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中国在18世纪的欧洲刚好属于“比较圆的外国月亮”。在启蒙运动的早期,当时的欧洲人树立了一正一反两个外国事例。离欧洲比较近的奥斯曼帝国,被称为君主反复无常、独断专制的反面教材;离欧洲比较远的中华帝国,则被称为君主理性统治国家的正面榜样。这两种形象本身多少符合当时欧洲人的观察和发回国内的报告,但是这两种形象之所以被广泛运用,主要还是满足了当时的欧洲人“借题发挥”劝诫本国君主的需要。等到启蒙运动后期,历史分阶段线性发展的史观占据上风之后,也就再也没有欧洲人会拿遥远外国的事例当做正面榜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