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南开大学日本史对应仁之乱的介绍？ 第1页

整理草稿箱发现居然有个四五年前的东西写了一半丢在这里...正好这几年《应仁之乱》的中文版都出了，就来把这个问题补完好了

关于这个问题呢，首先问题本身多少是有一点恶意曲解的，就，南开日本史原文里提到的所谓庄园制与国人领主制之间的矛盾，直接相关的只是守护家继嗣之争，这个问题描述的方式其实是有些上纲上线批判南开日本史的意思的。不是说不能批，毕竟这本书成书都小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批评嘛我们要做得更有水平一点...起码看懂人家说什么了先？

至于应仁之乱的定位，如果看最新的研究，确实如问题描述中所说更多地只将其叙述为政治动乱，而不多涉及太多的根本性转变，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是近百年来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即使现在看教科书，一般还是以应仁之乱为战国时代的开始，更不用提之前内藤湖南拿应仁之乱作为将日本史一分为二的节点了（当然内藤本身就只是讲座上的随口一提...）。

现在应仁被上头的观应扰乱（意义定位大致是室町幕府长期化or独立性显现？）和下头的明应（现在有拿它作为战国开端的）夹在一起，多少是被相对化了。但是早几十年前观应扰乱连个安定的史学名词都不是，这到底有多少是史家强行划定分期（杠精），其实我们可以细思考一下（注意这里不是在反对研究的深化...只是在说研究深入的同时多少会带来为一些事件赋予意义与解释的需求。例如当年的唐宋变革论现在发展出来不知道多少个xx变革论的变体，大致如此）

然后呢，看问题多少有些看不上南开日本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意思，这里还是稍微做些（或许属于蛇足的）解释。

关于历史学家的工作成果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下面的两个大类。
第一种是发现新史料和新史实的工作。这个应该好理解，比如哪天你发现了一份文书证明或者证伪了明智光秀谋反的原因之类（话说前几年又有新闻说发现了光秀家臣当时的文书……最近时不时地在发现就是了，目前大概也很难真指望发现一篇新文书就能彻底颠覆很多大众都耳熟能详的结论了...）嘛绝大多数的这类成果都不会这么有爆炸性，基本都是默默无闻没多少人知道就是了。

第二种是在旧史料间建立新联系的工作。这个可能难理解一点，以问题的例子来说，关于应仁之乱起因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关系变化产生的影响，但是现在的另一个解释重视家庭关系与继承权的变化，也就是从财产的分割继承变成家督一円继承，换言之是从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继承变成更接近零和游戏你死我活的继承方式，由此导致的权力争夺激烈化。（我记得现在教科书似乎主流是这么写的……要是错了抱歉，毕竟入学考试都是快十年前的事情了=_=）

上述这两种观点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么？其实未必有，两种解释只是关注问题的重点不同，可能同时成立。这一关注重点的变化一般还造成使用的材料的变化与解释材料方式的变化等，我们一般称此为研究范式的转变，可惜的是这类能够改变研究范式的研究，最近其实不多见了。

研究范式的变化，（在史料不新增的前提下）带来的主要结果是在不同史料之间建立新联系、或者是让人注意到一些原本关注度比较低的材料，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史（限定中世史吧，鉴于问题说的是应仁之乱。虽然中世史不是本行...）研究中的影响来说，最主要的一点大概奠定了中世史研究的很多范式：上层政治结构重视武家政权（镰仓+室町幕府）和武士论，经济基础重视庄园制和守护地头，地方支配从守护到守护大名到战国大名，这一系列研究的出现和发展都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给指明方向。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一套成熟的理论，基于它无论是中国史或是日本史学界都做出了巨大的突破，这是事实，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尤其要承认奠定整个日本战后史学基础的其实是（题主似乎不太看得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至于它能不能、以及应不应该被反思，这就是另外两个问题了。

如果只说个人观点，近来的日本史学界不如说有一种脱离左翼史学理论以后找不到新的理论支点、失去前进方向，单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感觉；比如现在的中世史越来越分不清武士到底是什么、武士和贵族的区别在哪里，这其实是模糊了中世的上限（所以现在院政已经划入中世史范围了，上一代学者读书的时候还不是这么个情况呢...）；然后战国大名和守护大名的区别也逐渐模糊不清，这其实是模糊了中世和近世的分界。这些当然是进步，但是进步的同时其实也多少有一点是迷思吧。

至于这个要怎么办...呃反正我都回国了似乎暂时可以不用为他们担心（揍）好吧认真说其实不知道怎么办，日本史学界的问题多了去了也不差这一个...比起方法论困境他们大概得先解决老龄化困境（x

最后随手推荐一下吴座勇一的《应仁之乱》好了，最近中译本应该也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