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安史之乱晚节不保，是一时糊涂还是注定如此？ 第1页

这个问题我上次回答过类似的。玄宗的开元盛世本身就是类似于股灾后捡漏的“年化收益翻倍”的业绩。客观数据是高，但对应的技术水平着实一般。
开元盛世在开局，三朝老臣姚崇就给出了精确且全面的解决办法：第一件，以仁德治政，不用苛刑；第二件，十年之内，不对外打仗；第三件，不许宦官干预朝政；第四件，皇亲国威不得占据朝廷要职；第五件，王公犯法与民同罪；第六件，租税以外不得额外加征；第七件，不崇佛，不营造佛寺；第八件，待臣以礼；第九件，允许朝臣发表不同意见；第十件，严禁外戚干预政事。
也就是说李隆基开局就是一个几乎拿到说明书打副本的局面，还有唐代四大贤相的姚崇坐镇，起步想改革整顿不存在迷茫期以及走弯路的成本，在企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种前瞻性和目标指向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开元头十几年，确实朝政清明，但要说以此判断李隆基多出类拔萃，恐怕不尽然。

第二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价值尺度。国人历来习惯以账面功绩来判断兴衰起伏，但更多时候疏忽了更为根本的理念、方法以及习惯。李隆基的政绩确实有，但只要一到需要自主判断的新关口，他就几乎没有做出过任何正确选择。不论在人才提拔录用、对外扩张规划还是对内的制度改良升级。
开元朝的战争并不少见，名将也算云集，但这样好的基本盘却没有成为对国力、资源的变现---即没有获得珍贵的耕地、煤铁牛马等。西域的扩张确实出色，对吐蕃胜多败少，后续高仙芝更是一度翻越帕米尔高原作战，势力已经接近阿富汗地区。这对于公元8世纪的农业社会而言堪称奇迹。但这个战力、组织调度水平却并没有换来开元朝最紧需的东西--耕地。均田制依旧在走向瓦解；土地兼并固然是根源，但没有及时扩张、开源土地也是个关键。所以其实李隆基时代的下坡路并非始于天宝年间，而是始于开元十五年。这一年他没有及时抓住渤海国的大门艺事件，对发动政变企图宣战的大武艺开战，同时夺取富饶的东北平原，可以说是错失了唐代最后的翻盘机会。没有自主耕地就没有人身自由及温饱，国家就没有低成本税基，那么均田制瓦解、府兵制崩溃也就成为了既定事实。
开元十五年第二件事，就是外放张九龄。此前一年，张说和宇文融等人闹掰了，造成自己被免职，张九龄也被牵连外放。但其实这是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张九龄出身非豪门显赫，自身又能力过硬，能干实事，同时品行也最为正派。最可贵的一点：这一年他只有49岁，这对于拜相而言是性价比最高的年龄，身体还没有问题，经验阅历又已经丰富，提他上去不仅可以效率最大化，还不用担心放权带来的后遗症。
还一个事情是社会制度。唐代的徭役兵役依旧是闲时为农战时为兵的模式，这对于农民群体而言其实苦不堪言。而此时唐朝人口已经达到了几乎八千万，也就是说青壮年有差不多两千万人。这时候其实就应该开始专职雇佣徭役，专职募兵--而不是等到后续兵制崩溃了，才开始被动的转型。李隆基缺乏基层政务及民生阅历，这是他这类皇帝的致命短板；同类型的有---汉武帝刘彻、清高宗乾隆。

第三件事，就是没有顺应早在北周就出现的迁都需求，及时把都城迁去黄河中下游。周宣帝宇文赟就已经开始在征发徭役修建洛阳--于是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1]对于中唐盛唐而言，洛阳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最佳选择有二：幽州、汴梁。汴梁交通便利，且更近粮产区扬州，同时也极佳地避开了连接黄河淮河水系的汴河堵塞带来的粮运延误。而幽州则更佳，直接让出了漕运资源，扬州可直接走刘家港等地海运供应，让漕运水系更多为商业民生产出。同时幽州地处燕云，对于扩张有万顷良田的东北平原有非常大的便利性。唐朝是幸福的，多个都城选址，而且没有客观条件的缺陷；这几座城到了明清，都有各自的棘手难题，定都哪里都只能算利弊参半。没有抓住这个合适的窗口期，及时迁都并降低不必要的财政开销损耗，也是李隆基失败的地方。

综上，李隆基从一开始就是个温和版的武则天--权谋为长，治国为短。驭人之术，优于经世济民。安史之乱也不是什么一时糊涂，而是他能力的客观展现。一旦捡漏的局面结束了，需要过硬的能力来处理政务，他就歇菜。

参考

1. ^ 宣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