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不讲道理的案例？ 第1页

1

周亚夫儿子买了五百副铠甲，作为周亚夫死后的陪葬品，被人告谋反。廷尉审问时说：你为什么要造反？周亚夫说：我买的东西都是陪葬用的，怎能说我造反？审问的官员说：你即使不在地上造反，肯定也是要在地下造反！

周亚夫在廷尉监狱绝食五天，吐血身亡。

2

　　汉武帝和张汤商议要制造“白鹿皮币”时，曾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说：“现在藩王和列侯朝贺时的礼物，都是黑色璧玉，价值才数千钱，而用作衬垫的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汉武帝听了很不高兴。张汤又与颜异不和，这时有人告发颜异在一件别的事上触犯法令，汉武帝命张汤给颜异定罪。颜异的一位客人议论诏令初下时有不恰当的地方，颜异听到后没有应声，微微撇了一下嘴唇。张汤奏称：“颜异身为九卿，见到诏令有不当之处，不提醒皇上，却在心里加以诽谤，应处死刑。”从此以后，有了“腹诽”的案例。

3

霍去病射死李敢，汉武帝为其隐瞒真相，宣称李敢是被鹿顶死的。

4

　　郭解被审问时，有位儒生陪侍前来审案的使者，座中客人赞扬郭解，儒生就说：“郭解专门以奸邪触犯国法，怎么能说他贤能！”郭解的门客听了这话，就杀死了这个儒生，并割去他的舌头。审案官吏用这件事来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的人，杀人凶手到最后也没有查清是谁。官吏向武帝奏报郭解无罪，公孙弘议论说：“郭解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做行侠弄权的事情，看谁不顺眼就随意杀掉；儒生的被杀，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个罪比郭解亲手杀人还要大，应按大逆无道的罪名判决论罪。”于是就把郭解灭族。

5

李广闲居时，和别人在外面打猎喝酒，回去晚了，路过霸陵亭，霸陵尉不让过。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霸陵尉说：现任将军也不行，何况是前任。便扣留了李广，让他在霸陵亭停宿。后来李广出任右北平太守，请求派霸陵尉一起赴任，到了军中就把这个霸陵尉杀了。

反对

在本题下的回答（之前玩知乎少，只敢看看不敢回答的那种_(:з」∠)_一直以为实名=非匿名，故而造成表述有误，在此道歉）

这个回答无非在说布尔什维克处死沙皇一家不讲道理，原因在于1895年给坐牢的列宁相对优渥的条件。真是沙皇给了一点小恩小惠，我们这些人就要立马磕头致谢吗？

那你为什么不提提1895年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1900年海兰泡，约六千中国人被这位沙皇的军队用刺刀逼着泅渡黑龙江，江东六十四屯七千余人被杀，尸体如冰排一般在江上流了两三天，水上浮了一层油以至于江水不能饮用，此后又火烧瑷珲城，世称庚子俄难。

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感性来说杀他全家又如何？

再看看他此后又是怎么对待国内的革命者的吧！1905年俄国革命，血腥星期日沙皇的军队一天就屠杀了至少一千名和平示威的工人（这个数字还是保守估计）。可叹这些工人保留着对沙皇的幻想，拿着圣像和沙皇画像进行示威！而在此之后的倒行逆施和白色恐怖更是造就了“斯托雷平的领带”一词。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从感性上讲，杀了这个刽子手全家又如何？他们一家谁的地位和生活不是建立在革命者和殉道者的尸体上的？

可笑一个外号“血腥的尼古拉”的沙皇，除了俄罗斯国内叶利钦普京需要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政客，居然还会有被他屠杀过的国民企图为他翻案？！更可叹的竟然还有上千人认可这一想法！也不知道在这里面会不会有此前骂过别人黄俄的人，如果有那真是太搞笑了：一面骂着黄俄，一面却给黄俄头子洗地，真是滑稽。

就像《乌拉尔工人报》说得一样，“这个带着皇冠的刽子手利用革命的仁慈，活得太久了。”

要说不讲道理，75岁上刑场，看着俩儿子被斩首，然后自己被凌迟处死的朱慈焕有一肚子话。

朱慈焕是明皇室后裔，被李自成抓着离开北京，隐姓埋名苟活于世，隔几年就换地方改名字，东躲西藏。这样的家世，那样的局势，能活到75岁，而且儿女双全，如果这个时候病逝，堪称完美人生。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有一次他酒后说漏嘴，终于还是被抓了。

虽然有人打着他的旗号造反，但是老朱已经75岁了，明显没有造反的动机啊，而且抓到造反的人和他对峙，也表示并不认识。老朱自己反驳也很有力：要造反肯定挑个好时候，招兵屯粮，你看我干过这些事吗？再加上当朝的康熙爷之前发表过讲话：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尔等与九卿会议俱奏。

不光老朱自己，连抓他的官员和我们这些看客都觉得肯定罪不至死才对，官员好吃好喝养着，想估计会无罪释放。

可惜康熙下谕旨：“朱三即王士元，著凌迟处死。伊子……俱着立斩。”

这......这尼玛太不讲道理了吧！

最不讲道理的无非是农夫和蛇

有人说关东地震导致日本侵华

关东大地震的发生，让日本天皇也受到了震动，皇族成员死了三个，两百年以来的江户文化化为灰烬。日本人大感国土之狭小，国土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要开拓生存空间。吞并朝鲜以后，日本瞄上了近邻，大而孱弱的中国，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为缓和国内压力，弥补国内的资源不足，制定了一系列侵华策略，“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并且把眼光瞄准了中国东三省。因此，巴结东北军阀张作霖，妄图染指中国东北。后来，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东北被日军占领，成立伪满洲国，扶植溥仪为伪满洲国傀儡，受日本人操控，并且妄图奴化中国人，并先后建立了不少移民村，使大批日本人迁移到中国东北。关东大地震使日本国内陷入困境，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华的速度。

下面是中国对日本的帮助

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如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会议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5时，进一步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慰问的，还有广州的孙文“大元帅”。他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同时，他还给他的日本朋友们犬养毅、福田雅太郎、大仓喜八郎、藤村义郎、久京房之助、头山满、莹野长知、宫崎寅藏家属等，致信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孙文、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慰问和表态的人络绎不绝。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正在天津的梁启超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
上海《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大震灾》的社论：“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并切实调查灾况，如有缺乏粮食衣服之事，尽量输赠，万一灾后发生时疫，亦当派遣十字队前往医护。款项愈多，人员愈众，时期愈速，则救之范围愈广，效果亦愈大。”
同日，《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地震惨灾》，《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地震大火灾》。中国新闻界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地震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
《民国日报》呼吁《中国人急宜救济日灾》，“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好义之声，一呼百应”，希望日本人能“谅解中国人民的好感”。这家报纸更是“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
上海各界发给日本的慰问信、慰问电，充满了关切之情。
政府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刘石庵，即“宰相刘罗锅”）、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
有学者统计了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的鸣谢公告，及天津《大公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
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中国也展开援助。这次地震损失惨重，死亡14万多人。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此时甲午战争刚刚过去28年)，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
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这是来自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王一亭被日本人称为“王菩萨”。
我国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王锦思收藏的反映中国援助日本关东地震的报纸介绍：
政府为救济日本此项奇灾，三日曾开特别阁议，其下令拨款与通电全国，劝解义囊。并着由海军李总长(负责运送医疗队和救灾物资前往日本的北洋政府海军部长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战中“定远号”副管驾，与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时毅然发下仇怨，本着人道主义，指挥输送物资救助灾民。)，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并电上海总商会召集巨商及慈善机关，设法捐助大批款项汇东急赈。闻总商会已议定派商船十支，载运食物、药品分赴东京、横滨、神户等处接济。

但就在地震发生后不久

日本是这样对待中国人的

不过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日本散布 “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军队、警察和市民杀害了6000名朝鲜人和600多名中国人。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其中死34人、伤8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有时候农夫可以帮助蛇，但请记住你要随时可以打死蛇

才能帮助

中国在关东地震中对日本帮助巨大，日本震后不久就开始屠杀中国人

甚至因为这次地震，日本更加想侵华

提出“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对于有些人不必同情

有些国家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