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亮剑》中的田墨轩（李云龙的岳父，田雨父亲）？ 第1页

看懂了田默轩就看懂了亮剑。

或者说你心目中田默轩是什么人，亮剑就是什么小说。

作者毫不掩饰的用田墨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你对田墨轩的评价越高，基本对亮剑以及亮剑的观点认同就越高。

你觉得田墨轩是【我觉得知乎又会说我政治敏感封我15天】，那亮剑就是【我觉得知乎又会说我政治敏感封我15天】。

田墨轩算是在小说亮剑中，原作者比较下了力气铺设其背景和政治理念的人物，其丰富和意识形态表达的程度在原著中超越了主角。

原著中主角包括赵政委本身政治理念由于都梁自己的问题写的人物过于扁平而且行为与人设互相冲突，电视剧的补充大大丰富了人设否则根本看不下去。

而田墨轩本身由于出场设置和戏份立场问题，电视剧基本只做了稍微的美化和拔高就大致完事了。

至于为什么说田墨轩是都梁下了力气的呢。

原文对于田墨轩的背景是这样描写的：

田墨轩经常在《大公报》上发表些针砭时事的杂文，当时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主持的《大公报》政治上持中庸之道，自称无党无派，不偏不倚。饶是如此，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在政治、军事方面激烈对抗的两大政党，国共双方，对这家报纸均无好感，国民党称它为思想左倾。共产党称它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

提到王芸生和一个非常重要的“小骂大帮忙”就已经说明了田墨轩本人政治观点立场，甚至可以说这个人就是秉持大公报非官方思想，对国民党殊无好感，对共产党武装革命也有疑惑的一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这里要纠正题主的一个想法。实际上哪怕是从原著描写的教育背景（燕京毕业）和人设，田墨轩本人也是一个具备五四之后典型的新知识分子特征，对阶级斗争相当排斥的，卡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不上不下，知道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人设，跟传统知识分子和儒家殊无关系。

他的造型，考虑其本身对共产党的立场来讲应该是向蔡元培，傅斯年，乃至于胡适这些人靠拢，电视剧里面对其造型的考量，包括田夫人沈丹虹（一个原著明确写明的新女性形象）的造型，应该说不太符合原著精神。哪怕是从都梁给予的知识分子背景合理化来考虑也是不合适的。偏洋化更合适一点。

从大公报的历史遭遇分析田墨轩的政治倾向，著作描写是否合理

谈到大公报和“小骂大帮忙”这事是能水个十来篇论文的议题

其中对于大公报的性质，阶段，乃至于这一批评是否合适都有丰富的论述，认为小骂大帮忙这一点不确的以周葆华为的文章为主，其他的大家可以自行观看，真要彻底捋清楚这个问题相关甚多，我只能写我自己的看法。

“小骂大帮忙”其最明确的一个来源大致如下

综合不同论文的表述，可以明确一个问题，大公报登的论文斥责过国民党高官，同时也因为采信国民党方面信息对中共进行过污蔑。反过来而言在解放战争局面基本确定之后，包括当时主笔王芸生在内相当一部分接受大公报的命运，并且可以说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并且重新主持大公报的工作。

那么如何分析大公报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倾向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小骂大帮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更多的体现是他们的阶级立场的软弱性和摇摆。若说这帮人有多反动有多反人民，不见得，但是若说这帮人完全倾向革命，怕是也难讲。

并不是说大公报斥责孔祥熙就代表他不是小骂是大骂，而在于即使去掉大公报被国府反动新闻政策压迫必须转发中央社文章，以及某些为了大公报存在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外。

大公报基本上的定调是反对武力革命（当然也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派武力镇压）

同时对民众也有其同情一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有所揭露。对共产党也有所好感

张季鸾逝世后，继任者王芸生仍奉行其办报主张。１９４４年夏，他派记者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并于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６日连载了孔撰写的长篇通讯《西北纪行》，客观报道延安的情况，王芸生还为此特别撰写了题为《延安视察的感想》的社评。据孔昭恺生前回忆：“毛主席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团。延安很多领导人都参加了。入座之前，毛主席让我坐在首席，我当然不肯，一再谦逊不敢上座。毛主席坚持要我上座，才心里非常不安地坐下了。毛主席举杯对我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我想起自３０年代初期，国民党即令各报刊称共产党为‘匪’，而《大公报》没有照办。这件事毛主席记得很清楚。”

这两者在表现上对评论双方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大公报经常呼吁共产党放弃武力革命回到协商建立民主政府这一条道路上来。问题是在1946年伪国大之后这一点已无可能。放下武器还能谈而只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

而对国民党的驳斥基本上可以认为，避开了国民党政权的本质这个问题，谈得再多，也只能促进一点技术性调整。

对双方的建议一方是涉及存亡，另一方最多涉及个人和体制改造，显然双方的问题权重不对等，自然是小骂大帮忙。这一点在王芸生60年代自述中也提到过，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改良的倾向。

总体上而言，大公报以及在大公报投稿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看惯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对国民党可以说没有好感，但是由于阶级立场的惯性还希望能够改造国民党的这样一部分人。

所以，即使大公报一直在呼吁和平，1948年11月香港版也发出了《和平无望》的社论，开始转变方向，接受中国将被解放的现实。王芸生本人此时也选择到解放区去看一看。最终接受了党的安排。

谈大公报的问题还不得不谈及大公报的几个创始人，对于大公报以国民党为正统的思想，在创始人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而言。这样评论这几个人是正常的。也是因为张季鸾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临死还托付王芸生不要攻击蒋介石，这也是大公报一直都没有对蒋介石进行批判的原因。

而王芸生作为由张季鸾培养的下一辈大公报主笔。他的立场更显摇摆。他本人选择去解放区也代表解放战争即将分出胜负的这个时期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想法。

即使是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的经历后，对蒋介石政权的侥幸想法也基本消磨殆尽，确认留在大陆的，都是对未来新中国有所向往，有参政议政的想法，希望参与到未来中国的政治当中，即使他们本身对阶级革命有所畏惧，对共产党政策有所失望，也并不会认为国民党有资格等量齐观。那样的人基本早就去台湾了。

（关于在解放战争末期知识分子选择的情况可以看岳南的《南渡北归》，这里就不多说了。）

更何况解放战争阶段，大公报本身就多次受到过国民党的打压收买，被国民党的新闻政策穿了不知道多少次小鞋。

说白了能认为解放战争是

仅仅是党派问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

那是远离当时现实，又经历了各种有据无据想法破坏的21世纪的人的想法

不会是一个现实经历了当时国民党乱象，被国民党破坏了所有政治抱负的人的认知。

1９４８年１０月下旬，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在上海接到中共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的邀请，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到香港候船，以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王芸生接受邀请后，特地把报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孔昭恺叫回上海，主持编辑部工作，等待上海解放。王芸生的长女王芝芙回忆说：“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底的一天，母亲忽然通知我们兄妹晚上都必须回家，我心想一定是有重要事情商量。果真不出我之所料，父亲向我们宣布：几天后将同母亲一起带着小妹妹到台湾休假。当时正值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之际，我不相信父亲会有这般闲情逸致，心想也许是出去避风。父亲发现了我的疑虑，即解释说：‘这些日子非常疲劳，身体感到不适，需要出去散散心。’那时，我已意识到此举定有文章，既然父亲不肯说，就是不便告诉我们。父亲只含糊其词地说，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一定回来，要我们安心读书，并把我们托付给了孔昭恺先生。”
为掩人耳目，王芸生对外界假称休假，于１１月５日到达台湾，８日转到香港。当年《大公报》驻台湾办事处主任吕德润回忆说：“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底，我在台北忽接芸生先生从上海写来的亲笔但不具名的信，言某日将乘飞机抵台，望接机，勿对人言，勿使人知。届时我接他下飞机，通过在台湾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的协助，绕过出入口，离开机场后乘车直奔郊区一家招待所。他对我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公报》绝不陪葬，今后将跟共产党走，香港《大公报》将彻底改变言论方针。他让我立即陪他去香港，以免中途出事无人知晓。因为当时上海国民党政府头目汤恩伯等正实行白色恐怖，滥肆捕杀学生和进步人士。他如从沪直接飞港怕被扣留，绕道台湾，如被查问，就说来此视察办事处的工作。他一再叮嘱买机票时，不要用他的名字，以免上海军警追踪而至。于是我又托人以上海大公报台北办事处主任吕某某并携随员一名（无姓名）的名义购得机票两张。取票后立即登机。在机上，我俩都很紧张，直到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下机后在出口处看到费彝民、杨历樵、李侠文、严任先等港馆老同事正在向我们招手迎接，这时我的那位无名氏‘随员’才面露笑容，我这个办事处主任便成了‘随员’的随员了。”
在香港期间，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胁，王芸生牢牢把握《大公报》香港版的言论，有利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2002年人民网时政专题纪念《大公报》百年华诞
愿作壤土细流之献——老报人王芸生与共产党的交往（节选）
作者王鹏

能留下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种表态，王芸生能得到毛泽东的亲自邀请，田墨轩无非是接待待遇降低一点层次，也是要作为座上宾处理的。所以原著15章求婚里面的场景，无论田墨轩表现的对共产党的冷淡，还是李云龙的表现，从历史实际看来都有些可笑。

田墨轩不是闭门自守的大清国翰林，也不是蹲守房子里面顽抗到底的顽固地主。他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接受新教育的新时代知识人员（燕京大学的出资人还是美国基督教会）。即使他本身要表现冷淡或者矜持，共产党都要追着你跑的。

类似的“傲娇”隐居表现，最著名的应该是柳亚子的《隐居》诗。

1949年3月28日，柳亚子做
七 律 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4月19日毛泽东和诗一首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就算田墨轩想隐居不问世事，苏州军事管理委员会和统战部都不能把他放跑了。田墨轩根本就不可能是那种我就没见过共产党我跟你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态度，软磨硬泡也得有人来几次。

反过来说李云龙要是想在田家大宅里面闹立正都没这个机会，从知道他要找田墨轩开始就会有统战部人员跟过来，宁可挨李师长的打，也不能让田老先生气。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不管空军绕岛飞了几次，国台办照样得以照顾台胞心情为第一优先。总不能让军方人员跑进来骂人。

总之，都梁既然赋予了田墨轩一个中立（大公报毕竟是无党派报纸），博学，倾向自由的新知识分子人设，那么就不应该出现一个觉得国民党好但是不去台湾，有社会责任感有参与政治欲望却选择闭门不跟人交流，全程经历了解放战争却还以老思维去当成改朝换代的田墨轩。

更不要说一个对田墨轩熟视无睹的共产党统战机构，和一个身经百战革命历程都走过却一直还是山大王的李云龙了。

只能说，15章写的最漂亮的是新婚之夜入洞房那段，都梁对这种事情比对历史熟悉太多了

田墨轩的法治思维其实是上纲上线

题主所截的这一段，都梁自己说的很畅快，然而很可惜，纯属没事给李云龙贴大字报玩。

首先1957年我国第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才颁布。原著这一章的时间是1956年夏季……

田墨轩穿越了提前把法律法规订好了……

然后即使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于公众场所事件也是警告，罚款，拘留，三层不同的处罚级别。

李云龙和赵刚的行为视对公众影响有不同级别的处理方式，然后相关人员基本忘了三种方式之中除了扣留还有别的……李云龙自己觉得自己该扣留，田墨轩的口气，怕是觉得李云龙该枪毙……

如果原著中存在把其他涉事人员拘留，他们俩没事人走人（其实他俩本质上是劝架的，了解完案情大概率也没他俩啥事，更何况实际上他们俩等于有协助警察调解案情的行为，基本上也是不会有事的。）

这倒能扣一个特权阶级的帽子，都梁你自己没写，就让田墨轩没事咬准了是特权之士不可一世，这不是民主人士，这纯属226的昭和男儿。

很符合鲁迅先生那句话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而提到胡风案就更为奇怪，因为胡风案是由宣传部提交报告，中央批发，常委会批捕，有专案组，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都参与的案子。公开正式文件都有。

至少以当时看来司法程序是有的。

那么有没有“御批”的部分呢？可能有，但是是谁说的呢？

公安部罗瑞卿、高检梁国斌、高法高克林等召开“三长会议”，研究审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准备工作。罗瑞卿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另外“两长”也认为证据不足，最后罗瑞卿表示：“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
其后，周扬曾与罗瑞卿商量，是否召开十人小组全体会议讨论一下，但罗表示胡风集团是毛主席定的性，怎么能讨论？又其后，公安部上报过一份给部分“胡风分子”甄别平反的报告，陆定一和罗瑞卿决定压下这个报告。

涉及四个中央部长级（周扬是宣传部部长。）内部的论调，基本上在事后多年相关专案组人员回忆才逐步披露的事情。

且不论这“御批”是真是假，田墨轩你够格知道中央部长会议的具体内容吗？

所以说白了所有的内容都是都梁以后世人的眼光提前替田墨轩穿越了大发议论。

说出来这些自以为先知的话的，是一知半解发泄情绪的都梁。

不是民主人士田墨轩。

还没说完

知识分子1945-1949年对苏联的看法

解放战争初期知识分子对苏联的看法于1946年2月雅尔塔协定内容公布及张莘夫事件有一个重大转折。

原文中田墨轩对苏联的态度表露于第23章，首先是丁伟提到接收沈阳。

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带一个团出关，刚到沈阳就碰上苏联红军，当时我心里那个乐啊，颠颠的一溜儿小跑就迎上去啦，就像见到娘家人似的。结果你猜怎么着？咱热脸蛋儿一下子贴到冷屁股上，人家一个上校，小脸儿绷得像块铁板，一挥手，好家伙，坦克大炮转盘枪全指着我们，硬是要缴我们的械。”
“全团的弟兄们都傻了，两边都没带翻译，就靠比划了。我的政委在地上画了个镰刀斧头再指指自己，老大哥总算明白了，枪口是不对着我们了，可就是不让我们进沈阳。后来翻译来了我们才知道，人家和国民党有条约，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不认咱土八路。”李云龙瞪大了眼：“有这事？咱和老大哥都姓共啊？”“是呀，我们也想不通。”

你当然想不通，因为你这压根就不是历史，曾克林要知道手下一个团长这么胡说八道估计先得大嘴巴子糊上去

九月四日，在苏军的一名上校的陪同下，曾克林率领十六军分区部队由锦州乘火车向沈阳进发。列车是用两个车头，一前一后地推拉着四、五十节带有客车车厢、闷罐车厢和敞蓬车厢组成的混合列车，载着部队在辽西平原上奔驰。沿途又陆续接管了锦县、黑山等一些县城，收缴了一些伪军的武器装备。
　　九月五日早晨，满载着部队的列车轰轰隆隆地进入沈阳市郊。当沈阳铁西区高耸入云的烟囱映入干部战士的眼帘时，车厢内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广大指战员既为能马上接管东北第一大城市而欢欣，又为即将能和苏联“老大哥”会师而激动。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由于苏军事先没有接到我军的照会及联系，感到非常突然。他们见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来得这么迅速，十分怀疑，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速调部队将火车包围起来，命令苏军架起机枪，不让下车。
在这种紧急形势下，曾克林主持先遣纵队党委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和唐凯等部队领导迅速作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们冀热辽军区所属的部队就一直在河北、热河、辽西地区坚持抗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因此，我军完全有理由、有权利接管这些生活和战斗过的地区的主权，不叫我军接管是没有道理的，一定要进驻沈阳。并决定由曾克林、张化东和刘云鹤等5名地方干部，带领几名参谋和警卫员，到苏军沈阳司令部去进行交涉。

两次于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交涉失败

部队已经在车上停了一天，吃喝拉撒睡都成了问题。事不宜迟，下午3点，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
这时，曾克林和唐凯的态度都很强硬，见到卡夫通时，唐凯伸出手，捋起衣袖，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一边比画一边大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曾克林接着据理力争：“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
义正词严的质问，令卡夫通哑口无言，十分尴尬。曾克林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莫斯科……”听了曾克林的意见，加上苏军翻译克拉夫钦科的正确翻译。卡夫通感到很有道理，同时又感到很为难。经过商量，最后终于同意我们下车，但要驻到离沈阳30多公里外的苏家屯。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但也算是取得了初步胜利。
傍晚，部队集合出发，曾克林和唐凯牵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干部战士排成四路纵队，一色肩扛大盖枪，身着黄军装，每个连队的队列前头，威风凛凛地排着九挺轻机枪，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高唱军歌，通过市内大街，向城东小河沿方向前进。饱受十四年亡国奴压迫的沈阳市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都自动地围了上来，夹道欢迎八路军。广场和道路上聚满了人群，附近的房顶和阳台上也站满了人。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抗战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八路军万岁！”沿途欢迎的群众很多，人山人海，足有几十万，口号声震天动地，场面十分感人。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沈阳的站前广场上，摔响了一颗手榴弹，炸伤了一名老百姓，威胁群众不准接近曾克林军。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拳脚交加，当场将这个暴徒打死。
苏军看到有这么多老百姓自发的欢迎八路军军时，非常震惊。卡夫通司令马上改变了原来怀疑的态度，派两名上校乘一辆吉普车赶到队伍前面，让部队停下来，诚恳地对曾克林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还说：“你们这个队伍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要走了。”于是部队改往小河沿一带驻扎。先遣纵队的司令部就设在小河沿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里。

最终以地方军队名义管理沈阳建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　　

第三天，驻沈阳苏军司令部派来两名苏军上校，请曾克林等部队领导到他们司令部去。曾克林和唐凯去了。苏军的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柯上将接见了他们。在座的还有军委会委员杜曼宁中将，及坦克军长、炮兵军长等。见面以后，他们开始对曾克林、唐凯以同志相称啦了说，你们的部队没有标志，也没有军衔，不好识别是不是正式军队。又说，我们已经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啦，知道你们确实是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中国的八路军。不过，我们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政府订有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接管东北的主权。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有监督，如果同意你们接管东北的主权，美国、英国提出抗议怎么办？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怎么办？曾克林和唐凯针对苏军的谈话，再一次陈述了我军在冀热辽地区的战斗历史和我们的合理要求。他们听了后，说道，你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有帮助你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抗战时期就在这个地区活动，现在又回到这里来，我们苏军暂时先维持这种局面。但是在上面，在外交场合，这要另外考虑。在中苏条约中，曾经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需要与“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合作的条文。于是建议曾克林把部队的称呼改为 “东北人民自治军”，以东北地区的地方性部队的名义开展活动。主要任务是与苏军合作，肃清日伪残余势力，消灭土匪，维持社会秩序。这样就可以不受条约的约束。曾克林和唐凯采纳了苏军的意见。
九月九日上午，由汤从烈主持，在原伪省政府召开了一个由地方社会名流参加的会议。曾克林在会上提出四点要求，大意是：第一，要求市民服从军事管制，协助我军维持治安；第二，要求工厂恢复生产，商店开门营业，活跃市场，严禁囤积居奇；第三，要检举汉奸特务，制止一切非法的政治活动；第四，所有市民都要安分守己，不得藏匿武器和敌伪分子。之后，经过与苏军协商，正式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由民主人士白希清担任，焦若愚任副市长。这样，沈阳这个沦陷达十四年之久的工业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自己的怀抱。

有据理力争，有交涉妥协，有合作有坚持，至于什么事情都能用酒解决，这也无非是小说之言罢了。

这团长你先代着。咱先说好，万一我醒不过来得闹个烈士待遇。”田雨笑道：“够悲壮的。”田墨轩也听得入神：还真有点易水悲歌的味道。

（此处典故莫名其妙，易水悲歌荆轲刺秦虽然是一去不复返，但是丁伟是喝酒，不是去刺杀。）另外，李云龙带媳妇上门逼宫一身痞气，丁伟靠酒打交道投其所好，都是旁门手段。田墨轩对李云龙怎么都瞧不上眼，对丁伟反而夸赞，这个双标是看谁反苏看谁好看么。

田墨轩对苏联的质疑大概分三个方面

1.拆走东北工业（田墨轩视为小事）

2.外蒙古和加拉罕宣言

3.1939年苏军进入波兰和波三小

然而很可惜，这又是一个亮剑特色的，以今人之心度70年前人之腹，以21世纪初网络言论忖度当年人想法的亮眼例子。

拆东北工业的事情且不论双方讨论的程度如何，实际上1946年初知识分子非常注意东北苏军何时撤走的问题，因为苏联红军原定在45年12月就该撤离了。无论是否因为国共争端。苏军在中国国土停留时间涉及主权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意识极度强烈的知识分子都要关注这一点。苏军要不要战利品是小事，苏军走不走是大事，田墨轩却根本没提。

第二项，从大公报角度，这就不是个问题，因为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古按照自决独立的问题大公报全程关注，田墨轩不可能不清楚。

无论田墨轩是否觉得外蒙公民投票是对是错，全程他必然是清楚的。谈外蒙独立公民投票是否为欺骗性行为则可，强夺那是中苏决裂后人的思维想法。

第三个问题恰恰可以说，除却胡适以外，1948年之后共产党员和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都会认为苏联这些事情无关紧要。

1948年由于英美对德日法西斯的处理问题，胡适旧友，中国著名法学家，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者之一周鲠生先生发表了《历史要重演吗？》的社论，胡适为英美辩护双方有过一场论战。

这一场论战，从历史看完全清清楚楚，胡适的论点根本基于

1.美国人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

2.如有异议请看第一条

所做的解释。

所以支持胡适的人群，青年党，国民党，支持内战的人士等等等等这些人群一看就昭然若揭。

至于周鲠生先生表达出来的对和平正义的渴望，对公理和中国民族所求公平的期望，对这些人而言不值一提。

田墨轩究竟在哪头？对于现实应当经历过这些事情的田墨轩而言，谈张莘夫事件是切中要害。谈东北大拆至少是个事情，结果重要的两件事谈的完全不符合与大公报关系密切的现实情况以及当时的政治思潮。

同时其他人的表现也非常有意思，实际上关于1939年的事情，毛泽东1939年9月14日延安干部大会上讲演《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对此早有论述。

然后丁伟和李云龙完全沉默，所有的会议，演讲，道理都想不起来，只能让李云龙无能狂怒。呵呵呵这倒是符合都梁共产党干部一日为大老粗永远为大老粗的看法。

现实中57年真正实际因为反苏被打成右派的人也并不多。比如被划为右派的吴兴华，因为全盘学习苏联时期，吴兴华所教授的英国文学史停课重新编纂课本，由于表达与苏联专家不同的观点被划为右派。这种事情与其说是得罪了苏联，不如说是得罪了要靠路线运动掌权上位的某些人罢了。

另外一个在网络上知名的反苏“被迫害”大标杆龙云就更可笑了，且不谈龙云被划右派之后待遇不减，也不谈龙云要在云南暂缓废除奴隶制减缓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也不谈龙云在倒卖人口上的丰功伟绩，且谈谈龙云反苏的观点。

一， 抗美援朝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
二， 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借款给盟国，-----后来有的赖了帐，有的美国不要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几十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
三， 苏军进入东北，拆走了工厂的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
四， 我国援外预算太大，应压缩对外援助------“。

1.苏联贷款和军工武器援助被你吃了？

2.且不论苏联实际上主动推迟还款，美国这时候借款还给台湾呢，您立场摆正了没

3.旅大从解放战争起中苏合办苏联注资最后交给中方的企业怎么算

4那就根本不是苏联的问题了

总之一股网络上道听途说不做求证的键盘侠气味。

然后在亮剑中，跟老大哥打过交道丁伟似乎完全忘了苏联的援助，更忘了1955-1956年正是156项目如火如荼之时，光知道抱怨老大哥不厚道……这话放在苏联撤走专家之后倒也罢了，这不还八字没一撇呢你又穿越了？

亮剑许多被人吹上天的观点碰撞内容都完全经不起推敲，因为经常是一方宣泄类型的表述，不符合历史的论证，另一方无能狂怒毫无观点的反击，一边倒那不叫讨论也不叫观点表达，那叫自嗨。

解放后知识分子对经济和政治的论述

亮剑23章田墨轩除却上纲上线之外，还倒腾了一大堆关于阶级的发言。对于这里面对与错我已经懒得解释了，只把解放战争时期知识界知识分子对苏联经济情况的论述做一截图。诸君可以看看当时知识分子对苏联，对阶级话题的认知程度，反正比都梁高。

简而言之，由于29年经济危机的前车之鉴，可以说二战后对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推崇是一个潮流，即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会否认其积极意义。

即使去掉论文中的专业经济学者，张东荪，傅斯年的意见也已经足以代表当时的思潮。按照背景论，田墨轩也应当贴近中间道路，民主主义的思维。然而原文中田墨轩对于经济乃至政治的论述，实在是过于浅薄和东抄西抄。

兴凯湖农场

田墨轩被送往兴凯湖农场劳改， 兴凯湖劳改农场直属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辖，劳改队的干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 当年的大“右派”丁玲、吴祖光等人就在这里劳动改造过。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李锐被打成“右倾分子”，也在这里劳改过。田墨轩没准还能见过李锐。

66年打倒三家店之后整个北京市委都往里面走了一遭，这地方级别还挺高。

至于兴凯湖农场的具体场景，亮剑原文我就不赘述了，只摘抄陈奉孝副教授的兴凯湖纪事，说明兴凯湖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六号被押送到兴凯湖农场的，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还有一部分劳动教养的（后来谭天荣告诉我，他也是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过因为他是劳动教养，我是犯人，所以我们始终没有碰过面）。临走时一人发了一身劳改棉衣、一兜子馒头和几个萝卜咸菜。管教干部嘱咐说“这是路上的口粮，要节约着吃，谁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发了。”闷罐车里犯人象排麻袋似的挤的满满的，中间放着一个大尿桶，让犯人拉屎撒尿用。每个闷罐车顶上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每到一个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时，车站上都布满了菏枪实弹的解放军。
四、五月份正是黑龙江省东部的连阴天季节，五九年这一年的雨水又特别多，一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火车到了密山，大雨下个不停，汽车根本走不了，这么多犯人怎么办？车站上有一些破仓库，就把犯人暂时关在这些破仓库里，解放军穿着雨衣日夜持枪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剧院里。密山剧院是兴凯湖农场盖的，平时给密山县当电影院、剧院用，当北京押送犯人来时作为临时落脚的地方，面积很大，楼上楼下能容纳两、三千人。为稳定犯人情绪，预防犯人闹事，天天演戏，这倒不错。演戏的是兴凯湖农场的一个犯人京剧团。这个犯人京剧团大有来头。解放初，中国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因干涉他儿子尚长春的婚姻（尚长春因此自杀）曾被判过三年劳改，是他在北京监狱创建了这个犯人京剧团。五七年以前，政府对犯人还比较好，北京的各劳改单位为了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每两个礼拜还演一次电影，过年过节还组织犯人自编自演节目。后来听说梅葆玖先生也曾参与过这个犯人京剧团的创建工作。
劳改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这里面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北京监狱犯人京剧团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县城的剧团的水平要高的多。兴凯湖犯人京剧团就是由北京监狱京剧团分出去的。在这里困了四天，这倒好，悃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觉，醒了就看戏，与在闷罐车里相比，简直是进了天堂了。解放军看的非常严，每隔五六米远就有一名解放军持冲锋枪日夜监视，想逃跑比登天还难。
我在的四分场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大约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队种水田，四中队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残，种旱田和菜园。犯人住的房子是从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垒高一米左右，顶上搭上木杆子，铺上草，抹上泥，因为是硷土，下雨一般不漏。监舍里有对面两盘大土炕，每个监舍住七、八十个犯人。早、晚出工到地里干活都要站队点名。劳动是安班分配任务，班长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刑事犯，实际就是牢头，专门负责在地里监督本班犯人的劳动。班里领到任务后再分到每个犯人，如果整个班完不成任务，班长要受批评，如果长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班长首先要受到奖励，有的给予减刑。这样一来，有哪个犯人干活不卖力，完不成任务，不用干部说话，犯人班长就对你不客气，回去以后还要开你的批斗会。有哪个犯人如果长年完不成任务，会以“消极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劳改队后，首先一条，你必须拚命干活，这一关如果你过不了，劳动中拉班里的后腿，不要说会受到加刑处分，犯人这一关你就过不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犯人在劳改队里受犯人的欺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兴凯湖农场进入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这批犯人就是为赶春播，劳动力不够调来的。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种着近一万亩水田，全是人工劳动，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种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这里打的田埂可不象我国南方农民打的那种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挡住水就行。这里由于是新开荒的地，地势不平，面积又大，每个池子就有三、五亩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宽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计算的，每个人每天的定额是十方。
黑龙江地处我国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别长，早晨三点钟左右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落下去。为了抢种抢播，早上三点多钟就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到了播种时，甚至到晚上九点也收不了工。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打田埂时，我的两只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来，腰疼的象断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后，就慢慢适应了，“劳动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平地。黑龙江的气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经化开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冻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里仍然结冰。早上三点多钟犯人到了水池子里，光脚下去将一层薄冰踩碎，脚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冻土上，冻的脚疼的受不了，干一小会赶紧就得跳到池埂上让脚暖和暖和再下去，这样来回折腾五六回，脚慢慢适应了（实际是冻麻木了）才能干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干部和犯人大组长看到你在池埂上会催你赶快下去。我的脚脖子被冰碴子划的满是小血口子。这样干不行，后来就干脆穿着鞋下去，这样好多了，起码脚不至于直接踩到冻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脱下来晒一晒，晚上收工时再穿。到中午开饭时，犯人伙房把窝窝头和菜汤送到工地，吃完饭休息一小会，马上起来再干。每一批新调来的犯人，在来农场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个幻想，认为到了农场后就能吃饱饭了，也不至于天天被锁在监号里了，到农场一看，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农场不但依然吃不饱，而且劳动强度之高、劳动时间之长、气候条件之恶劣比在北京监狱及北京附近的劳改单位要坏的多。我的情绪更加低沉，怀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不太准确的地方，冬天挖冻方

亮剑原文

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挖冻方，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那活不是人干的，右派们干那种活可遭罪了，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钎的活，

兴凯湖农场是部队开垦的，本身也有生产任务，所以冬天的活处理方式都是早来的青壮劳力做的，人家也有指标要干多少活，劳动量大师肯定的，但是就为了折腾人搞这个，那是农产干部跟自己过不去。

兴凯湖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五年。第一批发配来的犯人都是青壮年劳动力。椐一个叫王世禄的犯人（回民，原是国民党兵，他是第一批发配来的）告诉我，他们是冬天发配来的，为什么选择冬天来呢？因为冬天沼泽地里的水基本不多了，即使有水的地方也结了冰，人们可以用镐头刨开冻土挖土修堤。他们那一次就来了一万多犯人，解放军用机枪押着，经过大湖岗进到里面。车停下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一位处长下来用喇叭筒子对大家说：“我们到家了！”犯人们一看，白茫茫一片雪地，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怎么说到家了呢？是不是要集体枪毙？开始有点骚动。那位处长可能早就料到了这一点，马上大声喊话：“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你们看前面地上的烟筒不是在冒烟吗？那是地窖，里面生着炉子，很暖和，铺着厚厚的草，一点也不潮湿，这是早就给大家预备好了的。目前条件暂时艰苦一点，等大家把大堤修好了，水排下去，我们还要盖砖瓦房，盖楼房，把兴凯湖农场建设成一个鱼米之乡！”
犯人们随着他指的方向往前看，果然在不远处的一快高包地上，平地上竖着一根根烟筒在冒烟，这时大家才放心了。下车后，根据事先分配好了的小组，一组一个地窖进到里面。外面的温度是零下三十多度，可地窖里的确很暖和。离犯人居住区大约五、六十米远的另一个高包地上是管教干部和看押犯人的解放军住的地方，他们住的也是地窖，条件当然比犯人住的要好的多。这里既然没有围墙，难道不怕犯人逃跑吗？不怕。这里除了大湖岗唯一一条旱路外，周围全是一片沼泽地，而大湖岗上设了好几道卡子，连干部进出兴凯湖农场都要有证件，犯人要想从这里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周围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你怎么跑？这片沼泽地也很奇怪，夏天全是一片烂泥塘，谁要冒险逃跑，非掉进烂泥塘淹死不可。冬天结了冰也不行，小湖里有的地方冰冻的一米多厚，可以跑汽车和拖拉机，可有的地方不结冰，湖里到处是芦苇，人要进去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冬天逃跑非冻死不可。我在兴凯湖劳改八年，还没有听说有一个犯人活着跑出去的。另外，如果往苏联跑的话，那很容易，因为兴凯湖一分场与苏联毗邻，中间仅有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相隔，可那时中、苏友好，往苏联跑等于送死。六三、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确实有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跑到苏联去过，结果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在我被押送去兴凯湖农场之前，已经押送去过好几批犯人，这些早去的犯人的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围着小兴凯湖修了一条长一百多里的大堤，取名叫“导流堤”。导流堤底宽七、八十米，高十多米，顶上两辆汽车对开富富有余，最初的规划是修好后在上面铺铁轨，直达密山县城。二是修了一条宽几十米宽的泻洪道，因为小兴凯湖的水位比大兴凯湖的水位高，夏天涨水时可向大兴凯湖泻洪。三是修了两条大排水渠，取名叫“双排干”，直通苏尔察河，将沼泽地的水排下去后好开垦。四是修了一条七、八十米宽，一百里左右长的大干渠，好引小兴凯湖的水灌溉种水稻。五九年我去时，从兴凯湖总场印的一份小报上看到过介绍，仅这四项工程的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的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三圈半！有个叫卢俞飞的犯人是总场的技术员，此人当过国民党上将卫立煌的秘书，他给犯人作报告时也谈过。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场犯人死亡情况

六零年春天打田埂时，不少犯人就借着打田埂的机会挖野菜根吃。有两种野菜根吃起来是甜的，很好吃，一种是野胡萝卜，另一种是野芹菜。可偏偏有两种有剧毒的草根与这两种菜根十分相似，吃起来也是甜的，一种叫狼毒，跟野胡萝卜十分相似，另一种是走马芹（也叫毒芹），跟野芹菜十分相似。这两种植物在中药书里都有记载。这两种东西吃了以后，如果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之内不进行抢救，必死无异。犯人干活的地方最近离监舍也有四、五里路，远的地方离监舍一、二十里，就是马上有人跑回监舍去找犯医也来不及。这年春天光四分场就有十三个犯人因误食狼毒和毒芹而被毒死。有个叫连喜子的犯人，有一天，他正挨着我打田埂，误吃了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没等将犯医找来，他就死了，死时满脸青紫，面目吓人极了。我现在记得因误食狼毒或走马芹而被毒死的犯人,除连喜子外还有杨贵、马明华、李亦彬，这四人都是我所在的一中队的犯人，其余的都是别的中队的，我叫不上名字来。
现在正是春播大忙季节，一天劳动十二到十五小时，犯人都饿的干不了活了怎么行呢？有个叫李义山的犯人就说，不如给我几天饱饭吃，枪毙了算了。
分场场部开会决定把一些稻秕子（未成熟的稻粒）和苞米穰子一起磨成粉，掺在苞米面里蒸窝窝头给犯人吃。这回窝窝头个大了，犯人的肚子撑起来了，可拉不出屎来了。医务室门前犯人排成队等待灌肠，疼的捂着肚子乱叫，有的自己用手指头扣，把肛门都扣流了血。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后来就决定凡是参加春播的犯人在春播期间每人增加五斤定量，春播过后再慢慢往回扣，并且还采用了“双蒸法”。什么叫“双蒸法”呢？就是把窝窝头做成发糕的形状，蒸两次，发的个特别大，里面的孔象马蜂窝一样，据说这是从社会上学来的，能起到一种精神作用，纯粹是糊弄人。
凡是六零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的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流着连拖带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象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的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叫孙连仲的犯人，北京市昌平县人，罪名是“历反”，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的象高粱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饿的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的我和另外挨着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经过六零年一年的饥饿劳累，到了六一年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这一年有大批的犯人因饥饿劳累而死。死了的犯人就埋在四中队的菜园旁的一块荒地里。一开始死了的犯人还用几块薄木板定个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干脆就用一张破席或用一床破劳改被子卷卷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有一次管教让我和另外两个犯人去挖坑埋一个刚死去名叫毛继玉的犯人，挖着挖着发现下面已经埋了一个死了的犯人，因为兴凯湖气温低，地下很凉，尸体和穿的衣服还没有烂，怎么办？把两个人埋在一起就是了。这下可好，两人合葬并骨了！这一年死的人太多了，那块小坟地上，死人都埋不过来了。
死去的犯人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年老体弱，经受不了那种恶劣环境的折磨；第二类是个子高、食量大，营养分配不过来而饿死；第三类是家有父母、老婆孩子，本人刑期又长，思想压力过大，饥饿、劳累、郁闷而死。象我这样个子小、食量小，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光杆一条，无什么可牵挂的，这样反而能活下来。
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四分场一中队饿死的犯人的名字有：孙连仲、毛继玉、周世伟、冯继文、贺祥、胡仪、于广才、曹玉明、田维新、贾世昌、敖全忠、梁玉田、李显庭、李得祥、马明、李树芳、鲍文震、杨玉华、任凤歧、桂连科、孙如山、国成、王彬、张得民等，其余的人记不起名字来了。四分场一中队大约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人左右（因为犯人随时有来的有走的，人数不固定），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犯人不少于五十人。

至于老K靠一手偷的技巧走遍全国的奇幻故事，看在为了小说情节考虑就不赘述了。

结论

在亮剑原著中大多数角色都过于平行世界的情况下，田墨轩的问题其实不算那么严重，而且作者本身为了倾诉自我认知写那么多东西也增加了丰富度。

也因其丰富，在田墨轩身上作者的倾向和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无知，暴露的就越发充分。如果这篇答案继续写下去，还能探讨田墨轩是否应该具有对地缘政治如此的敏锐度（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会以那种赤裸裸的谁离我近就是威胁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但是这就没什么作用了。

这些人物塑造问题上的缺点，来源于作者的主观想法和资料丰富程度问题，非常能体现本世纪初中国通俗文学和社会舆论的一些特征。

反过来而言，通过这些塑造一个具备强烈特征和倾向，直白到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底，看出作者塑造人物目的的人物，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纸片人，也是常有的情况。这一手法有利于突出典型，有利于读者快速接受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对于角色的立体性复杂性塑造，有极大的破坏。

我是倾向于将电视剧和小说分开讨论，问题是田墨轩的问题即使电视剧做过了细微调整让老先生谈兵不那么突兀，但是也没啥太多的改进。

最可惜的其实是田墨轩的夫人沈丹虹女士，作为田墨轩本人背景的一个衍生，一个几乎被描写为女版田墨轩的奇女子，新女性。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没太体现这个人新女性的一面。过于体现她妻子和母亲的一面，而并没有体现这位女性在原著中描写的高瞻远瞩的认知程度。小说中的不足是限于都梁对女性的态度和认知水平问题，电视剧应当是限于成本。都是很遗憾的事情。

作为一个文学角色田墨轩，其作者本人的属性过于突出，本身角色塑造的过于典型，尖锐，而不够丰满

自朱熹以来的传统的中国文人，简而言之：百无一用是书生。

这种人，你让他玩政治不行（看不懂抗美援朝的必要性），玩经济不行（抗美援朝会拖垮经济），玩军事更不行，甚至连执行政策都不行。这种人，除了卖弄嘴皮子和笔杆子外啥都做不了。

不过确实符合他这个来自杭州的传统文人的形象，政治理想就是“众正盈朝”嘛。

当然，这不是他的错，是都梁的错。都梁想用田墨轩去贩卖自己的私货，却暴露了自己思想上的不足，简而言之，是都梁自身的政治能力不足导致了田墨轩的百无一用。这就类似于JKR自己的“白左”导致了邓布利多的人物形象渐渐崩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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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怎么像雄氏老方的雄凤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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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象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象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驳“舆论一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57-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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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现形反革命嘛～这有什么好多评价的。

这种人基本持有两论：苏联威胁论、轮流坐庄论。

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就是世界的怪胎。他们满口什么和平自由民主的，推崇欧美的制度，但目的却是想自己获得权力。对执政党就是一副你不行，只有我行的态度。但是不要说共产党国家，就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没听说过用知识分子集团来治国的啊！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大体四种人：大老板（特朗普、贝卢斯科尼）、讼棍（奥巴马、文在寅）、世袭或草根政客（布什、安倍、默克尔）、技术官僚（科尔、梅杰）。无论怎么看都没知识分子什么事。知识分子充当的是智库角色，顶多当个行长大使什么的。凭啥都是搞西方那一套的你就得比别人高一等，别人就得当狗头军事你就得当老板？况且你水平还比人家低！

归根结底还不是中国传统社会儒生出世那一套，说白了，就是封建残余。

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自由民主和平啥的，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上台，帝师都未必屑于当。为啥在建国初就讲苏联威胁论？苏联威胁再大能有美国大吗？美国成天要原子弹灭你苏联在帮你，你不没事骂美国却老提苏联威胁论，你这不是没病找病么？说穿了潜台词就是千万不能学苏联，我们得学美国轮流坐庄！这些人也不看看，人家欧美轮流坐庄的人里有你们这类的么？

这些人整天想着颠覆制度，这不是反革命是啥？可别说共产党堵住了他们的报国路，反右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还不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实在看不惯他们这些整天想不劳而获摘桃子的东西，逼得他们把心里话公开说出来了所以被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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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zhao-sao-zhou-de-wu 网友的相关建议: 
      

老田是作者都梁老师在书中的化身，如同水浒传里的许贯中被认为是施大爷和罗贯中在书中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传声筒式人物，主要反映作者对那段历史的看法。

都梁老师给自己的化身很高的出身，具体不赘述，大体是名校+名门全家桶套餐。这肯定是都梁老师梦寐以求的完美出身，这种潜意识，也反映了作者的理想人物还是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想想也是，要是老田是个泥腿子，张口东北大碴子味道，那怎么完成他的指点迷津的高人形象。

田老师的观点无非是，公司治理要要按规章制度来，我女婿们能打天下，这很不错，我也高兴，但坐天下还得专业人士，比如岳父我来（一股独大，马云极其团队有重大决定权不好，要允许监督，谁来监督，老田没说，不过参考天竺，弯弯老田这样的名门+名校当然大概世是当仁不让。）董事会治理公司，不要太照顾一基层，要照顾中高层员工感受（原话是某阶层成了贵族，某阶层成了奴隶）那么老田上来对基层会如何？基层996，997是大概率的。抬高部门主管，经理待遇是大概率的。

所以，田老师的观点是倒果为因的产物，实行田老师主张的地方有没有呢？有，天竺还有老李之后的弯弯。如果当时实行老田主张是啥后果，低配版天竺是高概率（49前后天竺各项数据完爆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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