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犁庭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第1页

这事起因就是清纯皇帝董山勾结朝鲜谋叛中国。

吃里扒外，阴附朝鲜。

《明史·朝鲜传》：“景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朝鲜国王）绝其使……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这个建州都督就是董山。

私谒朝鲜

丁亥之役前猖獗劫掠辽东

己亥之役前也是一样，建州煽誘海西朵颜一同入寇，明朝想和平解决同样没用。

成化十四年春正月建州海西朵颜等卫诸夷入寇遣兵部左侍郎马文升往经略之
　　时建州三卫女直海西各卫野人女直完者秃人剌答等朵颜三卫达子满都鲁等比年入寇杀掠千人诏边臣发兵剿之俘斩六百级士马损失亦略相当乃遣左侍郎马文升经略之诸夷听抚俄而诸夷相惊天兵奄至复叛

最后明朝也没赶尽杀绝恢复了朝贡，重新恢复了正确的关系。

伏当加者都指挥使保能之弟也叛寇于边命抚宁侯朱永等征之斩首六百九十级俘获四百八十余人后伏当加来降命赦之​

说什么汪直诱杀贡使更是胡扯淡，郎秃等人根本没死。

○壬申初汪直朱永之讨建州也兵部尚书余子俊等建议诸夷有来朝不犯边者勿令惊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拟示弱损威乃遣使招诱建州夷人郎秃等四十人来贡欲寘之死且言建州三卫法当殄灭若今日纵还明日复为边患欲进兵征剿恐兵部复以为杀来朝者家属俟进止诏曰郎秃等既招诱来贡且拘留于边仍敕汪直等便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秃等至遂令都察院锦衣卫禁锢之

有的贱人还胡扯什么明朝启衅更是臭不要脸，我就不说蒙元对女直种族灭绝，满清对蒙古人种族灭绝的破事，土木堡之后，蒙古对丧失明朝保护的海西女直一样大屠杀。

对于明朝这样的汉人国家来说，出兵征伐是不容易的。又要劳师靡费，又有言官议论，夷狄窝子里也抢不到什么好东西。故而拿钱财来安抚四夷，是汉、唐、宋等中原王朝之通例。出兵征伐，都是万不得已、忍无可忍之所为。

用孟森的话总结

“（清）太祖以前，为明之属夷，受明之恩遇独厚。猛哥帖木儿（即清肇祖）被戕于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董仓，求避入辽边，明允之。其人既久居边内，久之乃占为己地，明让之，反退以抚顺为边。斡朵里本在朝鲜东北境，至是乃尽移抚顺边门以外，占旧日辽东境内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孟森《清史讲义》）

“成化犁庭”，指的是剿灭“成化年荆襄大起义”，将起义军聚集的郧阳山区变成无人区的事，那是整个明朝，在明末农民战争之前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死了差不多小一百万人。

反正几年前，我第一次听说“成化犁庭”这个新名词的时候，就是这样认为的。

“犁庭”了嘛都，那“犁庭”得多厉害啊... ...结果点进去一看，好么，奥，"丁亥之役"。

且，这算个哪门子"犁廷"，它也配... ...有点小失望。

说实话，调动几万大军杀了千八百个女真人，真心配不上"成化犁廷"这样一个气势恢宏的名字，无非是因为杀的是日后建立清朝的建州女真，这才被吹起来的，还单独给起了个"成化犁廷"的名字——我祖宗可是曾经狠狠欺负过你祖宗的呦！

你咋不起个名叫"辽沈战役"呢……

如果杀的是千把个蒙古人或者达斡尔人，估计也没几个人兴奋吧。

阿Q心态么，我可不想和你们一个德行。

来，我来说个配得上的事儿：

相比之下，同样是发生在成化年间的，同样是为了维护朱明朝廷的统治，另一场对荆襄山区的大规模扫荡行动，堪称成化版"挺进大别山"，造成了数十万无辜平民死亡，这规模，这气势，这死亡人数，这才配得上"成化犁庭"这四个字嘛。

“丁亥之役”中，女真人的庭，犁的成果怎么样，这个咱们不好说，毕竟连朝廷都语焉不详，但是荆襄流民的庭院，是真的犁的挺痛快，前前后后差不多八年，官来如篦，兵来如剃。

其实大可不必忌讳，"犁廷"不避亲，这才能显得咱汉人格局大啊，干嘛非得挑一个犄角旮旯的小事冠上大名呢。

感兴趣就赞我，我抽时间就介绍介绍这事儿。

PS:这个事儿其实影响更大，性质也极其恶劣，怎么，因为杀的是汉族人，大家就都不当回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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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看有十几个人赞我了，我就说说这件不太广为人知的明朝往事。

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底，闯王高迎祥等率部扮成香客，杀入湖广郧阳府所属的郧西县城(今郧西)，接着又攻破郧西之北的上津。不久，房县(今房县)、保康(今保康)诸县也被攻破。一时间，郧阳府境内，聚集着数万农民军。

这个郧阳地区可了不得。

郧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让官府头痛的地方。

这里虽然地处内陆，毗邻中原，但却是一个开发非常晚的大山区，其地形是四望峰峦，大山无边，森林茂密，只有无数庞杂小道、乱流溪水充斥其间，不知尽头。外人进入，如无本地熟悉地形的向导引路，那就根本不分东西南北。

当然了，对于要躲避官兵的农民军来说，这真是一个玩捉迷藏的好地方。

不仅山区地形有利于农民军，而且郧阳的地理位置也便于四面出击，刚才说了，毗邻中原嘛。

郧阳之东北，可通河南之淅川、内乡；其西北，则可通陕西之平利、兴安、洵阳、山阳；其西南，则可通四川之大昌等地；其南面，则可通湖广之荆门、远安、夷陵；其东南，也可由汉水直赴襄阳。

所以一到战乱年代，老百姓也都愿意往这地方躲避。

明初，朝廷在进行过一次大杀戮后，便把此地变成了禁区。

那是在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任命邓愈为征南将军，对郧阳及附近地区用兵长达一年，把该地区不服新朝统治的少数民族及汉族流民来个大杀特杀，几乎就是把当地人杀了个干净，并下令禁山，不许附近州县的贫民进山垦荒、移居。

有研究认为光是这一次扫荡，就差不多杀了上百万人。

但苛政猛于虎，禁山政策并没有能阻止大量流民的移入，到至成化前，当地人口据估计又有差不多一百万了。

成化元年（1465），河南人刘通(刘千斤)、石龙(石和尚)率流民在房县造反，朝廷派兵围剿，花了相当代价才镇压下去。由于官兵进山狂捕滥杀，据说11岁以上的男子皆被斩杀，这次清缴已经消灭了相当数量的人口。

但是... ...

不多久，连续旱灾，流民又大增，至成化六年（1470），刘千斤的部下河南人李胡子(李原)再次利用形势造反。朝廷派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发兵围剿，残酷屠戮。

项忠还强制遣还山中流民，被迫害致死者多达数十万，据估计进入成化年以后，郧阳地区遇害的各族平民人数应该也在百万左右，当然绝大部分还是汉人。

成化年间的这次大规模扫荡，这是洪武年间以后，对郧阳地区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几乎是再一次把当地人口清空。

这个规模和力度，才真的叫“捣其巢穴，绝其种类”啊。

中国的皇帝们，真的是中国人民最大、最凶残的敌人，杀起老百姓来，真是杀得你心惊胆战、人头滚滚的，一点不把人当人。

当然了，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

等到了明朝末年，崇祯年间，农民军深入郧阳山区，又是如鱼得水，如入无人之境。朝廷也深知郧阳山区是麻烦之地。因此，当兵部尚书张凤翼得知农民军已赴南阳境内的内乡、叶县时，就已预感到农民军进入湖广郧阳山区的危险性和可能性了。他于崇祯七年（1634）正月初七日向崇祯帝作了汇报，要求早作准备。

等崇祯帝读到这份报告时黄瓜菜都凉了，农民军已经进入郧阳等地，搅得天翻地覆，并向四周发展。

起义军那个架势也不比满洲兵分道入关剽掠差多少。

郧阳抚治蒋允仪手中无兵无饷，只得困守郧阳府城，并火速向兵部奏报，在请罪、请死的同时。要求增援。

蒋允仪的奏疏，说得十分悲戚，也很有道理，他说：

”叛贼之祸害越来越深了!自秦至晋，又自晋至豫、至楚，几乎半至天下了!到一处即焚劫一处，祸害已是不堪。而焚劫一处，也即占有一处，那些亡命之徒，闻风而起。如此一来，天下将为盗贼，哪里还有什么安堵之地?”

接着，蒋允仪一再强调郧、襄地区的重要性，不断诉苦，请兵要饷，要求立即支援郧、襄。他最后可怜兮兮地说：

“不然，臣惟有延颈待尽，束身俟捕而已。”

崇祯帝这次却破天荒没有杀掉蒋允仪，而仅仅是把他革职。而蒋允仪对郧、襄形势的预测则不幸而被言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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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列在下面，感兴趣自己看吧。

《项忠传》

"流民附贼者至百万"，朝廷也是下了大力气，派大兵"合二十五万，分八道逼之"。

关于流民总数，项忠自己也提到数字，一百五十多万（《明经世文编》卷46）

《项忠传》

"忠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驱逼。不前，即杀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遗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给事中梁璟因星变求言，劾忠妄杀。

《明史· 梁憬传》

“项忠征荆、襄，驱流民复业。憬勃其纵兵逼迫，较贼更惨。”

《明史.尚褫传》

成化初，大臣会荐，擢湖广佥事。初有诏，荆、襄流民，许所在附籍。都御史项忠复遣还乡，督其急，多道死。

《明宪宗实录》卷98，七年十一月乙未

是役也, (项 )忠等虽奉命行事, 然流民所在有自洪武初年依赖住成家业者亦多听抚当差, 未尝为恶者 。兵刃加之, 无分玉石, 驱迫不前, 即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 。

《明宪宗实录》卷103，八年四月乙酉

以房县为例，永乐不过四里的编户，流寓附籍己达四十余里，“项忠等逐之，十不存一 。其余州县率皆类此。”

《荆襄流民的附籍问题》，王纪潮，2004年

“项忠所杀流民人数不比白圭多，但是为什么要称项忠滥杀 原因就在于项忠所执行遣返流民的过程中有大量 的流民在途中死去”

“遣返流民造成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清剿”

明史纪事本末，《平郧阳盗》

"时流民有自洪武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为恶者。兵入，尽草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既树平荆、襄碑，或亦呼为“堕泪”，以嘲忠云。"

周洪漠《流民说》《周文安公集》，《安中国定四夷十事疏》

时值泽署，流民因饥渴而病，妻女被掠，瘟疫盛行，船夫递解者俱其相染， 故搜舟于江。后令都御史原杰招抚，计死者九十余万人。”

这是成化十二年以后写的东西，后为《续文献通考》照录，其死亡数字可能有夸张。

《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03期，《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李洵

“但是荆襄流民的武装斗争则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 死在明军屠刀之下的有几万人 , 在明军驱迫之下 , 死于充军途中的又有数十万人。”

“总之 , 明代流民去向的问题上 , 我们很难精确地指出这几百万流民大军 , 是怎样被社会 “ 吞食” 的 。每一种出路, 究竟容纳了多少流 民? 但我们以约略地说 ... ... 死于饥饿、疫病或死于明朝官军屠刀 之下 的, 也要占相当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