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盒马存在不规范行为被立案查处，起到什么警示作用？ 第1页

警示作用：不要抢了不该抢的风头，无论你的动机是不是抢风头

盒马至少有三个问题。其一，盒马证明了一个民间企业掌握的资源足以在封控期间以正常价格维持很大一部分市民的食品配送，那么如何把食品供应混乱推给客观困难呢？怎么在管理失当人为造成的混乱和困难当中挖掘感人场面美化成英雄事迹并借此宣扬这是管理有方之功呢？怎么把保障食物供给这个本身应该做好而且并不难做的本职工作宣扬成需要克服万难才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让上司褒奖自己的功绩，让市民感谢自己的恩赐呢？这不是摆明了打脸吗？丢了面子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样就没法把坏事包装成好事来获得升迁的功绩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西安的食品供应问题不在于仓库里面菜不够吃，就是在于菜从仓库送到居民家里的渠道出了问题。一些不称职的管理者（部分已经撤职了，但是看起来残余还没有肃清）看起来完全没有预案，对于封闭带来的影响完全没有认识。由于外卖配送员也被封闭在家，货物根本无法配送，所以订单永远会是无人配送，无人接单的状态。甚至一些小区关闭了电梯，或者禁止出单元门，而配送人员无法进入小区，所以即使有配送也难以取货。疫情开始到现在也已经两年时间了，禁止出户区域可能出现的供应问题应该早就不是未知的了，各地对于封闭小区的物资保障有大量经验可供参考。远的不说，近的浙江上虞对封闭小区就迅速组织各类供应管道成熟的外卖快递和商超便利店组成配送机制，免费配送生活物资到户。但是这些不称职的管理者并没有从这些经验当中学到任何东西，竟然还试图放着这些成熟的渠道不用另寻非专业企业合作来保障供应渠道。那么如何挽回面子呢？当然是要说盒马永辉这些企业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才说明他们自建供应渠道是有必要而且英明的，才说明供应保障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不好做，不能算作本分，所以他们还是有功的。

其二，盒马的平价供应显然影响了定点配送供应商的生意，他们的物资价格奇高，所谓的英雄之菜一箱三百元，而且禁止居民购买其他货物。各地的物资都是免费捐赠或者以优惠价支援西安的，到了西安就变成由经营严重违规的企业以高价垄断的形式倒卖给市民了。其实也不难理解，本身垄断食物的利润就是非常诱人的，毕竟不吃饭就没法活着。这点上过学的应该都知道，中小学都是禁止外卖，美其名曰为了学生的健康，其实学校食堂根本缺乏监管和竞争，无论卫生状况还是口味都不如外卖，只不过就是制造垄断让关系商家赚钱罢了。学校经常会大肆宣扬外卖出现的任何一点小问题，要是有学生因为吃外卖拉肚子他们能念叨十年，好像这样食堂的饭菜就变得卫生了，他们就真的是在为学生着想了。现在有了稳定供应这样一个好借口，那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社会，因为只要站在为防疫大局不惜一切代价的道德至高点上，无论多么影响民生的行为就都是富有大局观的先进行为，多半不会有任何责任。由于那些不称职的管理者也能从中获得好处，那就更不会有责任了。

其三，是观念的落后，在西部不发达地区，人们往往认为资本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市场带来的是混乱，自私自利和逐利心理是罪恶的，权利、自由和法律之类的现代社会观念也是用于保护自私者和富人的。只有找到一个圣人来充当全能统领者，把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管制和计划起来，压制资本家和自私者，迫使所有人团结在大局的名义下无私奉献，这才是他们心目当中的理想社会。所以，这些地区的文化普遍认为管理者和普通人站在一边，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普通人对抗资本的剥削，是合理且不容置疑的，谁要是胆敢质疑谁就是收了资本的钱或者是精神资本。而且这些地方的文化也较为原始，带有封建社会的遗留，在封建社会，资源是按照权利分配的，而权利按照君主的个人意志分配，君主的合法性又来自于武力，本质而言就是以武力为标准分配一切资源。商人背后没有武力作为后盾，所以他们的财富就会引发人们的嫉妒，就没有合法性。所以一般而言，这些地方的管理者只要把问题甩给资本，然后加以打击，他们就能迎合人们的期待，变成正义的化身，赢得一片叫好，这次不过是少见的翻车罢了。

很可惜，世上根本没有绝对无私的圣人，任何人答应你的事情都不做数，只有你能掌握的东西才有价值。放弃基于社会公约的对自身利益的议价权，放弃财产权等天然权利的保护，转而期待某个强大力量的恩赐，这样换来的必然只能是更大的掠夺，是极不明智的。普通人的利益是否受到尊重只决定于掌握资源分配权者能否被有效制约，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是否受法律保护。只有法律保护民众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资源分配者才无法任意掠夺和支配民众的财富和权利，只有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受到制约，资源分配才能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通过公平博弈进行。反之，资源分配者不受制约，他就能任意地支配他人的行为和思想，其他人就会自我损害和互信损害来向他展示忠诚。这种状况下上司可以任意支配和剥夺下属的权利，下属对上司只有被迫服从。压力向下传导远比向上反弹风险更小，而向下施压也引发展示忠诚的内卷，谁施压不足谁就无法获得收益。因此，上司的错误决策总是能够层层加压向下传达，下属必然成为展示忠诚的工具，问题和建议很少能够顺畅向上传送。此时民众的一切都是资源分配者的恩赐，自然没有任何议价权，就必然受到剥削，就必然成为实现某种更宏大目标的工具而不得不牺牲应得的权益，而这种目标往往只服务于垄断资源分配权的一小部分人的享乐或野心。

从这点上来讲，权利和资本并无任何区别，两者互相联系互相转化，资本论指出的各种邪恶性质在权利身上也都存在。资本甚至比权利更可靠，因为它需要通过消费者的认可才能获取利润，所以它会去设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只要劳动法能够被积极落实，那么通过集体谈判，起诉等方式，劳动者也能获得与劳动对等的报酬。权利则不然，它的来源是上司而非普通人，而且普通人并无有效途径对其进行反制，无法影响掌握权利者的升贬去留。因此，权利者是无所谓普通人的利益的，它只会把上司指令执行到极致，以获得上司的赏识，获得业绩和升迁的资本。实现这一点也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靠上司规定的数据指标，二是依靠一些不惜损伤普通人利益的一刀切大场面来显示出不惜一切代价的魄力，并从中挖掘一些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故事。而且权利者掌握有合法的武力，掌握有所有的发声渠道，可以占领道德制高点，打出各种具有迷惑性的正义旗帜，会自发扩张争夺更多资源的分配权，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调集各方力量报复一切反对者（包括压制罢工等集体谈判，资本在完善法律约束下做不到这点），甚至足以影响司法这个社会秩序最后的裁决者。一旦它越界侵犯私权，受害者是难以反抗的，一旦它获得某项权限，想要和平收回是困难的。很显然，普通人必须始终保持对不受制约的资源分配者的警惕，无论是权利还是资本，不应该忽视防范其中任何一个，而且应该认识到权利不受制约会比垄断资本更为可怕。普通人不应该指望掌握权利者的恩赐，而是必须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谈判，把自身的权益掌握在自己手里，争取找到有效制约权利掌握者的途径，能够影响其去留，并将其正规化为法律，绝不能赋予权利或资本所有者不必要的权限。为实现这一点，无论是权利还是资本都必须是有竞争有制衡的，普通人有权自由选择，资源分配者的力量也必须是有限的，掌握权利者无法将其用于报复私仇或谋取私利，掌握资本者无法购买权利，规则由各利益团体对等博弈制定，规则执行者也就是法院的利益独立于任何个人和机构，这样掌握资源分配权者才会尽力满足普通人的需求，这差不多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框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