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内战失败的根源是什么？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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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是在三点上。

第一点，始终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崩溃的局面。

第二点，军队始终是旧式军队构架。（经

建议，将“古代军队”改为“旧式军队”）

第三点，对草根民粹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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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始终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崩溃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在封建时代极度发达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主导阶层是地主。资本主义到来时，中国走向发达的正常路径是地主逐渐转型成为资本家。也就是说，地主把地租收入拿出来建立工厂，生产产品，获得收益，然后再投资，最后彻底摆脱土地限制，成为资本家。主要依靠土地的生产方式，其生产力水平远远比不上资本的力量。但是，中国当时的问题在于，国际资本根本没有给予中国地主顺利像资本家转型的机会。从北洋开始，中国的关税保护力度就不够。但是到民国政府时，虽然黄金十年中轻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却基本被外国垄断，本土的企业受到了重创。这就导致一个现实，那就是本来北洋时中国能生产的东西，到了民国时期，反而中国没有本土资本生产了。

民国时期欧美资本的入侵断绝了中国地主向资本家的转型，也进一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崩溃。在清朝晚期，土地收入并不是农民的唯一收入。农民在农闲时节也是手工业者。地主则是手工作坊主，也负责运输和贩卖这些手工业品。因此，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地主转型成资本家，农民转型成工人，本来是自然的发展路径。但是欧美日资本入侵导致了地主无法再向资本家转型，同时发达国家的商品打垮了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品。这就导致地主和农民不但无法转型，而且丢掉了过去的一大块收入。地主就开始加倍压榨农民，来平衡收支，而农民不但负担加重，而且收入减少。这就导致了民国中后期空前绝后的阶级矛盾。而且由于军阀混战、军费摊派，地主和资本家的额外负担也很重。这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对下层社会的压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研究学者单纯根据清末的阶级矛盾水平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民国中后期矛盾会那么大。有人以为是CCP洗脑的结果，其实不是。

国民党在412清党中摧毁了几乎所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因此国民党对基层是没有控制能力的。因此税务一直是一滩烂泥。金融政策也经常是在瞎整。因为政府财政危机而搞的疯狂的通货膨胀，不但断绝了底层民众对这个政府最后的期望，也让大量的地主和资本家对这个政权感到绝望了。

有很多人都会惊叹于民国末年中共对国府的渗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这恰恰是国府自己造成的。反谍的重点不是谍报侦察，而是选择可以信任的人群来任用。这就好像保持健康的重点是在预防，而不是治病。在民国末年，国府已经找不到一个群体，能保证绝大多数不会投共了。连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军阀的子女，都经常积极投共。这不是中共宣传、策反工作做的好，而是这些人都对国府的统治感到绝望了。不但大量的农民、工人因为生活困苦而加入中共拼死一搏。连地主、资本家都在大量破产，因而批量生产着中共的同情者。共军大量的基层指挥官都是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家庭。

可以说，国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失败的经济政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法战胜的敌人。当国府把全国大多数人都推向了对立面的时候，单凭资本和外国援助，是无法取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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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国军沿承旧式军事体制，作战能力低下，派系斗争严峻。

所谓旧式军事体制，其核心在于士兵对军官有人身依附关系。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军队是军官的私人财产。在这种条件下，军队就是将领收入与地位的支柱。

举个例子，中原大战时期，为了争取韩复榘对自己的支持，蒋介石承诺给他一个省主席，还支付每月60万的军费。如果韩复榘没有手下的军队，蒋介石大概都不会搭理他，更别说出这么大的价钱收买了。

很多部队的将领，就是靠着自己的军队，每月从国府领取军饷，并保持其在国军内的地位。

旧式军事体制造成了几个致命的弱点。

首先，军官的收入在于所接收到的军饷，与所需要支付的军饷之间的差额。换句话说，国府按照10000人来发军饷，而他手下只有8000人，那么有2000人的军饷就可以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果每个士兵少付点钱，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因此在民国时期，“吃空饷”（虚报部队员额）和“喝兵血”（克扣士兵粮饷）始终广泛存在。很多国军抗日名将都不能免俗。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由于军队是军官收入与地位的保证，军官对保持自己部队的规模有着非常大的执着，这意味着，从战斗主官开始，就往往缺乏决死战斗的决心，往往会回避作战任务，对危险的任务畏缩不前。所以除了抗战初期受到民族主义鼓舞的短暂时期外，国军的阻击战、突击战、决死战，往往都打的是一塌糊涂。只有初具现代军队形态的中央军的一些部队，打仗起来还比较有战斗力。

蒋介石之所以会因为74师的灭亡而痛苦，就是因为74师是少数愿意打硬仗的部队。而74师的灭亡又恰恰是因为其他部队救援不力。他们之所以救援不力，就是因为这些军官害怕孤军深入、被共军重创，导致自己丧失收入与地位。

正是由于把军队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旧式军队的纪律一般很差。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所部在撤退时简直像龟爬一样，轻易就被共军追上、包围、歼灭。而国军实际上机械化程度远胜共军。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国军军官纷纷带上了家眷、仆人、亲友，甚至是相熟的店家。这导致整个部队移动速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种事情简直不可能在共军身上发生。

反观现代军队体制下，军官的地位和收入取决于军阶，军阶来源于战功。要获得战功就要决心作战，拼死完成任务。这就造成了战斗力上的根本差异。围剿74师的时候，一些共军地方民团常常为了阻击国军支援可以决死作战，一支支部队都打光了。保证了主力部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歼灭国军。这种作战的决心和如臂使指的指挥效率，是国军远远不能达到的。

另一方面，由于军队长期是忠于直属军官，而不是忠于国家或中央。在委派军官时，上级所考察的最关键的特质是忠诚，而不是能力。刘峙在淮海战役前就屡战屡败，人人都知道他能力太差。但是此人在淮海战役中却再次被委以重任，最终导致80万人几天就被击溃，然后投降了。之所以蒋介石明知此人能力不行，还要委以重任，就是因为刘峙完全忠于蒋介石。派另外的人去执掌兵权，说不定会自己打起反蒋大旗，和共军单方面媾和。旧式军队的体制问题，导致了国军没办法选择最优秀的将领来指挥作战。

此外，旧式军队体制往往轻视训练、纪律，轻视对士兵的待遇。而现代军队体制则非常重视。

因此，尽管国军一开始有着绝对的数量和武器的优势。这种旧式军队对现代军队的局面，导致了国军接连战败，最终输掉了整场战争。

有人特别强调共军在东北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实际上这些武器只不过是苏联缴获日军的武器。以轻武器为主。换装之后的共军，在武器水平上仍然远逊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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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对草根民粹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层的重要性。

国府始终没有看清现代草根民粹主义的强大战斗力。要知道，这是能够使后进农业国能战胜现今工业国的一种强大工具。国府因此对共军的强度估计不足，国共谈判时，国府还觉得胜券在握，拒绝了美国的调停，而开启了内战。结果遭遇战败。

另一方面，国府也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对共军的帮助有多大。

美国记者杰克 贝尔登写过一本书《中国震撼世界》，其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华北有个县，抗战期间国军被日军击退以后，共军逐渐控制了这里。当地农民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人。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根据谈判，共军必须撤走。共军于是请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农民一起走。农民不愿意，觉得你这就是一叛乱武装，我们还是跟着政府比较有前途。国军来了以后，把这些人都杀了、活埋了（连审判都没有）。原因是，这些人搞得农会、妇女会，当年与地主有一定的冲突。可想而知，剩下的农民投向了哪一边。

国府这种对底层不屑一顾的做法，最后自然导致了底层全面投向共军，为中共争取底层民众帮了不小的忙，使得中共的草根民粹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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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国军焉能不败？

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危险的，请读者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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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制度层面，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使其无法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 救亡的重任

现代民族国家公认诞生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考察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主要国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经验性的结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获取的前提。没有克伦威尔就不会有现代英国；没有路易十四建立的绝对主义君权，现代法国不可能在拿破仑时代诞生，德国和日本不必多说，就连最民主的美国——杰斐逊在费城会议上说“我们要建立的就是民选的帝制”（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费城制宪这事本身就是违宪的，现代美国真正建立的标志是美利坚联邦吞并美利坚联盟国……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KMT做不到，所以它注定失败，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事后诸葛亮的总结，而且总带着历史发展目的论的奇怪调调。换一种方式，用接近当时的话语方式表达就是KTM的党国体制无法使其实现“救亡图存”这个目标。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之败后，中国面临着深刻地“总体性危机”（邹谠语）。关于“总体性”危机，可以看下邹谠的书，豆瓣这个网页总体性危机可稍作了解。

简而言之，“总体性危机”带来的不仅是传统政治制度的瓦解，更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和离心，这意味着，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的背景下，依靠社会自发演进的力量几乎不可能重新构建起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对于“大一统”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极其要命的（这种思想很可能只存在于智识阶层，平民未必如TG长期的宣传一样热衷爱国，后文会论述）。旁插一句，我认识的历史学教授基本上都认为辛亥革命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

中国的政治精英对此是很敏锐的。清季中国最开始引入西学时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时，严复就很天才地将《论自由》翻译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大致在1912年前后被社会广泛接受之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等概念开始成为时人普遍接受的理念。当时对“建国”的理解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起了民主宪政国家制度这事就算完了——毛当时当了半年兵，南北和谈后“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北洋时代的民主宪政充分显示了社会意识尚未觉醒的情况下民主政制究竟能弄得多遭，自然是不成了。到了五四时期，一战不仅让欧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对中国知识界也产生了强烈冲击，个人主义不好，国家也不是好东西，改造社会、重建社会的观念成为一时思潮。“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社会”主义流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特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那么如何实现改造社会呢？孙确实是一时人杰，他很快就意识到多党竞争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是不靠谱的，如果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前提是必须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社会意识的觉醒。他如果只想到了武力统一那自然不过是传统帝王意识不值一提，但是孙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建立列宁主义政党和“军政—训政—宪政”之路。

列宁主义政党和西方选举政党的不同，打个形象的或许也不是很准确地比方：把国家比作人，西方选举政党只是人脑子里的几个念头，它们争的是现在到底是去吃饭还是抽烟还是玩女人，目的实现了就暂时满足，然后继续争夺显意识的主导权——有意识而无组织；列宁主义政党则是人的大脑和神经组织，通过无数的神经深入人体的每一个角落，不仅有意识，而且有直接贯彻大脑思想的组织。在列宁主义政党执政的情况下，党政一体、党—国—社会的同构是必然的。党政不分今日是饱受时人诟病，但在我看来，当时的中国只有依靠这种方式才能以政治整合力弥补社会整合力地不足，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任务。（这一点欢迎讨论）

KMT的悲剧就在这里。它在组织原则上接受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但是：1，它缺乏自洽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凝聚力、感召力远不如TG的马列主义；2，KMT的建党历程就极其复杂，内部的矛盾斗争导致它的组织根本无力向下延伸，412对它的失败究竟有大责任，已经有很多人说到了；3，最要命的是，KMT压根就没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组织。KMT在中央层面上是党政合一的，但是在地方层面，它自己坚决反对党政合一，提倡党政分开……我是不太清楚它为什么会这么选择，目前也没看到有学者系统考察这种思想的源流，但是KMT的这个做法，导致KMT这个党非常的软弱无力，某KMT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担任的政府职位而非他的党内职位，这就使得社会精英和KMT的党内精英会选择进入政府而非党内，对党的组织建设漠不关心，KMT组织之软弱涣散在这种情况下全属必然。上述KMT组织考察来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一个提倡党国体制的政党，一个公开说我们就是法西斯的政党领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受到层层掣肘，面临内忧外患，如何指望它真的能带领中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二、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准确地说就是指税收体制，是KMT 失败的重要因素

KMT在经济上的失败冷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谈一下税收体制的问题。我赞同这样的观点：KMT在经济上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战乱，而不是KMT在经济上的失败带来了战乱。果粉吹“黄金十年”固然令人生厌，但政府的软弱无力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早期发展是带来了有利条件，那段时间民国的经济发展较之战乱时期确实是明显的——这种发展无力让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声有色的大国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大量的军事行动导致军费居高不下，而传统的财政体制让KMT政府无力通过正常手段从社会中汲取合理的财政收入。

中国传统财政体制危机在明朝已经十分明显，大量的财政收入被基层豪绅截流，中央甚至是县级地方政府无法以正常手段汲取合理的财政收入。到了清朝，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地方财政甚至不能用合理手段保证自己的正常运作。及至民国，乡村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狂潮之前不堪一击，农村凋敝，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乡绅多数迁往城镇，留在乡村的多是土豪劣绅。一方面，这批人帮助政府通过不正常的手段获取超额税收，另一方面，这批人正是层层盘剥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更糟糕的是，在明清宗族势力尚稳固时，地方豪绅尚起到了调解社会矛盾，抵抗地方政府过渡盘剥的作用，到了民国，这种正面作用几乎不存在了。梁漱溟、晏阳初他们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了抵御这种社会瓦解带来的强大副作用。遗憾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面面临着“总体性危机”的当时中国，这种指望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农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乡村经济的瓦解，既是中国“总体性危机”的一部分，也从侧面反映了KMT党国体制的无力。在党政真正合一，党国社同构的体制下，这个阶层绝对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存在的。这个阶层，正是到56年彻底被消灭。

上述考察来自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认为——如果我没理解错——中国革命的目标某个层面上就是要消灭这个阶层，让国家与社会正常对接。这个阶层被孔飞力称之为“包税人”。还有一本去年大热畅销的学术书也花费了浓墨重彩去描写“包税人”在革命时代中的作用——这本书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一直觉得，法国大革命和中国革命（1895-1976）惊人的相似……

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上，KMT远逊TG

这个一点要分两个层面讲。

首先在智识阶层中。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我对他的结论有保留地赞同。梁启超1902年做了一个论述，我摘抄一下。“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

孙中山自以为俄国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适合中国，但实际上，他这套~~~不时髦了。开个玩笑。在“总体性危机”面前，三民主义是拿不出总体性解决方案来的。而马列主义可以。或者说，TG认为而且坚信马列主义可以。在这个背景下，“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意味远非教科书上短短一段可以概括。

上述是“先知先觉者”的情况，下面谈下“后知后觉者”和“无知无觉者”的情况。（三“者”乃孙中山语）

对平民纯粹谈主义，主义的感召力就是个屁。TG意识形态的真正核心是通过以土改为经济再分配的手段而塑造起来的“翻身做主人”的意识。TG有多少实权干部真正读过马恩原典？早期有，到了延安整风之后，想必几乎是不会有了（纯臆测，欢迎批判）。至于基层党员，普通农民，在识字班学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几个字都很勉强，学会20个字识字班任务就算完成的情况下，指望他们能理解“共产主义”的感召力？纯粹扯淡。连爱国主义这种我们可能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感情，那个时代的农民也不会有多少。太行山根据地偏远山区的农民，42年日本人真正打到山村里来之前都觉得日本人来了也是交粮，国民党统治也是交粮，没什么区别——这个时候山外已经是烽火连天多年了。太行山根据地某县某次发展党员，16个人里有3个表示是觉得共产主义好（表述还乱七八糟，只有一个看起来会背党章），1个表示要抗日，其余的要么是没填疑似被“拉夫”，要么是表示入党可以提高生活。如果不是日本人统治政策问题，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究竟有多大感召力？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TG的胜利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我表示谨慎的怀疑。

上述考察来自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

军队中的意识形态改造同平民中的情况相仿。KMT的旧式军队组织冷哲已经谈了其组织问题，其实KMT军队不光是组织问题，思想意识问题极其严重，这个说法可能非常不准确，通俗地说，KMT军官根本不把士兵当人看。随便虐杀士兵是常态，吃人心并非TG的宣传。可以看下《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作者采访了一百三十多名国民党老兵，至今怀念毛主席的不在少数。“诉苦运动”的发明，是TG意识形态斗争史上的神技，正是通过这个技能，才真正让农民和军队获得、强化了“翻身做主人”的意识。

四、“接受变劫收”是KMT 丧失民心的自取灭亡之道

这点不需多说，只是看到楼上没人提，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

五、双方领导干部才能差距太大

这点可以写上N多。果粉爱吹国府领导高学历，一堆废物。举个冷僻点的栗子，山东根据地小学文化都没有的财经干部能弄出在上海当硬通货流通的山东票，日本人都接受。国府的货币政策呢？

我学政治、学历史，感想就是KMT真是走的必亡之路。但是KMT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为什么TG就该赢。上述理由，尤其是第一点，带着很强的历史目的论。KMT不能建构现代国家，所以输了——谁规定的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凭什么中国不能像印度一样沦为二流货色？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TG捣乱，蒋领导中国成为一个大号印度的才能是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既然如此，就索性往唯心主义历史观再走近一步吧——上述理由是我看书总结出来的，其实我内心并不是真的很相信这些理由。李里峰在《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谈到一个个案——太行山根据地发展的TG党员有人说“我看KMT不行，TG也不行，到头还是要靠真龙天子”（大致如此）。我也是这么想的。

全中国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毛就是那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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罌粟 ：旁插一句，我认识的历史学教授基本上都认为辛亥革命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讲解一下呗

回复

无法代表答主认识的教授…但是就我自己从研究近代史的老师那里得来的信息推测，辛亥革命是一场“必然的革命”，当然，其必然不代表是好的。我觉得很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觉得晚清政府是个特别靠谱的政府，比孙中山靠谱很多。应付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老大帝国能做成这样，真的已经不是很努力三个字可以形容的了。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渐进改良。但是，现代化的车轮滚滚而过，晚清政府作为一个架构在农业传统社会上的政权，其各个零件都不适应现代条件下的列国争霸模式…加上有民族矛盾这个先天不足，所以最后大家一定会把所有的不满都倾泻到他头上。所以革命一定会发生，不在辛亥年，也会在其他时间。但是，不是革命了，改了政体，就能变成现代国家。这条路任重道远，辛亥革命诸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可以说，他们不了解当时的中国。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准备。所以清政府土崩瓦解以后，国家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无序。三民主义是个闲扯，没啥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和三个代表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民国是一个早产的国家，那么大的国家，是很危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我：卧看游丝已经说得很赞了，有一点特别到位，研究近代史的人眼里，晚清政府比孙文靠谱多了。

革命确实一定会爆发，其直接原因就是科举制被废除了；但是不废除科举又是不行的，不然新式教育根本无法推广开来。晚清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抉择，如果它不从骨子里更加接近西方，它一定会被西方吞没；如果它试着从骨子里去接近西方，它就无力再维持自身的存在。晚清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实际上一直至今有余波。这一点在五四前后表现得极为突出，在我看来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和矛盾——不全盘西化无以救中国，全盘西化则何谓中国。

清廷之灭，从政治上来看使得太平天国以来形成的地方藩镇化趋势彻底暴露，从而使得自上而下的改良之路实质上已经断掉，此后诸多改良尝试不过水中捞月；辛亥至五四这一波革命之胜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看，则使得传统意识形态实际上破产，中国不复存在统一的道德图景可言，邹谠先生所言的“总体性危机”已然全面降临，在此情况下，彼时的中国除了马列主义之外，再无任何一种思想可以提供一种总体性的解决方案和统一的道德图景。而依据马列主义，无论其是否中国化，都必然将走上全能主义国家道路。

当然，彼时并非只存在这一条路。民初的地方割据、联省自治和各省的实验运动，提供了一条全盘西化路径的可能性。按照历史上租界、台湾的经验而言，接受殖民、拥抱西方确乃一条走上现代化的可能方式。租界在西方国家治下，逐步建立了法治观念，习惯了近代化生活，远比传统大都会更接近今日世界；台湾也有类似记忆——在日治下无民主无自由，但能安定生活，日人执法亦甚公正，远胜过蒋府治下（49年前，此后我不清楚）无自由无民主无法治无生存条件。若日本离台一如英国离印，则台湾政治民主化状况可能比今日之台湾及印度更佳。这也是今日LXB、刘仲敬之流的思想出发点。

但是这种道路，在当时之中国绝无可被接受之可能。概因两千年帝国记忆根深蒂固，五四以来民族主义思潮气候已成，知识分子绝不容国家之分裂，实力军阀只敢借联省自治之旗号巩固权势，谁敢言分裂为上殖民有理必寒治下之心、失天下之望。有一派学者认为只要有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一定能自发出现民主机制，我认为这种思路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7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这种理路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回归彼时中国，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言行正是印证了这种想法的不靠谱。中国两千年之秦制荀学，断无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培养出寻求妥协的民主机制和捍卫这种机制的思想。社会缺乏捍卫妥协的民主机制的普遍共识，就算蒋介石34年剿共成功，又突然多了“民主之量”，在杨小凯口中普遍奉行“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必然是一种极其低效糟糕的民主政体，极有可能在二战中重新走向独裁。所以我认为中国当时根本不可能还有第三条路走——要么TG死，中国在反复挣扎中成为大号印度或者被肢解成多个国家；要么TG通过建立全能主义国家的道路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