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连这种错都会犯！」的故事? 第1页

德王一念之差成了战犯，真愚蠢啊！

当“蒙古自治政府”在定远营正式成立之后，我被任为内务署副署长兼“蒙古议会”秘书长，仍然兼办德王秘书工作。阿旗和平解放之前，德、李又率部属流窜阿旗沙漠腹地改组政府时，我又被任 为教育署署长。嗣又派我充任代表，往返定远营、银川、牧区之 间三次，从事接洽和平解放工作。因此，徳、李部队流窜阿旗情 形，是我亲所目睹；德、李部队投诚经过，也是我亲身经历。为了能把这段经过，完整详实地介绍出来，除根据我个人的回忆之外， 还访问了当时参与其事的孙鸣海(现任巴盟公署交通局副局长）、 汪亲扎布（现任阿旗第一中学总务主任），达希敦都布（现任阿旗 政协驻会委员）吉致祥（现在巴音浩特居住）等，加以补充、核实。只是事件经过已久，当时又很少有文字记载，所写的这个回忆资料，难免有不详尽和谬误之处，希望知其事者，予以补充、纠正为盼。

德、李部队流窜阿旗时期，时走时停，到处滋扰。但以在图克木店、西沙尔札庙、柺子湖三地盘踞时间较长，活动较多。为 了叙述方便，特把这段经过，分成为在图克木庙.西沙尔札庙. 拐子湖三阶段加以叙述。

在图克木一带流窜情形和第一次接洽投诚经过

德王、李守信等由广州來到定远营后，既收罗了一部分旧属和部队，又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资助与默许，于是就联合达理扎雅、 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于7月8日召开了“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7月15日宣告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在 “政府”成立后，我曾 敦促德王派遣代表前赴北平接洽，德王也表示要派白海风和我做代表前往。但是为时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向西北进军，很快 就解放了兰州和宁夏，局势紧张，日甚一日。这个消息传到定远 营后，“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就发生了分裂。以副主席达理扎雅等 一部分人，决定留在定远营接受解放；以主席德王为首的一部分 人准备出走。在德王没有出走之前，我曾劝他与达王紧密合作， 留在定远营，主持军政大计：一方面派人到牧区收拢部队，做为政治资本；一方面派代表赴兰州、北平等地进行和谈，前途尚有可为。如要轻易出走，就会重蹈在日本投降时，由张家口盲目出走的复辙。德王说： “我们还是到草地看看情势的变化， 共产党对蒙政策如何再说。眼下我们还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 是经由阿旗草地，通过青海、西藏进入印度，转往台湾，再到国外流亡，宣传蒙古自治运动，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第二条路 是和外蒙接洽。对外蒙，我过去曾有过联络，现在还有阿公 (德王的姪子，名叫阿拉坦敖其尔）和雄王两个人在进行接洽。 外蒙是蒙古人，我们也是蒙古人，遇难相求，是会念在同族，收容或者帮助我们的。”我又对他说：“据我看，南进是死路。因为现在西北既然解放，各处要路必然派兵把守。凭我们这一点力量， 很难通过。北上外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内蒙是中国的领土范围， 我们是内蒙的人，中国内部问题，应当前往北平接洽解决，和外蒙接洽是解决不了的。并且我们的家属都在北平，无人照顾，扔下 一走，也觉于心不忍。我是不打箅走的。”德王又说： “我看你还是跟我一同走。我们和达副主席等人不同。他们仅和国民党有 关系，没有和日本人合作过，是可能得到宽恕的。我们既和曰本 人合过作，现在又同国民党打交道，深恐得不到饶恕。你跟我10余年之久，现在处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更应患难与共，一同出走。 你如缺乏骑乘马匹，我可叫图副官（名叫图门德勒格尔）设法解 决。”我看他已决心出走，再劝也是无用，遂即辞出。

9日20日晨，德王即带着敖木巴图尔、达格瓦齐尔、赵宝刚等三十余人离开定远营向阿旗西北出走。21日又派图门德勒格尔副. 官带着骆驼、马匹来接我和徐实斋。徐因年迈，骑上骆驼被摔下来，. 只好留下。出时我虽然愿意走和平解放这条路，但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尚不十分清楚，也有到牧区隐蔽一个时期看看局势变化的心理。我还很感激德王殷意拳拳地劝我走，又派图副官带着骑乘来接我， 对我个人安全这样关怀！我与德王有过多年的部属关系，在此穷途末路时期，一旦脱离，也觉对不住德王，因此就于21日随同图 副宫一同出走牧区，寻机劝说德王走回头路。记得当天到了库列 图，.就与德王相遇。22日晚住到贡胡都克,23日晚住到那干套里。 我和汪亲扎布在帐房内与德王谈话，敖木巴图尔突然进来说： “依我的意见，我们暂不必走，在此等候李总司令（指李守信)等带领部队前来会合后，抽调一部分强壮队伍，直驱定远营，夺取 电台和装备给养，并把达副主席强制请来，利用他的名义号召阿旗牧区人民供应给养，再向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及世界各国发出通电，呼吁支援蒙古自治运动，要干就大张旗鼓地干一下，比这无声无息地悄悄出走为佳。”德王当时未加可否。待到敖木巴图尔出去后，我向德王说： “我们来到阿旗数月，阿旗待如上宾，可谓 不薄，临走时还要抢掠定远营，实感对不住人家。 且定远营也 驻有阿旗保安队，驻在银川的解放军几小时就能开到。如果我们派 兵前往夺取电台.给养等，很可能与阿旗保安队发生冲突，或者有被解放军包围矸灭的危险，应当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 德王说 :“达副主席倒是一个有血性很爽快的人。但是可惜太无 政治雄心，愿做顺民。强迫请来参加，也是于事无补。现在我这 一出走，可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由他们去说吧，我不计较这些。现在部队尚未到来，等到图克木再说吧。”翌日就继续 向前进发，约在9月底到了图克木庙，就暂时停留下来。

到达图克木庙以后，德王就偕同达格瓦齐尔、赵宝刚等前往国境线上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会谈，去了三天才回来。我向他询问接洽经过，他对我说： “这次到边境上会见了蒙古人民共和 国一个少将，谈吐很好，足见外蒙建国后比从前进步了。据这个人说，这次来本打算叫我的儿子都嘎尔苏隆一同前来和我见面。 只因飞机仓促起飞，没有来得及一同前来。一面说着，一面掏出带回来的外蒙纸烟，让我吸食。我又问商谈的情况，他含糊其辞地说： “商谈结果甚好。答应帮助我们，对我个人也很尊重。” 接着就临时组织了主席行辕，派定吉利占太为总务处长。吉利占 太就任总务处长后，就把当地巴格达叫来，令其征用牛羊、粮食 等物。为时不久，吉致祥用阿旗政府借给的八十只骆驼，驮运粮食赶到。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图尔、孙鸣海等率同新编骑一旅 1000余人，由陶乐县到达磴口渡过黄河，经由阿旗草地前来图克木与德王会合在一处。

为了表明与国民党政府没有关系，显示蒙古的特征，不用中华民国的旗章和纪年，恢复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所用的旗章，改用成吉思汗纪年，俨然又把伪蒙疆政府这个死魂灵复活。改组“政府”和整编军队初步就绪之后，就召集文 武官员及全体士兵在图克木庙东边开会。德王在台上训话，首先宣布 “蒙古自治政府”的改组 和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以及各师团长的名单；继而强调要继续进行蒙古自治运动，打开民族 出路；最后号召大家坚固团结，克服困难。德王训话完毕，会议 就告结束。这支部队形同土匪。他们四出争抢当地牧民的骆驼、粮食、牛羊、衣服、器皿等物品。特别是一些官兵随意强奸妇女和杀戳 牲畜，糟害粮物，更引起当地牧民的痛恨！例如：在抢夺骆驼和马匹时，如驼马四散奔跑，就用枪打死；抢用人民的粮食喂马，任 其撒落满地；把驼运所用的草蓆子割破喂马等等。住在这一带的 牧民实在不堪其扰，一部分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大多数逃往沙窝和山区中躲避。但因德、李部队多系蒙古人，既通晓民族语言，又惯于草地生活，无论牧民躲到那里，也能追踪赶到，翻 箱倒柜，乱行抢掠。稍不随意，非打即骂。我听到这种情形，就向德王说： “部队这样乱抢乱夺，不仅会失掉民心，对你的名声不好，牧民都说这是德王的军队。这样下去，必将引起牧民的反抗，必须设法约束部队。”德王不胜感慨地说： “我德某人从事蒙古民族复兴工作多年，虽然在蒙古民众中没有什么好的印 象，但自信也没有什么坏的印象。这次到阿旗来，部队纪律这样坏，恐怕对我就只有坏印象了！ ”我还将这个意见向李守信说了。 李大发牢骚说：“我是拉 竿（东北土语，即当土匪）出身。拉竿还讲义气，还有纪律。这个部队真比土匪都难带。到处乱抢，约束也不听，这样下去，怎能存在得住！ ”嗣即由德、李等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征用给养，约束部队，收拢人心的办法。认为在目前缺 乏粮食的情况下，也只有向当地人民征用。但是部队出去征用时， 必须配属政治人员，向牧民说明部队的艰苦情况，不得已征用给 养的苦衷，以取得牧民的谅解。并且在征用时，要给牧民留下可资糊口的粮食，并且征用多少，要开给借用证，将来照数还清。 当即组织统筹给养委员会，由汪亲扎布任主任委员。但因政治工 作人员太少，部队居住又极分散，无法统筹解决，部队仍然外出抢 掠。这时部队官兵对德王、李守信等人也是怨声载道。有的说， 把我们领到这个沙漠草地来，人无粮食，马无草料，怎样维持下去？早知如此，就不跟他们到这里来了。也有的说，我们冒险出外抢，他们坐在家里吃，还说这说那，难道等着饿死吗？德，李等 人也只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了。

恰在这个时候，达理扎雅泥洛不登、包国栋二人前来图克木送达文件，并说兰州彭德怀司令员和宁夏解放军同意同德王商谈和平解放问题，希速派员前往。但因当时虽有南进找国民党、北上归 向外蒙、东去接受解放的三种主张，而以南进一派主张最占上 风。深恐洛不登等前来传达商洽和平解放问题，动摇军心，就把洛不登、包国栋二人软禁起来，不叫与部队接触。这事为我所闻， 就向德王建议说： “两国交兵，尚不斩来使，何况洛、包二人 曾是和我们共过事的人。这次冒险前来送信件，传达宁夏方面的意见，竟把人家软禁起来，殊觉不当。依我意见，应当立即解 除监禁，恢复自由，并考虑派代表前往商谈和平接受解放的问 题。”德王和李守信、宝贵廷等商量后，决定派我为代表，并将洛、包二人解除了软禁，准备和我一起回定远营进行商谈。我即依照德王的意旨，草拟致宁夏省方面的函件，内中首先说明蒙古自治政府是蒙古民族选出的自治机关，不是国民党的附属品，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其次是说明德王从事自治运动有年，是一个熟悉蒙古情形,体察蒙民愿望的有资望的人，并非国民党政府的官吏。 最后提出几点意见：第一，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第二，要求统一东西蒙古。我拟好函件初稿之后，就送请德王核阅，并说：“我们在函件中既要求统一东西蒙古，又要求承认统辖西蒙的蒙古自治政府，这是自相矛盾。既是商谈和平，接受解放，当然就要涉及部队改编问题，不先谈判这个具体问题，仅谈东西蒙古统一 和要求承认自治政府的问题，双方距离太远，我这个代表不好当， 应当再做修改和补充。”德王说： “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是先 决问题。这个承认了，才能谈到其他问题。现在大家主张南进找国民党，反对东去接受解放。你如果主张接受解放，会有生命危险。你还是先去宁夏，看对方如何答复。宁夏方面如果解决不 了，你可去兰州见彭德怀。如再解决不了，也可去北京见毛主席。你还是尽快走吧，我们明天就率领部队前往巴伦沙尔扎”

我又向他要求说：“既然派我当代表前往宁夏，你们就应当等候我 回来。否则我当代表和人家接洽，你们率队向西转南逃跑，我还代表谁？那我就成为你们缓冲的牺牲品了 ”他又对我说：“你去吧。 我们到沙尔札庙等你，也许再向西或南移动。你如交涉不成，就 随后赶我。”并又嘱咐我：只谈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问题，不要谈他个人出路问题。”随即召集李守信、宝贵廷、吉致祥等研究讨论商谈函件，他们均表同意。

经过这次和德王谈话之后，我觉察德王并无接受解放的诚 意，所以派我当代表去商谈，是怕宁夏方面派兵围剿，把我当做缓兵之计的牺牲品。当时，我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仍欣然接受了商谈任务，是因为我认识到再不能跟德王走死路，就是德王部队不愿和平解放，我个人也要接受解放归向人民。于是就在当年10月下旬，带着我的族姪陶世昌，随同洛不登、包国栋等一同 到了定远营，面见达理扎雅。达对我说： “现在彭总司令派张钦武前来，宁夏军政方面也给我有信，嘱我协助争取德王、李 守信部队归向人民。你当代表前来很好，赶快去银川商谈吧。” 达即派张钦武、戚涛、罗昇平三人陪同我前往银川。张钦武曾和 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率队起义之后，面见彭总司令和政委张宗逊，嘱咐我到阿旗做争取德王和他的部队的工作。彭、张等领导人还说，德王过去投靠日本，组织伪蒙疆政府，已经成了人民的敌 人；只要今后不再与人民为敌，投向人民的怀抱,过去的事可以 谅解，不再深究。”我们到了银川以后，由省委统战部长王志强， 军管会联络部长甄华等领导人出面接待。翌日，潘自力主席、孙 殿才副主席、曹玉参副司令员等军政首长在宁夏省人民政府接 见了我。我即将带来的函件送上，并在口头上又作了些说明。潘主席答复说： “德先生所要求之事，较为复杂，牵涉面很多。我 们希望德先生亲自前来面谈。请你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德先生。” 曹玉参副司令员说： “我们对德先生是宽大为怀，特请他前来面谈。如仍执迷不悟，继续扰害阿旗人民，我们即将派兵围剿。” 阿旗代表戚涛说： “现在德、李部队扰害阿旗人民甚烈。阿旗政 府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准备调动保安队及民兵抵抗。希望省政府从速解决此事，否则难免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谈话之后，把我安置在达理札雅在银川的住宅，招待至为周到。王志 强部长时来看望，殷切垂询我还有什么意见，德、李等人还有什么顾虑？我即对王志强部长说： “德王等所考虑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民族的出路；一是个人的安全。关于民族出路问 题，我已经在首长们接见时都说了，不必重复再说。关于个人安全问题，无论是德、李等首脑人物，或是部队中的一般员兵，都有 一定的顾虑。德王曾和我说：“象我这个有点名声的蒙族人士在毛主席那里，或者能够得到宽大；但在内蒙就恐怕得不到饶恕。 听说已经宣布我为战犯。 ”王志强部长当即对我说：“党中央并未宣布德先生为战犯。内蒙公布与否我不详细知道。别说未曾公布，即便公布为战犯，如若不再战，投向人民，就不是战犯。例如傅作义就曾是主要战犯。但自放下武器，归向人民之后，不仅不是战犯，还予以适当的位置。希转告德先生不要以此为虑。”我又谈了部队里的思想情况。我说： “德、李部队是从东北逃到西北来，一路抢掠烧杀，造下很大罪恶，因此顾虑重重。深恐投诚之后，即便党和政府不咎既往，宽大处理，但恐被害人民起而告发，仍然究办。”王志强部长答复说： “德、李部长归向人民 以后，如被害人民起而告发，党和政府可以向人民解释。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一经负责解释，人民会宽恕的。”宁夏军管会的联络部长甄华也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初到张 家口时期，曾把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这个大汉奸枪决了。因为在那个时候， 是敌我对垒时期，斗争激烈，当然对敌政策从严。现在全国已经面临解放，需要确立安宁秩序，反动派无论跑到那里，也逃不出人民之手，所以从宽。”同时我也看到：宁夏解放后，旧政府官员均都妥善安置，待之至为宽大。我深以王、 甄二位部长所述为然。在银川住了三天，就带着潘自力主席回复 的信件和赠送的礼品，回到定远营。后由阿旗政府发给护照派人 带路，备好乘驼，护送我前往巴伦沙尔札庙。

见到德王，我即将所带信件和礼品交给 了他，报告了接洽经过，并向他建议说：现在中国大部已经解 放，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样一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中国当前主要是安定人心，确立社 会新秩序。对蒙旗的政策更为宽大，听说还要争取王公。您现在 如能亲自前往接受解放，参加新政府，个人安全自无问题，还可 得到适当的安置。因为您在蒙旗王公中名声最大，中央对您宽大不究，更能影响其他王公消除顾虑，这对安定蒙旗社会秩序和人 心都有积极作用。我觉得您个人的安全定能得到保障，希望您能 亲自前往接洽。”德王当时答复我说： “我已发誓，今生不做被 人委任的官，要做就做人民选举的官。我到任何时候，也要搞民 族复兴工作。固然搞民族复兴工作未必由我而成功，但白云梯之流，腐化堕落，追随国民党这些年，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真是 饭桶。他如能够搞出一个蒙古统一的局面来，也好收容我们这些流亡的人。乌兰夫倒是很行，现在已经搞出一个蒙古自治局面，快 把东西蒙古统一起来了。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可惜他走的是共 产党的路线，所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不是民族复兴工作。当今之世，以蒙古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他就这样妄自尊大地把自己吹嘘了一番，也没有表示去不去宁夏。

接着，徳王主持召开了“政府”科员以上部队排长以上人员 参加的会议，由我传达前往宁夏接洽的经过。我即宣读了潘自力 主席回复德王的信，并根据宁夏军政首长的指示及所见所闻，谈 了以下几点看法：笫一，关于民族出路问题，我说，在宁夏我曾 看到一些传单标语，提出了扶助少数民族， 实行区域自治的政 策。并且在事实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已经成立，业已奠定东西蒙古统一的基础。蒙古民族的出路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我们多 年的愿望就快实现了。笫二，关于个人安全问题，由于现在全国已经大部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安定人心，确定秩序，所以政策比从前宽大。现在，象傅作义这 样的人都给了很重要的职位，宁夏的旧官员也都平安无事，照旧 供职。我们的罪恶再大，还能大过傅作义吗？主要战犯傅作义 还能够得到宽大，我们也一定能够得到宽大。彭总司令和宁夏军 政首长都说过：只要不再与人民为敌，从此归向人民，是可以得到人民的原谅的。我传达之后，笫一师参谋长赵殿臣发言说：陶 代表的传达和看法，我认为很有见地，大家应当详加考虑。德王 就潘主席请他亲去面谈，当众征询大家的意见，有人发言说：主席是军政领袖，不能轻易离开此地前往，仍应派代表继续接洽。 会上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就宣告散会。

等德王怒气平息之后，我向他进言说： “宝参谋长说话对您有不够尊 重之处，对他当面予以斥责也是应该的。但在此人心动荡时期， 您指出方向，明确态度，让大家有所遵循，也是必要的。”德王 对我说： “我现在只有号召团结，不明确态度，才能收拢住大 家，不致马上散伙。我一表明态度，马上就有分裂的可能。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团体中，有的主张西进找国民党，有的主张北上投向外蒙，有的主张东去接受解放。假如我现在表明东去接受解 放，主张西进和北上的人，马上就会分离而去。我们这个团体很快就会垮台。”我对他说： “我觉得这样维持下去，也不是办 法。既然主张不同，就不会都跟着您走。与其将来难免分家，不 如早些明确方向，早些分家，能争取大部分人就行了。这样委曲求全，我看也不是办法。”他不胜感慨地说： “我从前处理事情 是有些机智的。甚感现在不如从前，遇见复杂困难的事情，不能 及时作出明智的处理。南进吧？部队纪律很坏，各处要路必有重 兵把守，很难通过。东去吧？很多人拦阻，不让前往。要不然我 去外蒙吧！因为我过去与外蒙有过咲络。在蒙古、察南、晋北 三治合 并 ，很感日本的做法，不合我的意见。我当时想经外蒙通过苏联转往重庆后方，曾与外蒙进行过联系，只因重庆方面指 示，当时日本和苏联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如果经由外蒙通过苏 联，深恐被引渡到日本去。指示叫我经由包头前往重庆，并派白海 风率队到黄河岸接我。因为这一条路有日本军警特务密帘，封锁 甚严，深恐不易通过，乃即作罢。后来又奉重庆蒋介石方面指 示，叫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他继续对我说： “听说乔巴山(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他随同苏联军 到达西苏旗的时候，曾检查我的王府，没有发现金银财宝，检查出 来很多的书籍和枪械，当吋乔巴山曾说：看来德王这个人，是个有 政治头脑的人。并且我认为：如按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后而论. 苏联最早，是爷爷辈;外蒙其次，是儿子辈；中国较晚，是孙子辈。孙子一定要听爷爷的话。因此，我想通过外蒙去苏联面见斯大林，要求解决蒙古民族问题，你看怎样？ ”我即对他说：“内蒙是在中国 土范围之内。内蒙问题只有向中国共产党接洽才能解决，外蒙恐怕不管。并且外蒙和中国都是共产主义一类性质的国家。不能因为容留你引起外交问题。你如去外蒙,很可能通过外交手续把您引 渡到中国来。与其那时让外蒙缚着送来，莫如现在应潘主席之请， 自由自在地去接受解放。”他当时表示点头的样子说可也是呀！ 你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容我再行考虑考虑。”之后，我又恳切切他 务要趁着潘主席邀请前去的机会，前往宁夏或兰州接洽。他也冇点 活动的意思，但经主张南进和北上的一些人从中阻挠，又变了掛。 后来，我一再催问他，怎样回复潘主席的信?他说：“还是你再去一 次吧！ ”我即对他说： “人家希望您去面 谈。您仍叫我前往， 叫我到宁夏说个什么呢?”他答复我说：“你这次主耍是催促答复 上次函件所要求的各事。宁夏方面如不予肯定答复，你就要求去 兰州面见彭德怀接洽解决。”我说：“仅我一个人不好自园其说， 应再加派一位职位较高的一人同往。”他允准了我的请求，又 加派笫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和我一同前往，我也就准备再赴宁夏。

我和吉利占太由定远营赴银川，面见潘主席等军政首长，报告德王不能亲自前来的原由，要对前次提出的要求给予答复, 并报告了德、李部队的思想动当把我们安置到招待所后，潘主席曾亲自前来来照拂垂询一切，并说：已把前次函件中所要求 的事项转报兰州请示，正在听候答复。德穆楚克栋鲁普过去依靠日本，出卖祖国，已经成了蒙奸卖国贼。现在党和人民仍在耐心等 待他觉悟，回到人民这方面来。希望他不要执迷不悟，自绝于人 民。”王志强部长也和我们说： “德先生这次没存亲自前来商 谈，足见还有顾虑。你们回去以后，应尽量说明党的宽大政策和 民族政策。特别是当前距中国全部解放已为时不远，国民党现在 退处西南一隅，已无力再行抗拒了，不久也将解放，请把当前的 形势转告德先生，不要再存什么幻想，赶快归向人民方面来。 如果德先生仍有顾虑不肯来，争取其他人来也可；部队全体不能 来，争取大部前来也可。”并且给我们补助了旅费，派车送回定远营。这时，何兆麟从北京回来，带有乌兰夫主席致德、李等的 信件，信中恳切说明只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不再与人民为敌，可 以不咎既往，宽大处理。”吉利占太因恐途中出事，留在定远营未回。我即带着乌兰夫主席的信件，由阿旗政府派人备驼护送前往拐子湖。

德、李部队笫一师笫二闭副团长葛瓦拉西，对前往定远营 接受解放仍有顾虑，表示愿到乌盟一带向解放军投诚。我通过他 的妹夫吴天寿劝他与我们一同前往定远营，不耍单独行动，葛瓦 拉西执意不肯，也只好听其自便，因为到那里投诚也是一样，只要不再散而为匪就行了。他们走后，我和吉致祥、孙鸣海等就发起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全体官兵迎接解放委员 会”，排长以上人员均为委员，推选吉致祥为主任委员，孙鸣海为 副主任委员，负责办理安抚部队缴纳枪支，准备前往定远营接受 解放等事宜。正在这个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官都嘎尔扎布又来拐子湖送来德王的信件，叫吉致祥、陶布新、汪亲扎布等前往乌兰巴托。我们因已决定东去接受解放，当即以主持政府和军队工作要务在身，无法摆脱，婉言谢绝前往。这个边官又说： “部队如缴纳了枪支，可以以蒙古入民资格前往蒙衣人民共和国居住，如带武器，因关系国防和国际问题，不能收容。”这样，等于关上 了北上这条路的大门，只有走东去接受解放这条路了。待这个边 官走店，就派我和赵殿臣为代表，先行前往接洽，由笫一批缴械 投诚的塔拉巴率领部队四十名护送。当到阿旗保安队附近吋，由 于事先联络欠妥，阿旗部队开抢向我们射击，子弹纷纷落在乘驼 周围。我当即下了乘驼，举起手拍摇幌，以示信号。阿旗部队即停止射击。我即乘驼到了阿旗部队中，与队长乌图那逊见面。他 深为歉疚迆说： “今天由于联络欠妥，几乎发生误会，险些把你这代表打死，甚为抱歉。”我即随同他们到了阿旗保安总队部所在 地，面见过总队长罗瑞志，中队长杨福存，告知德王部队业已接受解放，不日前来缴纳武器，务要通知所属各队，避免发 生 冲 突。正在这时，宁夏军区特派曹又参副司令员前来定远营，主持政治争取德、李部队投诚事宜。打来电报说： “对德、李部队在磴口县及阿旗扰害行为，一概免于追究，务即就地向阿旗保安队缴纳武器，前来定远营听候安置。”德、李部队昕到这个指示， 甚感政府宽大为怀，即相率投诚，缴纳武器。阿旗保安队印派扎 木苏车林、达希敦都布二人负责点收投诚人员和缴纳的抢支，造 册上报阿旗政府。吉致样、孙鸣海即率缴械投诚的官兵约2000余人，前来定远营投诚。

我和赵殿臣到达定远营后，即面见曹又参、曹动之、达理扎雅等领导人报告德、李部队缴械投诚的经过。到了当年3月，塔拉巴，孙鸣海、吉致祥等也相继率领部队和随同的布里雅特及锡盟 一部分蒙民前来投诚。曹副司令员在向投诚人员讲话时，再一次 阐明起义投诚不咎既往的政策，并当众宣布安置办法：一、具有一定才能，愿在阿旗服务者，就地予以安排工作；二、愿意回 家者，资遣回籍；三、愿意学习者，保送到银川、 兰州等地学习；四、愿意兵者，先在阿旗保安队入伍当兵；五、愿意在阿旗落户为民者，帮助安排生产。从此，德、李部队由黑暗走向光 明.由反动营垒投向人民的怀抱，不但得到不咎既往的宽大待遇，更得到各得其所的安置。同时宁夏省方而，对阿旗遭受德. 李部队扰害的人民，发给了大批的粮食、物资，以为救济。

但是德王等首脑人员，开始主张南进找美、蒋，之后又逃往蒙 古人民共和国，最终没有接受解放，归向人民，是什么原因呢？

据我所知，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德王发起所谓“西蒙自治运动”，是以美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是由追随美帝国主义一些蒙古民族败类居中策划的。因为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失败之后，实不甘心，时思卷土重来，企图继续奴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蒙古更具有侵略的野心。美帝国主 义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由它的新闻处拉拢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知识青年成立所谓蒙古青年同盟和“兴蒙会”等组织。这些人士按帝的意旨，一方面安置一些蒙族青年接受美特训练，带着电台潜伏在阿拉善旗接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一带，进行间谍活 动；另方面拥护德王为领袖，做招牌，发起所谓“西 蒙 自治运 动”。成功了则兜售美帝货色，统治蒙古人民；失败了则逃往国 外，组织流亡政府。德王在北平赋闲期间，就与美帝国主义时有往 来，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重登政治舞台，也就处处仰照美帝鼻息办事。例如，在定远营举行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时，大 家提名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候选人，他曾向我表示说“在组织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时，我当时为了表示谦逊，把主任委 员一席让给阿王（即伊盟盟长，杭锦旗札萨克阿拉坦瓦齐尔），. 我自己甘愿退居副主任委员。不意由此引起一些美国人士，评论 说我在蒙古地方的声望低落了，不如阿王声望高。这次大家既然 愿意推选我为主席，我也就当仁不让了。”待到宁夏解放，德王 率一部分人到达图克木庙时，就想通过美国新闻处布置在此地的 美特怕音巴图所掌握的电台，向美蒋方面通讯联络，但是怕音巴 图和电台都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缴获。以致德王大失所望。后来又 让随从电务人员贡森将所带电台修复发报，但因临行时未带电 池，不能拍发，德王为此甚为焦急。所以在我充任代表赴宁夏 时，德王嘱咐我务要购买些电池带回，如购买不着，向达副主席借用亦可。我到定远营后，曾向达理扎雅提及此事，达则表示拒 绝，我也认识到如为其购买电池，任其架起电台与美蒋通讯.对 于和平接受解玫工作不利，所以也就没有购买。回去之后，我托词向他说明，德王甚表怀疑和不悦。由此可见，德王等所以南进找美蒋，是有其原因和企图的。

笫二，德王以后又改去蒙古人民共和闰，主要是因为西北各 地相继解放，各处要隘均有重兵把守，很难通过。其次也由于德王对自己评价过高，认为自己是“蒙古民族的领袖”，是中外驰名的政治家，到处都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他夜郎自大， 自命不 凡，认为不但日本、美国要尊重他，就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得 重视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得优待他，帮助他，最次也会容留他，可以隐蔽一时，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此外，德王所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还因为他的眷属和子女都已先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据他说：他的长子在库伦大学读书，他的儿媳在师范学校读书，他的次子在念中学。德王这个人家庭观念很深。为了谋家庭的团聚，也是促成其北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原因之一。

总之，德王之所以不归向人民，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质所决定。宁夏解放之后，共产党采取和平方式争取他归向人民，耐 心等待达半年有余，真是仁至义尽。但是他仍执迷不悟，毫无接 受解放的诚意。记得有一次德王曾对我说，在北平即将解放的时 候，苏联领事馆曾派人和他联系，劝他不要走。他当时认为，如果不走，留在北平等待解放，今后就不能有所作为了。就诡称国 民党派很多人员在他的住地周围监视，劝这个人以后不要再来， 嗣即乘机飞往南京了。在图克木流窜时，德王又向我说： “苏联对待少数民族比日本强；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要比国民党强，从外蒙的进步和内蒙自治区的成立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口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他总愿意依靠帝国主义，不愿归向人民，这还不是封建阶级本质促使着他吗？狂妄的政治野心支配着他吗？至 于李守信、宝贵廷等，远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做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给人民 造成很火的损言，顾虑重重，不相信党的宽大政策，不接受和乎 解放，甘愿与德王一道走反人民的道路

引自

陶布新:《德李部队接受解放的经过》

日本桃山时代，从丰臣秀吉到诸多大名、豪商，全国上下把所谓的“吕宋壶”当宝贝，为之一掷千金，甚至还当传家宝传下来。

“吕宋壶”实际上主要是指福建漳州窑产的四耳陶罐，也包括越南北部一些窑出口的陶器。因为做工相对粗糙，罐子不怎么值钱，所以在明朝隆庆开海后，漳、泉两地出身的海商从月港出发，将大量的漳州窑陶器作为日用品，贩卖到东南亚各地。

当时在日本和泉国的堺，有一个叫纳屋助左卫门的商人。纳屋助左卫门最初在纳屋众今井宗久旗下经营菜店、鱼店，所以也被称之为菜屋助左卫门、鱼屋助左卫门。

在1593年夏，纳屋助左卫门乘船前往吕宋（隶属于现在的菲律宾）、台湾一带做生意，赚了一笔钱。因为他去过吕宋做生意的缘故，所以便改名为“吕宋助左卫门”。

随后，他在1594年7月20日，通过堺的代官——石田三成的哥哥石田政澄的关系，觐见了丰臣秀吉，并且献上唐伞、1000挺蜡烛、两匹麝香、还有五十个被称之为“真壶”的陶罐。

丰臣秀吉对这批陶罐尤其感兴趣——古朴的外表、独特的造型，从各种角度来说这批“来自吕宋”的陶罐的质量都不输给织田信长赐给部下们的那些茶具。更加神奇的是，这批陶罐对保存茶叶有着非同寻常的效果，更加使得没什么文化还爱附庸风雅的丰臣秀吉觉得这批陶罐不得了。于是便用“吕宋壶”来专指这些茶罐。

丰臣秀吉将五十个“吕宋壶”放置在伏见城西之丸的大广间里，又叫来了茶人一起评头论足，并将五十个“吕宋壶”分为上中下三等，还贴上了表明档次的标签。

之后，丰臣秀吉举办了一个为期五六天的“吕宋壶”展览会，让部下们前来大广间参观，有兴趣的话，部下们可以花钱购买，而丰臣秀吉本人也带头买了三个。

既然太阁说好，那么自然不能说坏。于是，部下们纷纷掏钱买走了“吕宋壶”。并且有的人甚至在“吕宋壶”上刻上精美的花纹，包裹上金箔，然后放在用金线缝制的豪华包裹里保存。甚至还有人为了这几个陶罐大打出手，被丰臣秀吉没收了“吕宋壶”，在第二年才交了罚金才把“吕宋壶”抱回了家。

丰臣秀吉则把卖“吕宋壶”的钱付给了吕宋助左卫门，吕宋助左卫门一夜之间成为了大富翁。

而此时手中刚好持有六个吕宋壶的若狭小滨的商人组屋甚四郎，也把吕宋壶全部抛售，竟然卖出了134两黄金的天价。

看到吕宋助左卫门和组屋甚四郎这种一夜暴富的情况，西日本的大名、富商们纷纷按捺不住了，都打算派人或者亲自冒险，横渡南海前往吕宋购买“吕宋壶”。

丰臣秀吉也自然不可能坐视巨利不管，于是他在1595年，派遣长谷川法眼和原田喜左卫门两人为使者，专程前往吕宋岛上的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购置"吕宋壶”。丰臣秀吉还将已经购入吕宋壶，试图奇货可居的长崎商人们统统抓了起来送往京都问罪。因为这些长崎的商人大多数是切支丹，所以一堆天主教徒连续哭天喊地地祈祷四十小时到六十小时，希望感化丰臣秀吉以释放他们的家人。

当时在日本的传教士弗洛伊斯、伯多禄·包蒂斯塔等都对日本人这种对“吕宋壶”莫名的狂热有所记载，他们认为在马尼拉只能卖两个斯库多（几十块钱）的陶罐，居然在日本能卖到两千多塔勒白银(几十万人民币），简直是不可思议。

伯多禄·包蒂斯塔甚至认为这些“吕宋壶”放到欧洲，只配用来给小鸟喂水。即便如此，他仍旧为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总督献计献策，借此讨好丰臣秀吉，使得他支持传教。送得太多，显然不太合适，他建议总督赠送给丰臣秀吉本人三到四个“吕宋壶”，赠送给采买负责人长谷川法眼、关白丰臣秀次、奉行前田玄以、浅野长吉、医生施药院全宗这些丰臣秀吉所亲近的人每人一个，以便为传教事业向丰臣秀吉美言几句。

而同时代的《菲律宾群岛志》的作者莫尔加则表示，不仅是日本人冒死前往马尼拉购买“吕宋壶”，而且当地的土著人也翻箱倒柜翻出各种祖传的中国陶罐变卖给日本人。

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把陶罐卖给日本人呢？

这是因为当时正值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侵略朝鲜，虽然明朝在隆庆开海后仍旧不让商人前往日本经商，但是屡禁不止，此时为防奸商资助日本，明廷便暂时重开海禁。所以除了偷渡者外基本没有华商前往吕宋。

然而，随着被卖到日本的“吕宋壶”的数量越来越多，丰臣秀吉突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经过一打听，丰臣秀吉才知道，这种“吕宋壶”在菲律宾也是烂大街的货色，甚至有人拿“吕宋壶”当夜壶使用！

丰臣秀吉得知自己当做宝贝的茶罐居然是“夜壶”，自然是勃然大怒。不过吕宋助左卫门早已听到了风声，收拾细软，丢下豪宅跑路去了吕宋，据说中间还当了几年海盗，后来在柬埔寨东山再起。

而得知真相的大名和富商们也多数怒不可遏，纷纷将高价买来的“吕宋壶”砸得粉碎，只有少数几个大名，因为“吕宋壶”是丰臣秀吉显示恩宠而特意赠与的，不敢乱砸，所以给当“传家宝”传了下来，保存至今。

明知真相还乱出主意的伯多禄·包蒂斯塔也没讨到好，丰臣秀吉看到马尼拉总督专程送来的三四个夜壶，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没过两年，包蒂斯塔便和其他二十五个天主教徒一起被插死在长崎，成了殉教“圣人”。

（终）

1461年的时候，琉球使者普须古与蔡璟出使朝鲜，当时在位的正是在下，朝鲜世祖（首阳大君）。

众所周知，世祖是靠篡夺侄子端宗的王位才入继大统。自古以来这种得位不正的君王，总喜欢搞各种大动作来表现自己的“天命”。隔壁大明的朱棣，他篡位后对于首先进贡的朝鲜国格外优待，也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所以呢，世祖大王非常重视这次的琉球使团。当年12月4日，琉球人行过肃拜礼之后，世祖就开始斋戒，连着7天断绝肉食，只吃“素膳”，为的就是办一个风风光光的“饮福宴”，长长脸面。

忍耐了一周之后，12月12日，一大清早，世祖就驾幸景福宫勤政殿，召集宗亲贵戚、文武百官。各种仪仗乐队安排的满满当当，真可谓是气势恢宏，风光无限。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琉球国作为当时东亚和东南亚商贸的“中转站”，有大量来自异国的特产。这次普须古他们出使，给世祖带来了不少礼物，其中就有一坛“天竺酒”。

根据普须古后来留下的笔谈记录，琉球的“天竺酒”是用桄榔树制成的，是一种后劲极强的烈酒，“饮二杯，终日而醉”。

这么稀罕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得到了世祖的瞩目。因为酒坛上涂满了松脂密封，朝鲜又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所以世祖特地交待了，要把这坛天竺酒留到饮福宴上，由琉球使者亲自温酒开封。

估计世祖是这么打算的，到时候异国使者亲献美酒，自己再遍赐群臣，大家分甘同味，岂不是后世史家笔下一桩美谈？

琉球使普须古也欣然接受了世祖的邀请，亲自操刀，开始了温酒的步骤。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不对啊，怎么温了这么久还没闻到味呢？”普须古觉得奇怪，便也管不了那么多，直接开坛。

结果，他发现，这酒坛子里，竟然装的是砂糖。

也许世祖和普须古心头都有一万只草泥马跑过，满朝大臣就在旁边看着，这...

“小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酒是从内库领出来的，估计是掌事官员没好好检查。我，我，死有余辜......”普须古或许都快哭出来了。

“没事没事，砂糖也行，都是你们国王的一片心意嘛...”

说实话，世祖这个打圆场的功夫实在不咋地。“饮汝王之遗”这话，怎么听怎么不对味。

当然了，普须古一行还是受到了隆重礼遇，圆满完成了使行。

不过，有趣的是之后的记载。7年后，世祖又在思政殿的月廊宴请朝廷重臣。

“武班则累赐酒肉，文臣则久未接见。 故今日特置酒，须极欢。且予得好的青州从事，藏之久矣，汝等可饮乎?”遂分赐饮之，乃琉球国所进天竺酒也。其味苦烈，人未易饮。

“哼，当年得不到的东西，我一定要搞到手！”

“呸！这酒这么难喝！”

合着当年无论那坛酒是真是假，结果都不会好到哪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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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an-que-yi 网友的相关建议: 
      

1307年左右，格尔米扬在击败罗姆苏丹国的塞尔柱蒙古联军之后，派出自己的将军艾登奥卢.穆罕默德领军西征，进攻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士麦那，但是他拥兵自立，叛出格尔米扬在士麦那附近（今土耳其共和国艾登省）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格尔米扬的统治者雅库布一世怒不可遏，于是他命令另外一位西征的将军萨鲁汗前去征讨艾登

但是萨鲁汗同样拥兵不受命，反而持续向雅库布索要钱粮，并在率军西征攻取了阿克希萨尔和马尼萨地区后，于1313年宣布独立，建立了萨鲁汗贝伊国这个政权。

雅库布气的暴跳如雷，于是他一次性派出了三位将军，让他们互相监督，再次征讨艾登和萨鲁汗，然后后我们就看到了卡雷西贝伊国、拉迪克贝伊国和哈米特贝伊国的相继建立，哈米特还得到了罗姆苏丹国的正式册封，并在罗姆苏丹国瓦解后，其第二任统治者丁达尔自称为“罗姆人的苏丹”（虽然很快被伊尔汗国的蒙古总督杀了全家）。

当然还有比格尔米扬还蠢的，罗姆苏丹国后期的蒙古监国、大维齐尔法赫尔之子在小亚细亚西部的阿菲永卡拉希萨尔建立了一个短命小公国，临近屈塔西亚地区。

1339年，统治者去世了，为了避免诸子争位，导致国家败亡，其第三王妃艾谢准备处死除了王子以外的所有的儿子和男性亲族，而王子阿里从边境赶回首都继承大统时，过于兴奋只带了两个阉奴，而不是领军回去，结果在路上死于强盗之手，王妃得知消息后虽然立刻下令“刀下留人”，然后为时已晚，最后一个王子也被该国的禁卫军杀死，他的财富和妻妾也被禁卫军瓜分，由于没有了合法继承人，该国大乱，1341年，它被格尔米扬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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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xiang-1-4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数学家Grothendieck在讲一些关于素数的高深数学，有听众听不懂，问能否举一个具体素数的例子，Grothendieck：那就57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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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aka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曾在这个回答下写过这事儿

梁启超于1926年前往协和医院做手术，没想到这一去没想到把本来能活的希望给丢了，梁启超患的是肾病，找中医看了，当时的四大名医之一的肖龙友给看的(常听郭德纲的相声认识这个人，据说是于谦和张文顺父亲的师傅 滑稽脸，其他三个叫啥来着？)，开了些药，吃了见好，但是不放心，就去西医那里了。一查说一侧的肾要切除，本来是手术做完了还可以继续活的，没想到遇到了庸医，把梁启超好的那个肾给切除了。。。舆论哗然，瞬时把协和医院顶到了风口浪尖。

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可怜。。。

补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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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tian-ming-44-76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敢说我国的了，玻璃心的人太多了。

都说国外的，而且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

如果说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伙是个罪犯，您一定不意外吧。

但是如果说按照当时法院一开始认定的他是假币贩子，那么他一定拍案而起，说自己没有制造假钞，自己造的是真钞，只不过造钞票的手续都是假的。

1924年11月，他挖空心思杜撰了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政府如何陷入经济困境，需要印制货币一亿埃斯库多，而该殖民政府正式任命的经办人就是他本人。在这个委托文件里，有很多政府高级官吏、银行高层、权威公证机构的签名、盖章、火漆铜印。

当时，承印葡萄牙货币的英国华德路印钞公司的掌门人威廉·华德路，接到这么个大单，自然喜不自禁。不过，华德路表示，他要给葡萄牙银行总裁写信，需要得到他的书面确认。里斯派往伦敦的卡勒尔·马朗马上接着说，要银行总裁首肯，没问题，只是印钞票涉及银行的核心机密，信还是交给我，直接传递为好。华德路竟然就把当场写的信交给了马朗。最后的结果是：信到了里斯手中，而华德路得到的“总裁书面确认”是假的。时间不长，里斯就拥有了二十万张、每张面额五百的崭新钞票！这一亿埃斯库多，接近葡萄牙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

一群人当中哪怕有一个人认真核对一下，多联系几个相关人确定落实一下，里斯这个不高明的骗术就不可能成功，但是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只做好自己手中的事情，没有人去核实上下游工作，结果居然里斯这家伙就真的拿到了这么多假·真钞。

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造不出合格的假钞，老子造假让人印真钞。

但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通货膨胀。

非法注入市场的巨额货币，最终导致了葡萄牙币贬值，政府公信力下降，间接促进了次年军人政变的发生。1930年里斯被判服刑20年，1945年被释放，有银行看上他的“才华”，给他提供工作，不过里斯拒绝了。

就是这次假钞导致的经济不稳，然后导致了军事政变的发生，进而导致了控制葡萄牙多年的萨拉查独裁政权建立。

一个假·真钞贩子不高明的造假手段，遇到一大群更不高明的人，最后颠覆了一个国家政权甚至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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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east 网友的相关建议: 
      

金军围城，宋钦宗派“六甲神兵”开门跳大神，导致开封城外城被攻破，群臣劝宋钦宗死守内城，然而宋钦宗却主动去金营送人头，金军以宋钦宗为要挟，迫使城内的宋兵举城投降。

除了康王赵构侥幸逃脱外，包括已经退位的宋徽宗，赵宋皇族被一窝端，北宋灭亡，史称 “靖康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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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an-xun-bai-du-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可以注射消毒液治疗新冠病毒”

“群体免疫 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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