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塔利班的形象在书中和现实中相差甚远？ 第2页

事实上, 那些倡导伊斯兰国家需要进行改革的伊斯兰教徒根本就不是决心开创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激进分子。对于他们来说, 改革社会政治制度从来就不是与历史诀别去开创新的篇章, 他们的目标从来都是恢复一直以来就存在于伊斯兰教义当中的内容。伊斯兰教徒的诉求是社会的伊斯兰化, 是思想和实践层面的伊斯兰化, 即人们应当以伊斯兰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甚至可以说, 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 在中东（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 一个政权是否可以上台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和恢复伊斯兰教义。

塔利班不会变，赖以统治的民意基础（宗教合法性）决定它一条路走到黑

ISIS经常会展示一些其统治地区平民的日常生活, 这些图像中没有暴力反而常见沉思和信徒之间的友爱, 并且这种宣传不仅局限在网络和智能手机上, 而且渗透到了广大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ISIS花费很大精力构建这种复合的宣传攻势, 因为其目标受众由多个群体构成, 包括可能加入恐怖组织的成员、 对ISIS抱有同情心的人、敌对方、普通大众等。 虽然受众非常多样化, 但是其宣传策略的内核是一致的: 哈里发国家是终将获胜的模范社会, 顺者昌逆者亡。在这种复合型的宣传策略面前, 当前国际社会的宣传方式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其针对的只是ISIS意识形态中的某些特定部分, 而不是其核心思想。比如国际社会最常用的宣传方式是展示ISIS的极端暴力行径, 然后向大众呼吁ISIS有多么的残暴, 他们不属于伊斯兰, 所以不要加入他们。这种片面单调的方式显然不如ISIS的宣传策略有说服性

精塔幻想中塔利班“世俗化”是要求塔利班成员集体叛教。

ISIS意识形态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研究

陈杰 谢佑平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警务管理系

复旦大学法学院

一、ISIS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由来已久。奥斯曼帝国崩溃后, 由英国人Mark Sykes和法国人Francois Geroges - Picot于1916年牵头重新构建的中东政治格局正在被打破, ISIS是此进程中的主要力量之一。理解ISIS需要从宗教、精神、技术、政治等多个层面入手。从本质上说, ISIS是反殖民运动的产物, 它将前殖民时期的权力概念 ( 信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和逊尼派的哈里发) 作为行为准则; 将伊斯兰教对于先知的忠诚与现代媒体相结合; 它发布的视频里既有最原始的残酷暴力, 也有最虔诚的祈祷; 其成员来源广泛, 看起来结构涣散, 但却拥有极强的执行力与号召力。国际社会对这个新生事物的不解甚至误解是其能够短时间内取得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自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创立伊斯兰教以来, 伊斯兰教教义对于其信徒一直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对其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 需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进行具体分析。[1]宗教特征是ISIS得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ISIS的创始人扎卡维于2002年左右在伊拉克加入基地组织后就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其与基地组织不同的行为方式, 并逐渐为人们所知晓。在美军进入伊拉克4个月后, 他策划了3起恐怖袭击事件, 分别针对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约旦驻巴格达使馆和什叶派清真寺, 但美国当时并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事态的发展, 扎卡维与基地组织的分歧逐渐显露出来, 尤其是对暴力和对哈里发, 扎卡维持激进态度。而扎瓦希里与本拉登则警告扎卡维, 过于激进地展示暴力可能会疏远普通穆斯林, 而在当时的形势下宣布哈里发则为时过早。 虽然扎卡维于2006年死于美国空袭, 但其忠实的追随者们还是于2006年10月在没有征求基地组织意见的情况下宣布成立ISIS ( 即伊斯兰国) 。 随后两年里, 美国联合伊拉克的其他伊斯兰教派展开了针对极端组织的打击行动, 并且颇有成效。 这是ISIS发展过程中的低潮点, 其势力一度濒临消亡, 但扎卡维的思想还是通过其追随者存活了下来。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的伊拉克领导人马利基属于什叶派穆斯林, 他在任期内对逊尼派穆斯林的迫害客观上为同属于逊尼派的ISIS的复苏提供了条件。ISIS在这一波反抗马利基政府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发展。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 伊拉克迅速成为恐怖势力活跃的新地域, 而叙利亚与伊拉克乱局的相互影响导致恐怖势力坐大。[2]同时, 由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忽视, 到2014年ISIS占领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时, 其已经拥有足够的军事及经济实力, 其 “圣战”及哈里发的宣传策略也已获得穆斯林群体的广泛支持。ISIS在叙利亚的崛起由几个因素促成, 对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统治不满导致的广泛抵抗是主要原因之一, 其所推行的政策也自然使更多的反对派加入到反政府的斗争中。一时间叙利亚成为各种势力和各种利益交锋的战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叙利亚的几个临近国家都把叙利亚内战当作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平台。此外,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 专注于推翻阿萨德政权而忽视了ISIS的能量。以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 使得叙利亚的国内局势异常混乱, ISIS正是利用这种混乱迅速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

概括来说, ISIS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兴起源于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过去10年里, 美国以及其他伊斯兰抵抗组织一直试图推翻掌权的某些中东国家的政府。这样的尝试通常伴随着武力斗争, 随着一方或多方势力的削弱, 就会出现权力真空。除非国际社会能够培养足够强大的地方力量来压制恐怖组织, 否则这个真空地带很快会被某些极端势力占据和利用。

审视ISIS的发展历程, 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所谓外籍战士现象。近年来, ISIS的宣传经常把内容及目标受众的重点放在外籍战士身上, 其宣传材料经常以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同时散发。ISIS的大部分外籍战士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 尤其是突尼斯人和沙特人占大多数, 也有不少来自前苏联地区, 甚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美、加、 澳、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的公民。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外籍战士数量, 但已有相当数量的ISIS信徒通过各种途径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ISIS控制区, 加入所谓的圣战, 还有不少人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于ISIS宣扬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忠诚。这种现象的产生, 除了个人原因外, 更重要的是ISIS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宣传策略使得人们更容易对于这种带有明显中世纪痕迹的宗教信仰产生认同感。ISIS的宣传策略相比基地组织有了很大的进步。基地组织通常是先招募人员, 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激进主义教育; 而ISIS则是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广泛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然后再招募那些已经形成了激进主义思想的信徒。这个方法使得ISIS能触及的受众面更广, 影响力也更大。可以说, ISIS取得今天的发展, 与根植在其意识形态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密不可分。如果不能针对这一因素进行有效抑制, 那么就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伊斯兰国问题。

ISIS与以往的恐怖组织有着巨大的差别。以往的恐怖组织从根本上说多是民族主义组织, 他们的目的是政治的和实用主义的。而ISIS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 它是企图代表整个穆斯林人群的宗教极端恐怖组织。其代理哈里发巴格达迪在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就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集中到伊斯兰的国度来进行“圣战”, 以完成自己的宗教职责。对于恐怖组织, 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谈判达成某种政治目的 ( 比如说撤军或者授予自治权) 而结束叛乱, 但是这个方法不适用于ISIS。ISIS并不要求外国军队撤军, 它甚至希望西方军队入侵其领土以满足伊斯兰教对于“圣战”及审判日的描述; ISIS不要求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获得自治权, 它的目标是恢复中世纪伊斯兰教的荣光, 通过种族清洗及暴力袭击的方式统治伊拉克、叙利亚及大片其他地区。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特征决定了它不能接受妥协。但是, 单一民族国家原则的理论已成为过去时, 不再适应民族国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 伊斯兰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快速发展是因为国际社会错误理解了其本质。首先, 国际社会错误地将其和基地组织等同起来, 认为可以把应对基地组织的方法套用到ISIS身上。 其次, 国际社会低估了伊斯兰国的中世纪宗教性质, 低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ISIS新闻发言人Abu Muhammad al - Adnani于2015年9月份对国际社会宣称: “ ( 对于广大穆斯林而言) 死亡就是胜利。你们 ( 国际社会) 的敌人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被打败的民族。对于我们来说, 要么获得胜利, 要么死亡。”这个声明充分说明了宗教信仰在ISIS意识形态体系中起到的作用。ISIS的战士不仅愿意为宗教献出生命, 他们甚至会张开双臂欢迎死亡时刻的到来, 因为他们相信为了宗教献身会获得直接进入天堂的资格。这种观点对于已经经历过启蒙运动的西方社会来说很难理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看作是一整套既定的客观物质因素下的附属产物。这个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 但有时会混淆意识形态的力量, ISIS的崛起以及目前的中东局势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 现阶段需要辨明的最重要的问题是, ISIS的崛起和伊斯兰教一定是有关联的, 那么这个关联到底是什么呢?

ISIS借鉴了许多在广大穆斯林群体中拥有广泛共鸣的观点。这些穆斯林群体并不一定完全赞同ISIS对于哈里发1的诠释, 但是哈里发这个概念一直存在于伊斯兰教义中。ISIS提出恢复哈里发的做法在穆斯林群体中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响, 即便在那些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群体当中也是如此。虽然哈里发早在1924年被废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 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就会使人想起伊斯兰的伟大历史以及其遭受的劫难。历史上强盛时期的穆斯林状况与当今世界穆斯林状况的巨大差距经常会让穆斯林群体感到愤怒和羞辱。犹太复国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严峻挑战是激活伊斯兰复兴主义的重要原因,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霸权主义势力在中东不断进行渗透和扩张, 也严重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主权, 导致了伊斯兰教的复兴。[4]人们在体会到失落感的同时, 也渴望有套成熟合理的法律及政治秩序可以让他们恢复中世纪的荣光。因此, 穆斯林们一直在寻求一个合适的后哈里发时代的政治结构。所谓“主义”应是一种系统、持续和有组织的主张和行为, 它既是一种理念和原则, 又是实践和行动。[5]与此相对应的是天主教人群。他们对于天主教宗教国家这个概念并不强烈, 历史上的基督教徒就愿意与罗马人共存, 甚至接受罗马的法律。在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后, 政教一体的概念对于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信徒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绝大部分的西方天主教徒是不可能接受一套由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及社会秩序的, 而绝大部分的穆斯林觉得这样的社会体系是正常的。

2011年的一项佩尤民调显示, 88% 的埃及穆斯林和83% 的约旦穆斯林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80% 的埃及受访者表示支持对通奸者处以石刑, 70% 的埃及受访者表示支持以剁手刑惩罚小偷。这个数字在基督教徒占大多数的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虽然现今大部分伊斯兰国家都不再实施沙里亚法刑罚, 但是这些刑罚是明确出现在古兰经当中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对待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区别还体现在比如性别平等、少数民族权利和神职人员在起草法律文书中的作用等方面。怎样处理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是伊斯兰教独特性的最好体现。正如米歇尔·柯克 ( Michael Cook) 在其著作《古代宗教与现代政治》 ( Ancient Religions, Modern Politics) 中所指出的, “天主教徒们没有什么古老的法律需要恢复; 印度教徒有一套古老的法律却没有心思去恢复它; 而穆斯林们不仅有一套古老的法律, 而且绝大部分中东地区的穆斯林都有强烈的愿望去恢复它。”

并不是没有伊斯兰学者试图打破这种状态。 苏丹学者Mahmoud Mohamed Taha和他的学生Abdullahi An - Na’im曾经试图把古兰经中记录的先知遗训进行区分, 提出古兰经包含两种信息: 第一种是基于先知在麦地那创教时的话语形成的, 其中的语句适用于7世纪的阿拉伯世界, 却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时间和地区; 第二种信息源自麦加时期的语句, 这部分包含的伊斯兰教规应当根据具体时代的要求进行变更。Taha于1985年被当时的苏丹政府处决, 其学说也未能获得大批的追随者。少部分同意其观点的“进步”穆斯林也大多生活在西方世界。土耳其的宗教改革是另一个案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曾经有一段时间, 所谓的“后伊斯兰主义”在学术圈颇为流行。 学者们认为土耳其伊斯兰 ( 其实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 是一个全新的改革途径, 这个途径使得伊斯兰教徒能够在世俗民主政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但是这个路径现在证明并没有被中东地区的广大伊斯兰国家接受。事实上, 那些倡导伊斯兰国家需要进行改革的伊斯兰教徒根本就不是决心开创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激进分子。对于他们来说, 改革社会政治制度从来就不是与历史诀别去开创新的篇章, 他们的目标从来都是恢复一直以来就存在于伊斯兰教义当中的内容。伊斯兰教徒的诉求是社会的伊斯兰化, 是思想和实践层面的伊斯兰化, 即人们应当以伊斯兰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甚至可以说, 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 在中东（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 一个政权是否可以上台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和恢复伊斯兰教义。这种观点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提供了很好的叙事条件。再加上原本普遍存在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的神职阶层的消亡, 给极端主义组织的宣传运用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中, 新教 ( Protestantism) 的诞生和大规模读写能力的出现密不可分。因为越来越多的信徒们获得了读写文字的能力, 他们不再必须依靠神职人员来解读 《圣经》。《圣经》也逐步被翻译成了德语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 因此其他国家的教徒们也获得了直接阅读《圣经》的途径。而新教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奠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 自由主义。 与此相对应, 伊斯兰世界也经历了神职者阶层的消亡。欧洲神职者阶层的消亡给世俗化打下了基础, 而在伊斯兰世界, 相同的趋势却没有带来相似的结果。不管是1928年形成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还有后来的许多伊斯兰政权, 都没有兴趣创立新的宗教解读方式。相反地, 他们认为, 经过伊斯兰学者数个世纪复杂的技术层面的解读, 先知穆罕默德和其追随者们体现出的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已经被模糊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 要领会《古兰经》的涵义, 只需要阅读它并且严格遵从书中描写的先知的榜样就可以了。因此, 虽然神职者消亡这一事件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都发生了, 但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在欧洲是新教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更加的世俗化, 在中东则恰恰相反。1864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及其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 Westphalian system) 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史时期之交的第一个多边条约, 是“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近代国际法的实际源头, 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在伊斯兰世界的困境在此显露无疑: 安全和稳定需要依靠强力的政府才能获得, 但是民主所必须的多样化和对于权力的限制又会制约甚至削弱政府的权威。因此, 不少现代外交政策专家认为, 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宗教特质使其从本质上不适用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即现代政治体系。对于绝大部分的穆斯林而言, 其国民身份是其伊斯兰教徒身份的从属。即使如摩洛哥和约旦这样相对温和的伊斯兰国家, 其君主制政体也必须建立在宗教合法性的基础之上。这种政教合一甚至教大于政的现象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与灭世、审判日、圣战和固定刑 ( hudud) 有关的教义结合在一起, 客观上使得冲突与暴力特别容易发生在伊斯兰国家。ISIS正是利用这种特性, 突出其行为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使其得到美化并具有合法性。 可以说,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给ISIS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 而ISIS则充分利用其伊斯兰教徒身份进行宣传和策划恐怖行动, 两者相得益彰, 是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ISIS的宣传战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

ISIS拥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强大理论基础, 在此理论基础之上, ISIS进行了形式多样、颇具成效的宣传攻势。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战略目标的全球化、宣传方式的本地化和对于自身吸引力的深刻理解。

国际媒体经常将注意力集中于ISIS的暴力行径, 但事实上, ISIS的宣传内容不仅仅是对于暴力的展示, 而是相当多样化。比如, ISIS经常会展示一些其统治地区平民的日常生活, 这些图像中没有暴力反而常见沉思和信徒之间的友爱, 并且这种宣传不仅局限在网络和智能手机上, 而且渗透到了广大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ISIS花费很大精力构建这种复合的宣传攻势, 因为其目标受众由多个群体构成, 包括可能加入恐怖组织的成员、 对ISIS抱有同情心的人、敌对方、普通大众等。 虽然受众非常多样化, 但是其宣传策略的内核是一致的: 哈里发国家是终将获胜的模范社会, 顺者昌逆者亡。在这种复合型的宣传策略面前, 当前国际社会的宣传方式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其针对的只是ISIS意识形态中的某些特定部分, 而不是其核心思想。比如国际社会最常用的宣传方式是展示ISIS的极端暴力行径, 然后向大众呼吁ISIS有多么的残暴, 他们不属于伊斯兰, 所以不要加入他们。这种片面单调的方式显然不如ISIS的宣传策略有说服性。更为重要的是, ISIS的宣传部门显然意识到在数字信息化时代, 不论是同情者还是对手, 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其宣传工具为自己服务。因此, 他们的宣传目标不局限于已经宣誓效忠“圣战”的信徒和有可能转化为信徒的民众。通过把目标定位在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上, ISIS的宣传战略能够逐步加强他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再加上神职人员阶层的消失使得对于宗教的解释权实际上落到了最强大、策略最合理的一方手中, ISIS可以严格控制对于伊斯兰教教义的解读以及伊斯兰国整体形象的理解。并且, 恐怖主义的传播总是通过媒介进行的, 暴力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事实上, ISIS已经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以及其他地区设立了多达数十个官方媒体机构。从巴黎恐怖袭击以及欧洲难民危机这些事件中的ISIS宣传工作可以看出, 其拥有很高的协同工作能力和效率, 而且这些宣传机构还会积极地寻找非官方的发言人。这些发言人通过非官方的渠道传播ISIS的思想, 鼓动更多人加入“圣战”。这些非官方的发言人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们对于各自目标人群的理解更加深刻, 能够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 自然更有效果。有研究表明, 个人加入恐怖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亲属、朋友、师生等社会纽带的影响。然而, 现代的民族分裂活动不论以何种形式和面目出现, 其实质都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政治极端主义运动

ISIS拥有更全面的宣传内容, 更灵活的宣传策略, 还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国际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彻底击败ISIS及其代表的极端主义组织, 必须在意识形态层面取得胜利, 否则即使消灭了其地面力量,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还是会通过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传承下来, 进而演变成为新的极端组织。从这个角度看, 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非常重要, 意义非常深远。反观当前国际社会的宣传策略, 起码有两点做法值得商榷: 一是一直以来试图否认ISIS的伊斯兰宗教本质, 认为将其与伊斯兰教割裂开来就可以削减其在世界各地穆斯林人群中的影响力然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这个做法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即削弱国际社会的号召力和可信度。因为其伊斯兰宗教本质, 特别是其核心的中世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质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二是宣传对象和策略的单一性。（精塔洗涤塔利班手段）

因此, 国际社会想要寻求恰当的应对方式, 必须从伊斯兰教义本身入手。

首先, 要对抗ISIS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吸引力, 可以从削弱其军事力量和位于叙利亚、伊拉克的哈里发统治地区入手。基地组织与ISIS的区别之一是前者不需要实际的领土就能够存活下去, 因此, 想要彻底消灭基地组织的地面军事力量很难。因为其可以用一种地下的方式进行操作, 而对付ISIS就不能使用这个策略。因为根据伊斯兰教义, 哈里发能够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其必须拥有控制的领土。如果ISIS失去了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 其信徒许下的圣战誓言就不再拥有完全的约束力, 虽然会有许多忠实的信徒继续履行“圣战”职责, 但宗教号召力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哈里发作为宣传工具的价值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此一来,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信徒受到ISIS宣传的感召, 抛弃自己的既有身份, 来到ISIS占领区加入“圣战”的现象将会终结。当然, 这个策略也有其不可避免的风险。根据ISIS一直以来的宣传, 最期望国际社会发动地面进攻的正是ISIS自己。ISIS一直认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定会发动以消灭穆斯林为目的的、现代版的十字军东征。国际社会的这个做法刚好应验了这样的“圣战”情节, 可能会使得更多人认同ISIS的宣传内容进而加入“圣战”, 从而使ISIS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加强。但是, 哈里发必须拥有实际存在的领地这一伊斯兰教义确实为削弱ISIS提供了良机。因此, 从现有的形势看, 通过空袭和代理人战争 ( 扶植地方的反ISIS势力与其对抗) 持续削弱其实力是很好的策略。只要能够抑制ISIS在地域上的扩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宗教吸引力就会逐步减弱, 因为其哈里发并未能如《古兰经》所描述的那样带领穆斯林征服异教徒。军事打击可以削弱其宗教吸引力, 宗教吸引力的减弱反过来又会影响其军事实力。长期以往, ISIS就会被自己的宗教热情燃烧殆尽。（美国人聪明！）

其次, 必须认识到ISIS对于伊斯兰教义的解读只是众多解读中的一种。国际社会必须着手寻找新方法, 重新把话语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就拿对于固定刑 ( hudud) 的解读来说, 对于许多穆斯林, 这是伊斯兰法律体系独特性的证据, 是穆斯林文化和政治自主性的标志。确实, 大部分中世纪的穆斯林法学家认为, 固定刑 ( hudud) 是伊斯兰教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其是不可改变和调整的。但有趣的是, 纵观伊斯兰历史, 很少能发现真正严格执行固定刑 ( hudud) 的时期。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 法学家们设定了许多免责的情况和执行这些刑罚的必要前提条件, 结果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只有那些自己决心要被惩罚的个人才会受到固定刑的惩罚。ISIS是唯一在其控制地区严格执行固定刑的穆斯林政治派别。很多穆斯林学者呼吁, 在对待固定刑的问题上, 真正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刑罚所维护的社会价值标准, 而不是刑罚本身。因为刑罚本身是由当时的具体境况决定的, 比如说有无减刑情节、证据是否确凿、当事人的态度以及特定时期法律体系的可靠性等。从 《古兰经》中也可以找到先知有关固定刑的语句, 它认为穆斯林应当在面临固定刑时保持疑问的态度, 以避免对辩护人实施不必要的惩罚。先知还提到, 如果一个人发现有人犯了应受固定刑惩罚的过错, 他应当首先帮助当事人忏悔而不是进行揭发。而且, 控告别人犯下的罪行却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可能反而使得控告人成为固定刑惩罚的对象, 就像跟踪这样的暗中调查取得的材料并不能作为证据。可以看出, 对于固定刑的使用是有着诸多限制的。而ISIS对于固定刑宽泛的展示和使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违背了《古兰经》中先知的教导。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对ISIS的宣传策略进行反驳。

最后, 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正在使用的宣传策略有着受众面狭窄和效率低下的缺点, 应当针对此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一直以来, 对抗ISIS宣传攻势的任务都是由各国政府承担的。这个策略的天然弱点在于不能作出及时的反应和对于个人的感召力不强, 因此应当适当地让个人来分担这个任务。此处的“个人”可以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 可以是个人或者机构, 可以是某个团体的领导人或者文化组织。关键在于, 这个个人或者机构有能力获得相应人群的信任, 那些处于ISIS军事威胁地区的人民或者ISIS宣传的目标人群对于这些个人或者机构有足够的信任和尊重。这个方法可以快速提升受众的数量,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反ISIS的战斗中去。更加重要的是, 这个宣传策略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更强, 所传递的信息带来的影响更深远。

哟，不合自己的意，这时候知道质疑书本啦。

首先，你看过李安导演的《色戒》吗？里面的抗日青年怎么和现实中的也大相径庭啊？里面的汉奸怎么也和现实中的大相径庭啊。

其次，现在的阿塔不是20年前的阿塔，拜托，美国人都帮阿塔上层换了好几波血了，这种优胜劣汰之下，现在的阿塔领导层必然是一个信念更坚定，行动上却更务实的组织。就像忒修斯之船一样，他好像还是塔利班却又是船新的塔利班。

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一些基础背景 或者说压根不想去了解。

比如，塔利班禁养动物，什么狗 鸽子一类的。问题是听说过斗鸽子 斗狗等传统阿富汗赌博项目吗？这种流动式或者固定 半固定赌场到处都是。然后禁止以争斗为目的的蓄养动物（比如牧民的工作犬谁去禁止了？）

再比如，放风筝。这玩意临时和长设的赌场或者赌博大会还少了？不知道阿富汗这项活动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赌博项目？

以上的赌博项目在长期战乱下和人口贩卖有着密切关系，弄来的妇女儿童什么的包括不限于掺和进童妓、器官贩卖和娈童等目的。

对了 ，娈童是阿富汗上层有着悠久历史的项目，某位前阿富汗军阀就囚禁了自己某位政敌父子（是的 父子），是被阿富汗中下层人士严重敌视的，尤其是中下层比较虔诚的教士。

鸦片、酗酒什么的我压根不想说。

另外，放风筝的人作者一辈子没去过阿富汗 从出生到现在。

这就是一些非常基础非常常见又及其罕见，鲜为人知的基础背景。

以上。

势如破竹能反映的只是阿富汗政府军菜，和塔利班是否黑暗恐怖并不冲突，几年前isis一样势如破竹，最后是大国联手绞杀了这一恐怖组织。

回顾人类历史上，野蛮毁灭文明，或者极端宗教势力摧毁世俗国度比比皆是，并不稀奇。

军事上的胜利并不一定等于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