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发布过求贤令，也要求唯才是举，有多少人属于寒门、平民阶层，能否说明曹操打破门第观念用人呢？ 第1页

看了几个回答感觉口水都要笑出来了，知乎三国区一直是我的快乐源泉。本来想照旧喷喷小行星的快乐回答，没想到杨文理的回答更欢乐了。

贴个毛汉光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统计不算啥，事实上毛汉光将杨骏统计成寒门我就觉得挺刻板了。这点姑且不论了。啥比例总要比出来才知道的。

黄留珠先生于《秦汉仕进制度》统计两汉察举制官贵占比75%以上。

如汪征鲁先生所言，魏以后，包括搞了科举的唐，士族占比恒半以上。从这一点看，曹操这29%的士族率还不够清流啊（捂嘴笑）。

这确实是老调重弹，唯才是举不是唯寒是举。曹操发布的求贤令也更多侧重于才性之辩。仅在建安二十二年那一令有“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似乎有点提到不拘门第的意味。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显然是最后一句“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总的来说，从目前来看到的曹操的文章，并没有太注重过门第这方面。

收人才不问门第是后人对曹操的评价，曹操自己可从未自我标榜过，又哪来的言行不一？

王沈评价曹操“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孙楚评价曹操“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人才不问阶次”温庭筠曾赞曰：“石苞羁贱，早遇何曾；魏武尊高，猥知徐晃。其後咸成哑，讫立鸿勋。简册增辉，尊彝动彩。”司马光评曰：“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这些是后世人所总结出来的曹操提拔人才的习惯，什么时候成了曹操之言？

东汉有以族取人的社会问题，但其实更严重的不是以族取人，而是豪强对选举进行垄断。这两者并不相同。

• 《后汉书.卷五十六》种皓字景伯，河南洛阳人，仲山甫之后也。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皓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始为县门下史。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跟后世将家世主动作为品评的标准不同，东汉进行选举的人并不愿意取用贵戚，只是实在是因为“不宜相违”，是被迫如此。而汉末丧乱，地方豪强多离散死伤，这一现象当然会有不同情况的减缓。“选士论族姓阀阅”的现象汉末是肯定有的，但未必大到曹操需要特地下令纠正的地步。

寒门在官僚占比下降本就正常，高官之子天生就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历代如此。资本家的儿子是资本家，银行家的儿子是银行家。唯革命之时，务求事功，故多有草莽崛起。再明白不过的道理。

蜀汉长期保持草根气息那更是无稽之谈。刘备入蜀后就多求稳定如庞羲等益州豪强之心，诸葛亮平南蛮要求稳定南中大姓，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谈保持也未免可笑。更何况阎步克于《波峰与波谷》中早就提到

晋至南朝门阀士族掌控了社会经济，全面控制政治舞台就更刺激了。您老就算不知道，南朝以来士族多任清贵之职不理事务，寒人多任浊官，权力实际移至寒人，也应该知道“江左功臣无士族”这句话吧？就算不知道江左功臣无世族这句话，也应该知道寒人掌机要吧，就算连寒人掌机要都不知道，也应该知道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限于东晋吧？

甚至杨文理由于不知道，传统的儒家道德的标准不咋规定官员的清廉，所以闹出来崔毛是唯德是举的笑话。

简单举几个例子好了

• 汉代宋均直言“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
• 袁安为河南尹的时候“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
• 《后汉书.卷二十五》卓茂认为“岁时遗之，礼也....律设大法,礼顺人情。”

甚至那位赫赫有名，喜好公羊的大英雄班超，在告诫继任者的时候也隐晦地表示“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不是一个县令贪一千万，一个郡守贪一亿，大伙都明白家资不满千万都可以称得上惨得清贫了。《汉书.卷八十六》：育数贬退，家资不满千万；放斥逐就国；长榜死于狱。对于传统儒家道德，岁时遗之才是顺人情的礼。

所以估计杨文理想不明白王夫之为啥说“进崔琰、毛玠、陈群、钟繇之徒，任法课能，矫之以趋于刑名”，说这是“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韩进”，一琢磨崔毛不是很讲德的么？也想不明白田余庆唐长孺为啥说曹操移风易俗是在打击儒教了，觉得他们都是在打彩虹屁。

把当时人逼的“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这叫唯德是举，我又要笑出来了。孙盛都在喷，不过杨文理估计也看不懂。

《举贤勿拘品行令》提及的那些果勇力战、文俗之吏、负污辱之名者，其实曹操一直在任用，而不是颁布《求才三令》后才推行，乐进、徐晃、毛玠、薛悌、郭嘉等便是例子。

性刚戾，与人多迕的程昱、不治行检的郭嘉、负俗之讥的戏志才、任中护军时有受贿传闻的酒徒蒋济，杜畿简傲少文、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故遭非议的陈矫、不修细行的裴潜等，这例子还要举几个？

五子良将迈不迈得过诸夏侯又是神马情况？前丢徐州的张飞，后丢下邳的关羽，刘备任他们是因为才能还是因为他们“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许靖，何宗等辈至太傅，大鸿胪，跟他们才能是有半毛钱关系么？“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道理杨文理都不懂，太乐了。

任个曹植也不知道咋了，客观讲曹植用兵搞不好也不在曹彰下，曹植有“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他自身也是跟着曹操“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曹植在曹丕，曹睿统治期间也多次对军事上奏过，颇具军事眼光。更何况用兵这玩意看的还是资源，曹植身为曹操之子能统帅的资源当然要比徐晃多。看看隔两天杨文理会不会又来个曹操让曹丕当丞相副是唯亲是举。

曹操恐怕压根就没意识到什么“和士族作斗争”这点，他就是照正常君主的惯例发了个求贤令而已，根本谈不上观察出身用人或者制衡什么“士族力量”。会有一部分人产生这个印象，大概是因为曹操死之后魏晋门第之风越演越烈，给大家一种“搞成这样还不如阿瞒”的错觉。

我的看法：

阿瞒自己根本也没做到任人唯才，诸夏侯曹什么地位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比起他儿孙和后续两晋搞的那个样子，他老人家治下还算好的，所以阿瞒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唯才是举”的代表。

寒门抑或士族数字高一点低一点不代表好坏，你不能说因为荀彧出身高门任用他就错了，反向出身歧视不可取。蜀汉比例低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刘备求贤若渴的人里面，也有不少就是出身高贵的士族，说到底哪个君主闲着没事刻意追求自己手下都是寒门出身啊，能干才最重要啊。只有极端数字才体现制度性问题——比如两晋寒门已经百中无一了，这就是门第政治固化了，这种才值得抨击。

这问题有些老生常谈了。

听其言，观其行。政治人物嘴上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看他干了什么。所以陈寿要在《诸葛亮传》大书一笔，“及卒，如其所言”。

曹操又如没如其所言呢？

上面已经有 @浔阳咸鱼 和 @贝蒙斯坦 二位贴出了《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相关统计材料。相较于同时期的东吴、蜀汉，曹魏并无任何特殊之处，即便是曹操当政时期，寒门的占比也没什么异常。反倒是蜀汉在政权稳定之后仍然长期保持草根气息，大搞五湖四海，显得矫矫不群，属于东汉以降汉族政权中的异端。

曹魏也好、东吴也罢，寒门在官僚队伍中的占比都随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如果把时间跨度放长一些，到了我大晋乃至南朝还要刺激的多。门阀士族掌控了社会经济，他们全面控制政治舞台已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以诸葛亮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遮拦一时，到了四英皆丧，“兹制渐亏”，蜀汉这个桃花源还是木得了，该咋样就咋样。历史进程如此，指望曹老板在“烈士暮年”发几篇曹选就能扭转乾坤，岂非笑谈？

再者，老曹文章写的花团锦簇，真正长期稳定的典选方针如何？

《三国志·毛玠传》：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这是唯才是举么？明明是唯德是举嘛！试想，若真有盗嫂受金之徒，过得了崔琰、毛玠这关么？读者往往瞅见了郭嘉等少数几个例子，便认为这就叫唯才是举了，却不知特例与惯例之别。

即便抛开品行，只论才干，又是何等情形？

譬如九品官人之法即发端于曹操的“军中之政”，所谓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然而，无论五子良将如何了得，永远都越不过诸夏侯曹去，即便老曹拍案大骂什么“白地将军”，对头吐槽“当得其魁，用此何为”，甚至嘲笑“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云云，这些曹老板的亲戚们永远都高居帅位。张辽威震逍遥津又如何，照样在这辈子都不知道立了什么军功的肉票将军夏侯惇手下听调。这叫唯才是举？唯亲是举罢！

再看看降将姜维在三数年间便一路乘直升飞机成为军中重镇，甚至末了官拜大将军，这种神话故事终曹魏一代也是闻所未闻，搁在蜀汉却是日常。

甭说蜀汉，甚至连孙权都可以委军国重任于“吴下阿蒙”，曹操这儿却一例都欠奉。末了，孙权成为向士族投降的典范，刘备、诸葛亮成了压制人才的模板，老曹这旮旯居然成了什么不看出身唯才是举，这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干得好不如PPT做得好。

哪怕到了建安二十四年火烧眉毛的关口，夏侯渊、曹仁捅了天大的窟窿，老曹犹然不悟，还打算让宝贝儿子曹植带兵去解襄樊之围。

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罢之。

如果不是曹丕搞内讧灌倒了兄弟，关二爷对阵的就不是徐晃，而是这位酒中圣人曹子建了，这画面你敢看？

用人如此，头号曹粉李世民吐槽这位偶像“一将之奇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良有以也。

顺带一说，且看求贤三令出台时曹操所为：建安十五年，作铜雀台，下《让县明本志令》，宣告分权免谈；建安十九年，耕籍田，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置旄头，宫殿设锺虡；建安二十二年，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

很明白，曹操所谓求贤三令，与其篡汉步骤完全一致。随着易代行动渐入高潮，唯才是举的调门亦便提高。有意思的是，翻遍魏书，如曹操所求的无行无信不仁不孝之徒却几无身影，岂非奇哉怪也？

再看看与建安十九年求贤令同时下达的求典狱令：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直白点说，求的就是检校酷吏之流，那么从建安十五年至二十二年，曹操一再点名搜罗有才无德出身卑微者之惑，也便迎刃而解了。既然篡汉步伐一再提速，曹操必须加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也即需要大量补充替换典狱者流，以严刑峻法治军，而坚持之前唯德是举的方针，显然无法满足此一需求，必须在常选之外改弦更张。另，有才无德身份低微之人既无根基，自然唯曹操马首是瞻，日后武则天篡唐，大举寒微，不过法老曹故智。

因此，可说唯才是举是曹操选举人才的变态而非常态，是其晚年篡汉之刀，到了尘埃落定，自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只不过天不假寿，曹操应为之事改由曹丕告成大功而已。简而言之，作为高官辈出，至少是地方豪强层级的沛国曹氏，从来不是高门大姓的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