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第1页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即便现在也是如此，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小撮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这一小撮中的一小撮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了农村，进而由广大的农村的数目庞大的农民群体将马克思主义以物理方式推向了全中国。

旧中国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分散在农村，因此城市道路断不可行，这也是那一小撮知识分子一开始失败的根本原因。几次失败之后，这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转向了农村，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山野中建立了根据地，方才在中国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

然后便是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被比喻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长征，将这一小撮中的一小撮开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传遍大江南北。再后来，全中国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延安吸引了全国的进步青年，这些青年离开延安后，又将马克思主义带向华北、东北的农村。

再后来，便是三大战役、南线大追击，最后解放全中国。

早期那一小撮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敏锐的直觉和勇敢的尝试，后来这一小撮中的一小撮选择农村，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的实践，而唯有这种实践被证明了其可行性，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主动接受并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才走向了最终胜利。

这个问题可以读毛泽东同志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用最简明扼要的语言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这里转载全文及注释。

在他早年的文章中，会用到“以明吾侪”、“补苴罅漏”这样的词汇，但是到后来几乎没有了。

大家可以看《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选集》，谈的有大问题，有小细节。下笔，用的却是十分平实的语句和词汇。

对比一下2020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那种挖空心思生怕读者看懂的风格，可以说是十分有趣了。

在注释3中，我标出来一段黑体。

从这段话可知，“精资”是有传统的。但是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虽支持资本主义，却也是要社会监督，要改良弊病的。

今天的网络“精资”们，往往拿着“生产力局限”当做借口，连监督和改良都看做“不合时宜”的。

他们还觉得别人幼稚激进，自己务实又稳健呢，记住一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则，对不起，忘记了。好像死等傻靠乖乖听话就万事大吉，就发展，活活把人类当成一堆动植物。

这种现象也是趣味十足。

作这个发言的时候，毛泽东同志28岁。但是他在最后一段说到：“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我个人的理解，阶级专政写在纸上真的不如其他选项完美，甚至看上去最粗暴。但是毛泽东已经通过深度的思考和研究，看透了那些漂亮玩意儿只能被文化人把玩，不能用于实践。

其实我们很多人思考问题都走不到这一步，还停留在十分感性的基础上，还有些文化人的完美主义和小资的抑郁，会经常动摇。这些情况也是很有趣的，值得关注。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2]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3]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4]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5]；

2.社会民主主义[6]；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7])；

5.无政府主义[8]。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注释

[1]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举行，热烈讨论了一九二○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一月一日的发言，本篇二是毛泽东一月二日的发言。

[2]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八月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当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3]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一九一六年该党演变为研究系，他是首领。

张东荪（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当时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一九二○年十一月，张东荪、梁启超等挑起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因而否认中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主张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并宣称可以通过立法和社会监督以及发展各种“协社”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的这种主张，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4]启民，即陈启民，名陈书农（一八九八——一九七○），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教书。

[5]社会政策，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的提倡者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订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事业等等，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

[6]社会民主主义，指二十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调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也曾有极少数人宣传过这种主义。

[7]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英国费边社和工党，后又信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影响。

[8]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曾经有过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