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知青生活是怎样的？怎么那么多信息在说知青有多苦有多可怜呢？ 第1页

哲学教授邓晓芒有一篇文章《我的优雅生活》，写了他作为知青插队的生活，为我们了解知青生活与精神状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转引如下：

我这一生，“优雅”二字恐怕是永远谈不上了。不要说前三十年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在血统论的歧视中“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好不容易弄了个“病退回城”，又去干最下贱的“土夫子”和搬运工；就说后来这二十多年“时来运转”，和大批“逸民”一起借着“重开科举”的大潮而涌入了高等学府，并且居然占据了一席之地，也只不过是争取到了一个充当高校“打工仔”的机会，每天以“工作狂”式的教学和研究挤榨着自己有限的时间。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想没有人会羡慕的，就像没有人羡慕知青当年的下放生活一样。在一般人的眼里，我决不是一个懂得优雅的人，既不热心旅游，也不喜欢娱乐，味觉迟钝，食量狭小，烟酒茶一样都不行，只喝白开水。我常开玩笑说自己是苦命、劳碌命。但如果把“优雅”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大一点的话，我自己倒是觉得生活中仍然随处可以找到一种优雅的心境。这种心境比那种外表的优雅更能打动我，常使我欲罢不能。

我最早体验到的优雅是劳动的优雅。刚刚插队的时候，我崇拜的是生产队上一位叫志强的年轻人，他有点儿文化，比我大四岁，高半个头，长得矫健魁梧，是队上头号劳力。每次到十里以外的山上去割青或是砍柴，我都愿意跟定了他，看他如何在满山的灌木刺蓬中用水牛般的赤脚为我踏开一条路，又如何不慌不忙地在我连一半都没有凑齐的时候就砍起了漂漂亮亮的一大担柴，用签担举起一百来斤的一头稳稳地插入另一头里，然后打着“呵嗬”晃悠晃悠地下山。砍柴是当地最辛苦的一件工作，我们知青砍一担柴通常需要一天，有时还要摸黑到家。这门技术我是直到五年以后才比较熟练了，那时我经常上午砍一担，下午再砍一担，也学着捆得漂漂亮亮的，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屋前晒坪里。

插秧是最没有优雅可言的。脚下是山区泥脚很深的水田，又有蚂蟥，有时还有蛇；上面是毒烈的日头，刮风下雨天则是沉重的斗蓬和蓑衣。人整个弯成九十度，如果不用拿秧的手肘靠住膝头，腰就像要断掉了似的酸痛。但手靠膝头怎么能插得快呢？于是就硬挺着不靠。我看那些老农，赤膊的时候简直就看不出腰来，从肩膀直接下来就到了胯部，我想将来我就像他们一样，会把腰都磨掉，磨成一部插秧机器。但后来我也悟出门道来了，就是插秧时不要停止全身运动，不要僵持在那里，每插一兜，身子要有一个起伏，腰部像弹簧一样处于忽松忽紧的状态，就在运动中得到了休息。后来我插秧的速度是队上最快的之一，蚂蟥也不太叮我，它们专门喜欢叮那些半天不挪动一步的人。每插完一垅，我就和几个先上岸的社员聚到一起聊上几句。队长常从他的“红宝书”里撕下一页来，卷上旱烟丝，请我抽一根“喇叭筒”。我就是不会抽烟，也抵挡不了站在田塍上悠闲自在地吞云吐雾的诱惑。

山区每天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挑担子。一、两百斤的担子压到肩上，再想优雅也优雅不起来了。我和其他知青习惯了挑担子以后，每个人肩膀上都凭空长出了三个硬得像铁蛋的小肉包，左右各一个，中间的那个最大，是换肩换的。但挑担子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扁担要好。好扁担弹性大，又结实。人在行走时总有一瞬间是两脚同时着地，全身呈三角形的稳定性的，这时承受力最强。如果你有一根好扁担，它只让你在这一瞬间承重，然后由于它的弹性，它让你的担子在其他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你就可以趁此机会昂首挺胸地迈出一大步，等担子回落，你又稳稳地准备好三角形的架势了。我曾经有过一根极好的扁担，是我在江永县城赶墟时，从县农资公司一大堆不起眼的次品扁担中挑出来的。那扁担不知是什么木，带紫色，极为沉重，掂一掂就知道是沉水的那种，用手一压，回力大得惊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形状弯成了月牙形，搁在肩上翘起像一对牛角，哪里挂得住担子！我猜想这也是它没人要的原因。志强对我说，如果是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起肩时小心一点，起得肩来它就平了，还是很好用的。我看它不算贵，只要七毛五分钱，就咬牙买下了。后来我经常用它挑重担，压上两百来斤它根本不在乎，还像大鸟的翅膀一样上下翻飞，可带劲啦！由于木纹细腻，浸过汗水之后，它发出玻璃一样光滑透明的紫红光泽。同知青组的树老倌羡慕得要死，总是来借。志强也借过。但有次志强借去挑了一担二百八十斤的牛粪，挑炸了面上的一片皮，没有那么翘了，从此也不敢用它挑太重的担子，但挑个一百五六十斤还是胜任愉快的。那根扁担我离开江永转回老家农村去时送给了树老倌，后来他又给了谁就不知道了，但没有听说挑断过。

回城后，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在土方队挑土。土方队是临时的民工队，拿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我换过好几个队，只要听说哪里工资更高，我立刻跳槽。最后这个队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当队长，他在土方队已混了多年，是个老油子了。他手下都是一帮小青年，十六七岁，最小的才十三岁。我算年纪大的，那年二十七、八了。长沙玻璃厂为了盖厂房，要移掉一个山包，队长教我们“放神仙土”。先将山包用二齿锄和洋镐挖出一个五、六米高、十多米长的垂直墙面来；然后在墙面里侧再切入一个两米进深的竖槽，一直切到底；接下来就在墙面的底部挖一条横槽，不断地挖深。当深到一定程度，整个墙面的底部就等于被掏空了，这面墙连同它的一百多方土由于自身的巨大重量便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以至于小山顶上齐崭崭地裂开了一道缝。这时队长带领我们用五六根茶杯口粗、一米来长的铁桩朝裂缝处用大锤垂直打下去，钉到都只剩二十来公分时，再找来两根七八米长的杉木，左右分别用一头卡在两根铁桩之间，利用杠杆原理，十来个年青人分两组一齐用力板动杉树另一头，于是就见裂缝撕拉着山上的草皮树根“喳喳”响着扩大开来。随着队长“一、二、三！”的号令声，巨大的土方排山倒海地倾倒下来，“轰隆”一声摔在地上，就像一头庞大的怪兽被摔得粉身碎骨。由于土被摔碎，省掉了一寸一寸挖硬土的工夫，主要工作就剩下装车运土了，工程进展极快，钱当然也就挣得多了。这项工作最危险的就是挖横槽，其他土方队经常有挖着挖着，土方突然坍塌而把人压死的事件发生，西区劳动服务大队总部几次三番明令禁止“放神仙土”。但经验丰富的队长告诉我们，其实不用怕，只要挖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一看到底下开始掉土渣就赶快跑，不会有事。但每次面对高高的土墙去用洋镐掏它的底部时，每个人都仍然紧张得直冒汗，最后那几镐总是由我带领两三个老成一点的“满哥”（小伙）去干，其他人站得远远地观望。由于我做事稳重，队长很信任我，他不在时通常就由我代理队长职务。另外，挖竖槽的人选也很有讲究，除了手法要好以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兼顾全场的安全，队长也把这工作派给了我。我的前任满哥技术不熟练，把槽子挖得七歪八扭的，墙面像狗啃的一样，进度慢、多费工不说，还挖伤了自己的脚。我接手后，凭借下乡十年所练就的掌握各种工具的技巧，我在刚好一肩宽的逼仄的槽体内活动自如，挖出的槽子像用尺子比过的一样直贯到底，清完土后露出来的墙面如同镜面一般光滑平整，这样讲究不光是为了美观，也是为了少做无用功。与汗流浃背的拉车运土比起来，这项工作是一项比较轻松的技术活，后来一直非我莫属。

但我也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在槽子里随时观察着整个工地上的动静。有一次，一块神仙土没有完全放下来，有一小部分挂在墙体上，但就这一小部分也有几十顿重。当拉车的把堆在地上的土差不多清理干净了时，我一眼瞥见悬着的那墩土突然裂开了一道直缝，我大喝一声：“走！！！”就见那墩土先是往地上一坐，然后往前面直扑过来。所有在上土和拉车的小伙子们各显神通，有的丢下锄头就跑，有的被土车拦住，就从车上一跃而过。随即听到一声巨大的爆响，车子的一对轮胎同时爆裂，连车带土整个都被埋了，篮球大小的土块打出去二十多米，谁要摊上一块，都肯定是非伤即残。大家都惊呆了，我从槽子里跳下来，首先清点人数，十一个，一个没少，心下稍安。再一检查，一个没伤。然后去拖压在土下的工具，哪里拖得动分毫？大家一时间议论纷纷，都为刚才的事情后怕。这时队长来了，听说了整个过程，也惊吓不已，说：“亏得老邓那一声喊，不然就有大麻烦了！”当场宣布今天上午收工，下午再来清理现场。小青年们都欢呼起来。看他们那高兴劲，好像巴不得每天都有这种事发生。

那段时间我的经济条件大有改善，除队长之外，我拿最高的工资，一般每个月可拿八、九十块，甚至有两三个月拿到一百多块。当时一般工人只有三十来块月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五十多块。我们的血汗钱是用命拼来的，当然也要显摆一下。按照那个时代“满哥”们的时尚，我买了一辆闪闪发亮的“凤凰”牌单车，一块“东风”国产手表，夏天穿一件缕空透明的短袖上衣，下班时和一大群小满哥们响着一片清脆的车铃声从马路上呼啸而过，回到家左右邻居都用惊羡的眼光看着我。那时我全身晒成古铜色，肌肉鼓鼓，体形健美，自我感觉良好。后来读到《庄子·养生主》，有一段话可以形容我当时挖土的状态，说是庖丁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解牛后，“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那个时代所理解的“优雅”，莫过于此了。

我三十一岁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攻读西方哲学。命运的反差如此之大，我的感觉却并没有大的改变。当教师之后，我爬格子、写文章，觉得自己就像在插秧。写好一篇文章或是一部书稿，用挂号寄出去的时候，感觉就像砍了一担满不错的柴，捆扎得整整齐齐地挑下山来。学生的一篇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交到我手里，我三下五除二就指出其中的毛病，提出修改意见，就像放了一墩“神仙土”一样，有“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听到窗外民工的劳动的吆喝声，还忍不住要探头去看，在心里为他们着急和使劲。见到一丛秀丽的小灌木，就琢磨着能整出一捆结结实实两头齐的柴来。96年底我在昆明开学术会议，会后大家都去西双版纳旅游，费用全免，唯独我一人没有去。想着我和杨祖陶先生合作的《〈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即将杀青，会议结束当天我就坐飞机回到了武汉。我对劝我的朋友们说，走马观花的旅游没有什么意思，肯定没有电视上播的那么美。你要真想欣赏大自然的美，就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个月，砍上几担柴。这种怪癖，今天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了。今天人们能理解的“优雅”是和“小资情调”分不开的，首先是要没有饥饿和贫困之虞，其次是要有别人来为自己服务打点，倒茶倒酒、洗脚搓背什么的，再就是要有休闲的时间，无所事事，心情放松。现在那些国内国外的电视连续剧中展示的不就是这些吗？可我已经没有这个福分来享受这份优雅了，不是没有这个条件，而是没有这份心情和时间。也许一代人有一代人所不同的优雅，但也有可能是现在才开始了一个优雅生活的时代？无论如何，我并不羡慕那些流行的优雅，觉得自己过得挺自在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优雅生活。

原载《中外文摘》 2006年第8期

得到给人带来的快感远远不如失去给人带来的痛感要强烈

对于大部分知青来说，从城市生活到农村生活是一种生活品质上的坠落

他们接受的是贵族式工业化的教育，却不得不去过贫民式的生活

这种巨大的落差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上的痛苦

对于农村人习以为常的种地生活，相对于没有握过锄头的知青是一种痛感明显的生活体验

某位老人家还因为下放期间住别墅而不满呢

何况是从城市下乡的知青们

没有城市的各种便利以及多姿多彩

有的只是土地与锄头

炊烟流水人家，更多的人不会去关心也不喜欢，包括现在的人也不喜欢

起初高高在上式的体验生活变成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

这种痛感会比没有经历过城市生活的农民要来的猛烈

不只是知青

现在的城市小资文青，也不愿意长久地待在农村

他们喜欢的是幻想中的红墙绿瓦小桥流水人家

而不是现实中的收不到快递也没有WiFi需要每天早出晚归下地干活的那个农村

就像是大家喜欢看李子柒的视频作品，但是真实生活中却不愿意永远过那种已经明显超出农村水准的生活

知青很苦很可怜，但是这种生活是农民乃至他们的祖祖辈辈一直这么生活过来的，那么农民苦不苦可不可怜，他们的祖祖辈辈苦不苦可不可怜，他们的孩子苦不苦可不可怜

知青很苦很可怜，但是他们的生活物资是从农民手中仅有的部分里面划走的

土地没有增加的前提下，按照工分制集体劳动，多一个人分就少了一部分农民的收成

知青下乡这种理想主义政策最终使得知青和农民都不满意

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大都是知青们的作品，那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写出他们的痛苦与血泪

知青返城后农村招工就停止了

没有出路的农民只能读书、参军、打工

他们没有保障，还要负担经济转型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农业税，交公粮，三提五统，城乡剪刀差等等

待到新时期的养老金和医保也是残羹冷炙聊胜于无，与前期下岗的城市人口的保障形成了鲜明对比

只能说，没有话语权和利益代言人就是这种待遇

有好事的时候先想到的不是你，需要你排忧解难的时候第一个想的就是你

尤其是在阶级固化的今天，利益都被分配的明明白白，谁也不会凭空把自己的蛋糕分给农民

作为农民的孩子，我钦佩当前扶贫的魄力和勇气，但并不看好这种强人政治的结果，但是我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

或许我们只能等待这一代农民老去

一份土地把人和农民的身份都拴在了上面，这或许是第一代领导人所未曾想过的画面

因为知青回城了，那些农民依然还在山上乡下。

我一直就弄不懂一个问题，凭什么知青就不能干活？为什么知青上山下乡干活就会有巨大的精神压力？为什么知青去了乡下农村就很痛苦？或者说，为什么大部分文艺作品里的知青会这么痛苦？

在我想来，这帮文化人去了农村，看到了这个国家还有这样一帮生活如此艰难的人群，不是应该受到感召，从此以后抱着改天换地的精神，努力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环境，并且目标是“让全国所有人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才对嘛？

为什么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都是这帮人一到了乡下就开始自哀自怨，满脑子都是“哎哟我好苦啊，哎哟我命好苦啊，哎哟这里我根本活不下去啊。”

就这个觉悟也能叫知识青年？

毛主席当年一毕业，自己先下农村搞调研，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于是精神振作，明白了自己将来的路要怎么走，明白了为何而战。

估计他觉得自己走这么一遭接受了精神洗礼，大家也应该都会受到同样的精神洗礼，从此以后更加坚定的建设国家。

他是没想到，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是他，还有一帮究竟吃了多少苦不好说，反正叫苦的技术是很高超的人。

你让马云来过你现在的生活，他一定觉得苦，让你去印度贫民窟住几天，你一定也觉得苦。同理，知青中相当一部分人不说养尊处优，至少过的是小市民生活，把他们下放到过着猪狗不如生活的农民群体中去，他们就完全无法接受，觉得自己身处地狱。

一年四季几乎没有细粮,一天三顿玉米面饼,没有蔬菜,仅靠食盐水和酱油当菜下饭。——《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

其实说的是农民当年流行的吃法，把玉米面饼切碎用盐酱油搅拌，俗称拌饼子，很多农民连这个都吃不上，天天吃红薯。

当年公社干活的时候，农民一队，蹲在墙角，知青一队，稀稀拉拉站着，分配活的时候，农民干的多，知青干的少。

1970年8月，财政部统一规定，补贴知青生活补助、工具补助、建房补助、旅费、学习材料费，单身插队的南方一人230元，北方250元。参加新建生产队、国营农场的，每人400元。

到高寒地区插队的，还加路费20元，冬装费30元。知青享受所在单位职工的粮油待遇，1964年每人每月生活费6元，一次发半年，1973年生活标准提高到11元。

1964年，国家规定知青棉布棉花补助为人均25尺、2.5斤，住房标准8平米一人，当年天津一个染布工厂的调查，工人人均3平米一人。

还有医疗补助，每年每人10元，1979年提升为15元。——《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

虽然知青每人都有国家分配购置农具 的资金，然而只够购买小件，至于大车、牲畜、水井、磨坊等设施，都是用生产队长期累积下来的，知青均分了这些生产资料，实际上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对于饥寒交迫的农民等于雪上加霜。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要求他们跟贫下中农划等号。

知青干得少，表现不好，对农民利益侵害最小，干的越多，对农民利益伤害越大。上山下乡13年期间，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来维持知青的生活水平。

知青往往怀有城市贵族的心理，使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能够像当地农民一样养活自己，因此欠缺的部分落在知青父母头上，每年要回家探亲往返、换新衣服、携带物品、生活费用等，都由父母补贴。

知青也并没有给农村带来什么帮助，69年届之前的知青，接受了几年教育，能帮农村扫扫盲。69届以后的知青，大多只有小学文化，没有任何助益。回到城市以后，造成治安混乱，引起严打。——《新史记》

知青有很多偷农民粮食吃的，不干活的，有的父母常年供应生活费，以至于拿农民见都没见过的副食品吃不完就扔掉的。

广西文革期间，被打为右派的，就除掉城市户籍，下放到农村去，可见当时看不起农民、城乡生活水平鸿沟是有多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