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出现后，多民族国家先后分崩离析，但为何中国没有因此分裂呢？ 第1页

民族主义并不是“党同伐异的民族意识”，而是基于对抗君权神授的古典思想为目的而诞生的，把判定国家边界和国民权利的标准从“对君主的效忠”转化为“民族”。这与传统帝国理念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主义的宗旨就是以民族作为国民边界的最高原则，当然和多民族国家水火不容。

为什么中国能维持住，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物，就是俄罗斯。

沙俄和清朝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前现代君主制多民族帝国，19世纪中期以前的沙俄，和清朝一样，都是以对君主的效忠为评判国家边界标准的古典国家。这两个帝国都采用了多元化的统治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内允许不同的秩序存在，形成拼盘式的结构，由皇室统一领导。

但是19世纪中期，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战败，帝国政府和俄罗斯人感到了危机，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崛起，沙俄开始试图用俄罗斯人的意识形态去同化版图内的其他民族。然而由于沙俄内部民族组成过于复杂，矛盾尖锐，同化注定无法完成，反而逐渐破坏了原有的君主-臣民体系，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到了一战结束，帝国崩溃解体，列宁的布党不得不引进共产主义理论说服大家暂时摈弃民族矛盾，重新联合在一起，这就是苏联。

但民族的界限和矛盾已经形成，不可能消除，苏联强行把一个已经解体的帝国弄成缝合怪，注定无法长久，强行续命70年后还是解体了。

清朝和俄国有三个区别：第一，它与欧洲距离远得多，直到1860年被攻破首都以后，西方思想才真正开始传入。而清朝又是一个古典专制主义趋于巅峰的国家，社会秩序闭塞，活力很差，而且在甲午战争前的几十年一直没有严重外患，民族主义发展空间很小，古典君臣思想依然稳固地维持着。第二，由于种族差异，白人把各种民族的黄种人都视为异己，客观上延缓了清朝内部民族矛盾的爆发。第三，元明清三个王朝的大一统远比沙俄的时间为长，忠君爱国的帝国思想惯性要大得多。

虽然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清政府迅速衰败乃至崩溃，但辛亥革命由于力量不足，非常不彻底，以至于接盘的民国是一个统治非常松散的国家，没有高度权威的政府把民众组织起来，没有给汉民族主义以发展空间，民国就一直维持着“中华民族”这种缝合怪。虽然这个缝合怪是为了接盘清朝领土而生造出来的。而在中国内部混乱了20年后，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残酷的战争又促使“中华民族”意识强化，压制了内部民族矛盾。

战争结束之后，本来矛盾会迅速爆发，但tg以惊人的速度完成政权更替，用威力强大的马列毛主义配合刚刚被抗战所塑造巩固的中华民族意识和领袖无敌的个人魅力，继续在压制汉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把国家认同维持住了。在日本的威胁消失以后，这种认同，是领袖的人格魅力和共产主义共同塑造的，某种程度上，和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相当类似，是古典帝国思想和现代普世国家思想的缝合体。区别只在于中国原本的内部民族矛盾远小于苏联，统治的成本也比苏联小得多。

所以，虽然“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虽然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上已经流行两百年了，但由于地理的封闭、清朝的成功统治、民国的混乱、外敌入侵、领袖的逆天等原因，本该在19世纪就发展起来的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一直没有发展的机会，直到近年才刚开始抬头，还早着呢。说白了就是时间还不够。中国的统一，截止目前，依然是黑体字所示的思想所维系。

当然从长远来说，没有谁真的永恒，无非时间长短问题。

先说结论，中国在清末民初的动荡中基本维持了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完整，主要是由以下多个因素共同实现的：第一，基于地缘政治的缘故，民族主义思想并未渗透到边疆地区，尤其是边疆下层民众，辛亥年的分离运动主要是边疆王公贵族主导，因此在本质上清末民初的边疆分离活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这是清末民初的基本背景和与奥斯曼、哈布斯堡等多民族帝国的核心区别。第二，基于秦汉以来的历史传统与天下观念，中国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中国认同”，构成了近代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基础。第三，清代二百年来对于边疆的经略拓展了传统天下观念的内涵，并通过因地制宜的边疆治理方式使得“中国认同”在边疆地区被具象化。第四，在辛亥革命的动荡之中，各方势力很快脱离了纷争与混乱，就中国局势的平稳过渡达成了“大妥协”，为维护疆域稳定提供了时间，这是维持疆域完整的直接原因。

第一，横向对比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民族主义最先显现于边缘民族，而非主体民族。长期以来，这两大帝国基于传统的王朝模式维持着多族群、跨文化的统治，然后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急剧的冲击了传统的帝国体制。在大革命时期，现代民族主义主要表现缔造统一的“大民族”，比如法兰西民族，以及受到拿破仑战争影响的德意志民族和意大利民族，然而在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民族主义出现了新的动向，他开始逐步下沉到多民族帝国中的边缘民族，并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要求这些民族自治甚至独立。因此，19世纪的帝国危机并不是发生于现代意义上的奥地利民族、土耳其民族与边缘民族之间，而是发生在传统的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秩序与现代意义上的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等民族之间，如果考察奥斯曼帝国的帝国，现代土耳其民族意识反而是出现最晚的。

然而上述过程却并未出现在清朝，在清朝最早出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是汉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满族民族意识的兴起，而在蒙古、新疆、西藏地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直到清朝灭亡都并未产生，主导清末分离活动的并非民族主义，而是部分王公贵族的计划，他们心生不满的原因在于“中央各机关督促举办新政之文电，交驰于道，急如星火”，“库伦一城，新添机关二十余处”，尤其值得主义的是，清廷在边疆推行的新政主要涉及行政体制等方面的近代化，而不包括推行汉语、满语等民族文化问题，由此可见蒙古王公所抵制的并非不同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新政带来的“现代化”与蒙满传统统治秩序之间的冲突，蒙古王公清廷的新政损害了他们的既有利益，因此考虑分离，这与深入基层的蒙古民族意识觉醒完全不同，毋宁于说这种分离活动更近似于中国帝制时代王朝末年的情境。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相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或奥斯曼帝国，清末民初中国所面对的边疆危机其实相对较轻，重点仅在于如何安抚王公贵族以及与其背后的外国势力博弈，而不涉及深入基层的民族意识与自治要求，这是中国得以维持边疆的基本背景。

第二，作为现代民族的“奥斯曼主义”其实直到奥斯曼帝国崩溃前夕才真正出现，但是显而易见，“中国”这一概念并不是直到清末民初才开始存在。最初，“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商周时期指河南地区，春秋战国时代扩展到关东地区，之后将关中地区也涵盖进来，最后在秦汉帝国时期基本覆盖清代所称汉地十八省的核心区域。随着“中国”这一概念在地理上扩张，他便逐渐产生出政治上的含义，自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字、伦理规则、政治观念，而这些基本原则足以使得古代中国具有共同的族群认同。最终政治维度上指代“中央王朝”的中国超越了具体王朝的局限，衍生出更高层次的共同记忆，即一个基于共同文化的历时性政治共同体，他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五德终始的正统观，使得具体王朝将自己纳入到这种历时性共同体序列之中；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为插叙有别的天下秩序，中国由此构成了一个以共同政治与文化为依托的历时性共同体，而这种朴素的“中国认同”在清末构成了一种“原型民族主义”，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三，不同于传统汉族王朝，清朝的特殊性使得他们更加关注对于边疆的经略，在此过程中拓展了传统天下观念。早在入关以前，清朝便已经与蒙古众部落结盟，并将此视为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基于对边疆地区的重视，清朝在1750年代完成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广大边疆地区的征服。早在汉代，韩安国便以【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为理由反对对匈奴用兵，而到了乾隆征伐准噶尔时期，仍有大臣以【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为由反对，但是清朝却对于边疆地区有着更加积极的心态，雍正认为：“留此余孽不行剪除，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乾隆认为：“我国家抚有众蒙古，讵准噶尔一部，终外王化？”在传统天下秩序中处于相对次要位置的边疆地区，在清朝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与内地共同构成清代国家的多元板块，清朝由此也实现了对于传统天下观念的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天下观念的拓展并不意味对这一观念的放弃，而是将这一新的改变纳入天下框架之中，雍正认为：“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乾隆在论及边疆问题时强调：“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在此清朝皇帝一方面强调自身在边疆战略上区别于传统汉族王朝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并不否认“中国”“中夏”概念本身，基于这种复合型的视野，清朝得以将广袤的边疆地区纳入到版图之中，并在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开始之前，进一步拓展并巩固了朴素的“中国认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在纯粹的征服之外，清朝对边疆因地制宜的采取了不同统治策略，使得中国认同在边疆地区更加具象化。清代统治者将其版图划分为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不同区域，按照各自的风俗建立行政体制，在蒙古表现为札萨克，在新疆表现为伯克，允许其享有一定的行政自治权，但是其人选均需得到清廷认可，并通过在朝中设置理藩院统领外藩各部，同时派兵进驻边疆，以维持其稳定，由此值得重视的是，通过工具性的利用喇嘛教在边疆地区的作用，清廷得以将西藏、蒙古、满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复合化的国家建构体制，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而在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清廷得以更加紧密的掌控新疆局势，在清末民初的动荡中新疆也成为最为稳定的边疆区域。总而言之，尽管清廷对于边疆的实际掌控难以达到内地的程度，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在场”，联系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精英，而他们对清廷的态度成为分离危机的关键因素。

第四，尽管存在上述条件，对于边疆危机的处理仍需回到危机本身，辛亥革命中各方势力的妥协构成了中国得以维持疆域最为直接的原因。自1895年以来，现代意义上的汉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而在其早期曾表现出“十八省建国”的分离主义倾向，比如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提出：“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这种将朝鲜、越南、缅甸等类华夏区域置于蒙古、新疆等内亚区域之上的观点，显然受到了传统天下观中文化层级的影响，在邹容在《革命军》中的观点则更能代表十八省建国的依据：“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在其序言中，章太炎甚至强调“光复”的意义更甚于“革命”：“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

尽管随着革命宣传的深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部分革命党有意识的采取温和态度，并且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辛亥革命初期，汉民族主义仍然有所表现。在武汉军政府发布的第一张布告中强调：“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在《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 :“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 ……我汉人四 万万之生命, 死活在此一举。”在湖南，当新军打到抚署时，湖南巡抚余诚格出来说：“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然后亲书“大汉”二字挂在桅杆上，到后院挖洞逃跑；在陕西，张凤翙以“兴汉灭旗”为口号发动起义，并于次日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的名义发布安民布告；在山西，姚以价在起义时演说道：“满清入关，虐我汉人二百余年，可算是穷凶极恶，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的伎俩，来以压制汉人，谄媚外人为宗旨……今天我们要不当这家奴，要救我们的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在云南，在起义之前，革命党新军在白纸上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起义于10月30日晚爆发，蔡锷发表演说：“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

然而除了西安、荆州、武昌等极少数地方外，汉民族主义并未演变为对于满族的整体性报复与屠杀，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引起了边疆危机以及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为了防止不利影响，革命阵营紧急调整了策略，在一个月后武汉军政府便颁令强调：“吾辈当知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立宪派投入革命阵营，并积极制止过激措施，力主和平解决，一个典型事例是汤寿潜力主以五色旗代替具有汉族色彩的铁血十八星旗：“以五色国旗既可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革命，非专为种族革命；又能缓和满蒙回藏各族的心理，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助共和。”尽管孙中山始终更加倾心于青天白日旗，但是还是接受了这一选择，其 1912 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特别加以强调:“国家之本, 在于人民。合汉 、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即合 汉、满 、蒙、回 、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 。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 。是曰领土之统一。”

若继续向上溯源，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所使用的用词以及背后五族大同的观念，同样来自于立宪派阵营，其典型如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强调：“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部以对于国外之诸部是也……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杨度1907年在《金铁主义说》中认为：“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就此而言，民国初年“五族共和”的主张实际是革命党与立宪派事业的结合，革命党贡献了“共和”，立宪派贡献了“五族”，二者的合作与妥协为边疆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条件。

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妥协之外，清廷的态度同样起到了作用。尽管我并不认同《清帝逊位诏书》是主权转移的法理依据，更不认为这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但是清廷的态度对于部分蒙古王公仍然是重要的。进入1912年以后，退位最大的反对力量并非握有大权的隆裕太后本人，而是宗社党与蒙古王公，铁良曾建议隆裕太后避居关外，而蒙古王公更是直接表态：“倘南方坚持共和，则宁使南北分离，绝不赞成民主”，“蒙古自有历史以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故二百数十年来列为藩属，相亲相爱。今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甚至预测将会出现一个“蒙满帝国”与中华民国并立。在此情形下，《清帝逊位诏书》中所提及的“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在客观上为稳定边疆局势提供了便利。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认可《清帝逊位诏书》稳定边疆的意义是事实判断，将其视为清廷的贡献则是价值判断，认可前者并不等同于后者，更不等于深刻清廷在彼时的合法性，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大妥协”是由各方势力综合而来，而这种妥协最终也为稳定边疆提供了可能，那些不愿分离的蒙古王公纷纷响应了民国的号召：“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而此前一度威胁要脱离中国的在京蒙古王公如今也顺应形势改变了态度：“现在共和成立，正宜联合为一大国，蒙古断无独立之理。”纵观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新疆由于省制的建设并未出现动荡，而各方势力的妥协最终稳固了满洲与内蒙，而有待进一步解决则是西藏与外蒙以及背后的西方势力的关系，尽管民国时代的边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而最终的处理也难称尽善尽美，但在清末民初的动荡中，中国仍然避免了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这其中既有地缘政治与历史传统提供的便利条件，也有各方势力自身的努力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