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充满恶意、恨意的诗句或文字？ 第2页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该寿联被尊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有人送挽联

垂帘廿余年，年年割地；

尊号十六字，字字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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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合肥人

翁同龢，常熟人。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还有一幅对联是送给签订了马关条约的李鸿章的，是一个戏子送的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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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左宗棠斗嘴

曾在给小妾洗脚

左出上联：替如夫人洗脚

左宗棠有个忌讳，他虽然出将入相，以当世诸葛亮自居，却没有中过进士。因此官居极品还要去赌气考试。于是特赐同进士出身

然后曾脱口对出下联

赐同进士出身

非常工整，气得左宗棠当场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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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鹤楼有付对子

黄鹤飞来复飞去

白云可杀不可留

这幅对子历史上真实存在过。意境诡异，含义莫名其妙，不难看出恨意满满，来者身份不小，经历曲折，却是僧格林沁义子所题。

这个故事等有赞再借花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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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谭伯牛，湘军史专家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

另外一篇叫骂出一个樊美人。也是恨意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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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出一个樊美人

咸丰年间，左宗棠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的金牌师爷，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骆秉章乐得有如此英才为我所用，大事小事便都托付给左师爷，自己索性做个甩手掌柜。永州总兵樊燮因贪污腐化，到省城接受“双规”，本应由巡抚讯问，也被骆秉章打发到左公馆去接受调查。二人见面，樊燮拱手为礼，左宗棠却让他行跪拜礼。总兵是朝廷二品，师爷却属体制外聘用的临时工，樊燮当然不跪。左宗棠勃然大怒，骂道：“忘八蛋，滚出去！”

此後，樊燮打点关系，一边为自己翻案，一边反攻倒算，检举左宗棠这个“著名劣幕”；左宗棠这方，则有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出面斡旋，幾个回合下来，胜负判然：左宗棠毫髪未损；樊燮则被革职，并遣回湖北原籍，监视居住。经此一役，樊燮心性大坏，变得神里神经。回家後，他盖了一栋楼，遍请乡邻，举酒发誓：左宗棠，不过是一个举人，竟敢这么欺负人！夺我的官，骂我的娘，举人就了不起吗？从今天起，我遍请名师来儿辈，要考不中举人、进士，点不上翰林，就不配做我樊家的子孙！

仪式完毕，樊燮将家中改造成训练营。首先，在列祖列宗的牌位边上另立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樊燮亲自带领儿子对着牌位跪拜行礼，口中并念念有词：“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住书楼，不许下来，其他人众则一概不许上去，食物饮料都用吊篮转运。最後，樊家少爷在家都不准穿着男装，而做女式打扮。中了秀才，方许脱去女式外套；中了举人，才让换掉女式内衣。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内，其子樊增祥就考中进士，後来更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樊增祥且写得一手好诗，是清末民初晚唐体的大家。民国诗评家汪国垣曾比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形式，为光绪、宣统间的诗人们排定座次，称《光宣诗坛点将录》，樊增祥名列前茅，被封为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不过，兴许是少年时代男着女装留下了後遗症，樊增祥的言动举止俱有女性化倾向，故在双枪将以外竟还得了个绰号，唤作“樊美人”。而据不可靠消息透露，樊氏的性取向也有点扑朔迷离，很符合“美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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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曾经有这么一幅对联：“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上联就地取材，不难理解，下联造语新奇，境界诡异，非作者自述创作体会，读者恐怕难以理解。作者怎么说的呢？他说：“李白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喻小人蔽君也。白云是小人，如何不可杀？”对联的作者是陈国瑞。对联中的“白云”就是曾国藩。

陈国瑞，湖北应城人，少年时被太平军虏获，当了童子军，后投奔湘军将领黄开榜，作了他的干儿子。出战，常着红装、充先锋，号称“红孩儿”，屡战屡胜，名动一时。同治元年，入僧格林沁部，极得信宠，情同父子。三年，以破苗沛霖有功，授浙江处州镇总兵。时年二十九岁。

太平天国都城被攻破后，清廷战略重点转为剿捻。捻军驰骋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行迹无定，擅长裹胁，虽然只是“癣疥之疾”，但清军一直找不到对症之药。僧格林沁有勇无谋，只会“疲师尾追”，“与贼俱流”，以致人劳马乏，成效不彰。同治四年春，僧格林沁率领马队，连追一个多月，从河南追到山东，“日行百里，往返三千馀里”。陈国瑞认为蛮干不合兵法，应该调整战术，僧格林沁却说功成在即，应当一鼓作气，继续追剿。意见不合，僧格林沁传令继续追击，陈国瑞扯住僧格林沁坐骑，说：“要去你去，老子不去”；僧怒，说：“不去就不去，老子自己去”。于是，挥师出发。此老子见彼老子倔强，没办法，说了句：“国瑞卒不忍王独败”，还是带兵出队，担任前锋。果不其然，捻军数万余人汇合之后，不再逃跑，而在汶上、郓城间设伏。陈国瑞一至，即被包围。僧格林沁调发亲兵前去助战，也被击溃。捻军随即包围了僧格林沁，并在曹州吴家店将僧军全部歼灭。陈国瑞浴血奋战，所部大多阵亡，自己身受重伤，侥幸逃脱。闻僧被杀，又舍生忘死，乔装潜入敌中，找到僧格林沁的尸体，昼伏夜行，七天后回到军营。朝廷认为僧格林沁之死，河南、山东的地方大员以及僧军部将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予以降职、记过等处分，唯有陈国瑞因为身负重伤仍苦战到底，免予处罚。

僧格林沁死，曾国藩继任为督师大臣。此前，南京收复，湘军旋被裁撤，曾国藩北上剿捻，所带部下多是李鸿章派遣的淮军，刘铭传即在其中。程学启殁后，刘铭传勇略为诸将冠，号称淮军第一名将，其部称为“铭军”。四年五月，铭军驻扎在山东济宁北部的长沟，陈国瑞率领残部“游击”至此，看到淮军装备精良，多为西洋武器，“心独艳之”，于是“思夺其利器”。咸、同间，诸军因为争地盘、争军饷或者争闲气，往往发生“友军”火拼之事；抢夺“友军”武器，这倒要算头一遭。但是，空手固然能入白刃，长矛能否夺火枪呢？陈国瑞率领亲兵五百人突入铭军阵地，趁其不备，先杀了数十人。刘铭传立即布置迎战。不要说铭军这种百战之师，就是一般军队，只要人手一枝火枪，以之迎战配备各类长短冷兵器的敌军，孰胜孰负，可想而知。所以，小半天功夫，陈国瑞带来的五百人就被铭军全部歼灭（估计是不准投降），陈国瑞跳登民房逃命，也被“梯而执之”。刘铭传并不杀他（毕竟是朝廷命将），只是将他关起来，每天一碗瘦肉粥，不让吃饱，也保证饿不死。就这么过了几天，才“请”他过来相见。陈国瑞一见刘铭传，既不怒骂，也不求饶，只是哭诉：“此五百人，皆数年来所纠合四方之精锐。一旦为君所歼，吾军自此衰矣”；既然陈国瑞认了栽，刘铭传也就不为难他，闻言，“怜而释之”。

但是，稀里糊涂死了五百人，总不能就此罢休，于是双方都往上打报告，要求仲裁。足球比赛出现争执，足协可以通过重播录像，以定曲直。友军火拼，未经录像，判断事实只能靠分析双方的状书。但是，不管是皇太后的军机处，还是曾统帅的营务处，却都不好判断谁是谁非。为什么呢？铭军若说对方专为抢火枪而来，事虽有之，却不合情理；陈国瑞若谎称小事造衅，而全营被歼，也不合逻辑。所以，双方投诉，必都不能秉笔直书，而要捏造兵勇械斗、局面失控的平实文字。手持长矛抢火枪，这是浪漫主义；写秉上诉，规定文体为现实主义风格。文体和事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马尔克斯或者残雪的叙事才能，估计谁也写不清这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所以，双方文告只能尽量符合日常经验，而细节方面也就不可避免的趋于含混模糊。军机处、营务处诸公据此判案，也就只能各打五十大板，难得糊涂了。加之当日剿捻形势甚为吃紧，任何严厉处罚都会损害士气；陈国瑞的后台是以僧格林沁家为代表的忠亲王一派，刘铭传的上级为曾国藩、李鸿章，一有偏倚，必生怨望，所以，朝廷干脆不加处罚：

“刘铭传、陈国瑞勇丁互相械斗，杀伤多人，实属不成事体。该员等均系提、镇大员，不思乘贼势新挫之后奋斗追击，而于勇丁互相斗杀不能禁止，且各执一词，殊失大员体度。本当从重治罪，姑念该员等均曾立功，免其深究”[1]；

尽管未受处罚，但是部下成建制被消灭，陈国瑞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而刘铭传不得不防备他重来报复，所以接奉谕旨后，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剿捻的任务也暂时搁置，双方继续在长沟相持。山东巡抚阎敬铭既劝不开，又耗不起，只好再次上报。谕旨下来，又是各打五十板：

“何以尚在长沟相持不下？岂谓朝廷不能执法从事耶！” 并命二军赶快分道扬镳，不要伺机启衅。[2]

此事告一段落，就得说说曾国藩是如何成为陈国瑞要“杀”的“白云”了。僧格林沁死前，曾国藩就接到数次谕旨，命令他派兵援剿[3]。他一直拖延，固然有湘军刚刚解散，淮军需要肃清安徽，暂时腾不出兵力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不愿背上“抢功”的恶名。僧格林沁自咸丰十年九月奉命剿捻，迄今已历四年，能否成功不可知，但不愿他人分功却在情理之中。曾国荃听说李鸿章要来助攻南京，气急吐血，即是同样的心理。曾国藩何等样人，岂能不明白其中奥妙？所以，他拖了大半年，都没有实际行动；朝廷也明白这个道理，故只能任其拖延[4]。同治四年五月，僧格林沁战死，朝命立即改“助剿”为“督剿”，并授权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5]。陈国瑞原是僧格林沁部下，根据最新指示，现在也要听命于曾国藩。军队更换统帅，历来就存在人事、资源诸方面等“整合”难题，而陈国瑞刚刚划归曾国藩指挥，就被其嫡系部队“铭军”灭掉一个营，其不能谨遵命令，甚至负气为难，种种情形，不难揣测。曾国藩要统领各军与捻军作战，则必不能容忍属下有违抗军令、仇视同侪的将领。倘若出现这种将领，要不凿枘不合，弃之不用，如初起兵时的王錱；要不恩威兼施，引为己用，如自胡林翼处接管的鲍超。陈国瑞能战的名声，早已“简在圣心”，没有合适的理由，遽尔弃置，必会引起猜疑，认为曾、李妒贤嫉能，其道不广。而长远之患，则会坐实湘、淮两军都是私人部队、于国有害的传言。所以，如何妥善处置陈国瑞，乃是曾国藩接手剿捻事务的首要人事难题。

刘、陈对杀之时，曾国藩正从扬州赶赴淮安，闻信稍迟，朝廷已经批示“免其深究”，他也就不能通过对此事件的处理，暗蕴驾驭之术。失去“危机公关”的机会，就只有在例行公事中，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了。六月六日，在陈国瑞请示“饷项军火如何筹措”的禀文上，他洋洋洒洒批复了两千多字[6]。“饷项军火”的正题，着墨不多，而“玉成该镇”的跑题文字倒用了一千六百多字。

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批评下属时，从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好恶，而惯于通过“群众意见”暗喻褒贬。曾国藩也不例外，说留心察访，搜集民意，发现“毁该镇者十之七，誉该镇者十之三”。群众对“该镇”不满，可以称为“劣迹”者，主要是以下数端：一、忘恩负义。黄开榜是陈国瑞义父，陈却“不以为德，反以为仇”（据黄开榜亲口所言）。二、性好私斗。在袁甲三部，与其他部将“屡开明仗”；在寿州与李世忠斗，杀死二提督；在正阳关与盐商斗，在汜水与米商斗。三、扰民虐官。辱骂殴打泗州知州，布政使“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邮抢掠官府，“合署眷属，跳墙逃避”。四、吸食鸦片。极High之时，喜怒无常，有“因一麻油饼杀厨子”之事。五、藐视各路将帅，不听调度，动不动就说“我将造反”。从公德到私德，贬斥无疑，群众口中的陈国瑞，简直就是个禽兽。批评也要适可而止，于是，曾国藩笔锋一转，开始说“该镇”的好处：一、骁勇绝伦，战略出众。二、至性过人，喜欢听人讲忠臣孝子的故事，喜欢读《孟子》[7]。三、不好色，不贪财。打仗出色，是公论，也是陈国瑞如此嚣张的根本原因，否则，他早就被废掉了，何必如此苦口。喜欢听忠孝故事，不好色贪财，则是本质不坏，尚可救药。这段材料，先骂后赞，又打又摸，乃是“政委”工作的标准文体；所以如此铺陈，就是为以下的“警告”乃至“处罚”制造气氛。

所谓“警告”，是三条原则。第一，不扰民。第二，不私斗。第三，不梗令。不扰民、不梗令之说，都是大道理，不过泛泛而谈；湘军、淮军将领也不能杜绝此二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当不得真。不私斗，则联系前不久刘、陈对杀之事，予以针砭。经刘铭传、李鸿章汇报，曾国藩已经知道起因在于抢洋枪，所以说“其初则该镇理曲，其后则铭营太甚”，不再一味批评，而尽量持平。但是，“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事后“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风范；郭子仪祖坟被挖，不予追究，反而引咎自责，是名臣度量。“该镇”虽被刘铭传“软禁”，但所受侮辱远不及此，务必以韩、郭为榜样，“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初出兵时，曾国藩所部与绿营“私斗”，他忍耻包羞，南下衡阳，固然是修养高，但也跟当时形势有关[8]；陈国瑞号称“名将”，一日之间，精锐部队丧失殆尽，纵使“理曲”在先，也不能不责怪刘铭传下手太狠。没有任何补偿，光让他息事宁人，实在不能心口俱服。在陈国瑞看来，刘铭传是曾国藩嫡系，自己是新到客军，即使罪责相当，揆之严于律己之义，也应稍稍重责刘而抚慰陈；但是，对于淮军将领，曾国藩并不像指挥湘军那样如臂使指，一切如意。刘铭传名义上归曾国藩节制，其实并不能令行禁止，真正控制权还掌握在李鸿章手里。刘、陈争斗后，恐怕曾国藩因此责怪刘铭传，李鸿章立即去信，申明不可责怪之意：

“省三血性奋往，历练少浅，不免粗率之处。鸿章因其战守可靠，向不扰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东偶迟，致受薄惩，又与陈镇争气，未分曲直，倘函丈再以此事劾责，则朝廷必疑其骄纵难制。渠必不自安，且无以策励将来。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怜其劳苦逐战，勿加苛求”[9]；

省三，刘铭传字。“入东偶迟，致受薄惩”，指此前刘铭传奉旨随曾国藩往山东剿捻，因不愿受僧格林沁节制，故意拖延时间，受到朝旨谴责[10]。此信用词委婉，意见却很坚定。刘铭传出自李鸿章帐下，李对他，也只能以情相感，“往往曲予含容”。曾国藩若依法办事，则是对他的“苛求”，他必然会闹情绪（“必不自安”），以后的合作也不会愉快（“无以策励将来”）。必须批评的话，也只能由李出面，而不能由曾发难（“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勿加苛求”）。形势、人事，都迥异于统带湘军，所以曾国藩回信，也只能说：

“省三之事，亦尝再三思虑……阁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器，鄙人断无不知爱惜之理。……国藩于季荃细商两次，始定为二批：一宣示，一密告。……旋又转念省三最爱体面，恐因此而名望大坏，遂将前拟宣示之批，一并秘之，全未咨行各处”[11]；

只因为刘铭传“最爱体面”，所以硬生生把拟定的处理意见（“宣示”和“密告”的批文）压下（“一并秘之”），以示“爱惜”“令器”。身为统帅，碰到“骄纵难制”的下属，竟不能直率批评，这样的军队怎么管理的好呢？自己的部将管不好，又怎么让陈国瑞这个客军将领服气呢？

曾国藩自知理亏，陈国瑞绝不会服气，所以苦口婆心讲了一番“歪”道理，还是要采取高压政策，讲几条“硬”道理：“若该镇不能细心领会，亦有数事当勒令遵从者”；第一，将八千人裁撤为三千人。第二，一年之内，不许与淮军同扎一处。第三，去掉官衔中“钦差”字样，不许自河南粮台以外领取军饷。裁军，是削弱其力量；不许与淮军靠近，是限制活动范围；明确规定饷源，则从经济上加以制约。以上三条，陈国瑞“梗令”的话，则是对抗统帅，必将遭致严厉处罚（调任甚至降级）；遵令的话，则实力减弱，掣肘更多，再想嚣张也没了资本。此份批示，看似谆谆善诱，“于该镇有厚望焉”，实则老辣强横，令其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而外人（包括三地督抚、军机大臣及皇太后）看来，却觉得入情入理，仁至义尽，陈总兵倘若不思悔改，辜负曾统帅一片苦心，因此遭受处罚，必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陈国瑞有苦说不出，却不甘心受制，于是禀复各款，虽“词气极为谦谨”，但“故作游移”，并“无矢志遵行之语”。光看《三国演义》的陈国瑞，在文本解构上当然斗不过古文大师曾国藩，所以一待回禀，曾国藩就据此密奏，参劾陈国瑞。而参劾的理由，却非不遵命令，乃是僧格林沁阵亡时他“不顾主将”、草间偷活的旧账。既然山东巡抚、布政使及僧军各部将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那就不能容许陈国瑞一个人“饰词巧脱，逍遥法外”。即使身受重伤，情有可原，也“只可略从末减，未便概置不问”。不据复禀治罪、而选择“补参”的理由，则还在于“稍留陈国瑞体面，冀收鹰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红脸白脸，公义私情，都由老曾一人说尽，陈国瑞所有辩解全被预先噎住，旁人所有辩护全被预先驳倒。[12]。什么是刀笔？这就是刀笔。奏上，一周内就奉到谕旨：“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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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奉上谕。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

[2]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奉上谕。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

[3] 从同治三年十月十一日起，朝廷就开始催促他“督兵会剿”。

[4] 主帅不愿分功，将领则害怕调归僧氏指挥。李鸿章曾在给吴棠的信中说明这层意思：“僧邸劳苦功高，众所钦仰，惟位望过崇，下情难达，南军闻归节制，莫不气沮。刘省三虽叠奉谕派乃至被谴责而不辞，岂弟等所能强迫？”（《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六，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复吴仲仙漕帅》）僧邸，指僧格林沁；南军，即淮军；刘省三，即刘铭传。

[5] 同治四年五月四日明发谕旨。

[6] 《曾国藩全集·批牍》同治四年六月六日《批浙江处州陈镇国瑞具禀暂驻归德并饷项军火如何筹措等情》。

[7] 左宗棠说：“陈国瑞举动离奇，当由多看《三国演义》之故”（《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同治七年《答官秀峰伯相》）；看来陈国瑞一身“学问”，得力于《三国》和《孟子》。

[8] 参看《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一章。

[9]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六，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九日《上曾相》。

[10]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六，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复吴仲仙漕帅》。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同治四年六月八日《致李鸿章》。

[12] 《曾国藩全集·奏稿》八，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补参陈国瑞摺》、《再密陈陈国瑞事状片》。

心灰意冷，索性帮办的活也不干了，陈国瑞请了个病假，南下江苏，在清江浦疗养。心绪恶劣，不免迁怒于人；某日，养子陈振邦不知何故得罪了他，陈国瑞大怒，扬言要杀逆子，正家法。振邦跑到漕运总督吴棠家求救，吴出来打圆场，陈不听，执意要杀。其时，振邦已经积功升上总兵，赫然朝廷命官，且尝直接听命于吴棠；于公于私，吴棠都得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故将其藏在府中。陈国瑞闻信，亲率数百亲兵，连夜赶往督署，勒令交人。吴棠急命关门，陈国瑞即令破门。督署护卫又惊又怕，在内大喝：“乃敢反耶！”国瑞颇有辩才：“以子判父，非反而何？”不一会，连破大门、二门，杀奔到宅门前。宅门坚固，门前回旋余地不大，攻兵难以致效，久攻不克。僵持间，门内守卫众口其骂，从充任“粤寇”童子军的反革命“劣迹”一直骂到前不久被刘铭传全歼精锐的“糗事”，其间必还夹杂各类人身攻击用语（伯牛案：当日所骂具体为何，今不可考。以上内容，谨就个人阅读及日常经验臆造）。门不破，骂愈急，陈国瑞不胜羞怒，“痰涌气厥”，诱发某种类似癫痫的病态，乃“以头触门”，“颓然仆地”。吴棠这才开门，命人将其抬到某庙，实行双规。同时，据实上奏，“劾其病癫”。估计军机处看了这份参稿，哭笑不得，才会有以下四条处理意见：首先，根据精神病人不得担任公职的原则，“褫职”；其次，根据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不予治罪，“押送回籍”；再根据社会保障法中切实照顾好精神病人日常生活的原则，“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赀生计，毋令失所”；最后，根据国家干部（离休）管理制度，嘱咐地方官“俟其病痊，奏闻”。

经医护人员精心护理，在各级官员悉心关怀下，陈国瑞将军逐渐恢复了健康，并时常登高揽胜，感时抒怀。于是，黄鹤楼上，故将军“著道士冠服”，慨然提笔，“作掌大书”，写下了“白云可杀不可留”的名句。

解题说过，“白云”意指“蔽日”的小人。军界最大最厚的一片“白云”，自非曾国藩莫属；其他刘铭传、吴棠之流，则是奇形怪状的各色“白云”。“白云”蔽日，不见长安；昔日的百战名将、青年“大帅”[1]，今日破产夺官，落魄如此。细说从前，展望未来，怎不恨杀“白云”？怎不恨不杀“白云”？此生若再见“白云”，怎不仗剑而起，揪而杀之？所以，据此逻辑，才会有一段陈国瑞追杀曾国藩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曾国藩晚入都，湖南、北同乡京官公宴诸会馆。酒酣，国瑞触念往事：曾奏痛屈抑己；拔剑砍之。曾绕柱而走。阁学陈廷经于曾为同年，而国瑞宗人；以身翼蔽曾，夺其剑而罢”；

真有这回事么？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是谁讲的。故事出自吴光耀的《庚戌文钞》。吴光耀是陈国瑞的湖北老乡，掌故专家汪康年说他“于湘人中兴将帅深致不满，而于鄂人及他省人有功被抑者则力为表扬……惟此书于所闻见辄为载笔，未尝详细考察，至于诸人履历亦多舛错”；然则此书不单像大部分笔记著作一样，博闻而不阙疑，广识而不核实，其作者还隐持“省籍歧视”，记人叙事，未免掺入主见，不够客观。那么，我们有必要仔细考证一番，看这个故事是否有失实之嫌。

首先，故事情节就比较可疑。陈国瑞亲历行阵，手刃强敌无数，有心杀人的话，便是十个曾国藩也给他打发了。三十多岁的陈国瑞追杀年近六旬的曾国藩，曾还能“绕柱而走”，莫非《挺经》之效更胜《易筋经》？陈廷经一介书生，竟能于千钧一发时“以身翼蔽”，“夺其剑而罢”，身法如此高妙，手法如此准捷，莫非是化装成内阁学士的大内高手？

当然，“戏说”是笔记著作的特点，读者不必太多拘泥。考察历史，大节为要，我们可从“亦多舛错”的“诸人履历”入手，检验作者对笔下人物的熟稔程度。他说“陈廷经于曾为同年”；同年，盖指同年考取乡试、会试之人。曾国藩在道光十四年中举人，十八年中进士；陈廷经却在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2]，明显不是同年。履历舛错的毛病，又犯了一次。但是，记忆传闻有误，尚不足妨碍故事整体的可信度，只有从时间、地点及其他旁证入手，或真或假，才能查个水落石出。

吴光耀说事发地点在湖广会馆，我们可以根据《曾国藩日记》的记载，逐次核对他在湖广会馆的形迹，看能否发现“刺杀事件”的蛛丝马迹。

曾国藩自咸丰二年离京以后，直到同治七年才再度入京。这次是调任直隶总督，并奉旨觐见二后皇帝，他于十二月十三日至京，明年正月二十日离京。一个多月内，他去了两次湖广会馆。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同乡在湖广会馆设宴招待他，听戏、饮酒，从下午到晚上，十二点多才走，看不出受惊的痕迹。八年正月十日，到湖广会馆团拜，饮酒、听戏，从四点多呆到九点多，回家后，“甚得佳眠”，也没受到惊吓。同治九年九月，调任两江总督，临行进京请训。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十月十五日出京，其间去了一次湖广会馆。十月十一日，恰逢他六十大寿，同乡京官及其他僚友隆重设宴于湖广会馆。下午三点至馆，七点多回家，回家后还清理文件，并未遭遇突发事件[3]。此次离京后，直到死在江督任上，他再也没到北京。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广会馆遇刺，不符事实。

吴光耀是不是记错了地点呢？遍查同治七、八、九年在京日记，都没有此类突发事件的记载。曾氏日记于待人、会宴诸事，纪录甚详，此种事件虽不愉快，但是也没必要隐讳。据此，可以认为，曾国藩在京期间遇刺，不符事实。

还不甘心的话，我们再看看在京期间乃至直督任内，他与“当事者”二陈的交往。据日记记载，在京及直督任内，唯一一次三人共同见面，乃在九年七月廿三日：“陈小蕃来久谈，陈镇来一谈”；小蕃，陈廷经字。陈镇，即陈国瑞。此时曾国藩正处理天津教案，陈国瑞被法国公使罗淑亚点名抓捕[4]，他力辩其不在事中，无须治罪。与二陈的会谈，应该与此有关，陈国瑞这会也绝不可能“酒酣”、“拔剑”。

根据对曾国藩言行踪迹的调查，我们找不到遇刺的痕迹。从陈国瑞在同治八、九年内的行踪，也看不出他曾有此豪举。刺杀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未遂，若要论罪，必是死刑；倘若审官徇情、奥援出力，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发配新疆、东北等地，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考察事实，此期间的陈国瑞春风得意，直上青云，怎么也不像受过刑责的样子。所以，“白云可杀”，而终于未杀。人物、时间、地点，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一事件的真实性，吴光耀捏造故事、意淫老乡，可以结案定拟。九泉之下，他恐怕也因造谣诽谤而处身拔舌地狱了。庆云（国瑞字）虽未追杀“白云”，但是，人在长安，浮云已散，陈国瑞将度过一段事机最顺、意气最甚的岁月，足以令其淡忘过往的屈辱，消泯曾经的恩怨。

同治七年春，捻军张宗禹突犯直隶、山东，经醇王密荐，陈国瑞赴京，进入神机营，以头等侍卫身份训练旗兵。当时捻势大盛，恭亲王节制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诸军，合围会剿，成效不著。陈国瑞以剿捻起家，一时间很多人都想重新起用他。剿捻不力，退居后勤保障一线的曾国藩也不例外。五年底，他给李鸿章幼弟李昭庆传授机宜，就说：“据擒贼供：所以怯陈国瑞者，以其夜间极善劫营，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队。湘、淮各军枪炮远胜于陈，但不肯恋战，收队太快云云”[5]；淮军初始，得苏、沪饷源之利，过于倚靠洋枪大炮，养成骄娇之气。与捻军相遇，对攻近战，稍逊一筹，并不仅仅是不习骑战的原因（陈国瑞在僧军，并不统领马队，而是指挥步兵）。来自对手的赞扬最可宝贵，所以曾国藩不得不惹发相思，唱起“人不如故”的老调。六年初，他就写信给李鸿章：“拟调陈国瑞前来金陵察酌，练成一军，备贤昆仲及舍沅弟调遣”；按：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故称调其来金陵；“舍沅弟”，曾国荃字沅浦，时任湖北巡抚。但是，古琴虽好，奈何调不准弦？陈国瑞桀骜难驯，他“反复筹思”，权衡利弊，觉得并无把握用好这个“将才”，终于只能“决计不用”[6]。曾国藩不敢调，醇王却敢，原因不在他比曾国藩更能“将将”，而是因为：一，湘、淮军势太盛，始终不令满人放心。如果陈国瑞练成新军，则可以收到制衡的效果；二，陈和僧格林沁情同父子，恭、醇和僧交情亦深，较之调派其他汉人将领，共事当更愉快，情感愈易融洽。

“陈大帅”之名久在人口，一旦来京，故将军重作干城，王公贵戚“望门而求纳交”，朝野称颂，中外倾动。更令他心情愉快的是，听到他重出江湖的消息，死敌刘铭传立即告病还乡，逃之夭夭[7]。老“白云”退居二线，小“白云”惊慌逃窜；坐观浮云窘态，恐怕比手刃浮云更令人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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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国瑞在军中，属下皆以“大帅”呼之。

[2]

[3]

[4] 罗淑亚《天津滋事记》说陈国瑞虽未亲自参与烧掠教堂，但是“以言语勉之，曰：‘烧罢烧罢，予必偕汝。闻知天津有好孩子，灭外国人，毁坏他们的房屋！’……且以大员遇此事强辩，欲置身局外，自谓焚杀之时，在船上与童子作乐，更当作何等人品呢？”（《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同治九年八月二日密谕附录《译出罗淑亚送到天津滋事记抄件》）人品不好，也要正法，法国人确实有点不讲道理，所以曾国藩坚决不同意拿陈国瑞“议抵”。此外，奕譞、崇厚等人为之作证担保，对陈国瑞撇清干系也有帮助。

[5]

[7]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同治七年正月十九日《上曾相》：“省三因陈国瑞为六、七王所倚爱，恐为中伤，浩然回里”；六、七王，即恭王、醇王。

排除干扰，轻装上阵，陈国瑞入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训练神机营的旗兵。神机营创设于咸丰末年，抽调在京八旗精锐组成，僧格林沁曾任指挥官，现在由醇王奕譞领衔。神机营固为“八旗精锐”，但依然保留了养鸟、斗蝈蝈、酗酒、私斗等“日操”项目，所以比较湘、淮各军以及陈国瑞原来统领的部队，差距有如天壤。奕譞带陈国瑞去各营视察，熟悉工作环境，几天后，问他：“是可用耶？”他直话直说：“以国瑞言，无一用”。随后，就是整风改造。他的方法很简单，旗兵懒散已久，改造之法，无非“习劳”。“习劳”之法，就是每天带领旗兵“荷戈环寻外城”，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拉练”，就是“跑圈”。体能训练天天搞，“旗人疲欲死”，怨声载道，从将领到士兵，“人人恐惧国瑞即真统旗兵”。奕譞一看，兵帅不合，汰练旧军是行不通了，只有募练新军。于是让他在神机营士兵以外招募数千人，陈国瑞正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但是，直隶地方，士民疲玩，几乎没有合格的兵源，就地取材行不通；回乡招募，加以训练，再带到北京，时间上来不及。怎么办？今日商业社会，新公司要在短期内获取业绩，在人事政策上最快捷有效的办法就是高薪挖人；陈国瑞虽不做生意，生意经还是门清，他也搞了一套优饷挖兵的办法。当日华北平原，左宗棠部队最多，陈国瑞便宜行事，先对老左开挖。

左宗棠的楚军沿袭湘军的薪酬制度，普通士兵每月工资四两多银子；陈国瑞则开出七两五钱的“天价”，派出“猎头”，跑到楚军各营“勾引勇丁”，甚至连左宗棠的亲兵营也有“猎头”们的踪迹。除了工资高，陈国瑞的“募章”还规定：“赌博、洋烟不禁，抢夺不禁”。不论湘军、淮军，其基层士兵诚如王闿运所说：“以利为义”；两军待遇优劣悬殊如此，士兵用脚投票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于是，短短几天，陈国瑞就从楚军挖了三百多人。不但挖人，“逃勇”们顺手牵羊，还带走军械装备以及骡马米粮，陈军接兵人员并有趁机抢夺之事。左宗棠闻之大惊，这不是赤裸裸破坏就业市场秩序么？任之不管，非战斗减员必将愈演愈烈，楚军崩溃堪虞，于是，赶紧上奏告状，请责成奕譞“妥为驾驭”[1]。

当日，军机处领班大臣是恭亲王，大概觉得因陈国瑞之事，得罪奕譞或左宗棠任何一方，都不明智，还是居中作老好人比较恰当。于是，有了这么两条处理意见：首先，不追究陈国瑞的过错。虽然“该侍卫谬妄至此”，本应惩处，但是“剿贼吃紧”，还是“姑示包容”。其次，给左宗棠一个面子。将陈国瑞及其军队调离神机营，交由左宗棠节制。表面上作了处理，实际上什么也没处理。不予处罚，固然是没有处理；将他调到左宗棠麾下，好像是将处理之权交给了左宗棠，其实，是堵他的口。“嗣后该侍卫营中军饷军械，即由左宗棠随时拨给。此中轻重机宜，谅该大臣自能斟酌办理也” [2]。

统帅之所以为统帅，就是要做到两句话，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以外”。其实，“决胜”之事，多有赖于前线将领的现场指挥，主帅身处“千里以外”，是不能“遥制”的。主帅在“帷幄之中”，除了制定整体战略，真正要竭尽心力“运筹”的乃是饷需问题。湘淮诸帅，自起兵到裁兵，从东南到西北，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在筹饷上。甚至可以说，主帅威信之所以能够建立，领导能力、人格魅力固然重要，筹饷的本事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夫。否则，书生带兵，仅靠道德文章，没有银钱粮草，武将们是万万不会服气的。“筹饷难于筹兵”，是曾、胡、李、左的共识；无饷不可添兵，则是具体操作的常识[3]。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想象，左宗棠必对突然增的三千陈军（谕旨限额之数），深感棘手。但是，陈国瑞既然开得出七两五钱的高价，不言而喻，他的饷源早有着落，并不需要左宗棠“随时拨给”（至少短期内如此）。不需要经济支持的话，名义上归不归左宗棠节制，对陈国瑞来说，有什么本质区别？陈军的早期投资，必然来自奕譞的拨款，花了神机营的钱，不听神机营的令，怎么可能？所以，实际上的控制权，左宗棠并没有得到；当然，他也不希罕得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名义上场面上大家得过且过，私底下实践中大家该干嘛干嘛。所以，“此中轻重机宜”，“该大臣”心中有数，必定能“斟酌办理”。“该侍卫”心中也很亮堂，高薪挖兵、抢夺装备的“既得利益”不被剥夺，以后收敛一点，还是能做一支自由自在驰骋在华北大地的“游击之师”。

当日剿捻，大部队有三支，分别由左宗棠、李鸿章、都兴阿统率，重大战役，也由此三路大军应付。陈国瑞游玩其中，打仗的机会不多，闲得发慌，甚为无聊。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无聊之日？要文斗，不要武斗（汲取与刘铭传争斗大败的教训），那就只好骂人。他写信给左宗棠，“历数其短”，如排挤曾国藩，是为“背恩”；压制鲍超、蒋益澧等人，是为“攘功”[4]。陈国瑞并非言官，所言之事，跟他本人没有一点关系，而且都是诛心之论，辨无可辨。左宗棠收信后只有摇头苦笑，他不能也不屑于回信对骂，所以只有憋下这口怨气。陈国瑞还不罢休，将信稿交给奕譞，嘱为代奏，俨然把自己当作维持风纪的御史。下级如此猖狂，但又不能“节制”，再被他骂上几回，笑话必然越闹越大。因此，左宗棠借口所部与陈军相隔遥远，不利指挥，请求将陈国瑞交由山西巡抚节制[5]。但是，军机处既然把皮球踢过来了，再要踢回去是不对的，所以谕旨云：“仍着左宗棠随时调度，不必有所顾忌……该大臣身为统帅，不得诿诸他认为自全之计”[6]；左宗棠都管不了，别人怎么管得了？而且调离神机营本就是你左宗棠的建议，好事要做到底，这时候想卸肩，恭亲王自然不答应了。

但是，没过多久，陈国瑞“游击”到山东境内，左宗棠奉命专防直隶运河两岸，调度实有不及；恰逢李鸿章督师北上，进入山东境内。于是，朝旨俞允前请，将陈国瑞调归李鸿章指挥。李鸿章是刘铭传的上级，按照陈国瑞的作派，不和他为难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不过两月，清军就取得了剿捻的全面胜利，陈、李之间也就来不及发生不得不说的故事。事后封官进爵，陈国瑞战功虽不卓著，但也开复以前处分，并赏给云骑尉世职。诸军旋即裁撤；左宗棠楚军入西北，李鸿章淮军变成防军，陈国瑞两不相与，无所事事，遂往来江苏、直隶间，终日游玩。九年，发生天津教案，他并未参与动乱，前已说及，略去不表。综观同治七、八、九年间，陈国瑞优游疆场，交结王公，无功而受禄，有事则开骂，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如前所谓，正是一段“事机最顺、意气最盛”的黄金岁月。但是，祸福相倚，动静相生，陈国瑞这种人注定不能过上平淡无奇的生活，不是他自己无事生非，就有别人要借题发挥。在扬州邂逅李世忠，就打破了陈国瑞的幸福生活。

李世忠，原名昭寿，河南人。咸丰中前期，他在淮南起兵，周旋于捻军、太平军、清军之间，忽降忽叛，忽叛忽降。那时天下大乱，谁也腾不出手来惩治这个反复小人。咸丰八年，胜保亲赴清流招降，他才定下性来。此后奋勇杀“贼”，咸丰特为褒奖，赐名“世忠”。同治元年八月，胜保被逮捕，他上书朝廷，“请黜己官为之赎罪”（彼时李官提督）。次年，胜保赐死，李世忠失去倚靠，夹在僧军、淮军之间，不免屡受排挤。但是强弱之势非同往日，再要造反，必定是自寻死路，因此，他只能低声下气，苟活其间。其中，欺负他最厉害的当属陈国瑞。不但抢他的盐，杀他的部将，连他自用的马鞍、皮大衣也要强行索要；种种不堪之事，每一想起，李世忠不由得咬牙切齿，怒火中烧。但是，陈大帅是僧军第一大将，打仗奋勇，声名日起；他历史污点太多，此时又没有了靠山，于是人人切齿，声名极坏。他要敢说个不字，陈国瑞必定把他当作“反贼”予以剿灭。太平天国灭亡后，他的军队被遣散，自己也开缺回籍；而陈国瑞混迹剿捻大军，且有京中醇王等人撑腰，两人实力对比太过悬殊，他就更不可能报复到陈国瑞。这口气看来要一直憋到咽气为止。

陈国瑞离开军队后，不乐北居，遂骑鹤下扬州，当起了寓公。李世忠虽已回到河南，但曾在扬州置办房产，今拟变卖为养老之资，于是前往扬州处理产权交易。就这样，同治十年，二人邂逅于烟花三月的扬州。李世忠憋气已久，一直找不到报复的机会，老天有眼，让他在扬州遇到一个赋闲的陈国瑞，此时不报仇雪耻，岂不遗憾终生？于是，办妥交易，他便登门造访。

美人迟暮，名将白头，俱是难以为情的景况。其所以难为情，则因害怕寂寞。欲消除寂寞，最好的办法是昨日重来，再创辉煌。但是天下太平，英雄无用武之地，除非起兵造反，否则欲求一战而不可得。这个设想过于荒诞，不足为法。其次，则沉醉于辉煌的往事，逃避现实。其具体做法，或者写回忆录，或者找来阿猫阿狗，发泄一下倾诉欲。陈国瑞粗通文墨，写书不能成章，只好通过侃大山解决此一问题。侃大山的对象，最好是曾经共事之人，因为有共同语言，易于交流；这个共事者的功绩若不如己，则是上上之选，否则不能保证足够的话语权。犹有甚者：倘若屡败于己的对手，能够把酒对坐，重温当日战事。我说我怎么胜，他说他不该败，然后我告诉他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能假设。他登时语塞，满面通红，只好不发一语，埋头喝酒。斯人可遇而不可求，简直就是上帝赠与白头名将的礼物。所以，于寂寞难耐中得见斯人，陈国瑞十分激动，十分愉快。加之二人功成名就，有车有房，讲究持盈保泰，以礼相待；不能如从前做无产阶级时动辄靠武力解决问题，所以他不担心李世忠心怀不轨，真能搞出什么花样。李世忠虽有所谋，但不能过早暴露，乃强颜欢笑，虚与委蛇。于是，招妓命仆，饮酒听戏，连日宴谈，宾主尽欢。

席次，陈国瑞纵谈往事近事，“一种恃强喜事光景”，谈到兴起，故态复萌，又找李世忠要东西。小到金鱼，大到假山，乃至李世忠带来扬州、作公关之用的花鼓戏班，陈国瑞也要他赠送报效。李世忠一一答应，只待陈国瑞完全失去警惕，他便有机可乘。陈国瑞果然中计，交往多天后，不复有防范之心，家中保卫大为松懈。于是，四月十四日，李世忠领着一帮打手，“军营穿着，携带刀枪”，闯入陈宅，强行劫持了陈国瑞。据陈国瑞事后禀称，“扭拖之时，揪落头发一绺”；看来，李世忠是扯着辫子，将他拖出家门的。此前，为运送家资，李世忠备好了船只，出门后，陈就被绑到船上。旋即开船南下。途中，李世忠强迫陈国瑞手写家信，称当于某月某日送若干银子至某处。按之国法，李世忠的行为已经由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罪升格为绑架勒索罪。

陈国瑞被绑走，其侄陈泽培赶紧带人追赶。李船已经开行，陈泽培只能在岸上呼救，并扬言救出陈国瑞者，立赏万两，抓获李世忠者，亦赏万两。当日河中船只水手多为湖北人，闻听陈大帅被绑架，早已萌发救人之意，待听得还有高额悬赏，更是拼命追赶，个个争先。一时间，河中岸上，“呼声震天”，并在瓜洲四里铺围住李船。李世忠可没料到这种情况，慌乱之下，将陈国瑞转移到另外小船，自己也换船逃跑。喊打喊杀声中，李世忠“仓皇落水”，洇渡逃跑。水手们登上大船，没找到陈大帅，却发现了李世忠运往家乡的银两辎重，于是一哄而上，抢个精光。陈泽培随后赶到，陈、李俱不见踪迹，乃揪获在船婢妾四人，带回扬州，以备交换“战俘”。途中，一人跳水自尽。明日，其他三人被押到扬州，游街示众。

李世忠人财两空，不敢再回扬州，只好带着被绑架的陈国瑞，开具失单，去南京“报案”。十七日，李世忠到了督署，请见总督。曾国藩在绑架案发生之次日就已得到消息，对李世忠的“无赖行径”深感愤怒，于是不予接见，但令速将陈国瑞释放，再作处理。李世忠赶紧将陈国瑞带来，于是分头审讯，整理案情。

两份口供，各执一词。李世忠列举陈国瑞强抢盐船、马鞍、皮衣事实，强调此次不是绑架勒索，乃是讨还旧债。陈国瑞则说盐船变卖，用于发放奖金（职务犯罪），马鞍、皮衣不是抢夺，而是李世忠自愿赠送，他根本就没有债务。对这段糊涂账，曾国藩批示：“当时未经呈报有案，此次又未先行申诉，从前军营无理之事，只好概置不论”；对于李世忠引此为绑架陈国瑞的借口，希图逃责，曾国藩反唇相讥：“试问李世忠：咸丰间，掳财杀人之事，不知凡几，若令被害之家一一全来诉冤，又将何以处之？”然后，“平情而论……陈国瑞所供规劝李世忠各语，即系生平甘言欺人之伎俩；李世忠之事事允其所请，即系生平蓄谋害人之伎俩。两人之心术相近，而李世忠尤为凶狠”；二人都不是善男信女，“心术相近”，只需辨别过多过少的问题，无所谓有罪无罪的区别。陈国瑞“生平甘言欺人之伎俩”，言外之意，则是六年前陈国瑞回复曾国藩两千字“长批”时，“词气极为谦谨”，却“无矢志遵行之语”。李世忠“生平蓄谋害人之伎俩”，则指斥其屡降屡叛的劣迹。最后判决，原告被告都要受处罚：李世忠“软禁陈镇”，“掳人勒索”，本应严惩。而此前朝廷受降，“业已保全于前”，所以从宽处理，免其治罪，只是革去提督，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看管；陈国瑞是受害者，但是“好作大言，以致家属效尤生事（指陈泽培劫持李妾并逼死一人），且先与李世忠交接往来，挟妓演戏，亦属有玷官箴”，故降级为都司，也勒令回籍。其他为首滋事水手及陈泽培则另案处理，酌加惩办[7]。

此判就像上次的长批，陈国瑞又受到不公平乃至粗暴的待遇。他固非良善，但就事论事，不能不说他是案中绝对无辜的受害者。至于“家属效尤”，聚众闹事，并酿成命案；他当时被关在船舱，想管也管不了，实不应为此负责。唯一算得上的错误，只有“挟妓演戏”一条，可是仅凭这条，降职也就罢了，勒令回籍，不太过分了吗？上次长批不能公平的原因，如前所述，在于曾国藩无法对淮军将领一视同仁，情不得已，让陈作了牺牲品。此判过分，原因又在哪里呢？

曾国藩素来看不惯陈国瑞，伺机泄愤？然则去年天津教案，曾国藩就可应法国公使之请，将陈国瑞论罪“议抵”，何必等到今年？显见，原因不在曾国藩的一己观感。不过，真正原因却和洋人有关，并可上溯到去年的教案。陈国瑞没有亲身参与天津爱国市民的砸抢烧杀，但是他袖手旁观，并出语鼓励，已经法国公使罗淑亚记录在案；他平日言论，也有“志在驱夷”之类的大言。他的职务，相当于今日警备区司令；而名闻中外，又类似今日的公众人物，所谓名人。扬州等口岸城市，则是教士、洋商麇聚之地，陈国瑞稍有排外举动或者类似言行，必定引起西人注意。十年四月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接到英国人投诉，说陈国瑞“分散银钱，煽动百姓”，刊刻排外出版物《辟邪实录》[8]（伯牛按此书当日已是禁书），并“怂恿匪徒窥探进攻”。于是总署致函曾国藩，“引（天）津事为戒”，要他“传饬陈镇勿再逗留扬郡”。而曾国藩派人调查，则发现投诉之事，都是子虚乌有。“分散钱财，煽动百姓”云云，乃是陈国瑞于年终大做善事，给贫民发放钱米；刊刻禁书，查无实据；“怂恿匪徒”云云，纯乎想当然耳的诛心之论。他这个总督刚刚在直隶任上处理教案，不尽妥当，被群众骂为“汉奸”，倘再“因彼族无稽之谣，遽下逐客之令”，适足成全陈国瑞的令名，而尽毁自己的晚节。所以，他夹在总署指示和民间舆论之间，左右为难。恰在这个尴尬时刻，陈、李事发，送来一个撵走陈国瑞的机会，所以他的判决要故作严厉，过分其词，将陈国瑞也“勒令回籍”。既处理了目前的突发事件，又消除了日后的外交危机，“斯一举两得之道也”[9]。

曾国藩“一举两得”，倒霉的陈国瑞却“祸不单行”，绑架受辱不算，还得莫名其妙的“勒令回籍”。曾国藩简直是他命里注定的对头：上次被参奏，诱发他的精神病；这次被驱逐，断送他的养老梦。呜呼！“白云可杀不可留”，否则，就只能“黄鹤飞来复飞去”了。

明年，曾国藩死于南京。光绪元年，陈国瑞偷偷潜回扬州。不久，牵涉一桩命案，于光绪二年发配到黑龙江齐齐哈尔。他名其住处为“卧虎轩”，改称西泡子为“虎溪”，自号“虎溪钓客”。光绪八年，病殁，享年四十七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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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同治七年三月十三日《陈国瑞诱致勇丁劫夺军装请敕神机营妥为驾驭摺》。

[2] 同治七年三月十三日上谕。

[3] 湘淮诸军，上下所以和衷，将士所以用命，根本在于战时的后勤保障以及战后的财产分配。只是此章并不以此为重点，故详细分析从略。作者将在讨论营制的专章论述此一问题。

[4]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

[5]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请将陈国瑞交山西抚臣节制片》。

[6] 同治七年四月三日上谕。

[7] 《曾国藩全集·批牍》同治十年四月《披瓜洲吴镇等禀前江南李提督与陈镇国瑞互相滋事缘由》。

[8] 此书作者，署名饶州第一伤心人，实为湖南人周汉化名。是四卷本《辟邪纪实》的节选本，主要内容为指斥天主教为邪教，呼吁政府、人民加以禁绝。

[9] 此段引文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同治十年四月间致沈秉成、丁日昌、李鸿章、陈兰彬等人函札。

[10] 他在齐齐哈尔事迹，参见谭彦翘《虎溪钓客陈国瑞》一文。

锁五龙中单雄信单二爷的唱词，绝对是骂的酣畅淋漓，单雄信整本书里受罗成等人的恶气和挤兑都在此刻爆发。

首先是骂秦王李世民

一口怒气冲天外，大骂唐童小奴才。胞兄被你父箭射坏，兵发洛阳为何来？今生不能食尔肉，你坐江山爷再来！

然后骂徐茂公

休要提起来结拜，提起了结拜恼胸怀。你在那唐营为元帅，俺在洛阳为将才。叔宝咬金被你拐，点手又唤罗成来。锦绣江山被你卖，你是个人面兽投胎。

最后骂小罗成

见罗成把我牙咬坏，大骂无耻小奴才！曾记得踏坏瓦岗寨，曾记得一家大小洛阳来。我为你造下了三贤府，我为你花费许多财。忘恩负义投唐寨，花言巧语哄谁来？雄信一死名还在，奴才呀！奴才！怕的尔乱箭攒身尸无处葬埋！

骂得众人是狗血喷头，大家可以到网上找名家的表演来看，看完之后保证是神清气爽，通体舒畅！

最后说一句，本人主要是听王玥波老师的大隋唐，所以先入为主认为单雄信是一位义薄云天的大英雄，讲到锁五龙斩雄信的时候，基本上是台上台下一起哭。具体的大家可以在知乎“评书”这一话题里面看看大V的解读，我就不献丑了。

要说什么文字是痛到了极致，恨到了极致，那恐怕就是人类步入“文明的20世纪”后，在亡国之危、以至于在整个民族都要被侵略者灭绝的时候，愤怒地呐喊，以笔做枪，不屈抗争的文字。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
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

“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

《杀死他》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如果你珍爱你的家园，
那个把你抚养成俄罗斯人的地方…
如果你珍爱你的母亲——
那个用乳汁哺育了你的人，
尽管乳房里已经没有了乳汁，
你只能依偎在她的胸前
如果你无力忍受，
法西斯分子去她那里过夜，
还揪住她的辨子，
抽打她布满皱纹的面颊
让她的那双手，
那双曾把你抱入摇篮的手，
去给这畜牲洗涤衣衫，
给他铺床叠被…
如果你没有忘记父亲，
那个曾经抱着你摇晃的人，
那个曾经的优秀战士，
那个消失在了喀尔巴阡山积雪之中的人，
他为保卫伏尔加河、保卫顿河，
保卫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不想，让他在棺材里辗转不安
让法西斯分子砸掉十字架上
战士的肖像并扔到地上
还要当着母亲的面，
践踏他的面容
如果你不想交出那个
与你并肩同行的人
那个你挚爱着
以至于不敢长吻的人，
如果不想让法西斯分子活捉了她
对她施暴，把她逼到角落，
三人一起扒光她的衣服
在地板上强奸她；
如果你自己不想把以男人全部爱的力量
所神圣珍惜的这一切
交给这些嚎叫的、充满仇恨的
和浑身鲜血的走狗的话…
如果你不想，
把你、妻子和母亲生活的家园，
我们称之为故园的一切
永远地交给手执武器的法西斯的话，
你要知道，如果你不去拯救她，
那就没有人能拯救她；
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杀死他，
那就没有人能杀死他。
而只要他还没有被杀死，
就免谈自己的爱，
就免谈你成长的故土和你生活的家园。
让你的兄弟去杀死法西斯分子
让你的邻居去杀死法西斯分子
这是你的兄弟和邻居在复仇，
而你并没有推脱的理由。
不要躲在别人的背后
用别人的步枪报不了仇，
如果是你的兄弟杀死了法西斯分子，
那他是战士，而不是你。
你要这样去杀死法西斯分子
让他，而不是你，在地上一卧不起。
不能在你的家园中响起嚎啕声
而要在他的家中为亡者哀嚎。
这就是他应得的，他罪责难逃，
要让他的房子燃烧，而不是你的房子，
要让他的妻子成为寡妇，而不是你的妻子
要让他的亲娘哭泣，而不是你的母亲。
要让他的家人徒劳地等待，而不是你的家人
就这样
去杀吧，
哪怕只杀死一个
就这样去杀吧，
快去！
见他多少次，就杀死他多少回！
1942年7月19日

《杀吧》

伊利亚·爱伦堡

我们明白，德国佬根本不是人。
德国佬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可怕的咒语……
如果你给一个德国兵留下了活口，这个法西斯就会绞死俄罗斯男人，玷污俄罗斯妇女。
如果你已经杀死了一个德国佬，那就再杀第二个吧。
没有什么比看到德国佬的尸体更让我们快乐的了。
不要计算时间的长短，也不要计算路途的远近。
只需要算一下，有多少德国佬已经被你杀死了。
杀死德国佬，这是年迈母亲的请求。
杀死德国佬，这是你孩子们的祈求。
杀死德国佬，这是祖国故土的呼唤。
别失手！别放过！杀吧！
1942年7月24日

1945年，格奥尔吉·朱可夫：

给杀人犯的土地以痛苦。我们将为一切进行可怕的报复。

《清算》

伊利亚·爱伦堡

谁能阻止我们？
莫德尔将军？
奥得河？
还是人民冲锋队？
不，都晚了。
逃窜吧，
尖叫吧，
垂死挣扎吧，
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

感谢

@sxc

邀请。非常非常感谢。

为了防止邀请我的sxc老师撤销邀请，我不得不截图。

@朱峰女士，你的答案，为了防止你进行修改，我已经截图了。没错，如你问题当中所说，礼貌是不是软弱？

当然不是。

我自问是一个普通人，在知乎得到关注多，也只是因为我勤勤恳恳，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多，仅此而已。

我去咕咚网之前，当过记者，做过公关，我也不是什么名校毕业，但是我深深知道，原创是品德，是节操。做记者，报道要如实，要客观，要中立，要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

我为什么要在微信群“红包体育”里面和你抬杠，为什么要质问你，想必你已经不记得了，然而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不关注你的微信号，那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的。朱峰女士，你说你没做过亏心事，那么想必在你看来，未经他人许可引用、转载他人原创的内容，不算是亏心事了。

你不记得的事情，我一点一点帮你回忆起来吧。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当你加入“红包体育”的时候，我对群主说了一句话。【我很高兴，我有不删除任何聊天软件当中聊天记录的好习惯。】

这里截图当中的日期是一直就存在的。至今我的iPhone 4S也一直在用呢，不可能改掉。

你为什么和我说抱歉，你忘了？2015年3月3日你所说的，是真的都不记得了？

当时我的反应，算是很克制的了，毕竟当着“红包体育”群里这么多人的面。

为什么我过了这么久，才再次在“红包体育”群里质问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知道每个人做自媒体不容易，想靠着才华变现，更加不容易，当时你肯道歉，说你会改，那么我也就得过且过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改了吗？如果你改了，你就不会不经过

@式微

同意，转载她的答案，而且还将她列为“第二作者”。

你的所谓声明，夹杂在你的正文内容当中，而不是正式开辟一个子栏目道歉，被诸多的信息噪声遮盖着，这就是你的诚意？

上述三张截图，是2015年6月17日早上8:43时截的。我现在还很怕诸多水军说我图片造假呢。下面两张图，是2015年3月3日晚上20:49时截的。那个时候，你的微信ID还没有“太阳表情”。

这个总不能说我作假了吧？

而你在面对我的质疑的时候，说了些什么话，你还记得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截图的原因。

二次编辑加了些东西，就可以等同于你自己的原创，是吗？

事实证明我当初心一软得过且过，才是真的错误。

你说了“最初开时，格式内容混乱，但转载内容标明了作者”——我还是那句话：用了我的东西，问过我吗？

你说了“微信对于转载格式有了新要求后，我们也跟着学习，把之前来源不明的全部删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不合规的转载“——来源不明？请看看截图，你自己说过的话，怎么就这么快忘了呢？”是从虎扑、知乎、直播吧很多来源的文章“，这还算是来源不明？

你说了“暴力行为冠以道德名义，缺又恰恰选择了一个认真做事的自媒体下手，无论是出于要稿费，还是炒作涨粉，都不会实现的”——暴力冠以道德的名义？我质问你，就是暴力，你不告而拿，拿了我的答案，也拿了知乎上别人的答案，这种偷窃行为，就是道德的？

另外，请弄清楚，到底谁在炒作？我只是把原文作者式微老师带到了“体育红包”群，让她自己和你说清楚，这就是炒作？式微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没有成功，自己写了篇专栏，以正视听，这叫炒作？

你说了“另外。。。您在背后诽谤我的许多聊天截图我已经给了律师。我们没做亏心事，我们礼貌但不软弱，真的，用法律途径解决，只对我们单方面有利啊。但您若真的要这样苦苦相逼，请也不吝给我一个您的地址，给您去一封律师函”。

我在背后诽谤你？请把截图放出来，让知乎用户都看看，我到底怎么诽谤你了。

你没做亏心事？没做亏心事我会质问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允许转载了我的内容？

说我苦苦相逼？到底谁逼谁？“咕咚-李旸”是我在“红包体育”群里的ID，那是因为之前说过要标清楚所在的企业、媒体和姓名，所以我这样写。

我再说一次：质问你，是因为你在知乎未经我许可，擅自转载和引用了我的内容；我质问你，是因为你在知乎未经式微老师的许可，擅自转载和引用了式微老师的内容。

知乎上的回答问题，是我业余时间所为，工作忙的时候我只能下班回答问题，晚上写公众号内容，或者把知乎的答案放到我自己的公众号上去。关于足球篮球的内容，和咕咚网没有一点关系，全部是我自己的业余创作。

而你，直接找到了咕咚创始人、CEO申波先生，也就是我的最高领导，去质问我的行为是代表咕咚，还是代表个人。

我在知乎的ID和个人说明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和咕咚有任何的关联。你没有经过我个人的允许，转载引用我在知乎的内容，被我质疑你转载了别人的内容，居然好意思说是“法律层面的诽谤”？居然还去和我供职的企业对质？

到底是谁苦苦相逼？

所谓认真做事的自媒体，是把知乎用户的文字答案，变成自己的声音和话语，放到视频当中去，是吗？

所谓认真做事的自媒体，是未经他人许可，擅自转载、引用他人在知乎的原创答案，是吗？

最后我很想问一句：你既然深知自媒体人的成长有多么不易，为什么你还要去做“未经许可，擅自转载和引用其他自媒体人的内容”这样的事情？

最后，是我放出的所有截图的具体信息。

我在这里声明：我是知乎用户李暘，在知乎的每一个答案，在知乎的每一篇专栏文章，不敢保证完美无缺，逻辑严密，没有错别字，但全部是我自己的原创内容，任何人未经我许可，转载、引用、抄袭我的答案，即为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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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烘焙，刚开始，偶尔做做蛋糕，面包。我的建议准备如下就好，其他东西可以根据喜好慢慢添制。

1、烤箱：容量不低于30L，功能上至少可以做到单独控制上下管温度

2、厨师机：喜欢烘焙，不建议购买面包机，想做懒人版简化版面包的可以考虑，直接买厨师机，用处多，可以揉面团，打发奶油，打发鸡蛋等等。

相对便宜些的厨师机千元以内可以满足基本家庭需求。当然预算够的话可以买性能更好的。家用的，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都有。

3、电动打蛋器：电机尽量皮实一些，太弱的机器使用多了电机会烧。不过要在分量和性能间做一个平衡，好的电机内部铜等金属材料用料足，但提起来的手感很重。

比如，我最后添制的，太沉了，手提打时间久了会酸，所以有时候偶尔还会用原来的小机器，那个轻巧。

后来的机器，动力不错，打发蛋白速度快，不过价格也贵，够买之前的三个了，算是各有利弊吧。

4、手动打蛋器

5、厨房秤

6、橡皮刮刀

7、打蛋盆两个：盆深一点更好用，打发不容易飞溅。

容量建议2~3L，一大一小最好，其中一个大一点的盆，建议容量不小于3L。这主要是在做全蛋打发时，体积会膨大的很大，如果6蛋的配方，2.5L满足不了要求，3L都会满满一盆。

材质建议不锈钢，虽然视频里经常看到玻璃容器，那是为了视觉效果，实际用的时候，玻璃容器还是很沉的，举起来远不如不锈钢容器轻松。

如果有个盖的就更好了，可以做为面包发酵容器来用。

8、擀面棍

9、毛刷：硅胶易清洗，棕毛感觉上更健康

10、隔热手套

11、6寸8寸活底蛋糕模各一

12、带盖吐司模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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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明太祖、唐太宗这三位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英主，不存在不能相提并论的问题。同样的，汉高隋文光武康熙也可以与这三位还有秦皇汉武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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