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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马云「未来 30 年,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的言论?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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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所有写过的答案和专栏文章中,虽然不是赞数最高的,但是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篇。很高兴看到很多知友的讨论,补充两点:

1. 没有必要对计划经济恐惧。仅仅因为我们曾经在计划经济上走弯路就把计划经济一棍子打死是不理性的。就像机器学习一样,很多技术理念八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因为技术水平跟不上,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计划经济在当年如此落后的情况下,效率很低,对资源配置扭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理念一定没有可取之处。

2. 也不用对计划经济恐惧,因为本文的计划经济都是advise-based,也就是说由计划者给你建议各种决策,你仍然可以选择听从不听从,如果不听从,只需自己承担后果,只不过在均衡的时候,你会去听从建议因为建议是对你来说最优的选择。如果,你自己的决定比建议的好,那么错的是建议,不是你,系统会感谢你的贡献,帮它修改了计划模型,不会因此而惩罚你。

-----------------------------以下为原答案

计划和市场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而已。这个问题由阿里巴巴的掌门马云提出来,其实就是在说,在大数据和IT技术的加持下,计划的分配方式是否能够优于市场的分配方式。我的观点是:

计划经济在未来或许是更有效率的,但是这未必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身份来说所想要的。


在这里说一说IT的影响:

  • IT技术的发展,可以让市场和计划在信息的传递速度方面越来越接近;
  • 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可以掌握更加完备的消费者信息。

第一条,在以前计算机不发达的时候,计划经济的信息传递的滞后性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等信息搜集上来,分析过之后,可能已经时过境迁了; 第二条,以前即便是有海量的数据,但是受制于人的分析工具和计算能力的限制,不能够充分利用,现在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的改善。所以接下来的分析,都是基于这两点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的。


在当下,这个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很多时候计划经济已经在悄悄的发芽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察觉。比如说汽车线路的规划。市场的方法就是让每个司机单独决定自己开哪条路,怎么开——看到A路堵了,赶紧上B路,B路上有个岔口,赶紧下去探索一下看看会不会近一点……这样的话,大体上也是有效率的,在没有实时路况信息的GPS之前,大家基本就是这么做的。而计划的方法则是让每个司机上路之前,输入自己的目的地,然后系统通过分析,考虑到其他司机的输入和目前的路况,给司机规划一条最优的途径。这两个方案哪个好,似乎不用比较——现在几乎所有的GPS导航软件都附带了实时路况分析,以后如果加上统一规划,只会更加方便。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计划做的比市场好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 中央计划者拥有更多的信息,可以综合判断哪条路会比较堵,哪条路会比较闲,从而从一开始就平衡每条路上的流量;
  • 最重要的是,即便是其他的司机都选择沉默,只要有一个司机把自己的目的地告诉中央计划者,然后广播出去的话,这对自己都没有任何的损失,只有好处,并且对其他的司机也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央计划者说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你要去西单,结果你偏说去五棵松,结果中央计划者按照“你的目标是五棵松” 设计了所有车辆在道路上的流量均衡必然失效,那么你去西单的时候在路上遇到的车流量必然不是最优化的,所以你很可能更慢的到达西单。

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之间的私有信息是不但有着正的外部性相关的——即公布私人信息对其他人来说是好的,而且对自己也是好的。所以,中央计划者可以近乎无成本的搜集到司机的真实信息(在这里就是目的地),计划的效率几乎是完胜市场。同时,根据车流量等等的数据,计划者可以作出新的规划,比如新建道路等等。这些通过大数据一目了然的事情,要比通过市场自发的方式更快,更有效。


在这种“公布个人信息”是占优策略的场景下,IT技术确实能够改变很多,现代IT技术的发展让信息的发送接受和分析都变得更加的快捷,让实时路径优化成为了可能,那么计划的方式可能确实要比分散的市场方式更有效。


但是事情并不是一直如此。


有两个人,卖家A和买家B。卖家手里有一个货物,成本为C,买家想买,愿意支付的最高价为V。显然理想的情况下,只要V比C大,就应该成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种机制,能够让两个人达到理想状态呢?直观上感觉就很难,因为卖家总是想抬价,说自己成本高;买家总是想压价,说自己的V比较低。这个时候用什么机制似乎都很难办:在市场机制下,两个人会一直试图伪装自己的成本和支付意愿,然后讨价还价——参看每天都在发生的街边讨价还价的情况;而在计划体制下,如果中央计划者让他们简单的汇报自己的成本和支付意愿的时候,他们也会倾向于说谎。


归根结底在于,这里私人信息是有价值的,任何一方如果单独的公开信息,那么另外一方就会利用这个公开信息,把交换所产生的所有剩余都剥夺过来。所以信息有“租金”,更具体的来说,卖家的成本越低,卖家的信息越值钱;而买家的支付意愿越高,买家的信息也越值钱。只有当双方的信息租金被支付之后,才能成交。而这个租金从哪里来呢?在没有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租金只能从交换产生的剩余中来。而当交换的剩余不足以支付双方的信息租金之和的情况下——比如V=C,尽管理想情况下,依然应该交易,但是双方因为信息租金得不到满足,就会拒绝交易。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和小商贩讨价还价的时候也是如此,其实消费者也想买,也不是不愿意出这个钱,但是因为讲出来的价格距离自己的最高出价过近,总觉得自己“亏了”,认为可以把价压的更低;而小贩也愿意卖,但是同时也觉得自己“亏了”,认为消费者还可以出更高,所以最终双方都恋恋不舍的终结了交易。


这就是经济学里面典型的“双边交易”问题,2007年诺奖获得者梅耶森从数学上证明了,在预算平衡——即所有的剩余都来自于交换的前提下,只有当最高支付意愿足够大于成本的时候,交易才会发生,当V只比C大一点的时候是不会产生交易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损失,不因具体采取的交易形式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不管你采用计划,采用市场,还是采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机制设计从数学上就已经把“完全有效市场”这个可能性给否决掉了(当然,有些经济学家对这点也不满意,他们通过引入各种其他的因素,做出了不对称信息下的有效双边交易的模型,比如引入风险规避,但是这些只能看作是一个个特例,而非一般情况)。


如上面所述,因为信息租金得不到满足而造成的效率损失,在市场而言是无解的。有人可能会问,你这么说就是计划有解了?计划可能还真有解。


破解这个困局的诀窍,就是要引入一个完全没有私人信息的人,把所有的信息租金压到这个人的头上。在委托代理理论里面,这个人叫做委托人;在拍卖理论里面,这个人叫做拍卖者/卖家;但是在机制设计里面……因为所有的博弈参与者都有私人信息,这个人是缺位的(格罗夫斯机制是个特殊情况,通过巧妙的设计,让每个人承担其他所有人的信息所带来的外部性,从而达到社会最优,但是格罗夫斯机制不适用于一般化情况)。所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无能为力,最高能达到的效率,就是梅耶森所定义的“社会次优”。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办法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找到一个或者一批“透明”的人,然后把整个世界的人的信息外部性和不确定性都压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让这个人支付所有人的信息租金,来“购买”我们每个人的私人信息,我们就能超越梅耶森的定义的社会次优,达到有效市场。这个人必须满足:

  • 没有私人信息;
  • 没有个人偏好,没有爱好;
  • 有能力支付额外的信息租金给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这个人——或者这批人,就是我们的下一代——确切的说,就是我们尚未出生的下一代。

尚未出生的下一代是完美的委托人,首先他们没有出生,甚至还不是受精卵,所以根本没有私人信息和偏好之说;但是他们长大之后还可以工作劳动,偿还自己身上压着的信息租金。而等他们长大了,还清了自己的债,有了自己的私人信息和偏好,而他们尚未出生的下一代则可以扛过委托人的大旗,同样接过他们父母辈的信息租金的负担……

这样,信息租金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只要我们人类一直在生存繁衍下去,每一代都偿还上一代的信息租金,然后把自己的信息租金压给下一代,我们就可以每一代都享受有效市场了。这种代际之间的沟通,不通过一个永续的中央计划者,是很难实现的。


说了这么说,最后的解决方案,似乎用计划经济解决经济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前景非常的光明。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这一套机制的执行者依然是人,而人的“承诺力量”是有限的。比如说,假如你有个很好的想法,可以彻底的根治艾滋病,可想而知世界上有多少人希望高价购买这种药,那么机制设计者出于最优化的考虑,必然会对你承诺天文数字的财富,以引导你说出这个想法。


那么机制设计者能不能真的履行这个承诺呢? 从事后来看,当你的这个想法公布之后,计划者有很大的诱惑去违约,因为即便是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考虑,其最优的选择就变成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供应给所有艾滋病的患者以满足他们的效用。那么机制设计者就无法从艾滋病患者那里收取到足够多的报酬来履行对你的承诺——或者说设计者根本就不愿意这么做。而一旦你预计到计划者可能违约,哪怕是有可能违约,我们就又受到了次优的“梅耶森天花板”的限制——甚至可能更差。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现实中的反垄断的诉讼其实多少都有一点这个意思。很多小的创业企业,九死一生才拼搏出一条血路,成功的占领了市场,获取了垄断利润,如果这个时候,反垄断来上一刀,虽然确实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是切的是成功企业,伤的是人们的创业激情——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创业成功之后会被反垄断,所以创业激情也减弱了。


所以尽管,机制可以设计的很精确,技术可以不断的进步,但是只要是让人来执行这一套机制,就注定是很难具有完全的“承诺力量”。而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么彻底决绝的承诺, 而理性人会预料到这一点,这会改变他的激励,那么如前所述,这一整套体系就崩塌了,我又会回到点化市场(spot market)的时代,而市场不过是当不存在完美的中央计划者时的一个次优选择。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解决了承诺力量的问题,效率是消费者的唯一目标么? 经济学不光有效率问题,还牵扯到分配。大数据时代,通过数据分析,可以让个人的私人信息更少,好处就在于需要支付的信息租金变少了,但是没有了私人信息,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剩余会更加的集中在掌握信息的计划者手里进行再分配,计划者的权力会变得很大很大,如果计划者能够一心为公,把剩余全部发还给消费者,那么上面我们设计的这个计划体制确实不错,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对消费者是否有利就很难说了。

而市场虽然效率低一点,但是好在市场中交易方的信息还是相对不透明的,没有了中央计划者, 人们承担了效率损失,但是可以实打实的获得剩余,不用依赖计划者的再分配。

所以啊,最后总结一下。计划经济越来越大,这句话可能是对的,因为大数据的发展确实给计划经济带来了很多优势,但是要取代市场,还是等到机器当家,算法治国的时代吧。只有当一个铁面无私,永不当机的超级电脑做中央计划者的时候,计划经济才能说全面的占据优势,不然的话,因为人类所固有的缺点——动态不一致和有限承诺,这样的美丽新世界未必是我们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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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之前已经答过这个问题大数据技术是否有可能拯救计划经济?。其实,除了理论上有漏洞以外,类似的言论还有许多站不住脚的地方。计划经济确实有很多性质让人心动,但是,最近所谓的“计划经济”是不是已经是新生的婴儿,是不是已经是海平线上露出一端的桅杆?以下几点,也许是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前需要考虑的。


1 是“计划经济”,还是冠以美好之名的垄断?


在讨论“计划经济‘之前,首先需要确认所讨论的概念。比方说,这里的“计划”,是强制性的吗?如果用户有退出的权利,那么,这里还是不是“计划经济”就有疑问了。如果“计划经济”指的仍然是一家或几家大企业,掌握了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可以参与调度各行各业的资源,与其说这是所谓的“计划经济”,不如说是几家具有强大市场势力的企业,更适合作为特殊的垄断企业来看待。


当然,这里有一点类似悖论的问题:在这些平台发展得这么大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计划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同样起很大作用的,还有平台上千千万万的市场参与者。用颇不称手的编辑工具做出漂亮的页面、东跑西跑疏通各类稀奇古怪的关系,千万参与者发挥企业家才能,造就了平台的繁荣。无论所谓“计划”是真计划,还是只是垄断,这个变化看起来都很古怪。


如果所谓的“计划经济”只是垄断,自己之前获授权翻译的长文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1]是一个不错的分析。由于这篇文章实在太长,所以,不妨先看完这个答案再点击链接。当然,“只”是垄断不代表这个问题不重要;相反,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同样是基础设施,放任银行业野蛮生长可能形成金融垄断帝国。平台企业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要比银行深得多,形成垄断的后果也许会可怕得多。


如果这里的“计划”真的是强制性的呢?比如说,公权结合技术[2],去配置每个人的资源——或者,不止是资源,而是整个人生。这种趋势更加值得警惕,因为,为了所谓的“效率提升”——其实,到最后,所谓的提升压根没有那么大,具体的原因可以见后面几点——你我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让出去多少基本权利?如果经济学家“没有良心”、“太过功利”,比起这种设想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2 大数据决策者,真的能拿到所需的“原料”吗?


高质量的数据、无尽的传感器、源源不断从各处传来的“原料”......现实真的会变得这么美妙吗?未必。记住这个词:obfuscation(混淆)。实际上,即使个人真的丧失了隐私,他/她也有反戈一击的空间,那就是混淆。既然你们要让我看“按次付费”的广告,那好,为什么不装一个会模仿人的行为,自动把所有广告点一次的插件呢?实际上,这样的插件几年前就已经有了。


图1 Brunton和Nissenbaum 2015年出版的著作Obfuscation[3]。这本书的重要程度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越发凸显


类似功能的软件已有不少。比方说,有的插件可以在你进行搜索的时候,自动搜索许多其它无关的词汇,有的插件可以扰乱软件的定位,让软件分不清你身在何方。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们可以用反作弊的技术打掉这些技术。但是,类似的技术完全也可以用在混淆插件上。如果企业伸手太过,可能的后果之一便是反作弊的技术越来越精细,混淆的技术也越来越逼真。效率,慢慢耗散。


因此,即使有各种各样功能完美的传感器,大数据决策者可能也会面对让人头疼的难题。既然我已身处透明的居所,那为什么不表演一番?即使普罗大众不那么在意所谓的隐私,如果所谓“计划经济”,真的用来配置方方面面资源,利用混淆取利的诱惑也会大大加强。搜索引擎是最大的流量集散地,各方高人便捣鼓出了SEO——搜索引擎优化,优化和混淆,相去并不远。道高?魔高?


3 大数据决策者,他/她/它想要的是什么?


这一点和大概十来年前,学术界激辩的“网络中立性”有密切的联系。前几年的时候,还有不少人相信类似“不作恶”的论调,但是,企业毕竟是要赚钱的。如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技术隔阂很深,普通人压根没有办法知晓自己在被欺骗——比如说,利用个人信息实施各种各样的“灵活定价”计划。企业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其实不难预测。“计划经济”的利益,又比这个要大多了。


对于上一段的说法,有两个点很容易批评:首先,万一未来的大数据完全是“它”呢?其次,大数据决策将和公权力结合,为广大人民谋福祉。决策者将不再逐利。关于前一点,起码在可见的将来,大数据是要依赖人的——开发新算法、调节参数,等等。随着时间推移,需要的人可能变少(然而,这也意味着这部分人的权力在增加,危险的倾向)。可是,会有不需要人的那一天吗?


即使技术运行的过程中不需要人,最终出来的“它”反映的很可能仍然有人的意志。比方说,训练模型时,完全有可能把已有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等等,统统带进去。当然,有一些技术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但是,哪些才是“问题”,哪些需要“解决”呢?比如说,哪些才是“歧视”?至于第二个批评,不追逐利润不代表不逐利。也许,追逐利润反而是欲望中相对无害的一种了[4]。


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的准则压根就不是所谓的“效率”——有意思的是,经济学人常常谈效率,但他们可能也是最清楚,效率这个准则问题何在的人之一。选择什么作为社会福利的标准,本身就是需要公共参与,需要大家来商谈的事情。越俎代庖,则越过了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社会制度的安排不完全在于结果,也在于过程。想跃过过程而直达结果,天下未必有那么好的事。


4 计划经济下,权利的界限在哪里?


让我们回到权利:首先,前面已经提过,在所谓的“计划经济”下,多国法定的基本人权之一的隐私权,何去何从?当然,这一点不足以致命,有人认为隐私这个概念已经过时。其次,大数据下的决策者,也许有能力从事实上剥掉你我的许多权利。保障权利并非空喊口号,如果有人能够很方便地把行使权力的代价抬得很高很高,或者干脆让你我忘记有这项权利,这很难称得上保护。


比如说,如果所有的媒体都被“计划”了,看到他/她/它不喜欢的内容的权利,还有吗?创作并散发他/她/它不喜欢的内容的权利,还有吗?如果越走越远,还有没有机会退出?这个问题再往下挖,就是“自由”这个概念的存续。我想,人应该还是需要一些自由的,但“计划者”可能不这么认为。他/她/它可能认为,人实在太自由了;或者,有些人应该更自由一些。


往坏了说,所谓“计划经济”,可能毁掉公共生活的根基。比方说,根据近年的谍报档案,我们知道斯塔西的监视,对东德人的相互信任造成了长久的负面影响[5]。如果监视的“人”,技术又升级了呢?呼唤隐私,不只是为了纾解人们的不快——尽管这非常重要。允许人们保留一些隐私,能够让人们更主动、更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不然,几十年后的竞选,旧账翻起来,快哉快哉!


5 计划经济,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最后,与所谓“计划经济”相关的,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难题。除了之前在问题大数据技术是否有可能拯救计划经济?下已经答过的以外,还有不少。比方说,即使对非常简单的情况,更多的信息也未必能提高社会福利,还有可能降低[6]。那么,从数据不那么容易获取,到最后有相当多“原料‘的过程,转型中社会的福利究竟如何变化?会不会中间损失掉的福利,还大于可能的提升呢?


此外,还有一些古老的难题也需要回答。首先,在部分人所期待的“计划经济”中,企业家从哪里来呢?其次,效率是针对人的效用定义的。但是,什么事物可以给人带来效用,这一点本身也是人说了算。比如说自己的ID,Manolo的鞋子,未必在每个年代、每个国家都那么受喜爱。这个符号是人们制造出来的,价格反映了符号承载的意义。“计划者”会怎么看待这许许多多符号呢?


总之,“计划经济”,如果真的是计划经济,那确实有许多令人心动的愿景,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是,有关这一点,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有许多,有一些甚至是基础性的。这些问题未必都会出现,即使出现,也未必会有那么严重。即使很严重,也未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问题总是问题,万一有一两个解决不了的呢?即使不考虑所谓“计划”,大数据本身去向何方,也很值得思考。


[1] 原文请见:Khan, L. M. (2017).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 Yale Law Journal, 126, 710-894.


[2]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魔鬼鱼”系统:美国警用移动设备监测的前沿技术


[3] 原书请见:Brunton, F., & Nissenbaum, H. (2015). Obfuscation: A user's guide for privacy and protest. Mit Press.与此主题有关的书评请见Richards, N., & Hartzog, W. (2017). Privacy's Trust Gap: A Review. Yale Law Journal, 126, 1181-1225.


[4] 可见:Hirschman, A. O. (197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University.


[5] 可见:Lichter, A., Löffler, M., & Siegloch, S. (2017). The Long-Term Costs of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Insights from Stasi Spying in East Germany.


[6] 可见:Levin, J. (2001). Information and the Market for Lemon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5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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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大脑实在太神奇了。

我出生以来,它24小时不间断工作,但却偏偏在考试的时候,大脑会猛的开始循环播放各类沙雕歌曲。

不会的题越多,想起的歌词越多。

题目越难,想起的歌词越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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