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的「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和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有何异同？ 第1页

日寇和国民党右派较为相似，最大区别是一个来自中国内部，一个来自外部。

以下只整理了不多的一些内容，篇幅有限，多有遗漏，并不能全景展示国民党右派的残暴历史。

1947年,平度西北乡辛安、张舍、灰埠、官庄、新河等地的地主还乡团4百多人，盘踞新河村。
自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仅20天时间，以大刀砍、扎枪穿、石头砸、铁锨劈、枪杀等惨毒手段，残杀革命干部及翻身农民470余人。
有的被“大卸八块”；
有的哺乳婴儿爬到被杀的母亲身边，竟被活活摔死；

潍南一批烈、军属转移回乡，路经新河被抓，集体遭枪杀。杀人疯狂时，胶河水一片血红，新河大桥西头尸体连片，野狗争食，行人欲断。

1949年11月27日，非共产党员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白公馆牢房，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
孩子眼见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哭喊着叫妈妈。
黎洁霜对特务说道：
“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
“不行，斩草除根！”
当着父母的面，特务杨进兴扼杀了两个幼小的生命。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

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

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

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

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

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

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民国五十一年九月台湾省“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剿匪战史》所载：

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

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

“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

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

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9年6月12日　，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 　　

　　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施奇在皖南事变中被抓，因国民党十几个兽兵轮奸致重病，她坚贞不屈，最后被刽子手活埋。活埋时，因土坑较浅，施奇在坑中挣扎泥土蠕动，刽子手发现后往土坑中倒入水，然后用脚踩实。 　　

　　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看守使用各种酷刑折磨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当有女“犯人”要被枪毙时，头天晚上，国民党看守中就会有人便将她押到自己的房内进行强奸蹂躏，第二天再进行枪毙，还恬不知耻的声称自己是“废物利用”。 　

1944年3月，因国民党横征暴敛，浙江平阳县江南爆发抗丁抗粮的农民大刀会暴动，遭国民党政府武装镇压，数百人被屠杀。

国民党县长张韶舞将被害群众头颅摆成人头阵陈列示众，张还拍成照片送至南京政府邀功，谎报杀的都是共产党。蒋政府予以嘉奖。

壮丁：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 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

我问：“你们从那里来的?”

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

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

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

照那情形看，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据当时的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李昭良回忆说：

“1940年冬，我调到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最紧缺的物资，须到重庆去贩取，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是禁止水银出口的。但是如果用某些沦陷区的货物到重庆去换，却可以得到水银。为了得到水银，我们设法请求把壮丁送到重庆去交，这样由河南送兵到重庆就可以利用壮丁挑运一些物资到重庆去换水银，换回的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回河南。

……经常是以新兵50％的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

“1940年起，我在淮项师管区工作……当时国民党需要大量壮丁运入驻印中国远征军去训练，我们也乐于把壮丁送到大后方去，这样可借机贩运违禁品。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在重庆由补训处接收空运昆明。1000人送到重庆能剩下500余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得很少，绝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因为尽管他们骨瘦如柴，也要替送兵干部担几十斤私货，又没食物吃、没鞋穿，一天赶几十里，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谈不上医治了。”

（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1-7）

据白修德描述：

“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用金钱来避脱了兵役，保甲长之流就无法征足额的兵。于是为了要供应足够的“人肉”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巡逻队，逡巡四乡，绑架路上行人，再把他们出售给村中大亨。

军宫在他们自己范围内也做着同样的交易，所以对于壮丁的体质衰弱等，也没有了怨言。

在成都，一个黑市的壮丁——被这种巡逻队绑架而去的肉票——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只猪的价格。在四川某县里，一个村长带着他的武装村兵把守在交叉路口，抓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和他的孙儿。那孙子原本是陪着他祖父去医院看病的，但这理由并无济于事，村长还是把他们抓进了壮丁营。还有另外两个村子的村长亲自带了他的卫队到船埠上去抓船夫，船夫出示证件证明他们正从事于一个重要的工作，而且都是免役的。

可是结果是，两个人被活活淹死了，一个被鞭打至死，一个的手指被砍去，十多个人被抓了去。

还有一次，一个连长带了他的士兵去大路上抓壮丁来填充他的兵额，抓到了一个便衣的路人。可是这个人却是一个比这连长位置更高一层的营长，这连长于是恐怖万状，当场就把这营长打死，随后又畏罪自杀了。

尽管政府的宣传机构不断散布堂皇的诺言，恐怖依然笼罩着所有乡村的道路。壮丁都纷纷逃离家舍，在丛山中组成匪帮以待抽丁的平息。青年农人都不敢赶猪担米去城里售卖，怕的是在路上人财两失。”

（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P312-314）

三、解放战争时期

据临朐县志记载，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临朐县政府官员、恶霸地主和还乡团分子纷纷窜回临朐，疯狂进行报复，全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1993人，其中96人被填到县城文庙井里，造成骇人听闻的文庙惨案。

1.活埋：还乡团抓捕去的人，并非马上就被活埋，而是先进行酷刑拷打。如我村翻身农民李大江及其母亲、妻、子一家5口被还乡团从家里抓捕，反革命分子把他全家吊打非刑：老虎凳、压杠子、鞭子抽、棍子打，鲜血淋漓，然后又把他们剥下衣服，绑在村头大树上示众，强迫群众在旁边看守着。还乡团保队喊着：“这就叫零受罪！”还乡团保队把十个月的孩子摔死在地上，把一家4口拖去在一个窝子活埋了，埋完后匪徒又在窝子上面蹦跳，叫喊：“斩草除根，永不发芽。”

杜家官庄翻身委员王文锡被还乡团杜乃羊、杜合山抓住，吊打非刑，直到鲜血直流、皮开肉绽才把他活埋。杜乃羊、杜合山把翻身委员王文锡活埋后，又把他妻子张氏和两个孩子捉去，先是一顿毒打后，把她们母子押到学校院子里，逼着群众集合，审问张氏是谁领着搞斗争的？张氏愤怒地回答：“就是我领导斗争的！”凶狠的还乡团拉张氏去活埋，一路遭到匪徒的毒打。还乡团把张氏活埋后，又把两个不满2岁的孩子打的血肉模糊,死去活来。在场的群众苦苦求情，给王文锡留下这两条根吧。然而这些吃人的野兽却嚎叫：“杀绝这些穷小子，要不长大了又要报仇。”丧尽天良的刽子手最后又将两个无辜的孩子活埋了，活埋后野兽们又在上面跳了两跳，说什么：“这会断了根了，不用报仇了”。

在大侯家村，这天下午，还乡团又抓到妇救会长嘉昌媳妇，把她五花大绑带到后河崖上拷打。鞭子抽，木棍打，枪托砸，顷刻血肉模糊…‥这帮畜牲把她踢来踢去，痛得她满地乱滚，保队在一边恶狠狠地说：“你不是要翻身吗？让你翻个够‥…”这帮畜牲还用刺刀在她的身上划口子、撒盐、裹上麻布，等血凝固后，再去撕麻布条子——美其名曰：披麻戴孝！

2.枪杀：一是还乡团在追捕乡亲们直接开枪射杀；二是对被抓捕的人先进行拷打凌辱后进行枪杀。如：赵家官庄农救会长徐怀业及其妻子陈氏，被还乡团杜占魁、赵多山抓住，他们用枪探子将徐怀业的两个耳朵打掉，骂着：“再叫你通风报信。”并用枪托子、刺刀将徐怀业及其妻子陈氏打得死去活来。骂到：“快开吧，快当火车头吧。”匪徒们大骂：“死也叫你们夫妻分开”。 还乡团把陈氏枪杀在杜家官庄以南，把徐怀业枪杀在伏家庄后。

3. 扒心：还乡团把抓捕的党员干部毒刑拷打后，用刀一片一片割皮肉，有的把心扒出炒着喝酒，有的把心挂出去示众。如：张家官庄翻身委员张石泉，还乡团先把他吊起来毒刑拷打，再把他压杠子，张石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扒出他的心挂在大槐树上示众，叫喊着只准看不准动。还乡团直接野蛮透顶。

4. 摸血：这是还乡团杀人最多最常用的一种手段。还乡团抓一些村民，采用自家人埋自家人的“摸血”手段，毫无人性地逼迫邻居埋邻居、父亲埋儿子、小叔埋嫂子、亲侄子埋叔婶、民兵埋军属、贫农埋干部。造成了广大农村社会普遍相互猜疑、相互攻击的冤假错案，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中，许多人在历次运动中因参加了埋人而受到牵连遭到了沉重地打击。摸血手段就是以某几个主谋元凶拉扯胁迫他人作案又嫁祸他人的卑鄙伎俩。还乡团作案后逃跑，把杀人的罪名嫁祸于乡亲们，造成了窝里斗的悲惨局面。影响之深，往往牵扯到群众的政治、经济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危害是巨大的。

5. 照天灯：这是还乡团穷凶极恶的另一种杀人手段，令人发指。如：沙窝大队妇女干部宋子仁之妻，被还乡团抓住，先用铁丝绑着两个大拇指头吊在梁上，用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满身。匪徒们点燃一扎香，烧其肋骨，烧其乳房，最后向她头上泼上火油，点起来，头发被烧的吱吱响，其凄惨场面历史罕见。在场的群众无不伤心落泪。但还乡团却哈哈大笑：“真是一盏好天灯。”就这样妇女干部宋子仁之妻被活活烧死。

6. 凌辱穿阴：这是还乡团摧残妇女的最卑鄙手段。在大屠杀中，还乡团把抓捕的妇救会长、女青年队长、女民兵等，先关起来，进行凌辱，而后割乳房、穿阴道。如：刘家村刘乔氏被还乡团凶手刘灿基等抓捕拖进杜家祠堂凌辱后吊打，又拖到十里堡南侧用枪探子从阴道穿进去，直到把刘乔氏捅死。妇女的惨叫声就是匪徒的最欢乐的时侯。

7.乱刀砍死：这是还乡团发泄个人私恨，零刀杀人的一种典型手段。如杜家官庄翻身农民张宗法，被还乡团杜占太、张家贵抓捕后：“你翻身翻得不错吧？现在就叫你尝尝滋味。”说着被保丁张宗宝从背上一连砍了六镰刀；被张家贵从背上连刺两刀，接着又朝肚子刺进一刀，张宗法当场倒在血泊中。匪首张宗宝疯狂地叫嚣，别叫这小子再活了，他用剥皮刀没头没脸地乱砍一通，张宗法死于刽子手的乱刀之下。

8. 上吊勒死：这是还乡团杀人让人零受罪的又一种酷刑。还乡团把干部群众抓捕，有的吊在屋子的梁上，有的吊在树上，有的吊在栓牲口的石头滑拉上，受尽了刀砍鞭抽，最后吊死。

8月1日，县委书记高奋率领县武工队，在寺头偏龙头村处决23名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分子。

8月23日，县武工队配合警五团，围歼驻古寺埠村的还乡团200人，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还乡团的反动气焰被镇压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70年，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

临朐之红色记忆 | 还乡团疯狂报复（王继田）

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地主还乡团的普遍手段。

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

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

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戳死;

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

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

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东庄的还乡团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

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农会会长的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

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

高里区清景村一次被杀被铡十二人，一个华野战士的军属母亲被地主用钳子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再加上盐，活活地折磨死。

四、对国民党军队自身

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的作者先后采访230名历史亲历者(含135名国民党起义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22人、士兵99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在他们当中，无一人否定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尤其是起义士兵，说到旧军队的暴虐，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节选：

1946年冬，原国民党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直属队在吉林九台处罚了3名逃兵，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一年多前，该师第三团准备开赴越南时，在驻地“宰”了两名逃兵，其中一名被斧头砍掉脑壳，一名被刺刀戳穿胸膛，另有一名被活活吓死。

田文富所在国民党第一一○军辎重团，抓住一名逃兵，绑在大树上用青冈棒活活打死，还要继续绑在大树上“示众”多日。

1944年冬的一天，云南昆宜师管区基干团二营五连正赶上“何疯子”值班。全连新兵被带到连部门前，“何疯子”派人将两名逃兵从临时牢房中拖出来，亲自用绳子反绑两名逃兵的双手，然后，将逃兵吊在半空。接着，又叫人搬来8块砖头，用细麻绳每两块捆一坨，拴在每个逃兵的每一只脚拇趾头上。
这一次，“何疯子”亲自执棒，一直打到逃兵屙出一裤子屎尿臭气熏天的时候，才罢手。昏迷不醒的逃兵被拖下去埋了。不埋也活不成，遍体鳞伤不说，骨头也断了几根，加上内伤，根本活不了几天。

抗战末期，原国民党第一八四师某团驻防云南屏边时，抓到3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团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前台上是杀气腾腾的值星官，两侧由荷枪实弹的团部特务排警卫。新兵站在前排，老兵和军官站在后面。显然，这种刻意的安排是要给所有不知军营深浅的新兵们一个下马威。
　　值星官整队完毕，团长亮开了洪钟般的大嗓门：“把3个怕死鬼拉上来!”话音刚落，3名早已魂不附体的逃兵被拖上前台。
　　团长朝他们鄙视地扫了一眼，随即下令：“让他们日土!”
　　几个大汉一拥而上，有人按手，有人按脚，每个逃兵身体两侧各站一人，抡起军棍“噼啪噼啪”轮打。也不知打了多少军棍，团长喊了一声“停”，叫人抬走了其中两人。台下的士兵都以为留下来的一人要被枪毙示众，没想到团长竟然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100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枪去捅逃兵一刺刀!
　　瞬间，新兵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全都愣了：昨天还是朝夕相处的患难兄弟!
　　一时间，新兵们的腿又全抖了起来。谁忍心下手?不忍心也得下手。
　　第一名新兵上去，照逃兵的非要害部位捅了一刺刀，逃兵惨叫一声。第二名新兵还是捅在逃兵的非要害部位上。100多名新兵，以他们违心不忍的方法，为逃兵选择了最难以忍受的死亡过程。
　　按照团长吩咐，死去的逃兵被脸朝下埋掉了，怕死鬼是不能再见天日的。


国民党暂编二十一师第二团二营机炮连士兵罗珠成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地，亲眼目睹了一场更令人发指的惨剧。
那天，该营抓住一名逃兵。这一次没打，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把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全营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军官示范。随后，100多名士兵一人一刀，谁也别想躲脱。
　　到最后，逃兵身上的肉几乎被割光，白骨外露，肠子也掉了出来，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一双痛苦的眼珠还在动。

据九台政治整训统计资料，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100多种。
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五十二师最为残酷。

该师第三团某军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
该团某连长把逃兵绑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扯出肠子，叫人往外拉，连长则用小刀从逃兵的前额上开始往下剥脸皮，一直把脸皮拉到嘴角，死都不给人一个痛快。

该团还有一位军官将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浑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尽，通体焦黑死去时为止。用火烤逃兵时，有一种特别的吊人方法，就是把绳子栓在逃兵身体一侧的手拇指和脚拇趾上，再吊起来。不知哪个“有文化”的“烂学究”，给这种吊人方法取名叫“凤凰单展翅”。

五、附录

国民党集团对于国统区一般群众的残害、对于政治犯、非党派人士、进步师生的残害，回答中未涉及。内容太多，无法全部列举。

《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作者在2015年序言中还写到：

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起义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不少士兵说起在国民党军队整日挨打受骂的经历，每说上几句话，就要痛骂一声国民党。

云南省石林县的起义士兵符启元、张珩等，说到在旧军队挨打，古稀之年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

　　随后遇到的问题是，我所采访到的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史实，特别是集合全连强迫每个士兵刺逃兵一刀、集合全连“千刀万剐”骂长官的士兵、强迫士兵吃逃兵肉以及被虐待致死的抗战壮丁多于阵亡士兵一类史实，不少当代人硬是不信——不止一位编辑质疑过我“是不是道听途说的”?有人甚至没等我讲下去就断言：“嗨，国军和共军一个样!”

再后遇到的问题是，有人在网上用电视剧《亮剑》中楚云飞的形象反驳我，说国民党军队官佐多是黄埔军校培养出来有文化的人，不会像我说的那样残酷。

　　可见，中国革命史的草根性，如今已经被市场化的媒体颠覆了，以至于人们不了解、不理解甚至不认同草根大众在旧中国、旧军队生存的苦难，更不了解、不理解甚至不认同草根大众启蒙、解放的艰难。

　　于是，我不得不四处呼吁：趁起义官兵还有在世的，尽快抢救相关的音像口述历史，并制作电视片昭示于世。即便当前宣传此类题材有所顾忌，走此“闲棋冷子”，也能为日后大用，做好准备。总不能等起义官兵全都离世而去，再来“抢救”这一珍贵史料吧?

　　然而，我得到的回应是——影视界经历市场化改革之后，更看重的是有美国资本背景公司统计的收视率，得宠的、能得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资金支持的是娱乐片，即便影视公司与大牌电视台签约拍摄反映中国革命史的纪录片，通常一集也只能卖到三四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少。要生存，只能煞费苦心压缩采访、审核、制片等费用，粗制滥造也就难以避免了。比如，某地方电视台拍摄四十来分钟的《五十军血战朝鲜》，错、误一二十处，惨不忍睹。

　　以极端市场化方式变相扼杀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挤压相关制片单位的市场生存空间，其后果，是拱手相让中国共产党在影视界的意识形态史学阵地。而这，正是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因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

为此，我多次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立项，抢救这段珍贵历史，并组织年轻人完成相关历史研究的学术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