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鸦战前后西方要大量进口大黄这味药材？ 第1页

简单地说就是远方的和尚好念经。欧洲因为海外贸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粗鄙无文，以暴饮暴食为乐，需要泻药来缓和胀气和消化不良。而欧美当时的医学也是一团糟，偶尔有几次成功案例，就把大黄这种普通的泻药神秘化，泡制各种药酒，制造各种补品，宣称包治百病。那些远东贸易商，尤其是俄国人为了赚贩运利润，也竭力吹嘘这东西的药效，导致大黄需求居高不下。

西方对大黄的认识一直有误，当时育种能力不行，用陈年种子种不出好大黄，没想到中国人往往是切芽茎来种植，保持优质性状——中国人给西方的大黄成品都是切块烘干的。再加上中国优质大黄产地都在西北，远离沿海港口。结果欧洲一直到19世纪才培育出优质大黄，此前越是稀缺越要制造神秘感，越是神秘感越有需求，结果就是被中国人赚了几百年的钱，一斤大黄差不多一两银子（广州出口价）。等到欧洲自己能搞定了，现代医学也发达了。

大黄种植技术与栽培管理

种子繁殖：选择3年生，无病虫害的健壮植株……待种子部分变为黑褐色而未完全成熟前(熟透易于落粒)，将种子剪下阴干或晒干，再选其饱满成熟的种子供播种用。种子宜储于通气的布袋中，挂于通风干燥处，勿使受潮，影响发芽率；但不可储于密闭器中。 芽茎繁殖：在大黄收获时，采取母株根茎之芽或有芽的侧根栽植，其分离或切割的伤口，容易腐烂，应涂以草木灰。用芽茎繁殖可以缩短种植时间，且品质优良，不易变种，但难获大量种芽扩大栽培，因此可因地制宜，两种办法同时采用。

论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

西方人不断尝试从中国移植大黄。很可能从18世纪初叶起，与中国相邻的俄国就寻求从中国人或“布哈拉人”那里获得“真正大黄”的种子。但这些早期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引进的任何种子都没有产出同样优质的大黄。 最初人们以为是大黄种子质量欠佳，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则提供了新的解释：“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于1737年(引者注：乾隆二年)6月10日，对于由皇家科学院寄去的调查提纲，报道了四川一名官员的言论，从而解释了这种植物无法繁茂生产的原因。据这位官吏认为，最好是选择大黄的优质根茎而不是其种子。大黄确实很容易通过分株或根茎切块，而不是通过播种而繁殖。”巴多明的说法并非来自他本人的实地考察，而是转述中国四川官员的看法。 巴多明逝世前一年(1740年，乾隆五年)，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抵达北京。汤执中是西方著名植物学家、法国人朱西厄(Jussieu)的学生。他在北京及其周边收集到不同种类植物的种子，寄给朱西厄等欧洲植物学家及园艺学家。汤执中曾在京郊采到大黄的种子，朱西厄曾提供大黄种子给瑞典植物学家林奈。(24)可见，汤执中应该也推进了西方社会对大黄的移植。清代前期欧洲诸国引种大黄取得了一定成效，尽管无法产出与中国正品大黄同等优质的大黄。 晚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等各类西人纷纷进入大黄产区，推动了大黄移植西方的进程。1867年(同治六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川东教区传教士梵索(Jacques－Pierre Francois Vincot或作Père Vincot)，提供一株大黄给法国驻汉口领事布里·德·蒂埃桑特(Claude P.Dabry de Thiersant)。该株大黄随即被送往巴黎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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