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尼古拉.布哈林？ 第1页

布哈林应该是左翼阵营里头第一个针对“寡头统治铁律”做出回应的人。

首先先介绍一下寡头统治铁律——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以及前社会民主党人罗伯特.米歇尔斯在通过多年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历以及对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考察，于1911年写成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他在书中对于当时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是第二国际的老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寡头政治结构进行剖析，矛头直指民主制度中的功能失调以及由此出现的寡头政治（用米歇尔斯的话来说就是“民主之所以堕落为寡头政治是因为其中就拥有寡头政治的内核。”米歇尔斯之所以将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拎出来是因为这些政党恰恰是当年政治民主化最积极的推动力量，而揭示这些政党内部的非民主性恰恰会意味着因为内部因素这些政党追求完全社会民主化的努力会最终失败）。他指出现代人面临一个两难的现实困境:即在诸如建立民族国家、工会、政党或教会的组织机构的时候都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该机构顶端的少数人，所谓“正是组织使得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之所以有这种寡头化因素是因为:

A.大规模组织给予公职人员对于权力近乎垄断的地位

政党、工会等大规模组织都倾向于形成一种理性化、等级制的官僚组织结构，因为任何复杂的政治组织必然会要求一部分人全身心的投入到该组织相关的事务中去，而政治组织官僚化的结果是权力日趋集中于组织顶端而普通成员的话语权却不断削弱。领袖们掌握更多资源，使得他们具备较之于其他试图改变政策的普通成员有更多优势:①丰富的知识与信息；②控制着与组织成员进行沟通的正规途径（诸如媒体以及游说活动）；③在政治方面（例如演讲）的娴熟技能。

B.大众无能力参与政治决策进程，所以他们渴望强力领袖

众所周知如果个人与群体想维持对政治事务尤其是政治组织的影响力的话必须要积极参加诸如游行示威以及政治事务讨论等有组织活动，然而实际上①因为工作家庭娱乐等个人因素使得大众很难有充分时间经常参与集体性的组织或政治活动；②教育程度与老练程度上民众不如领袖也进一步导致他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缺乏兴趣。如米歇尔斯所言:

对于普通大众甚至那些劳工大众来说,他们都渴望别人的指导.....很容易理解,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高度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越来越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对国家的政治组织及其繁复交叠的组织机制了如指掌。加之人们对革新本能的嫌忌感,尤其是在那些大众政党组织中,成员之间在文化和受教育水平上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大众对领袖的渴望愈益迫切。

米歇尔斯指出，那些成为工会、政党领袖或者议员的专业人士尽管在社会地位上属于被统治阶级，但是实际上成为了寡头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众领袖们自己成了“权力精英”的一部分并且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改变其观念与利益也开始脱离大众。米歇尔斯同时进一步指出，在政党组织中，“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政党赖以建立的大众利益与政党官僚机构的利益是耦合的。受雇者集团(即政党领袖)总是趋向于保守,而且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当工人阶级要求推行更为果敢、更为激进的政策时,他们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总是倾向于采取防护性的甚至反动的政策（ps:此处可以举出太多例子，例如为后来泛左人士们耿耿于怀的一战时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纷纷强烈支持战争，以及1918—1919年德国革命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无视工人阶级要求改组国家机构以及解散旧军队的要求，反而联合极右派武装扑灭了USPD以及斯巴达克派发起的苏维埃）;但有时——尽管非常少见——情况也可能正好相反。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社会分工催生了团体组织,而一旦这种团体自身得到巩固之后，该组织便产生了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往往会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他们之所以与传统政治精英对抗是为了获得影响力并且将影响力变现为权力以取代传统政治精英的地位，而一旦其权威或者地位受到组织内部势力的挑战，领袖们便会断然采取措施甚至以牺牲大众民主为代价（ps:典型例如1934年苏共18大党内领袖对于斯大林的反抗以及随后因为“基洛夫遇刺事件”诱发的“大清洗”），对领袖而言失去对组织发号施令的权力便意味着失去个人地位的基础，这意味着自己个人特权的丧失，故而必须要对那些在他们看来充满危险而且有不良居心的敌人进行斗争，大众组织才能得到维持，这样，他们的地位才能得到维持，这就意味着:①对于这些领袖而言，组织的存续较之于意识形态的信条明显更重要（ps:一战里头社民党领袖们支持战争的态度是如此， Reform und wirtschaftliche Öffnung 也是如此）；②任何组织内部的拉帮结派行为或者对政党及其政策正当性的质疑以及挑战都会被政党领袖认为是给予敌对势力是可乘之机，是对组织的背叛，是“分裂党”的行为。

《寡头统治铁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使得很多人对于民主机制的运作产生了研究兴趣不说，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而言更是突如其来的一盆凉水，以至于社会主义者们必须解释民主的前景并没有像米歇尔斯说的那么悲观（当然更有甚者，有激进民主派人物甚至还选择逆练《寡头统治铁律》的，诸如孙中山就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受此启发，立马将同盟会改组成中华革命党并且确立了党魁独裁制，深刻了影响了中国革命史的进程不说而且还为蒋介石的独裁留下注脚，这是后话了）。

1920年代米歇尔斯的这一论调就被做为党内第二号理论家的布哈林首先回应，布哈林是布党政治家里头思维非常活跃之人，理论上较之于斯大林之类的布党官僚更熟稔，意识形态上也并不如托洛茨基那么教条，以至于列宁跟考茨基的论战时他都是做为列宁的第一候补出场，在列宁健康恶化之后顶了列宁的位置与考茨基进行撕逼论战，做为前德国社民党人的米歇尔斯的书自然逃不过其法眼，他在对《寡头统治铁律》进行评述的时候大赞此书里头对于组织寡头化的批判，认为它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接着布哈林回复说:

米歇尔斯所说的“无能的大众”将不复存在。因为这种无能状态并不是每一个政治系统中大众的必然特征,而是特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带来的结果,是特定文化背景和教育条件的真实反映。在未来社会,有组织才能的人将会源源不断地涌现，统治集团的封闭性将因此遭到动摇。

事实上这点上布哈林没有说错，就现在民主制度相对发达的国家而言，除却有比较健全的制度保障之外，民众不仅仅能够接受普遍的义务教育而且现今的民众大多接受大学教育，而众所周知受教育程度往往同个人政治倾向的进步与否是有正相关关系的，伴随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等网络平台的兴起也使得以往阻碍大众对于政治意见表达的壁垒也被打破——民众不再像一百年前那样必须要借助权力精英容易控制的报纸、电台等媒介才能发声，同时，伴随着普选制的落实、不需要借助政党做为媒介的自愿性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多元社会运动的兴起、直接民主（诸如公民投票，现在已经有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学习美国将公投与其他公职选举同时进行，这样可以克服公投往往面临的门槛高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起伏而导致的直接民主难以落实的问题，同时在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同时还能提升政治参与度）的完善等使得大众的政治能力有所提升，总之“大众”这时已不再是米歇尔斯笔下的那种“消极无为”的大众。

不过问题在于，布哈林没有正面对米歇尔斯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政党与社会中所崛起的自成一系的“管理阶级”的权力问题做出过正面回应，正如同布哈林在同考茨基的撕逼中抨击考茨基（见《卡尔.考茨基与苏维埃俄国》），说他一方面不承认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统治，一方面又承认布尔什维克给俄国带来的进步例如土地改革，那么这么一个考茨基笔下既不代表工人阶级统治又不代表大地主阶级统治的布尔什维克其权力基础是什么？那么布尔什维克就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像美国的一些百万富翁那样，他们是从工人阶级当中攀升上来的。但是,他们成功了,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发财致富;然而在这里，一切又都颠倒过来:自我发财致富是夺取政治权力的结果。

然而布哈林认为NEP崛起的所谓“耐普曼”之流虽然是最接近美国资产阶级但是却已被布党剥夺了政治权力，考茨基说布党是一个“高踞”于劳动与资本之上的新统治阶级，然而布党多数都是工人与农民，那么这么说真.统治阶级只有一小撮布党政权的管理者，他接着说:

统治阶级是以该事实为特征的:它具有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或至少是对一个确定的阶级制度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垄断。如果一个群体的人是统治阶级,那么这意味着,这个群体拥有“国有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换言之，在考茨基看来，接下来就是,如政治局,尤其是我自己(我可怜的灵魂!)成为大规模工业总体的拥有者和剥削者,即金融资本主义寡头，一句话,独占其利润的新的“百万富翁们”。

之后又回复:

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一个阶级，那么这意味着他们代表某些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不是大土地所有者(如考茨基自已承认的，他们被没收了),也不是那种资本家阶级(这也得到了考茨基的承认)。这个阶级不是农民。也不是知识分子(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称为一个有其自已权利的阶级)。那么还有什么?无产阶级。

他的这个回复实际还是暗含了一个假设，虽然布哈林并不承认布党的职业管理者们构成一个新.统治阶级（或者像卡尔考茨基所言的“资产阶级”），但是似乎布哈林本人却没有否定其变成某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能性，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本书按照布哈林的说法是《共产主义ABC》后供党员干部们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进阶读物）里头又说因为俄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过程”，之后又写到:

“‘蜕化变质’的趋势一即以一种阶级胚芽（class - gem)形式出现的统治阶级的赘瘤一将难以避免。但同时,这一趋势将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力量的抑制:①生产力的发展;②打破受教育机会的垄断。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精英和组织人才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脱颖而出,将对这种新的特权阶级的出现产生抑制作用。最终的结果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实力对比。"

（在这儿你可以观察到他的表态似乎跟与考茨基论战时那种斩钉截铁的说苏维埃俄国没有出现新统治阶级有一定矛盾）

当然，他本人还是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内部不合理的政治组织结构提出过质疑，他同列宁以及追随列宁的第一代布党领袖们一样，基本很少能够超越列宁的政党和国家学说框架去考虑做为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制的问题，或者做为文化价值的、法律范围内的个人自由问题。更不用说他本身一度就是这种不合理的政党组织结构下的游戏规则的受益者（ps:当年利用所谓的Leninism 组织原则同其他布党高层领袖一同压制了“工人反对派”，而在随后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政争中他又站在斯大林这边指责“左翼反对派”违反了Leninism 原则从而成功把托洛茨基给挤了下去）。然而讽刺的是，布哈林正如米歇尔斯所预言的那样，因为就政策等问题上挑战了所在政党的领袖结果反而成了本党领袖所发起的灾难性的政治清洗运动的牺牲品，而《寡头统治铁律》后来却成为了研究斯大林体制的一大思想源头，并且一度让很多受到斯大林主义压迫的知识分子陷入深深的不安中，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布哈林当初在被处决前在监狱里头有没有回想到米歇尔斯的书，如果回想到的话心中对米歇尔斯的结论是有多么五味杂陈了。

让我用米歇尔斯的一段话做为结束:

民主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它总是在同一浅滩中断 ,但总能得到更新。这种艰难跋涉的场景既让人鼓舞,同时却又令人沮丧。当民主发展到某一阶段,它便逐步发生转变,具有了某种贵族气质,甚至在许多情况下采取了贵族统治形式,而后者正是民主制所极力反对的。如今,新的控诉者站出来揭露背叛者;在经历了一场壮烈的斗争和与阴险的统治者斗争之后,他们最终与旧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于是,又该轮到他们自己遭受同样打着民主旗号的对手的攻击。也许这种残酷的游戏永远不会有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