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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老是有人说曹丕导致了曹魏政权的灭亡,曹丕没出什么大错呀?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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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最恐怖的地方是他彻底消灭了农民起义。

一、曹魏时期的农民起义数量直线递减

曹魏对百姓的剥削非常残酷。经常通过迁民变相制造流民人口,逼迫全国百姓集中屯田。屯田赋税非常之重,农民起义也是家常便饭。

可是算一算起义数量情况,会发现很不对劲。和东吴的全程民变不同,曹魏的百姓起义多半只在前期。从曹丕开始,农民起义数量就直线递减。

曹操时代:广陵民起义(建安元年);广陵薛州起义(建安初);庐江陈策起义(建安初);长广民起义(建安五年);襄贲炅母起义(建安五年);汝南瞿恭等起义(建安五年);山东郭祖起义(建安六年左右);幽州赵犊起义(建安十年);长广管承起义(建安十一年);庐江雷绪起义(建安十四年);庐江陈兰、梅成起义(建安十四年);太远商曜起义(建安十六年);鲁山民起义(?);河间田银、苏伯起义(建安十七年);关中刘雄起义(建安十七年);屯田客吕并起义(建安二十年);陇西李越起义(?);南阳民侯音起义(建安二十三年);陆浑孙狼起义(建安二十四年)。

曹丕时代:西平麴光起义(黄初二年);幽冀山民高艾起义(黄初时);

曹睿时代:西平麴起义英(太和元年);

曹髦时代:玄菟吏民起义(甘露二年)。

曹芳曹奂时代:无

~

曹操时代每年平均发生0.8次农民起义,基本每年都有。而到了曹丕时代,瞬间变为年均0.3次农民起义,且集中在前两年。到下一代更是不断减少,只有偶尔才发生,最终曹魏成功达成零起义的成就。这个成就甚至还延续到西晋,如果西晋没有外来民族的搞事,它搞不好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农民起义的三好朝代。

而且起义规模也不断变小。曹操时代万人举事家常便饭,不少起义队伍还颇有智慧。有的反杀了讨伐他们的魏将,有的联合蜀汉势力一起发难。但从曹丕开始,唯一有人数记载只有几千人的高艾起义,还是黄初时代的最早的那次。虽然后期义军偶尔还有杀死当地官令的记录,但只要魏将一来就束手待毙,目测人数可能只有几百。

就这样,封建历史上让统治者头痛不已的农民起义,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从曹丕时代开始断崖式下跌,直到被彻底终结。

那么伟大的魏文帝曹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是不是他宽徭役薄赋,赢得人民爱戴了呢?恰恰相反,他在父亲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加重了剥削。

二、曹魏时期的税率直线递增

为了筹集军资,曹操将国家税率提升到五至六成。

【《晋书傅玄传》: 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

曹操还托言于一个基层干部,不顾荀彧等人的反对,发明了可怕的计亩税法。这是一种把耕种风险加倍压在百姓肩上的暴政,它意味着天灾时期百姓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救济,反而会变相加大税率,增加百姓的死亡人数。

后来其他国家也实行过该税法数载,很快就因为大规模灾荒尸横遍野(当然,实际上都被算进了天灾),最终被彻底废止。但曹操不同,他另辟蹊径,找到了别的路子补充了在计亩税法造成的劳动力损失,使得该税法能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下去。

那么,让百姓承受不住剥削,让起义疯狂爆发的税收阈值是什么呢?依汉代的生产力来看,应该是五成左右的税率。

【《汉书》:莽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

别看这条史料短,它给了很多史学家一个重要的阈值参数。五成的综合税率——实际上由于王莽的政策宣传需要,这个数值可能还有些偏高——就可以让国家政权摇摇欲坠。而曹操时代的纸面税率就比这个综合税率略高,实际税率更不必多说。

然而,曹操开国虽然暴力屯田,但也暴力对抗试图染指利益蛋糕的士族,掠得的财富大多为国库之用(不过曹洪等自家子弟贪腐他也是不管的,苗头已经不太对劲了)。曹丕即位后屯田继续,但他却为了称帝选择与士族集团妥协。于是士族们开始勾结谋私,剥削不断加重。加上曹丕本人也带头崇尚奢糜生活,更让魏国有如奴隶社会。上层建筑醉生梦死,下层百姓累世为奴。

换算到历史数据上,就是税率的大涨。

【《傅玄传》: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 必不欢乐。】

按理来说,魏国的税率达到如此恐怖的数值后,百姓起义的浪潮应该会更加激烈才对,为什么反而杜绝了人民起义呢?


三、几乎为零的民生经济击穿了封建社会的下限

因为此后魏国的剥削远远地超越了封建社会的尺度,封建制度的规律自然也不再适用于魏国——曹魏的民生情况已经到达奴隶社会的级别了。

当然,魏国百姓过的到底是不是奴隶般的日子,还是有讨论余地的。因为奴隶社会的标志之一是货币,可魏晋百姓却完全使不动货币,只能像原始人一样以物易物。曹魏高层曾数次试图恢复货币,都因流通困难而作罢。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说不定曹魏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退步到原始社会的层次了。

【《三国志》:初复五铢钱……冬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

【《食货志》:黄初二年魏文帝異五铁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

曹魏发展到曹睿时期才正式发行了魏五铢。但现有出土的魏五銖不仅数量不多,品质低劣,还经常跟一大堆汉五銖混杂在一起,可见曹魏民间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仍然不存在。魏五銖的铸造只是在补充贵族们在流通中损失的汉五株而已。

货币是人类有剩余产品后才用的上的流通工具。曹魏剥削百姓到了连钱都花不出去的地步,而且是全国半个世纪如一日的以物易物,这种长期存在的离谱现象在中国任何封建王朝都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是末世乱世也很难出现。杨白劳过年还能给喜儿买根红头绳呢,魏国百姓恐怕一辈子连一丝红彩都看不到吧。

评论区一些人质疑货币与社会的关系,那我就贴一点佐证货币与社会关系的常识吧。这个词条上写的很清楚,产品有一定富裕后,在原始社会末期才会产生货币。

曹魏百姓们的货币消失多年,而且还是在政府努力恢复货币的前提下消失多年,这种事意味着什么,应该不必赘述了吧。

确认好曹魏的剥削情况后,他们达成的零起义成就就很好理解了:既然中国奴隶社会都不存在人民起义,曹魏又怎么可能例外呢?


四、为什么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民几乎不会起义?

历史一再证明,人民起义的发生是要有对应的经济土壤的。中国第一次人民起义是在秦朝封建制度的确立后才发生的,在那之前的两千多年奴隶制历史里根本就没有人民起义的影子,就算是国人暴动也是奴隶制末期的事。可见在中国国情下,封建社会的轻度剥削(和奴隶社会相比)才是人民起义的基础条件。

剥削过大反而可以根除反抗者,听起来很荒诞,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地球村的很多地区都有出现。究其原因有二。

一、高剥削导致生产资料严重匮乏,让百姓无力思考想食物以外的事情。

在极度困难极度饥饿的条件下,多浪费精力就可能直接威胁生命。类似于996导致生育率减少。在这种环境下想要活下去,只能心无旁骛地思考生活本身,直到死亡。


二、高剥削体制的建立意味着统治者可以有效打击反抗者,最终使民众意志消亡。相关的控制政策更会使人类的意识发生倒退,彻底被统治者驯化,甚至产生了奴性文化。

曹魏在第二条做得相当不错。他们不仅仅只是让民生经济回到了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级别,还用军事化的土地管理和连坐诛族的屯田法令把人民牢牢地绑定在属地上,彻底让人民成为土地附属物。而从曹丕开始实行的七八税率,即使完全不考虑下层官员额外的盘剥私扣,也意味着人民的食物只有曹操时代的一半,这就确保了百姓除了多抢一口稀粥以外不会有别的想法。

当人类长期失去自由,失去食物,最后也会失去人性沦为家畜般的存在。这时候的他们还有生出反抗意志的可能吗?



只要有一个能限制自由的笼子,饥饿可以驯化一切动物,包括人类自己。曹魏既不是这条规律的第一个发现者,也不会是它最后一个使用者。印度低种姓群体的安天知命,集中营里犹太人麻木地以同胞为材料来做肥皂,被拐卖的农村妇女尽心侍候全家甚至帮助安抚控制新的被拐少女,此皆曹魏古今中外之分店是也。


五、人民自由意识的消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曹魏后期发生的人民意识倒退,除了长期杜绝农民起义之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更为深远。在中原人民反抗意识消失的当口,恰好迎上了从曹操以来就不断内迁的胡人。且魏晋对内迁胡人贵族的待遇也比较不错,不仅在生活政策上处处照顾,胡人贵族还可以当官掌兵,封王封侯。当农民不堪重负举事起义之时,胡人们还被魏国数次邀请入关杀害镇压他们。所以到晋朝时,魏国之地彻底沦陷于胡人之手,正是魏地国民意识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

魏晋士族确实地成功战胜了农民阶级,还摧毁了社会基础的精神性。但没有坚固的地基,那些上层建筑们又能飘浮多久呢?



附一: 民众反抗意志在曹魏统治下渐渐消失的历史证据

在曹操父辈监修的“会稽曹君”墓和曹操本人负责的曹嵩墓当中,考古学家发现墓砖的背后有当时工人刻的字迹,但内容风格大不一样。

在“会稽曹君”墓中,被曹阉宗族强迫劳动的工人虽然非常辛苦,但皮肉完整,基本没有死亡记载。尚有两个砖文明确的表达了他们的反抗意志。

而在曹嵩墓中,曹操过度剥削,害死不少工人,砖文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反抗思想,只有持续不断的呻吟声。

虽然这个考古发现在我出生前就有了,但我确实是是在写完这篇文章几个月后才偶然看到的。故列为附。

附二:驭民五术在曹魏政府的完美实现






p.s.有一个很有趣的推荐评论不知道为什么被删除了,出于好心我还是帮你补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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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在真正理解政治的人眼里,这根本问题是曹魏开创者自身的眼见问题。

比如长治久安王朝的开创者,如周公、刘邦、赵匡胤、李世民,朱元璋、清帝数代,不仅仅注意打天下,更非常注重扎稳政权的统治基础。

周朝开创后,周公建分封礼法制度;汉朝开创之后,刘邦封天下功勋将士爵位、特权和土地;李世民光大科举;赵匡胤赵匡义完善了文官体制;朱元璋八股取士。

他们不仅仅制造了一个效忠本王朝政权的庞大社会阶层,也缔造了一套完善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这才是帝王大业长治久安的大道:周朝的统治有赖于分封贵族和礼法体系,汉朝有功勋阶层,唐朝关陇集团,宋明清有科举制度下士绅文官的捆绑阶层和忠君意识形态。

相比之下,曹操的大魏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魏武帝虽有雄才伟略、魏文帝虽是开国之君,但他们从未如周公、汉高祖、赵匡胤等大政治家般,努力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捆绑阶层。而曹丕的篡汉,以及随即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更让曹魏皇权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曹丕以臣子的身份,通过实力窃取汉室皇位,本身就缺乏足够说服力,更缺乏政治神圣性。曹丕威逼汉献帝篡位升坛之后,曾叹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原来舜禹禅位,不过是骗人的而已),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皇帝的权力已经失去了汉代以来的神圣光泽,变成了有任何实力者可以攫取的寻常之物。因此,曹魏的皇权从一开始就缺乏周朝(天子权)、汉朝所具有的神性道义,它只是一个建立在实力之上的王朝——这也表明,任何有实力的政客,都可以觊觎最高皇权。因此,曹魏的皇权,从一开始就缺乏观念的保障。

“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

——袁宏《汉纪》载汉献帝禅位诏,表明曹丕的权力并不是靠天命,而是靠德(实力)

“帝(曹丕)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魏氏春秋》

另外一方面,曹丕吸取汉朝的弊病,为了防止宦官、外戚和宗王败坏朝政,威胁皇帝权力,下令严禁皇帝身边的宦官、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皇帝近亲涉足权力——这使得曹魏皇帝陷入了孤危之境。

1、为了避免宦官干政,曹丕要求“ 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三国志 · 魏志 · 文帝纪》),不准皇帝身边的宦官参与国事,这固然杜绝了宦官干政,但也实际上剥夺了后代皇帝,通过任命身边可信之宦官巩固皇权的可能;

2、为了避免皇帝母族、妻族干政,曹丕要求(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 · 魏志 · 文帝纪》)。这固然杜绝了外戚掌权,但也使得后代皇帝无法任用自己相对可靠的母族、妻族,来夯实自己的权力;

3、为了避免皇帝近亲威胁皇权,曹丕不但削弱了诸王封国的治权(寄地空名,而无其实)和兵权(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而且限制王室成员出行(邻国无会同之志。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这使得曹魏皇家最重要的政治根基诸侯王,处于完全无权、无兵的尴尬处境。一旦皇权有难,曹魏诸王就只能俯首待死了。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志。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袁子曰》阐述曹魏诸王的虚弱可怜境地

因此,曹丕的政策,实际上将曹魏皇帝变成了近侍不可用,母族、亲族不可用,兄弟无所依托的真正孤家寡人。以魏帝曹芳为例,他的岳父张缉虽有才干,却因为女儿嫁给皇帝而依朝制被免去了实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婿被司马师架空而无能为力,最后被迫发动政变,试图挽救曹芳,但也终因实力悬殊而一败涂地:至于高贵乡公曹髦,则因为其身边的近侍无法参与政事而耳目全无,最后变成了被司马家掌控在鸟笼里面的金丝雀;而王室诸侯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如平常富家翁,完全无法与世家大族相匹敌,魏明帝曹叡曾经想召叔父燕王曹宇辅政,最后也因曹丕遗照“藩王不得辅政”而被迫作罢。

事实上,在科举制度完善之前,由于皇帝身长于禁中,他继位之后唯一可信赖的人恰恰就是身边的宦官、母妻族的亲属、以及骨肉兄弟,而这也是科举之前的历代帝治经常出现皇帝身边宦官、外戚和骨肉掌权的弊端,却屡禁不止的原因。曹丕严禁自己的继承者任用身边的宦官、母族、妻族和亲兄弟,实际上就使得皇帝周围最可靠的人失去被任用的机会,这也意味着曹魏皇帝在曹魏制度下极易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更为糟糕的是,东汉末年以来的举荐成风,以及曹丕推动的“九品中正”制,更让使得世家大族们可以轻松通过门阀相互举荐亲信,获得远超过皇帝亲族的政治能量。譬如司马家族兄弟八人,各个精明强干,在当时有“八达”之称,其中司马朗、司马孚、司马懿位高权重,身居要冲,其政治基础并不逊于孤弱无助的曹魏皇帝。

因此,当司马懿通过一场不流血政变控制朝政之后,无论是曹魏合法的皇帝曹芳(被废时22岁),还是合法的皇太后郭氏(司马师要求废掉曹芳,郭太后不悦,但无力阻止),都没有能力做出一丝一毫的反抗。这在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能是巨大的制度性缺憾所导致的政治恶果。

在科举制度完善之前,中国古代皇帝权力的最大人事依靠,实际上就是他所信赖的奴仆(宦官)、母、妻族和兄弟,这些人固然也有可能威胁皇权,但同时也是皇权必不可少、甚至唯一的倚靠。曹魏政权的创建者为了杜绝汉朝的弊病,完全杜绝宦官、外戚和诸王参政,事实上使得曹魏皇帝变成了缺乏政治基础的孤家寡人。当一个孤零零的帝王掌握着天下豪强觊觎的至高权力时,其危险性就无异于一个病人背着财宝进入土匪窝,绝色美女光着身子走进堕落街,权力的易手是迟早之事。

南北朝时期,宋明帝为了巩固自己幼弱的继承人刘昱的权位,杀光了自己的妻族豪强和兄弟侄儿,结果使得刘昱的权位被野心家萧道成轻轻篡夺。从这个角度看,宋明帝和曹魏开创者的政治视野远远不如刘邦。

因此,无论曹魏帝国的开创有多么艰难,其灭亡也将疾若流星。这并非后继者无能的问题,而是开创者自身的短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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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灭亡 是运气和政策都有关 曹丕可以说有责任 但有多少得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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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灭亡怪刘秀,他刘文叔当政要普查全国丁口田亩都做不到,豪强坐大民不聊生,于是后汉灭亡怪他balabala。

我晋灭亡怪宣帝,残虐刻毒如是,祚安得长久。

我宋灭亡怪赵大,杯酒释兵权。

我明怪太祖,朱家这么多人把天下吃穷,还歧视商人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云云。

在这种“从根子上找原因”的逻辑下,曹丕要接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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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权,是衰弱了。但不是曹丕干的。

因为什么。因为曹魏政权姓司马是嬗变。不是趁其衰而取之。不像东汉是另起炉灶。司马是把曹魏的班子拉拢过来了。把拥护曹魏的世家用种种手段又打又拉搞定了。

比如说王家,就是演艺里被骂死的王司徒。在曹魏是三公。他儿子王肃在晋朝是国丈。升级了。

荀彧家。因为支持曹植,被曹丕疏远。在晋也是三公。

钟家。两个儿子都是司马家心腹。

就是鸠占鹊巢。巢还是挺好的。要是衰落了如何能灭蜀汉灭东吴跟玩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司马懿活太久了,而曹丕曹睿死太快。

九品中正持续了好久。说明合理。世家处于上升期,不跟他们合作难道要跟他们做对。

你开科取士,你要别人有书读啊。经学归于世家世袭,杨王之学遍布天下,司马家也只能任之。

宗室。曹休曹真都算打压,合着提拔就只能当皇帝了。

另外曹真是养子。本姓秦。题主都认为他是宗室了,可见真是宠到一定地步了。

我觉得不宠曹真曹爽,说不定还不会有后来那种发展。搞不成高平陵。

司马氏倒是跟曹魏反着来。

重用宗室,放出去带兵,纵容甚至鼓励世家重臣腐败,提拔寒门进入核心圈。

然后国家不到二十年,就跑东边去了。

回头看看曹魏,还真算续命比较长的。制度比较好的。

就是活的不够长。别说曹丕。就算曹休曹真这样的,有一个死在司马懿后面,能辅政。都没有司马懿什么事。

曹家二代精英死得太早,没有代表元老派军功派核心利益的人物。换上曹爽这个假子宗室。姓曹却又不是曹家人,不能团结元老,又不能相信其他宗室,辅政基础空前孤立,只有一群曹睿都不见待的名士派为核心,他要只是个派别朋党就算了,偏偏是代表皇权的辅政。

这才坏事。等于司马懿是从曹魏集团最傻x最孤立最虚弱的一个集团抢夺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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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说的话,就是曹丕寿命CBA了,其他没毛病。


至于网上传的最广的中正制导致曹魏皇权被所谓士族掌控,这个话题已经被说烂了,只说一句,中正制是当世最好的选拔制度(连孙吴都学,没毛病),但是司马宣王独揽大权后为了拉拢士人,设立大中正,把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权又还给了地方,中正制CBA了(不知道为什么把这锅反而甩给曹丕了,可能曹丕脸比较大吧)。


以及上面有人提及曹魏宗室不给力,讲道理,历朝历代这个梗没得破吧?典午晋还不是因为宗室实权NBA,然后八王之乱进而五胡乱华,直接南渡改名叫牛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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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权灭亡的原因是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懿大权独揽,彻底掌控中央各项权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亡魏成晋。曹魏灭亡和曹丕关系不大。如果真是要曹丕负责任,也就是如以上答主所说,他过早去世。直接原因还是魏明帝托孤不善造成的。

至于士族这个阶层的形成和士族政治的弊端,远远不是曹丕一个人所能负责的。东汉就存在很多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或世为公卿、著姓、大姓、二千石。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更是一等高门,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依托门生故吏和其他世家大族的联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在政治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说曹魏作为法家寒族之政权被士族把控,最终被士族出身的河内司马氏取而代之,从而把原因归结到九品中正制制度上更是不经之谈。魏晋嬗代不涉及政权内部社会阶层的改变,西晋几乎全盘继承了曹魏的政治网络。西晋的开国功臣多是曹魏开国功臣的二代、三代子弟。西晋人刘颂明确说道: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若是说西晋是士族门阀社会,不妨想一想西晋的士族又是从哪里来的?

以毛汉光先生的标统计数据看,曹魏也算不上所谓的寒族政权。士族加上小姓的比例始终超过百分之六十。士族定义:一、州郡级著姓;二、父、祖、曾祖辈三世之中有二世任刺史、太守或二千石官。小姓定义:一、县级大姓及地方豪族;二、父祖辈曾任州郡掾属或千石以下官吏者;三、父祖辈之一曾任大小官吏者。平民定义:一、父祖皆未曾任大小官吏者


相关回答 为什么曹操唯才是用但最后曹魏政权要倚仗士族? - 知乎

三国正史中,魏文帝曹丕究竟做错了什么? - 知乎

退一万步讲,就算曹魏政权是寒门政权,也不值得大吹特吹,所谓的寒门只是比高门士族稍微差一点的低级士族、地方豪强、有财富的商人。

既世单家,为人有容仪。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 逵世为著姓,少孤家贫,冬常无袴,过其妻兄柳孚宿,其明无何,著孚袴去,故时人谓之通健。

我们看看史书的寒族到底是啥意思,《晋书华谭传》记载华谭“又举寒族周访为孝廉”,似乎周访是寒族,我们可以看到周访本传记载的家世生平。很明显,周访的祖父都是有官职在身,且周访本人为郡功曹,郡功曹是掌握本郡选举的,自东汉以来就被当地豪强所控制。周访的家族也是当地的地方豪强,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寒门平民根本不是一回事。

周访,字士达,本汝南安城人也。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祖纂,吴威远将军。父敏,左中郎将。访少沈毅,谦而能让,果于断割,周穷振乏,家无余财。为县功曹,时陶侃为散吏,访荐为主簿,相与结友,以女妻侃子瞻。

九品中正制只是选官制度,其初衷也并非是拉拢士族支持汉魏嬗代而设立的。更何况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九品的前身是曹操草创,曹丕加以制度化。沈约在《宋书恩悻传序》:“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九品设立之初,是为了纠正察举制的弊端,也有把选官权力集中在中央手里的目的。魏晋一般都是以在任的官员兼职中正一职。


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如?”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

汉末民间盛行的人物品评频繁地干预察举的进行,即文帝《典论》所说【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东汉的察举制基本被世家大族或地方豪强所控制。


九品在设立之初,是达到了目的的。《晋书·卫瓘传》: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晋书·石季龙载记》:魏始建九品之制 , 三年一清定之 , 虽未尽弘美 , 亦缙绅之清律 , 人伦之明镜 。从尔以来 ,遵用无改 。

九品中正制在后期维护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是事实,然而在维护士族选官特权方面,根据陈琳国先生的统计,中央吏部所起的作用和中正同样重要。一流的士族根本不需要中正的举荐,而是通过中央吏部的铨选直接担任散骑、黄门、尚书、著作秘书等显职。

第二:普遍认为曹丕打压宗室,致使宗室诸王无权,使得曹魏天下被篡。

宗室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帝系宗室是宗室,旁支疏宗也是宗室。曹丕防范的是曹操的儿子们,如曹植曹彰,因为他们是潜在的威胁。任何时代,与皇帝血缘相近的宗室都是潜在的威胁。事实上,如果不纠结于狭义的宗室,我们可以看到,曹魏的宗室在曹魏政坛上一直是相当活跃的。曹丕登基后,曹仁、曹真、曹休、夏侯尚一直身居高位,帅兵征伐、出镇一方。曹丕去世前,也是安排宗室和大臣共同辅政,且以宗室为主。曹叡登基,为了政由己出,将三位辅政大臣派到地方。后来曹休曹真相继去世,曹叡还心忧不已。

【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事实上,曹叡一开始的托孤人选全是宗室。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但是因为临死前神志不清,曹宇等人政治经验不足,被刘放进谗言,致使曹叡临时改选托孤人选,罢免曹宇等人,以曹爽司马懿辅佐幼子。即使神志不清,曹叡也没有让司马懿居曹爽之上的意思。从史书记载明显可以看出,曹爽仍是首辅,地位、权力在司马懿之上。【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

其后曹爽又引用弟弟曹羲、曹训参政。可以说曹魏政权自建立伊始到高平陵之变期间,宗室始终掌握核心权力。曹爽被杀,也意味着曹魏政权的转移。

相关参考:陈琳国《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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