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本身有明显的事实错误,至于底下的回答真是让人汗颜。
下面分几个小点,简单扫盲科普(文普、哲普、正视听,随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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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对策(俗称的“天人三策”)赢麻了吗?
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研究非常多非常细,对于贤良对策的内容和历史事实研究更不在话下,甚至还有区分说三策的时间点是不同的,还有什么三策的真实发生时间不是123,而是次序被打乱的,这些东西,在此不一足举,但有些基本事实要注意。
董仲舒与汉武帝之间的《贤良对策》,这一策问形式在汉代(有另外的专有术语,不过知乎麻,读的水友非专业,知道有这东西就行),或说西汉并不少见,亦所在多有。这场问题,其实就很单纯的问答,没有一堆路边摊文章、某些文史知识较薄弱的哲学系学人和一些拍给普罗大众看的董仲舒介绍视频中宣称的那么厉害。
《贤良对策》,其实就真的是个很普通策问,唯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是少数被较完整记载的策问,尽管似乎有经过摘录者的整理和摘写,但不像其他策问我们就算知道有哪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也不知道其问答内容为何。
罢黜百家,民国以来就不少讨论的,虽然说并非是《贤良对策》研究的主要议题,但目前的研究也是倾向于这件事的真实性有疑,例如不少研究者就从汉朝的学制、风土,或相关学人运用的学说思路来分析,借以指出罢黜百家的不真实,而是试图从其他方面来理解《汉书》为什么会这样写(关于《汉书》拔高董的地位问题,此处就不提了)。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的建议,其实并没有什么建议被施行,连什么广设学校的兴学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这种某些学者用来支持《贤良对策》被接纳的论据之一,都后来的研究被扒底裤研究指出,在贤良对策之前,武帝和此前的统治者在此前早就开始做这事了,没有董也照样好好的。
很多人会根据不同时期某些政治需求塑造的哲学史印象(尤其是民国以后),以及后来武帝朝后对于董仲舒的过度吹捧,用来认为董仲舒的学说对于汉朝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汉武帝不给予其较好多的对待,脑补出各种什么汉武帝骨子里挺董表面上不接受,还有什么董仲舒过于赤裸裸提出天人关系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的这种老掉牙的政治学说太舔封建君主而不被直接接受等。
具体来说,这类推测推论都是不怎么成立的⋯⋯一个人的仕途本身就有很复杂的原因,不是单纯一次或两次策问就能决定。
更何况董仲舒的学术影响力在汉朝中很差,完全不符合某些人认为有影响力的大儒这一形象。
很多人对于董仲舒影响力的肯定,主要是来自于《汉书》对于其江湖地位的吹捧和过度抬高,或是认为董仲舒的学说符合或成为汉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学说的基调,所以理应有所地位。前一种看法,学界近来也有反思的声音,例如苏德昌的《《汉书.五行志》研究》(2014)就有注意到董仲舒在《五行志》的地位和历史现实上的落差,或像近期钱茂伟和王松的一篇论文〈由《春秋》纯儒而“益世”儒宗——《汉书》对董仲舒武帝朝地位的重构〉(2020)。
后一种看法,比较多是出于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上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尽管董仲舒在汉朝备受尊崇,尤其是其人品和学问有很多粉丝,但其学问在汉朝几乎没什么影响力,公羊学或有一点影响,但现在许多人称赞的天人学说还是阴阳学说却几无影响力,包含与其时代接近的人所持的那一套阴阳学说也明显与其的论调不同,连王充尽管很粉董(在自己的书中多次称赞董,不吝啬地夸),但却也大加批评其天人学说的不合理。更别提其后不久的刘氏父子,汉朝流行的那套天人学说跟董仲舒那套是明显不同的,反而是取自更早的天人学说论调来演变。因此要用董仲舒的学问被人暗地下接受的这种脑补,什么明贬暗奉,明显也是不对。
简言之,董仲舒在表子上没赢过,里子上也没赢过,现实中几乎不曾发生作用。
但其学说在整个儒学的思想系统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其融贯先秦儒家各派的学说,并提供解决政治上施行儒家仁政所逃不开的义利之争的一种宇宙论思路,并不妨碍我们后来对他的美称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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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都说读博的人是天上的文曲星,陆地神仙惹不得,但既要嫌弃知乎儒学问题的低劣问答,又要人听专业的,总要有点文史常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