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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人口那么少为何能取得明朝的天下,是不是完全靠智谋骗来的天下?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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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看整个大明末年的战争形势才能得出答案,崇祯帝心慈手软,李自成张献忠投降复叛多次,满清方面则坐等李自成和大明朝廷军队的内耗进一步加剧以图渔利。大明朝两线作战,损耗巨大,加上皇朝末年,和数十年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大明皇朝最终被大顺推翻。满清趁机勾结辽东汉奸军阀进攻农民起义军并在汉奸的帮助下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这之后南明朝廷和农民起义军摒弃前嫌,共同抗击鞑虏,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就连数次投降复叛的张献忠临死前都说:大明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之。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崇祯帝虽是亡国之君,但是并非由于他个人的原因导致大明亡国,相反崇祯帝非常勤勉,不失气节,可算是一代明君。不过由于他一系列的军事错误导致了严重后果也是事实。

即便《明史》崇祯本纪中也可以看到,对于崇祯十年以后特别是崇祯十三年的灾荒,崇祯还是设法多次给予赈济的,光本纪所记载的这一年的救济就有:

“春闰正月乙酉,振真定饥。戊子,振京师饥民。癸卯,振山东饥。”“戊寅,以久旱求直言。三月甲申,祷雨。戊戌,振畿内饥。”“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赋。”“秋七月庚辰朔,畿内捕蝗。己丑,发帑振被蝗州县。”“八月甲戌,振江北饥”


图为北京景山公园内的「明思宗殉国处」碑。其侧立有「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说「帝之一死,可以振一时忠义之气,更足以激励万世不死之人心。故当时上自缙绅,下逮佣保,既多慷慨赴义之徒;而至今登万岁之山,抚前朝之树者,亦未尝不感旧伤怀、欲叩九阍,而一抒其悲愤也!」朱颐钊摄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同盟会誓词

邹容《革命军》:“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


清军南下,夏允彝抵抗失败。夏完淳亲眼目睹了父亲自沉殉国,也愤然起兵。征战数年后,因强弱悬殊失败就逮。在狱中,夏完淳写信与母亲诀别,说「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意思是,有朝一日中华光复,他相信自己将作为烈士被后世所永远怀念,长受祭享不绝,所以不必像一般人一样只求不做个饿死鬼就好。1647年,夏完淳在南京就义,时年16岁。

1645年,清军渡江,攻占江南。乡居进士黄淳耀(1605—1645,南直隶嘉定)被嘉定士民推为领袖,组织城守。嘉定城抵抗月余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兵攻陷,黄淳耀在西林庵自缢殉难。其绝命书云「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异日虏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当知予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为自己没能成功完成保卫家国的使命而内疚自责,说只剩下此心不昧,可以对越千秋万世。他也希望有朝一日中华光复,后代子孙读历史至此时,能明白他当年的一片苦心。


崇祯帝,自己也很勤政,非常节俭自己穿补丁衣服,舍不得吃肉,把宫内银器融了,家具都变卖筹措军饷,也祈求过官员乃至百姓捐款然而他所做的,省出来的筹措出来的钱粮,对于明末地狱模式数十年天灾而言,是那么微不足道杯水车薪。
也许他看起来好似什么都没做对过,没主见,急躁,缺乏责任感不肯背恶名,也许他能力真的不够做不到力挽狂澜,但他真的很努力了。让人既惋惜又无奈…

作为君主来说崇祯帝比谁都想赈灾可是钱又从哪儿来呀!
崇祯四年,对于陕西的灾荒叛乱,崇祯帝对陕西参政刘遇时道:
若不是灾荒连连,老百姓吃不上饭,谁又愿意造反,他们都是被饥荒逼得不得已成为流寇的,他们本是良民,也非常可怜,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和解,都要好好安抚他们。
崇祯帝,给前线剿寇的陈奇瑜的命命,对于流寇能不杀就尽量不杀,能招抚就尽量招抚,即便对力主剿杀流寇的杨嗣昌也是一再劝解,说流寇原是朝廷赤子,杀他们的官兵也是朝廷赤子,用赤子去杀赤子,乃万不得已之事。
但是叛乱者即便有心接受招抚,国家也无力安置,尤其明末那种地狱模式天灾,百姓不想被饿死,只能继续抢劫,以此恶性循环。
明朝皇帝对于流寇降叛不定三番五次反反复复,军事上再多的胜利,财政问题不解决,无论打多少次胜仗都无济于事。明末数十年地狱式天灾,沒有钱粮赈灾,越安抚反叛者越多,
而满清面对同样局面,用军事手段就能解决因为满清是采取杀光,抢光的策略,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省发生叛乱,就把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个省的人几乎杀光,物资抢光,那当然不必担心什么卷土重来的问题,更不必担心饥民农民军流寇问题。

然而明朝皇帝以及明朝政府不可.能对自己的的族人采取这样的手段解决问题。




从明代丘浚,可以出书公开讲学,向全天下宣扬
立君为民,君主违背老百姓意愿,可以代表上天理所当然推翻君主这套思想
且具有这种公开思想的人还能做到明朝宰相的位置,就很能说明问题。

明朝中叶著名的大臣,学者和政治家、经济学家,官至户部尚书,内阁大臣,宰相级別的文官丘浚对明孝宗说臣按: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意惟民之从,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丘浚《大学街义补》卷113)
丘浚就敢对说明考宗说:做为皇帝你敢不服从民欲,那怕百姓把你换下去,也是理所应当。

明代嘉靖时期泰州学派大思想家何心隐,著书生讲学向天下人宣扬的君臣关系,君臣之间在朝堂是同事,事业关系君臣之间可以是朋友,是老师,君臣之间可以相互是对方老师与朋友
。读书人要么不出仕,出仕就必须把自己定位在君主老师位置上。

明代灶丁 (烧盐苦力)出身,成为大思想家,也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的王艮在论证君臣关系上说: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

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也就是说大臣甚至连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


明代思想家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最算,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干天下万世”。
意思是真理与权利都是最珍贵的,相比之下真理又是最最珍贵的,在朝廷上,与天子讲道理(真理),天子不得以权势压人。即使一时权势压住了真理,常常真理也会广为人知并流传万
世。


明中期著名官员及诗人大思想家王延相《王延相文集》载:
在王延相家乡,河南仪封,甚至不是百姓偷税逃税,而是大量耕地朝廷根本不收税。
我家乡的田地不收税的大概占了十分四五,永乐以来都有命旨,永不征收稅赋,这是先王浩荡的恩德,有意把利盆都让给百姓吗?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内阁首相可以驳回,即便内阁通过了皇帝的旨意,下面的给事中还可以驳回。
明代官员经常上书指责甚至痛骂皇帝,而即便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的社会舆论也会把骂皇帝的官员当成英雄。也就是在明代皇帝乃至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舆论。相反那些迎合皇帝意愿的
人,被说成是谄谀小人,往往被丑化的体无完肤。
明朝赋税过低没有财力,导致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终至明朝覆灭。
明末的农业税即使加上所有的杂税包括劳役人头税以及地方摊派,也只是在3%到4%之间波动即便崇祯时期也没超过6%。至干商业税压根等于没有收。
赋税水平过低直接导明朝政府没有钱赈济灾民,没有钱养兵维持秩序抵抗外患,最终导致了大明王朝的覆灭。
明朝灭亡使得明朝社会所有阶层陷入被屠戮、被掠夺的境地,豪门大家至普通老百姓也不能幸免。
宽街薄赋固然有利于民生,但是政府官僚体系的运作、军队的维持、公共设施的建设以及灾民的赈济,都需要一定的财力。
明代低税的直接后果导致,数十年地狱式天灾无法赈济灾民与拖欠军饷,其中尤其发不出军饷拖欠军饷,直接导致,领不到军饷的士兵成为李自成与满清的兵员,这才是最致命的恶果。
《石匮书后集》李自成本就是当兵的,"崇祯二年(己已、一六二九)二月,征兵勤王;自成投为队长,兵隶参将王国麾下。
国奉调过金县,兵哗。自成缚县令索饷,并杀国,遂反”
史料其实说明,明末流寇的起源,明末流寇壮大,都和军队哗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流寇的另一个来源灾荒饥民,背后也是国家税收不足无法赈济的结果。
李自成乃至包括张献忠也压根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领袖,他们一开始也都是领不到军饷哗变叛乱的明军。
明末大规模叛乱的实质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而是因为领不到军饷不断哗变的军队,再加上后期连年饥荒,国家因为稅收不足无法赈济的灾民。
而为什么明朝政府再防止军队哗变的问题上甚至不如一些经济严重残破年代割据地方的军阀?正是军阀可以任意敲骨吸髓的搜刮民间财力维持军队所需,而明政府做不到。

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甚至凶残的地方,恰恰是满清统治歪曲之后的结果。而并非是这些思想与文化的本来面目,不彻底批判满清统治,就无以澄清真相就不可能还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一个公道!

明代的一切政令,政府文件没有内阁与六科给事中同时签署不能生效。
明代国家财政收支包括各省府县收支亦是要刊登干邸报发往各处给天干评头论足。
而满清不但地方可以加税不纳入财政税收统计,酋长还可以直接加派军饷直接用干军队用度不纳入财政收统计,这与明代财政收支公开透明压根不是一回事。

在明代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读书人和老百姓盛气凌人,地方官如受气小媳妇,战战兢兢,稍不如秀才们心意,就可能被赶下台。
明末冯梦龙任福建寿宁县命期间修纂的《寿宁待志》,记载他的前任寿宁县县令周良翰在崇祯四年,仅仅因为做事较真人其理,做事呆板得罪了当地读书人,最后落得个“以儒生鼓噪解任”的下场。
从冯梦龙记述看这周良翰是一个好官,仅仅因为读书人看他不顺眼而已就发动舆论把他赶下台了。

为了加个三饷,崇祯皇帝承受了文官十多年群狼式的围攻谩骂舆论围攻。
最终还是沒顶住,错误地实行了自杀性的减税政策,让本可以支撑的局面迅速走向崩溃。
张溥、黄道周、刘宗周等人操控舆论乃至直接遥控政府人事更迭,最根本目的就是减稅,其目的实现之日也就是明朝灭亡之时。

崇祯加三响总计就收了2000万两,还被刻画城横征暴敛。
顺治荼毒南明额外加了1.5亿军费靠屠城抢劫。好像也没见几个有良知的去批判。
康熙光是搞三藩,额外都加了1.8亿军费,期间什么十年赋稅并征,卖了1/4县今倒是没人去批判。
哪怕是干常情况下的赋税,满清初期40多年算上临时摊派的。此明朝崇祯时期实际怠赋税起码都高了十倍。
如果明朝算橫征暴敛,那么满清初40年老百姓又是怎么活下去的?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描述的崇祯时期的情况:在明代后期,尽管有人提议增税收,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1632年离明朝灭亡还有12年。
据340个县的上报,税收拖欠达到50%,甚至更多。这340个县占到了整个帝国财政税区的四分之一以上。
而且,其中的134个县事实上没有向明朝政府缴纳任何税收。
这种情况可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明朝税收征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纳税要求明显超过了这个限度,老百姓根本不会继续缴纳赋税。

明代末,郑廉《豫变纪略》记载明代北方没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一直到崇祯初还是百姓富足安乐的太平盛世景象。
崇祯改元时(1627年),河南已经太平很长时间了。乡村田间以宁谧景象,粮食丰收,一亩收获数钟,只需输送稅银三分(3%)
当官的人崇尚廉洁,尚不知道收受贿赂,吏员还没有遇到过来村落索要饭食的。到岁末老农穿着上好的丝绸衣服,骑着母马,去参加宴饮聚会,送上一百文的钱,就俨然是上客了。

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代时期的生活白话文版:我生干万历四十六年...当时一片升平景象,四方的百姓都很幸福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一斤鱼才一二文钱,槟榔十颗两文钱,一斤肉只要六文钱,一只鸭子只要七文钱,一斗盐三文钱, 白般平易。就是穷人也能幸运的借此生活,徨役赋稅负担都很轻,一年两熟,种地的人肚皮都吃得饱饱的。
读书人好辞章,工商人士,三教九流都舒适自在,这是何等乐土。

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义》中回忆大明万历时候真是个极乐世界,万历时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材米油盐,鸡鸭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
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两三钱这算是极丰富了。
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个二三十文,也可活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肉喝酒,醉醺醺说笑,唱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天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

欧阳直的《蜀警录》中说: “余蜀人,知蜀事即以蜀论。
余生干万历四十八年,童时,见里中人烟颇殷庶,风俗颇淳厚尚气节,敦信义,崇礼让,励勤苦,亲亲长长,称诗说礼,任恤睦姻,比间相助。
士大夫饰廉隅而修俭德,群弟子尽孝友而笃公忠,屏去华服珍奇,独推布帛菽粟,心无机械,目无干戈,人不知兵,家惟弦诵,陶然干和风甘雨之中,真不啻极乐世界”
欧阳直的《蜀警录》又说明崇祯时期省会成都以及四川东部(指重庆地区)普通老百姓的奢侈风气:
即如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
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错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乌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削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
(明末的四川还真是一片乐土啊)

无论谈迁写的《国榷》还是满清编的明史《黍离小志》记载李自成在北京明确拷打官员逼交出银子的记载也就六人。
户部尚书方岳贡交一千两,大学士丘瑜交两千两。相当干宰相的首辅魏德藻家产尽没也不过交出一万两;前首辅相当干宰相都陈演逼勒出黄金三百六十两,银子万两;太什卿孙从度受刑至死仅得银四万两;户不侍郎吳履中受刑交出三千两;崇祯岳父摊派七十万两,几万两都沒交出来,最后只得把其房子,田产全数没收,至干能折银值价多少,也没有交代。其余官员,可能拷打出来的银子太少,根本没有记载。


根据《明神宗实录》、《明熹宗实录》记录统计,明宗室念开支也就140万两多一点。
假设以总人口14万人算,人均一年才10两左右,宗室底层贫穷酸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宗禄定为永额新考》


这满清末宗室开支起码在1200万两,八旗俸祿就算末期也按雍正时期八旗最基本俸祿2300万两算。
这满清宗室+八旗开支起码也在3500万两以上如果再算上,马关辛丑供养列强的需要支付的17亿两总额的开支这可比明末养宗室年140多万两的总开支大多了。


西方传教士记载整个明代中国都象一个大城市,又像一个大花园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人口密集到了连农村几乎都如同城市一般,从广东到福建,福建到江浙,从江浙到北京几乎是城镇连着城镇,3英里接3英里不断因此你每走一里都会看见一 些城镇或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
参考文献曾德昭《大中国志》盖略特·伯来拉《中国报道》克鲁士《中国志》马丁·德·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利马窦书信集》《中国札记》


在明代,你对某位大臣或者士大夫,哪怕对普通读书人,说他是皇帝的奴才,他会觉得是奇耻大辱,指不定跟你拼命

在满清, 说某某大臣或者读书人,是酋长奴才或者某某主子的奴才,且得到主子认同你可以称奴,那都是祖坟冒青烟,无限耀祖,可以炫耀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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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么一群送外卖的女人。

不想看图的国男们,可以看看文字,看看中国新时代女性是如何理直气壮“送外卖”的,省得以后被骗接盘。

今天我碰到了一件令我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和朋友(女)去中超买食物(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碰(未和她打招呼,她没认出来)到的那位来自西安的同学(跟波兰人谈恋爱,未婚先孕,正在备孕),她在中超里和老板娘夸夸其谈,说自己的波兰男朋友不关心他,说她怀孕如何痛苦。

这都无所谓,但是当她说"当我波兰男朋友这么冷漠对我,我都极其包容,因为我想着文化差异嘛,要是我谈了个国男,我的分分钟两耳光扇过去!”我很震惊,这凭什么,为什么穷得吊儿郎当的波兰人就可以无限被包容,中国男人就必须对她无限好,否则就是两耳光,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后来出了超市,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了问我的朋友,她居然也认同那个姑娘的,她说"这不是双标,不是区别对待,这是文化差异,她男朋友是波兰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这样,所以那样对她,情有可原。但是中国男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对女生百般呵护,要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旦对女孩子冷漠了就应该被责罚。”

虽然她们这么说,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这是一种双标,是一种侮辱。后来我见再讨论下去会很尴尬,就岔开话题了。这难道不是一种侮辱吗?凭什么对中国男人要求就必须这样那样,对波兰男友就可以无限包容?

作者PS:渣男送盘,老实人接盘,所以国男不能太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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