和消灭。

日本人修建的壕沟、碉堡、围墙并不坚固,但凡我方有几门迫击炮都能给它轰平了,当然,我方没有,只能眼看着吃亏。

然而,这种扫荡方法在平原地带好推广,一旦进入山区,那就失效了

山区一是公路状况不好,容易被伏击,防不胜防。刘帅曾经有同一地点出奇不意连续3天设伏的战例。打完伏击后便于我军隐蔽、撤退。日本即使立即增援也来不及(增援部队半路还可以被伏击呢)。《太行山上》刘帅有统计,即使打阵地防守战,我军伤亡都将达到日军的3倍(人家有炮);但是如果打伏击歼灭战,我军的伤亡不到日军的1/10(没记准,可能更低)。平原上我们的机动性和火力都不如鬼子;山区里鬼子一遇到埋伏就抓了瞎,火力也无法发挥。

二是,后来日本汽油供应不上了。原先订好的发现八路就快速增援、快速包围无法实施了。汽油缺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国内的食用油都被征用了。

所以,平原地带相当于日本前面吃的那2个馒头,山区相当于第3个馒头。

日本光吃了前面容易的2个,第3个要它命的,却始终无法达成目标。


总归,我军在敌后的抗日行动,打断了日本“以战养战”的企图,使日本在我国的侵略行为得不偿失,无以为继,这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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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眼里的五一大扫荡:

本子击溃了游而不击的tg部队,三光政策屠杀老百姓,抢到了一大堆物资,铲除了共产党的根据地,本子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共产党和老百姓损失惨重。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重大战果。

实际上的五一反扫荡:

tg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和情报分析下,最大程度的疏散转移老百姓;和遛狗一样溜着日本人到处跑,最大限度的消耗本子的资源,使用麻雀战等战术,层层阻击,不断消耗本子部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

最后本子发展,虽然扫荡打的很爽,但是扫荡完了又陷入了出不去炮楼,城市的窘境。而且每一次扫荡后,tg的游击队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战斗意志都进一步强化,自己这边最好的战果只是抢了一堆粮食。而且因为tg游击队的反击,炮楼和城市能不能有效通气交流都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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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1944年1月5日,三笠宫崇仁亲王在位于南京的荣集团总部是这么回答的:

日本军队彻底破坏了华北的中国政权行政组织,使之成为真空状态, 且时间长达五年之久。 而朝朝夕夕被灌输以“ 不为舆情所惑”、“不为政治所拘”等类思想的日本军人们, 连中国的历史、地理、传统,中 国人的性格、风俗、习惯等等都不大了解, 而一 味推行日本式的政治, 难道这不就是促 使中共猖撅的原因吗?!
中共的薪俸, 最高是卫生队长, 月饷八元, 其次是无线电队长, 月饷五元,再次是团长, 月饷四元,士兵最低是每月一元。还有一份接待来客的费用的调查资料, 其特点是不备酒、烟。友邻部队的团长来时, 鸡蛋五个五角和香油四角,即便是军区的干部来时,也只是猪肉三斤四元和香油四两六角及醋一角。
这与日本人的薪俸和接待费的使用方法简直是无法比拟的。
中共的男女关系极其严格, 强奸之类行径几乎绝对没有。共军对民众的军纪也极其严明,绝非日本军 队所能企及。在日本军占领地区以及所谓的“治安地区”内,农民们眼看着杂粮成熟了也不去收割,只采集些草籽、树籽等。若问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杂粮 收割回来终归要被抢掠一空,结果自己的食物仍然是草籽、树籽,所以首先采集这些东西。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在共产党地区是见不到的。更有甚者,在某地的偕行社,宴会上每人供酒数瓶之多,有的地方还修建了极其豪奢的宴会厅,而且据说这是作为敌产曾一度归还给中国的建筑物,这就更令人不可理解了。
与上述情况相反,在日本民间地方上的饭馆、旅馆里,配给酒的情况是极少的,煤炭等物资严重缺乏,而现地军队嘴里虽说“禁止出入饭馆”,装出一副很知自肃的样子,然而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日本军、民之间,待遇的悬殊竟如此之甚,更何况与前述的中共或采集草籽、树籽等充饥的中国农民相 比,其差别之大就更不音天壤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猖撅,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奇迹了吧。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二期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越打越赔钱,最后连粮食都收不上来;越打八路越猖獗,你以为鬼子不想?他是真没法再来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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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大扫荡以后,日军用绝对优势的兵力,暂时控制了冀中平原的绝大部分地区。然后他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把扫荡时临时建立的据点,改为长期固定的据点,同时再大肆的修路、挖封锁沟、加修堡垒。那个时候日军据点的核心,是修筑一座3层到7层的炮楼,然后在附近建设营房、哨所,并在据点的中间建立联络堡垒,然后再辅以深沟高垒的封锁沟、封锁墙、铁丝网等防御设施。对于缺乏重武器的八路军来说,是很难攻下的。同时,日军的公路修建的如同蜘蛛网一般,不仅县和县、镇和镇、据点和据点中间有公路,而且还把路通到了每个村。敌人堡垒之间道路纵横交错,完全把根据地分割开来。敌人的堡垒最密的地方,一个村甚至能有三个据点。最稀疏的地方,也是三个村一个据点。当时你站在任何一个村的旁边,都可以同时看到周围的十几个敌人的碉堡。

但是,任何“先进经验”都会被对手找到破解对策,我军的特点就是思路转换快,及时适应形势的转变。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下,八路军在战斗中不断学习,积极改变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创造性采取了武装工作队的斗争方式,不仅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不断发展壮大,主要采取了几点措施:

一、组织形式变化。根据恶劣的敌我形势,八路军根据彭总司令以武装斗争为主,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改变了组织斗争和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彻底贯彻了领导一元化、斗争一元化的方针,加强了各级党对武装部队的领导。

在冀中军区级和各分区级,都成立了党政军委员会,以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同时兼任县区游击队的政委。另外根据敌人对我进行的分割情况,重新划分了各部队的活动区域。各县区游击队也进行了精简,提高了党员的数量。在规模上每个区游击队保证要30人,而县游击队也缩小了到了50-70人。与此同时,我军还取消了连排的建制,所有部队都改成了大班制,当时每个班有18人左右,其中有十四五名战士,一名班长,一名副班长,还有专门的政治干部,主要以班和小组进行分散活动。剩下的各主力部队,也就是原来的地区队,仍然按照原编制不变,由各分区直接指挥。所有部队一律轻装前进,各机关则一律武装,随着部队行动。根据地的具体建设,由党政军民一起协作去办,上级给下级以高度的灵活性和当机立断的决断权,基层组织都有独立作战和解决工作中问题的能力和权限。

二、发展敌后武工队。根据这个原则,八路军在打部分的县区都组织了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一种精干、灵活的武装小分队,一般由30-50人组成,有的十余人,有的百余人。隶属于当地军分区,并接受同级地方委员会领导。武工队的任务是深入敌人的后方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游击区。由于经常需要深入敌后,和上级联络困难,因此全靠自己的斗争经验和大无畏的勇敢与敌人周旋,所处环境非常危险。因此他们人数普遍比较少,人员素质很高,配备的武器也是当时最精良的,弹药也相对充足。当时武装工作队的特点主要有:

1.人员素质很高。每个武工员,都是由从各部队选调的精锐。当时只有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善于做群众工作、军事技术过硬的优秀干部和战士才能入选。相对的,武工队里除了正规军的人员,还要配备一些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当地干部,主要充当向导和领路人。每个队员都能文能武,既是宣传员、组织员,又是战斗员。

2.武器装备好。当时的武工队都配备了最精良的武器,而且尽量带足弹药。每支武工队都配有携带方便的卡宾枪、驳壳枪,根据需要还可携带轻机枪、掷弹筒,分散可以执行锄奸侦察任务,集中起来可以突袭日伪军的据点。

3.斗争手段多。武工队除了进行游击作战,直接镇压汉奸、特务以及恶霸地主,伏击消灭日伪军和伪组织以外,还负责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他们经常采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据点下喊话、组织红灯队包围碉堡等手段,向日伪军展开政治攻势,打击与瓦解日伪军的斗志。

4.活动方式灵活隐蔽。武工队的行动非常隐蔽,作战区域和动向难以捉摸。他们通常是在人民群众掩护下,晚出早归,飘忽不定,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不停打击日伪的薄弱环节,使日伪军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总结一下就是,当时的武工队不论是激烈的战斗,还是巧妙的袭击,甚至是细致的发动群众、教育伪军掌握伪组织,甚至包括日常的烧水做饭化妆,那是什么活都得干,而且什么活都要干好。所有的武工队员,拿起枪就是战士,拿起笔就是宣传员,拿起锄头就是老农民,拿起锅铲就是大厨,可以说个个都是多面手。特别是需要化装隐蔽行动的时候,个个都是国家一级演员,表演的必须完美无瑕。只要演技差一点,露出一丁点破绽,观众可是拿着枪的日伪军,稍有怀疑是要命的。在敌占区要生存下来,没有演艺大师的专业水平是不可能的。不夸张的说,武工队是一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全能式工作队。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军武工队创造了三速三击的伏击战、顶着门的挑帘战、化装成敌人的袭击战等战术,并且有效地发挥了地雷的威力,依靠民兵向着敌人老窝和必经之路埋雷,对汉奸特务实行了掏老窝、单打一等镇压方法,让敌人六神不安,经常受到我军的严重打击。

三、打伏击战并利用两面干部防止敌人报复。伏击战是八路军最常使用的战法,敌后武工队更多的是利用情报上的优势,组织两面干部迷惑敌人,用假情报欺骗敌人然后打伏击。

1943年的3月19号,我赵县第四区小队小队长带着10名战士,转移到了焦家庄。和经过的群众交谈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敌人要来收粮收款勒索群众。我小队长立刻认识到这是个战机,马上和该村实际是两面干部的伪村长伪联络员商议,研究了打击敌人的办法,并且进行了部署。

为了防止敌人起疑心,并且在事后报复村子,在战斗开始以前,我们还特别让伪联络员到赵县县城门口等候,等我们打响以后,再马上进城报告说焦家庄有八路军。即使敌人出动,到时候也晚了。一切安排就绪以后,伪军果然来了。他们一共5个人,在一个携带手枪的伪军官带领下,大摇大摆的进了村子。这样的行军状态,简直就是插标卖首。我军见此情况,压根就没有浪费子弹开枪,而是等敌人进入街口以后,就一声呐喊,11名战士就挺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从四面八方冲了上去。敌伪军一见我四面八方的刺刀,立刻撒腿就跑。那伪军官反应很快,还试图去腰间摸手枪。我战士英勇猛冲,一刺刀就把伪军官刺倒在地,然后大喊“缴枪不杀”!不出几分钟,这几个敌人就全部被击溃了。此战我军一枪未发,在5分钟之内就全部解决了战斗,共毙俘敌人一共5名,缴获步枪4支,手枪一支,我军没有任何伤亡。

这个时候,我们的两面干部联络员,也赶忙跑到城里,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报告说:“我们焦家村住满了八路军”。日本军官听了以后,说:“你是好好的,快把他们赶紧叫回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战斗早就已经结束了。不过如此一来,日军也没有理由报复村子,还不得不按照规定,发给了联络员一笔奖金。

四、近距离刺刀见红的挑帘战。挑帘战是五一大扫荡以后,地方干部民兵和我们的小股敌后武工队常用的一种作战方式。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特殊近战,是近距离的刺刀见红决生死。

1943年4月3号,我活动在保定附近之光县的第四区小队副政委,带着班长和战士共4名,深入到敌人后方活动,可是正巧就碰见了敌人在这里剔抉清剿。我们的5名战士马上转移,跑到了附近的白庙村,在房东梁大伯的东屋里边隐藏了起来。吃完饭以后,梁大伯就去村外放哨,战士们擦好枪支上好刺刀准备战斗。到中午的时候,梁大伯赶紧跑回来向副政委报告,敌人从东边的道口来了,而且都骑着大洋马,不知道有多少人。敌人已经把我们堵在村里,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副政委为了梁房东家的安全,就赶紧先让他们全部都躲开。然后5个人进入屋里,掩好门帘,分别隐蔽在门后两侧。其中躲在门后的班长,手举大棒腰插驳壳枪,其余几名战士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紧盯着门帘。我军刚刚部署就绪,一个鬼子就跨进了大门,直奔小东屋而来。敌人掀开门帘,刚往里面闯进了一步,就被躲在门后的班长手举大棒一棒打倒!然后剩余战士一拥而上,几把刺刀同时插入其胸膛,将敌人就地刺死。在无声无息的消灭敌人以后,我军几名战士将尸体迅速拖进屋里藏好,然后从后门偷偷化装成农民转移。成功混出村子以后,又到预定集合点会合了大部队,然后继续开展着敌后工作。挑帘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只进行冷兵器搏斗,尽量的不开枪不发出声音,让敌人莫名其妙就变成失踪人口,然后我们再从后门或者是从后窗跳窗偷偷溜走,让敌人发现不了。等敌人发现了尸体时,我军和老百姓早都跑远。

五、穿房越脊的夜袭战。除了伏击战和挑帘战,当时武工队的一大作战方式是夜袭。夜袭当时有利于隐蔽,不仅方便于作战,更有利于战后转移,还能让敌人变成惊弓之鸟夜不能寐,因此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非常好的。

当时在武强县西北角,有一个北召什据点,驻扎伪军40多人,队长叫做王皮愣,所以当时人们把它叫作皮楞队。这个北召什据点是在铁匠庄、九吉、豆村、豆店4个日军据点的中间距离,各个据点之间都不过三四里地,所以他们自认为很安全,这个王皮愣就狗仗人势,到处敲诈勒索胡作非为,这一带的群众将之恨之入骨。武强县武工队为民除害,决定用夜袭的手段,消灭这帮汉奸。

1943年的6月5号,武强县武工队30多人,由樊建平副政委率领,乘着当夜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的有利天气,无声无息越过了泥泞的封锁沟,摸进了北召什伪军据点的内部。当时河北老百姓普遍尚武,也有耍杂技的传统,不少战士都有武术和杂技的底子。因此面对敌人并不高的炮楼,也不是没有办法。武工队员搭起三层人梯,一点声音都没发出,就把人送上了房顶。然后武工队员一片瓦片都没有踩碎就接近了敌人哨兵背后,一刀搞掉了敌人的岗哨。干掉哨兵后,武工队员打开大门,30多名战士一冲而进,黑洞洞的枪口和明晃晃的刺刀,直接逼住了还在炕头上熟睡的伪军。此战我军一枪未打就解决了战斗,俘虏了伪军40多名,缴获了步枪20多支,手榴弹100多枚,其他军用品一大宗,而我军毫无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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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五一大扫荡并没有获得预想战略中的成果啊。

是,土八路是被杀了不少,根据地被掀翻了不少,中国老百姓死伤极多,那又怎样?

日本鬼子要的是啥?是把人杀光了来占地吗?不是啊。他缺的是劳动力,是消化卡在肚子里的华北山东啊。

你有本事把中国人杀光,不然的话,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活着,抗战就一定要打下去。

你有本事把共产党杀光,不然的话,只要还有一个共产党活着,游击队和根据地就一定会再建立起来。

那真要到了把人杀光的地步,还要华北干啥?从日本本土拉人过来搞建设吗?

所以五一大扫荡只剩下了一个用处,就是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来恐吓中国人民,恐吓共产党与八路军。

中国人民会被法西斯野兽吓倒吗?共产党八路军会被外国入侵者吓倒吗?做你的天照大梦去吧。

那五一大扫荡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白白死了那么多鬼子和汉奸,根本就是个赔本的买卖,那小鬼子也不是完全的傻子,自然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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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3,修改了若干表述不准确的地方。

很不幸的是,五一大扫荡期间天时地利都在日本人一侧,加上敌众我寡,所以根据地的损失才异常惨重,好在类似的情况并不好复制。

1941-1942年华北地区出现了连续的干旱,各根据地粮食储备不足;5月小麦灌浆,青黄不接,加剧了粮食的匮乏,一些士兵因为长期吃不饱饭,体能不足精力下降,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影响。另外初夏低矮的麦田和夏末的青纱帐不同,难以为士兵提供隐蔽。

战场在华北平原腹地(约38N 116E),是几乎没有地形起伏的干旱平原,100公里半径范围内没有任何山区,也没有较大的河流湖泊;树木稀少,视野开阔,交通相对便捷。这样的地形有利于日本人沿交通线快速调动部队,不利于抗日军民隐蔽,阻击和伏击(当然这是冀中根据地自始至终存在的问题);从附近各气象站的降水量记录可以看出,战斗期间降雨稀少晴天居多,日本陆航的侦察机和轰炸机可以有效的侦查并攻击地面目标。

很少被提到的一个原因,5-6月份的白天长度达到15个小时,守军难以进行夜战或利用暗夜掩护突围,夜间行军的距离也受到了限制。

扫荡开始前,日军已经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长时间的挤压和蚕食,根据地面积只有数千平方公里,周边已经有大量敌方据点和封锁线,战场过于狭小机动不便,随时都可能和敌人相遇。

五一大扫荡的损失主要出现在战斗后期,也就是1942年5月20日以后。前期日军虽然来势汹汹多路出击,但和大多数扫荡一样,并没有给冀中根据地主力造成特别大的损失,而后期因为没有料到日本人这次扫荡会如此持久,一些部队返回根据地核心后撞上了日军主力,或者降低警惕性之后遭到突袭,一些部队长期转战后指战员疲惫不堪,粮食弹药几乎耗尽,转移过程中和以逸待劳的日军交战,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列举冀中几次损失特别大的战斗,基本都和以上原因有关,数据来源网络,仅供参考。实际上这期间大部分战斗连敌人属于哪个联队/大队都难以考证,细分敌方损失是无法做到的,JACAR上也只有极少的战斗详报;我方损失也是较为粗略的。

42-5-20白宋庄战斗,冀中军区40分队和配属的民兵在返回根据地之后遭到独混9旅团下属不明单位的突袭,被迫在开阔平原上和优势敌人战斗,虽突围成功但阵亡约200人。

42-5-23任角村战斗,从冀南转场而来的27团3个连在任角村被日军不明单位包围,激战近10个小时后弹药耗尽被迫在昼间突围,突围过程中全灭,阵亡近300人。

42-5-23崔氏村战斗,冀中军区警备旅一部100余人被迫和借助卡车机动的优势敌军(第41师团下属不明单位)在无掩体的开阔平原交战,几乎损失殆尽,团政委以下阵亡超过100人。

45-5-27高家庄战斗,冀中军区警备旅一部连续强行军后在休息吃饭时被日军不明单位包围,长期作战弹药几乎耗尽,被迫通过肉搏战突围,期间阵亡被俘约200人。

42-5-28东西张岗战斗,刚刚经历苦战突围的23团一个营约400人在东、西张岗村一带和日军163联队3个步兵小队,1个重机枪小队和一个排级的伪军警备队激战2个小时,虽然突围成功但遭到了特别大的损失,阵亡100余人,受伤后被俘约100人。由于连续苦战后体力和精力都严重不足,加上弹药缺乏,此战仅歼敌10人(详报口径)。*这场战斗是日方的所谓“模范战例”,所以可考证的细节相对较多,战斗失败的原因可能和之前多次激烈的遭遇战以及连续的夜间急行军有关系,精力体力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战术上的失误,尤其是突围期间在开阔的麦地中被数挺重机枪集中射击,短时间内阵亡数十人。不过此役很多伤员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通过装死混过敌人的搜查,最后又得以归队,这也是比较罕见的。

42-6-8雪村战斗,五一大扫荡期间最严重的一次损失,第八军分区指挥部和一个步兵营因为走位失误不幸被来自不明单位的优势敌军包围,激战后突围失败,阵亡约600人,军分区司令政委均牺牲。

当然冀中区域很多部队通过巧妙走位,化整为零成功突围到了太行山区或者山东,一些部队甚至损失很有限;也有在原地成功潜伏坚持斗争的部队。考虑到当时编制的空虚(常见的基干团编制和规模都要小于日军的营级单位),野战部队的不可恢复性减员应该在数千人级别。

其他根据地的情况要好很多,42年初夏不远处的冀东根据地通过巧妙走位不仅化解了扫荡,还打出两次成功的小型歼灭战,晋察冀虽然条件艰苦,粮弹两缺,但有崇山峻岭保护,也足以在最困难的时期生存。晋南情况复杂,42年同期因为被日军的两支特战队和主力部队配合偷袭了后方的非战斗单位,损失相对较大,其中左权将军牺牲,但当地的游击队兵力相对雄厚,又有复杂地形,也足以自保。至于山东,物产充足地形合适,情况应该是最好的。

冀中在1942年的失败从战斗人员的损失上讲可能并不惨烈,但人口稠密的高产农耕区的丢失确实影响了后面几年的斗争。1944年上半年盘踞冀中六年的110师团南下,次年63师团北上,换防的十来个独立步兵大队无力维持占领,至此冀中的形势终于彻底的改善了。1945年7月2日,历经16天围困的沙河桥据点被坑道爆破所击碎,至此曾经在五一大扫荡期间沦陷的区域已经完全变成了稳定的根据地,冀中大平原上区区一万日军和数万伪军再也无力反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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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读过《论持久战》?

敌后战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地盘,也不是为了消灭日军,

而是推高沦陷区日本的统治成本,让日军的整场战争变得无利可图,不能以战养战,持续放血。


日本是穷逼帝国主义,家里没土地没资源,社会矛盾尖锐,科技水平相比西方列强也不怎么样,

而中国面积太大,地形多山,基建奇烂无比,日军每前进一步,后勤的难度就成倍的增加,

所以只要正面战场名义上还在抵抗,那日军占的地越多,手上操作越花哨,它要投入的资源也就越多,掉血就越快,死的就越快。

日本是资源匮乏的工业国,中国是毫无现代化的前现代农业国,表面看是日本强,中国弱。这是基本的力量对比。

而如果战略得当,日本的的强就会转化成弱,因为工业国对资源有些巨大的需求。而中国的弱就会转化成强,因为中国弱到实在没有什么好被掠夺的。


从现在的角度看,华北扫荡给“我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在日军的角度看,华北是我大日本皇军打下来的领土,这特么是我日本的地盘啊,

然后我把自己的地盘围剿成了无人区,这叫哪门子的成功经验???

鬼子侵华本来的目的是要掠夺资源,那我们的战略就得让它每掠夺一块钱走,就得赔着十块钱进来。

所以只要这个基本逻辑不破,那日军围剿根据地也不对,放任根据地更不对。搞破坏也不对,搞建设更不对……

因为任何动作都是要消耗资源的,而战线越长,后勤就越烂,消耗的就越多。

你围剿掉多少敌后根据地,都没法扭转这个前提,


唯一的可能是中国正面战场投降……战争彻底结束了,逻辑就破了。

但老蒋鸡贼的很,消极抗战,他把嫡系主力全都藏到了大西北,大西南,让杂牌和老百姓在前面送死,鬼子一会半会还打不穿整个山西陕西甘肃。

就算鬼子把正面战场战线推到新疆,推到了云南,中国照样有的打,

而鬼子的后勤会成为人类军事史上的噩梦,

从太平洋出发,越过整个东亚的崇山峻岭,去打中亚,这特么能有好果汁吃吗?

所以,除非中国投降,否则日本就只能拖着。

拖它十年二十年,甚至拖一代人两代人,中国也就那样,已经到底了,没法更惨了。

拖呗。

但日本可就被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了。

这就是战略相持。也是中国必胜的逻辑。

太平洋战争只是加快了这个过程。


等把它拖的足够瘦了,战略反攻就开始了。

最后,沦陷区的鬼子后勤已经完蛋了,要兵没兵,粮食弹药都送不上来,

鬼子只能缩在城市里和炮楼里,白天维持名义上的统治,天一黑,就是八爷的天下了……


user avatar   wei-ling-zhen-4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日本的人力不是无限的,反而是在中国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不断损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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