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本人在明治维新乃至整个明治时期中实际起到什么作用？ 第1页

明治天皇本人对于日本政治的主要影响，发生在1880年至1887年之间。这也恰好是明治国家构建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个皇帝要么是“乾纲独断”，要么是傀儡，但明治天皇的存在形态却与日本人模棱两可的态度非常类似：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薛定谔皇帝”。而对于明治天皇理解的最大误区，就是把他本人理解为一个政治实体，然而在明治史上，明治天皇本人的权力与“宫中”集团密不可分。

所谓“宫中”集团，狭义上说是担任过“宫中顾问官”的官僚，但广义上讲，是以明治天皇的“帝师”群体、以及天皇本人信任的一些非主流派高级军官组成的政治团体。在探察近代日本历史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宫中”集团。一来他们在后世人的眼里并不及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些位于前台的政治家有名，二来他们的作用并没有写在各路已经问世的历史书籍或通俗小说里，而是深藏在他们本人的日记或宫廷记录里，研究深度不足者很难触及。

从身份来说，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宫中”集团重臣土方久元、“尊皇派”军人谷干城都是幕末土佐藩维新志士，“帝师”元田永孚也是熊本藩“国学者”，均各自拥有一定政治地位。但在明治维新以后，他们的地位显著降低，如今天皇成为自己的“学生”，失意的倒幕志士群体当然要发挥倒幕维新时期的另一大政治正确，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换言之，天皇的权力提升，本质上是靠了自己本身具有的名义权力，结合“非主流”的维新志士群体本就拥有的世俗权力，进而形成了一股足以和主流政治家抗衡的强大实力。

“宫中”集团第一次显著影响政治，是在1880年日本政府因财政短缺而讨论是否对外借债事宜。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主的高层政治家群体对借债额度略有争议，而“宫中”集团借题发挥，要求明治天皇亲自干预“外债”问题。而明治天皇亲自下令，要求全部高级官员立刻陈述意见，最终17人形成了8票同意、8票反对、1票中立的结果，意见难以统一一处。最终明治天皇直接发布“圣裁”，否决日本发行“外债”。

明治天皇之所以能够“圣裁”，不仅是因为有着“非主流”维新志士的支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明治政府得以建构的政治正确基础就是幕末以来流行的“尊皇”思想。无论伊藤博文等官僚集团再怎么心生怨恨，他们都不能直接反对天皇的意见，更不能做出任何对天皇“不敬”的举动。于是1884年5月，当明治天皇对伊藤博文的人事政策不满时，就直接以身体欠佳为由回居内宫，不理政务，而伊藤博文也只能干着急：按照古代礼法，没有天皇召见，臣子根本不能擅自进入内宫。

明治天皇闭门不出让伊藤博文颇为着急，而与此同时，担负着与天皇沟通任务的“帝师”元田永孚也闭门不出。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伊藤博文只与明治天皇在一次铁路竣工仪式上短暂同席，且双方没有任何实质性对华，这就引起整个明治政府的运转效率降低。

伊藤博文的办法，是迅速给全部华族（贵族）封赏爵位。1884年8月7日，受到封爵的292名授爵者在上午集体参拜皇宫，集体向着“皇祖神灵”宣誓效忠，表示“永世扶翼皇室尊严”；当晚，刚刚经历过一出日本古代典礼的263名华族又携夫人参加了极为盛大的西式晚宴，天皇、皇后与四大亲王夫妇均出席宴会。通过这一出“封爵”仪式，伊藤博文又一次笼络了天皇与“宫中”集团，但也足以说明天皇与“宫中”集团已经有着不可或缺的政治地位。

当然，明治天皇毕竟是被维新志士、也就是后来的明治政治家群体拥立起来，也不可能完全不听话。当伊藤博文意在建设新的内阁制度时，明治天皇又一次置若罔闻，伊藤博文选择直接上书斥责：“如今（天皇）若不能在政务上更加倾注圣虑，聪明之质恐有名无实”、“如此茫然之态度、模样面对历代之祖宗、万百世之皇孙，也与（天皇）职掌不相称”。如果去除掉必要的敬语表达，可以看出伊藤博文已经暴怒到何种程度。

1886年9月，伊藤博文与明治天皇达成“机务六条”。里面规定，除非首相邀请，天皇不得突然参与内阁会议；天皇若“下问”国政，只能召见对应的国务大臣及次官，不能进一步“下问”；国务大臣若想汇报主管事项，即便天皇生病也可进入内宫“拜谒”。这无疑是对天皇在1884年闭门不出的报复性制度。

在与伊藤博文等政治家达成协定以后，明治天皇很忠实地执行了自己作为立宪君主的角色，尽可能帮助伊藤博文稳定政府。1887年首相兼宫内大臣伊藤博文遭到朝野政治家的共同反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家板垣退助（土佐藩出身）宣布辞去爵位，萨摩阀官员的领导黑田清隆也攻击伊藤博文，谷干城（土佐藩）更是辞去官职。为了稳定政府，明治天皇亲自出面接见黑田清隆，促成伊藤与黑田两人见面会谈，他同时多次派遣使者找到板垣退助、谷干城两人，希望他们不要闹事。应该说，明治天皇这一次付出也直接帮助政府化解危机，最终伊藤博文把首相让给黑田清隆，专心出任宫内大臣。

为了规范天皇与“宫中”集团的职权与责任，伊藤博文在1888年4月创设“枢密院”，以作为所有法律法规的最高咨询机关。由于立法权属于“天皇大权”，那么最高咨询机关事实上就掌握着国家的最高立法权。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与1947年《日本国宪法》都是经由枢密院审核而最终颁布的。

在第一代枢密院的15名成员里，有8人曾经做过“宫中顾问官”，此外还有宫内大臣土方久元、宫内次官吉井友实，再加上天皇曾经支持过的军人鸟尾小弥太，广义的“宫中”集团总计占据11席，几乎是占据绝对多数。应该说，把“宫中”集团拉入枢密院这个正式组织，结果就更容易让“宫中”集团对于政府的反对意见有一个输出渠道，进而防止他们在背后暗地鼓捣什么阴谋。只要“宫中”集团安定了，明治天皇自然也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其实之所以喜欢讨论天皇拥有多大权力，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衡量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到底天皇有没有参与发动战争？天皇应不应该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场战争爆发之前，明治天皇都发出过一些“泄气话”：甲午战争曾被他评价为“此非朕之战争”，日俄战争之前他更是说过著名的“本以为四方之内皆同胞，世间却频起波风”。乃至于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草案里，他都加入了关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语句，后来被官僚集团删除。从这些碎片记载里，可以说明治天皇并不是一个多么积极的好战分子。

日俄战争御制诗：よもの海，みなはらからと思ふ世に，など波風のたちさわぐらむ。

但另一方面，当两次战争打响后，明治天皇都第一时间亲临大本营，以帝国大元帅之名义召开作战会议。甲午战争里，天皇离开居住多年的东京，而来到日本西部重镇广岛，乃至于给日本国民一种“御驾亲征”之感；日俄战争的大本营虽然设立在东京，但明治天皇却对前线战况非常关注，甚至于直接对军队人事做出指示。1904年底，日本陆军迟迟未能攻克位于中国东北的俄军战略要地旅顺城，多名官僚请求更换主攻旅顺的司令官乃木希典，然而明治天皇却出于个人感情，明确写下“不许撤换乃木”一言，硬是让这位有些愚钝的战将坚持到了最后。战后，由于担心在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乃木希典自尽，明治天皇要求他出任皇室学校“学习院”院长，而乃木希典也成为其孙儿——昭和天皇人生中的第一位导师。

对于明治天皇的这些矛盾举动，一般认为是他受限于明治宪法制度，不可能直接对战事做出指挥，也无法直接决定是否开战。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明治天皇在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日本不那么强大、饱受其辱的时代，那么对于战争，他更容易出现的想法其实是“如果败了会怎么样”。恰巧无论对清朝还是对俄国，日本都是以小敌大，以弱战强，这种不安全感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但作为天皇，他又必须要走上前台，这就使得他对于战争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