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说清楚”的批判？ 第1页

我对维特根斯坦没有什么研究，只在早年读过一些论文集和《逻辑哲学论》（现在早就忘光了）。不过我觉得仍然可以随便写点什么，因为我发现有许多人仍然是可悲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逻各斯。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意味着一个不断流变和生成的宇宙规律。其中，火之本源在不断的死亡和转化中变形和轮回。因而，我们说世界展现为不断死亡和消逝的过程也不为过。只不过，这个过程是火自身的游戏，是万物得以生长的无始无终的流溢过程。火是没有目的性的，就像阿那克萨戈拉的“奴斯”没有目的（与神学家的解读相反），它像是自由自在的艺术家那样肆意创造与嬉戏。但是苏格拉底之后，基督教的先驱斐洛重新规定了逻各斯。现在它意味着语言、理性与神之子的秩序。死亡的权力亦即君主的权力，围绕着神学观念被巩固起来。而在现代社会，它转变为法律、治理技艺与社会规范的权力，正如福柯所论证的那样。

由此，正是由于神学上的参照，我们发现逻各斯总是二元论的，同一与差异，善与恶，身与心，再到结构主义的能指与所指，诸如此类。首先它构成了一种严格的对账，其次它构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规范，把语言和存在形而上学化，并垄断在西半球的思辨传统中。就好比阿甘本认为：

今天，在这个景观全面胜利的时代，我们还能从德波的思想遗产中收获什么呢？很显然，景观就是语言，就是人类的可沟通性或语言性存在本身。这就意味着一种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要处理这一事实，亦即资本主义（或人们想赋予当下正主宰世界历史的进程的任何其他名称）不仅仅指向对生产活动的剥夺，它还指向、并首先指向语言自身的异化，指向人的语言和沟通天性的异化，指向那种赫拉克利特残篇之一曾将其确定为“同”的逻各斯的异化。^[1]

所以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并非什么新东西，它与赫拉克利特的火之游戏相似。然而这个态度其实是不彻底的，并没有对逻各斯的秩序，存在乃至爱情有什么杰出的洞见。虽然分析哲学基于经验主义和逻辑分析极力避免形而上学化的哲学，但是它其实更像是一场背叛。就好比基督教的先知，或新教改革者，必定经历一个背叛的过程，带领人民去往新的家园，由此才能构建起普遍的神学理想——正如基督受难本身就是对犹太上帝的背叛。分析哲学正是对不列颠经验主义的背叛，但也只有如此，才能构建起语言霸权。这就是已被普遍化的背叛机制。

当维特根斯坦坚持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对哲学的冗余概念进行清理时，他回到了一种有限的语言活动中，否则，无非是一些无意义的空谈。这刚好构成一种退却的态度——从存在中退却——语言必须有其语境才能获得相应的意义。然而这种退却的基础恰恰是句法逻辑，它就好似让语言回到了一个技术支架（gestell）。那些过时的哲学话语被归结为死掉的语言，那些私人的或方言的语言则被摒弃。所以我们问，当维特根斯坦说到生活时，究竟是谁的生活呢？欧洲大都会平民的生活，还是给孩子传授神话故事的印第安人的生活？难道这不是平庸的另一种态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形成了一个秘密同盟。死掉的语言虽然被弃置了，但是又重新被一种诗意所激活——这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阿甘本的态度。但是，这种退却与回归只不过仍然是隶属于西方话语自身的运动，它们不喜欢方言，也不喜欢印第安人，仿佛人们的命运要么走向全球化，要么在某种德意志民族荣光中走向复辟。人们常说海德格尔的词源学不准确，不过已然有一种诗意和新语言确保了这个过程的“正当”了。不过问题在于，它仍然有一个再领土化的过程（用德勒兹的话说），或者说重构了传统并使之德国化，种姓、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则再次从中找到了智力旨趣。就此而言，我不确定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否真的能够挑战逻各斯的秩序，或许它终将是徒劳的。

乔姆斯基其实也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获益，只不过他走向了一种生成的辩证法。他只有在这个退却的运动中，在所谓的“日常语言”的权力中，才能把同一性视作不断生成的运动。然而这也是可怕的运动。

所谓的“说清楚”，无非就是一种蕴含在逻各斯秩序中的权力。它赋予每个人以法律、地位、职位的意识，以及父亲般的职能。就好比一个殖民地警察遇见了印第安人，他说，“把话说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家都懂。而印第安人又如何回应？也许最好就是打一个手势，然后一声“呸！”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印第安人。这种“清晰”的权力仍然是可怕的。就好似人人都是法官，审判者，小官僚，沉醉于权力的幻觉中互相指责并自相残害，他们总是要站在强势的道德中，把矛头对准弱势群体。

首先它是一种消减，死掉的概念要么被肃清，要么被擦拭一遍，原封不动地赎回。其次，它是一种符号秩序的重新构成与规定——但也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洞察符号的运动虽然是一种才能，但是对语言之外的未被言说之物的“沉默”，是无法继续支撑起哲学活动的。社交的符号或许容易理解，但艺术的符号，爱的符号，你可以站在一旁观察它们的运动，但是你无法轻易地理解它们；理解或沉默，其实都是欠缺行动并缺乏思想之深刻的表现。孤独的爱，并不仅仅是一段信息，而是嫉妒、痛苦和疯狂的体验。

如果语言，仅仅是交换信息的手段，即便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规划生活，以至于不让它陷入迷狂，规定表达，以至于不让民众的创造到来，但它根本无法支撑起生命本身的深刻，也无法形成作者的伟大风格。因此，必须让语言口吃，让语言结巴起来，打乱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权力秩序的罅隙中获得自由。而那终将是人们自己的风格。

清晰也不意味着简洁。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的表达是简洁的，因为它径直地创造了情感以及新的思维（叔本华把这种才能视为一种天才并非毫无道理）。我们也可以说一个艺术画家的线条是简洁的，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创造，没有直角，没有透视和计量，它在语言之外，不沉默。所以这样看来，对清晰的要求就好似一个歇斯底里的军官，因没搞懂任何事而大发雷霆。——没有任何创造，仅仅发挥一些工具性的作用。头脚倒置。

清晰也带不来概念，所以这种要求也早已脱离了哲学活动。问题也不在于重新将死掉的概念原封不动地找回，而是重新发明。一个概念有它的历程与生命，如果仅仅做一些擦拭和澄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回到世界童年的方式，让世界重新焕发光彩。——而这，才是真正的火之游戏。

参考

1. ^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 https://ptext.nju.edu.cn/bc/35/c13341a441397/pag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