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徒人数爆炸式成长，代表三自政策成功或是失败？ 第1页

很多人都偏题，题主问的是三自的成功与失败，那我们先从三自教会的历史来看看吧，

基督教在我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入到解放前夕，二是全国解放到文革前夕，三是八十年代初宗教开放政策到现在。

解放前夕：

“三自”（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 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被使用，以说明中国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政策，意指脱离西方教会的管辖及领导，中国人独立自主办中国教会，这一政策被很多的中国教会或多或少地采用。这个原则在实践上常常遇到从宣教士和当地中国基督徒而来的阻力。美国传教士约翰聂维斯在1885年左右试图在山东用三自政策植堂，但是其他宣教士反应很冷淡。到1949年为止，从中国基督教会的总体来看，能够实施三自原则的教会还是一小部分，实施的程度也参差不齐。

解放前夕到文革前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5月，一些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的领袖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7月28日，发表《三自宣言》，征求信徒签名。宣言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到1951年，政府称在全国70万基督徒中已有18万签名支持“三自宣言”。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成立了“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全称“中国基督教会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吴耀宗出任主席。政府称这时已有40万基督徒签名支持“三自宣言”。

在这次大会中也开始了对一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的控诉运动，大会以后控诉运动逐渐扩展到全国，一些被控有罪的被移交政府，处以刑罚。这之后，三自革新运动得以控制全国大部分教会。这里就是题主说的三自的成功之处，三自成功抓住了新中国“推翻三座大山”后的激情达到了一个新的政治高度，迎合了我党的诉求和建国初期高涨的反殖民主义，吸引了建国后的第一波信众。

但由于三自政策对于基督教信仰本身是抵触（服从上帝的领导而非我党，天主教则服从天主的领导，教宗是教会之首），加上不接受三自教会，如同天主教会要接受教宗一样（中国天主教徒要接受天主教爱国会领导），这种自相矛盾的不合理解释，必然导致中国地下教会的兴起。

1950年的《三自宣言》在其“总的任务”部分中说“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一些教会领袖看来，“在政府领导下”完全违背了教会以基督为元首，但实际上他们没看见的是“三自”的本质是把一个宗教组织转变成了政府下辖的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在之后60年的变迁中，最大问题就是日趋官僚化。官僚化就必然会脱离群众，使其到现在已经丧失了主要的基层统战功能。

八十年代初宗教开放政策到现在：

改革近三十年农村的巨变在发展农村的同时，也在农村沉积了诸多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给农村社会带来阵痛，如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心理的波动、家庭危机、伦理失序等，急需要安定人们的心理、固化社会结构以及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然而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体系在经历新中国前三十年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经支离破碎、不成系统，无法应对转型期人们的精神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在近三十年不逐渐退出农村社会管理领域，不再关注农民私人领域，不回应社会需求。此时，基督教传入农村正好契合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需求，从而构成了基督教快速传播的社会基础。

建国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规训，在华传教士被驱逐，中国基督教成立“三自”组织和基督教协会。“文革”期间，所以基督教会的领袖、精英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打压，教产充公改作他用。上个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恢复以后，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契机，且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它们的宗教教产得到了归还和补偿，神职人员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一宗教开放政策承接解放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基础，使基督教在这些已扎下根的地方获得了更大的合法、合理性，为其传播获得了人们认可的心理基础。调查发现，历史上基督教较较为活跃的省份如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浙江和福建沿海近三十年基督教的蔓延要比其他地区快得多，信众数量尤为庞大。并且，在这些省份内部，历史上有教堂的县和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也要较其他没有基督教历史痕迹的地方要迅猛，人们更容易接受。

80年代后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基督教都是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佛、道教信仰的空间虽较改革前有所复兴，但总体状况是逐渐萎缩；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在细枝末节上似乎有“复兴”迹象，但无法在体系上重构，呈急剧衰败之势。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中又占据独大的角色，在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占在农村占95%以上，地下教会近年发展的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左右。天主教在农村的传播稳中求进，地下天主教在河北、温州一带传播较为迅猛。

就区域而言，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的宗教生态差别十分明显。北方农村的传统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无法自圆其说，留存的枝节性信仰也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难以满足农村对宗教的庞大需求。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在该地区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众业已占其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

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尚保存完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给予人们应对各种变化形势的一套相对圆满说法。因此该地区传统信仰体系构成了对基督教的敌视，使后者无法顺利进入。

从全国农村的宗教生态来看，北方农村有10%—15%的人口被基督教囊括，另有50%左右的人声称信仰传统的民间宗教，如烧香拜神，其他的则声称什么也不信，或者信仰自己、信钱，或者信仰共产党，或者信仰基督邪教。尽管传统信仰所占的比例较高，但是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基督教“三自”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它主导着信仰的话语权和信仰空间，而地下教会相比已官僚化的“三自”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传教欲望，传统信仰在基督教面前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往往被后者贬斥为“封建迷信”和拜偶像，因而越来越萎缩。且就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在不少地方占宗教信徒的95%以上。从北方农村的地域来看，几乎每个省份的基督教信徒都要远远超过南方省份，农村信徒更甚，其中又以河南为最。天主教也主要存在于北方农村。

南方农村几乎没有正规基督教的身影，只有地下教会在不遗余力地传播。一般的县域内没有正规的教堂，只有少数聚会点，一个偌大的县城只有两个家庭聚会点，相当于北方的一个庄。

南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的差异与各自社会内部对基督教的需求有关。而需求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当地信仰形式对人们的满足程度，二是当地乡村治理的状况。调查表明，北方农村信仰的完整体系已经基本上瓦解，难以满足人们信仰及日常功能的需求，不能提供一套说法，而南方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尚能为人们提供内部的解释资源。并且，北方诸多农村的乡村治理状况确实不佳，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进一步从乡村撤退，退出了了农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农村矛盾丛生、治理出现严重困境、伦理出现危机，等。而南方农村宗族性村落多宗族性村落，社会结构相对较为传统，内生秩序还能整合村庄，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和道德建构。

北方农村对基督教的认识相对要深刻些，普通教徒和民众能够清醒地区分出“政府允许”的基督教和“歪门邪道”的基督教。北方农村对三自与地下教会的严格区分状态，既与宗教管理部门对邪教的打击、反面宣传有关，也与该地区基督教的正规化、合法化有关。基督教其内部各种派别在农村争夺信众而相互攻讦、拆台，拉拢对方成员。因此三自与基督邪教之间往往是竞争关系，前者会不断地制造出后者不合法、反动的言论和事件，以在名誉上维护自身的纯洁和他者的邪恶。

三自由于是“政府允许”而为人们所接受，并接受其对其他宗教的评论。地下教会在北方农村已被标签化和污名化，因而不被人们认可，尽管有所发展，但速度远没有三自快，而且近年有衰弱的趋势。三自占据着北方农村大部分的信仰空间。

在鄂南、湘北、江西等南方农村传播的基督教主要是地下教会，正规的基督教一般只在县城少量存在。人们并不认为这些基督邪教是邪教，基本上没有正邪的概念，普遍认为是信仰基督教。人们除了对它“不要祖宗”甚为反感外，一般不主动排斥。

南方对三自与地下缺乏严格区分，与该地区对基督教需求较少、正规基督教发展缓慢有关。由于南方农村自身内部的宗教信仰体系相对较为完备，特别是对祖先的崇拜非常虔诚，将祖先视为真神，处在村落信仰体系的中心。南方的信仰体系是抵制基督教传播的重要堡垒。南方基督教传播少，人们对它的认识就很不清晰，认为只要是信仰耶稣的都是基督教。三自与地下的区别，除了对教义的理解、组织的缜密程度、宣扬的功能满足之不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传教的动力不同。正规基督教传教动力远比三自要小。“三自”教会在需求较较少的南方地区传教，只要遇到阻力、认为难以传播之后，就容易退缩，不再主动向这些地方传教。而地下教会则相反，它有极强的传教、扩大组织的冲动，并在内部规则中明确规定信徒传教的义务与数量。因此，即使在需求较少的地方，也很容易发现地下教会的身影，尽管传播的人数很少。这样人们就容易根据地下教会来定义基督教。

任何一套完整的文化信仰体系要在当地生根、得到人们的认可，必须满足提供三套不同层次的支撑系统。从基督教传入情况来看，北方农村的文化信仰体系已经丧失了完整性，无法给予人们这三层次的支持系统，而南方则相对保存完整。

首先，具备主体性的文化信仰，给予置身文化信仰系统的人们以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合理性、正当性之内部解释及规则系统。北方农村文化碎片化之后，就不再是人们能够获得社会性面子、荣耀、地位、权力的评价系统，这一系统也越来越弱化，人们可以轻易逃逸出去。特别是当村庄出现其他团体性人际关系网络和评价系统时，这样的逃逸就更可能。基督教信徒是当地最决绝的逃逸者，他们完全是对村庄评价系统的规避，显得很决绝，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教会里获得这样的评价体系。他们干脆利落、不留一点瓜葛的退出，一方面表面教会的评价系统更吸引人，他们完全可以在其中获得某些社会性、精神性的成就，另一方面则表明的是村庄的评价系统已经瓦解，不再构成吸引力和对人们的压力，对退出者已经没有了任何惩罚措施，即在评价系统上进行边缘化，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但南方尚有，人们在这里很难有彻底的退出机制，无论是村庄价值评价体系还是信仰，都没有退出的机制，即使是不信仰鬼神的个人和家庭，也必须得服从信仰层面的一系列规则。否则就会遭遇村落的惩罚。在对待基督教问题上，南方基督教信徒很难完全退出传统的文化信仰系统和人际关系网络。

其次，具备主体性的文化信仰，能够回应社会变迁，给予人们角色和地位变化以一套说法，安定人心、固化社会结构。北方农村的文化信仰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无法在整体上具备一套完整的、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因此在面对变迁时就难以应付，自乱阵脚，所以社会才会感到惊诧莫名，又无力解释，因此会产生心理的焦躁和社会结构性的紧张。同时，面对外来的基督教文化时，又显得过于萎缩，在“封建迷信”的阴影下，一步步退缩。

南方尚能应对变化的政治社会秩序，特别是其祖先崇拜与传宗接代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事物的许多解释就倾向于从这里头去寻找原因，例如，当某一祖先下来的子孙其实命运并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从其更近的祖先寻找，因为各自有各自最近的祖先，这是不同的，因此命运也就会不一样；而对待当下的变化和人们之间的差距时，不是陷入恶劣的社会性竞争，而是将“出头之日”放在将来，有儿子就有世界、就有未来。因为这一套体系人们还在秉持着。北方则陷入了残酷的社会性竞争当中，就会有许多被甩出来的人，成为村庄的边缘性群体，而成为边缘性群体，又没有解释系统能够给予他一套说法，让他安心接受现实，基督教进来很快就皈依了它。

最后，具备主体性的文化信仰，能够给予人们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系统。当下农村文化，正在丧失这样一种提供价值的可能，村庄很难再生产出这样的价值体系。北方文明的碎片化，早已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传宗接代已逐渐被人们所唾弃，生育观念在最近的若干年已经转变，多子多福已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生两个儿子哭一场成了人们的共识。而其他的价值体系又无法建构起来，所以价值失落者甚多，农村价值正处在飘零阶段。

南方文化和信仰体系中，尚有支撑超越性的基础，那就是以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的文化体验。对于农民来说，精神上的寄托就是传宗接代。人们在现世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够创立祖业让后代继承下去，将家族发扬光大。“有儿子就有世界，总有出头之日”，如果没有儿子，“想想后面冰冷冰冷，人生也就懒得去奋斗”，因为没有传宗接代的人继承自己所创下的业，所以还不如及时享乐。农民不管受再多的苦，都会想方设法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只有完成了此任务，他们的人生才获得了圆满。因为南方文化信仰系统能够给予人们安身立命的可能性，所以对于基督教提供的永生盼望不太感兴趣，基督教难以在价值层次上吸引信徒。

近三十年，三种形式的宗教在中国农村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基督教在农村宗教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天主教稳中求进，基督邪教组织在全国农村各地渗透。中国传统宗教和信仰形式则趋于衰弱，丧失了完整体系和对社会生活的解释能力。

本土的邪教组织在北方农村处于地下状态，在南方则大多公开活动。本土邪教产生于北方农村，但因北方农村正规基督教极其壮大，不仅缩小了邪教的发展空间，而且已彻底将其污名化，普通农民能够分辨基督教与邪教。而南方农村基督教发展甚少，没有正规基督教与邪教的概念，一律视为基督教，从而使邪教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等能够相对公开的传教，但亦因其对祖先的不敬而难以获取信众。邪教组织的这种生存处境为国家严厉打击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群众的心理基础。

传统民间信仰在全国趋于衰弱态势，不存在“复兴”之实。民间信仰在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似乎有“复兴”，但此复兴之风多流于形式，缺乏厚实的实质内容。北方农村的民间信仰体系在经过历次革命、运动之后，到八十年代已趋于瓦解，“复兴”的只是传统信仰体系中的枝节，但遇到基督教强劲侵袭时，往往脆不可当，很快被“封建迷信”化和边缘化，成为不合法、不合理的信仰。南方农村的信仰体系尚较为完备，但总体趋势是衰弱。

北方农村95%以上的宗教信众为基督教徒，其他四大宗教信徒不到5%。就全国主要的基督教蔓延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福建沿海等，基督教信众（“三自”、家庭教会）在总人口的10%—15%之间，若将未成年人算上，则在15%以上。据调查学者预估，全国三自教会人数是2500万至3000万，家庭教会人数在6000万至7000万之间，总人数要近1亿。由此估算，基督教信徒和认同基督教的人数应在1亿到1.5亿之间。基督教在南方农村发展较为缓慢。

三者都以圣经作为自己的教义来源，基督教“三自”教会是政府认可的唯一合法的基督教组织，家庭教会则是处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政府采取的是不出事不管理的默许态度，本土基督邪教则是基督教的异端组织，对教义的理解和组织形式都有别于前二者。“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就目前在农村的发展而言，几无区别，两者的联系特别广泛和深入。

家庭教会大量吸纳“三自”教会各教会领导层中的失意者或斗争的失败者，扩充自己的阵容、提高对教义理解的层次，同时也高薪聘用“三自”教会神学院培养的学生作为自己的神职人员，为“三自”教会神学院减轻了就业压力。在其他方面，“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交流也十分频繁，特别是新一代的神职人员和教会管理者几乎没有二者的身份区隔，在对中国近代史、海外教会、基金会等的认识上几乎是一致的，“三自”教会甚至通过家庭教会从海外募取大量资金。本土基督邪教组织则直接产生于家庭教会。

南方农村普遍将祖先奉为神灵的信仰，在两个方面阻止了人们对基督教的选择：一是对祖先的强烈情感寄托，使人们对基督教的反祖先、反偶像崇拜的教义宣传甚为反感，从而远离基督教；二是祖先崇拜给人们提供了近乎一神教的信仰体系，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对变化社会的解释，祖先是唯一的、不可选择的，因而难以投向信奉一神的基督教。同时，南方的鬼神信仰仍保存着较为完备的体系，能够自圆其说，是抵制基督教的强有力网络。

较北方农村相比，南方农村的信仰体系较为完备，具备自主的解释系统和价值生产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抵挡基督教侵袭的重要堡垒。因此，基督教在中国农村传播不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问题，而是农村自身传统的文化和价值主体性的强弱问题。具有强烈的文化与价值主体性的农村地区，在面对农村上发生的各类现象、社会实践和变迁带来的阵痛时，就有自己的一套解释话语，且能够自圆其说，无须寻求外在的解释资源，并且对外来的解释体系有着敏感的文化保守性，往往采取拒斥的心态。

转型期农村出现社会结构性紧张，表面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主要表现为个各种类型的矛盾层出不穷，用农民的话说就是“生气”多，人们疲于应付这些矛盾。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注意将圣经中的教义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这些紧张关系结合起来讲道，回应人们的需要安定心理的需求。除了对讲解教义本身外，为了适合信徒的文化水平，基督教讲解往往从生活中的所所闻入手，具有生活化的特点，涉及最多的是家庭生活和如何为人处世，评判标准依然是《圣经》上基督讲的话。因此，有些信徒才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教训人学好的宗教。

基督教回应社会问题和需求，安定了信徒的心理，使其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其角色和地位的安排，放弃争夺和反抗。基督教通过这种方式传教，一方面使农民教徒更容易接受其教义和规范，另一方面安定了他们的心理，从而更可能留在教会里。

基督教的传教对象首先是农村里的弱势群体，这样包括老人、妇女、贫困家庭、低知识阶层等。基督教会为可以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物质救济、教育等服务，适应他们的实际需要，迎合他们功利的宗教心理，从而使得部分人逐渐改变了对基督教的认识，甚至加入基督教。

随着基督教在农村的逐渐扎根，传教对象就不再仅限于上述人群了，而是有向年轻化、知识化、高阶层化传播的意图和趋势。有三类人群是基督教信徒最希望拉入教的，一是村庄的政治精英，二是中小学老师，三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这些人在村庄里都有一定影响力，若说服他们信教，将对基督教是个巨大的鼓舞，会获得更大的声誉，且这些人都具备相当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对教义的解读更正规，基督教也需要这样的信众来提高自己的品位和传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