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饥荒是人为的吗？如果是，饥荒后苏联为什么不彻底灭绝乌克兰人？ 第1页

如果乌克兰饥荒是灭绝行为，那么该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那些饥荒呢？所以说，一旦战败了，就被羞辱性的定罪。

要知道全国范围内普遍吃饱饭的历史距今也就三十年而已。

今天给大家带来Andrei Markevich， Natalya Naumenko和 Nancy Qian的working paper。

这是一篇很严肃的计量经济学论文。单从学术角度看，这篇文章的因果识别也是做的很好的，可以作为范文学习。我本人现场听过Nancy Qian讲过这篇文章，也提过问题。我欢迎质疑，但是希望从学术角度批评，没有提供可靠文献的回答我都会屏蔽。念经的出门左转不谢。

这项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的大型数据集，以考察在1932-33年苏联大饥荒期间，国家政策是否导致乌克兰少数民族经历了更高的死亡率。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饥荒(超额)死亡率与乌克兰族裔人口比例呈正相关。影响饥荒死亡率的是乌克兰种族，而不是乌克兰共和国的行政边界。这些结果有力地证明，乌克兰饥荒死亡率的上升是政策的结果，并暗示了镇压的政治经济驱动因素。粗略的计算表明，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三个共和国，77%的饥荒死亡人数是由对乌克兰人的偏见造成的。

1.介绍

仅在1932年和1933年这两年，就有1080万人死于苏联大饥荒。就死亡人数而言，这是20世纪第二严重的饥荒。至少30%到45%的受害者是乌克兰族人，他们占饥荒前苏联人口的21%。

乌克兰饥荒和高死亡率的原因一直备受争议。一方声称这场饥荒是苏联政府故意对乌克兰农民发动的一场“恐怖行动”（Conquest,1986)。乌克兰人是粮食生产地区最大的民族群体，他们有强烈的群体认同，在内战期间与布尔什维克对抗，抵抗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因此，苏联政权在控制农村生产的努力中把乌克兰人作为目标(Graziosi, 2015)。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场饥荒是为了消灭乌克兰少数民族。另一方则持相反的观点：对乌克兰人没有系统性的偏见。历史学家指出，乌克兰以外的地区也曾发生过饥荒(Kondrashin, 2008)。一些人承认，乌克兰人经历了更高的饥荒死亡率，但不相信这是由于国家的镇压。相反他们认为，恶劣的天气和饥荒前的政策导致了乌克兰人聚居地区遭遇了更严重的饥荒(Davies and Wheatcroft, 2004: Kotkin, 2017)。由于缺乏分类数据来评估相互竞争的假设，辩论陷入了僵局。

这项研究的主要贡献是通过构建全面的数据集（时间跨度在1922-1940）来为这一讨论提供新的证据。利用苏联档案资料，本文构建了省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包含了经济、政治、历史、地理和气候信息。这些数据覆盖了三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2.背景

1928年，大约一半的苏联GDP由农业组成，其中大部分是粮食的生产(Wheatcroft and Davies, 1994)。提高粮食产量对布尔什维克政权(1917-1991年)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生存至关重要。对农业的强制集体化始于1929年末。以乌克兰为中心的农业高产地区集体化的时间较早，也较集中。到1932年夏天，苏联的集体化率超过了60%，乌克兰的集体化率接近70%((Davies and Wheatcroft，2004)。集体化的目的是清除私有财产，并将农民组织成大型集体农场，这些农场被认为比小型个人农场更有生产力，政府可以直接控制。政府禁止食品交易，而是直接从集体农场(以及剩余的个体农民)购买粮食。强制采购农产品，将其分发给城市工业人口或出口换取外汇的政策在农村地区不受欢迎。农民不愿无偿放弃自己的财产，他们宰杀、食用或干脆忽视集体化的牲畜。1929年至1932年间，马的数量下降了42%，牛的数量下降了40%(Viola，1996，第70页)。

解密的秘密警察报告显示，在农村地区有许多积极的抵抗行为，主要是纵火、杀害苏共官员、游行示威或散发反苏传单。更富有、或积极抵制集体化的农民，被当作富农而受到迫害。在去富农化运动中，大约200万农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其他偏远地区，其中大约50万人死亡(Viola, 2007)。1931年收获季节，第一个可能发生饥荒的消息开始流传。据官方估计，产量比去年下降了17%。饿死和可能发生饥荒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但苏共中央并没有像农民们认为的那样放松政策，反而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它将粮食采购目标提高了20%，从1930年的2210万吨增加到1931年的2660万吨(Wheatcroft, 2001)。种子库存的缺乏和劳动力的减少导致了1932年的低产量，但1932年的采购配额仍然很高(Davies, Harrison, and Wheatcroft, 1994)。1932年底，饿死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加，并在1933年冬春两季达到高峰。1934年，全国死亡率恢复到趋势水平，尽管有些地方的恢复时间较长。总的来说，大约有500万到1080万人死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府才承认1932-33年的饥荒的存在。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并不歧视少数民族，然而，该政权对民族主义情绪持谨慎态度。内战(1918-20年)揭示了分裂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布尔什维克给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权利。1923年，苏联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该政策旨在通过提供合法的“国家地位”来压制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在少数民族占当地多数的地区，它鼓励学校教育和出版本民族语言书籍，促进本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剧院、博物馆等)，要求用本民族语言管理地方政府事务，并提拔本民族进入党的领导岗位。本土化政策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民族划分的加深，它导致同种族的人生活在一起，并强迫个人明确和正式定义他们的种族(Martin, 2001，第2章)。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担心，本土化政策和日益突出的种族可能会给政权带来问题。早在1925年。斯大林认为“民族的民族问题本质上是农民的问题”(Stalin，2015年4月15日在Graziosi中引用)。当农民，特别是乌克兰农民强烈反对集体化时，这种关注就加剧了。到1932年秋天，对民族主义者反对该政权的担忧非常强烈，以至于本土化政策实际上终止了(Graziosi, 2015: Martin, 2001)。

根据1926年的人口普查。乌克兰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占苏联人口的21%。俄罗斯人占多数，占人口的53%。2320万乌克兰族人生活在乌克兰，另外790万生活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乌克兰人是被官方指定为“谷物剩余”地区的最大民族(这些地区的产量远远超过了非饥荒时期的生存水平)。乌克兰人有着强烈的群体认同，包括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被迫关注“国家问题”，这是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强烈反对，这促成了本土化政策的出台。乌克兰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最大的国家分支。乌克兰共和国的苏联官员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整个苏联乌克兰少数民族利益的代表。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乌克兰少数民族对集体化的强烈抵制是他们遭受系统性迫害的关键原因。在饥荒前夕，当地方共产党官员开始向斯大林报告粮食短缺，并要求削减采购时，中央领导层认为粮食短缺是农民故意反抗造成的。斯大林领导的政府相信农民。包括乌克兰农民，应该因为他们的颠覆行为而受到惩罚。1932年夏末。当执行采购配额显然会导致严重的饥荒时，斯大林收到了许多报告，表明乌克兰各级党的领导人不愿意促成这么多农民的饥饿作为回应。斯大林派出了由他最亲密的副手领导的特别委员会，维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拉扎尔·卡加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他们都不是乌克兰族人。他们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严格执行苏共中央的政策。12月14日。1932.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发布了一项机密法令，其中政府坚持要完全完成对乌克兰的粮食征收，并要求逮捕在这一任务中失败的地方官员。在同一政令中，苏共领导人指责苏共内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地方官僚机构破坏粮食采购。该法令要求乌克兰地区当局(以及北高加索和西部地区)“粉碎”任何“反革命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抵抗，并完成采购配额(Danilov, Manning, and Viola, 1999-2006，卷3，文件226)。

3.数据

死亡率：样本包括苏联人口最多的三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19个省份。总的来说，样本包括1926年苏维埃人口的84%。所有数据都映射到1932年的省份边界。

人口：1926年的人口普查被普遍认为是苏联人口普查中质量最高的一次(Andreev, Darskij, and Kharkova, 1998)。这是农业集体化之前的最新一次人口普查。1926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人口比例在苏联分别为53.1%和21.3%，在我们的样本中分别为57.2%和23.1%，在“粮食生产”省份分别为41.9%和43.8%。

乌克兰对集体化的抵抗：从解密的秘密警察报告中，可以看到1931年1月到1932年3月衡量农民抵抗的几种方式。第一个是每1000人中反苏“暴力行为”的数量。这些行为包括谋杀或企图谋杀地方官员、纵火和破坏集体农场或国家财产。其次是农村地区大规模的不安定示威活动。三是秘密警察发现的反苏传单数量。

4. 乌克兰少数民族地区的饥荒死亡率

4.1基线估计

为了判断乌克兰族人比例较高的地区是否比其他民族群体的死亡率更高，估计以下模型：

mortality是t + 1阶段的死亡率；Ukrainian是1926年乌克兰少数民族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famine是饥荒的虚拟变量，在饥荒年等于1。基准回归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未交互项被省份固定效应吸收。Xit是额外的控制变量，包括t年期间i省人均粮食产量及其与Faminet的交互项，t年期间i省城市人口份额及其与Faminet的交互项。我们的基线假设t年的粮食产量主要用于喂养t + 1年的人口。将饥荒年定为1932年的1，因为1933年是死亡率最高的一年，饥荒在所有地区都很明显。我们所有的估计都控制了人均粮食产量。虽然官方的区域粮食产量数据中没有提及计量误差，但我们利用Matsuura和Willmott(2014)的月温度和降水数据谨慎地预测了粮食产量，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前数年的省级粮食产量（1901年到1915年）。

表2(1)列估计了各省粮食产量与随后的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如果饥荒是由当地的天气冲击和食物短缺引起的，那么粮食产量和饥荒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负的(更多的食物应该导致更少的死亡)。然而，与当地的天气冲击解释不一致的是，预测的粮食产量和饥荒死亡率之间的相关性是正的，尽管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乌克兰人口份额和饥荒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是正的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从字面上看，在一个100%乌克兰族人的省份，饥荒死亡率比没有乌克兰族人的省份高出51 / 1000人。为了评估结果的大小，请注意，我们样本中1933年死亡率的一个标准差为0.013，乌克兰人口份额的一个标准差为0.216。因此，在饥荒期间，乌克兰人口份额增加一个标准差将导致死亡率增加0.825个标准差。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正在控制由天气决定的粮食生产，这一事实意味着，乌克兰少数民族地区较高的饥荒死亡率并不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天气条件或粮食生产不同。在表2的列(3)和(4)中。我们控制了非富农化和由于集体化而导致的牲畜的消耗，这发生在饥荒之前。富裕多产的农民和牲畜数量的减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产量的减少，而这并没有完全反映在我们预测的粮食计量中。此外，牲畜的消耗意味着苏联农民无法使用传统的避免饥荒的方法——屠宰和食用牲畜。为了检验利益交互系数的敏感性，我们控制了1930-31年每个地区被驱逐的富农家庭数量除以1930年的人口和1929年至1931年7月间人均牲畜数量的下降。由于这些变量是时间不变的，我们控制了它们与饥荒指标的相互作用。(3)和(4)列中乌克兰人口份额和饥荒虚拟变量的交互作用与基线结果相似。

列(5)用一个不相互作用的乌克兰人口共享变量替换基线规范中的省固定影响。这使我们能够观察在非饥荒年份乌克兰人口份额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吸收相关的横断面变化来解决省份固定效应过度控制的问题。交互作用系数与列(2)中的基线一致，说明实际中省固定效应没有过度控制。有趣的是，未相互作用的乌克兰系数是-0.007，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在非饥荒年份，乌克兰人口比例与死亡率呈负相关。只有在饥荒期间，死亡率才与乌克兰人口比例呈正相关。表底端的交互系数与非交互系数之和在1%的水平上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4.1动态估计

为了观察乌克兰民族地区内外死亡率差异的时间，估计了一个类似于基线的方程，将乌克兰人口份额(和所有对照)与所有年份的虚拟变量交互作用，而不是仅在1932年。表A6显示了一个明显的时间模式。在饥荒之前。乌克兰的人口比例与各区域的死亡率无关。然而，相关系数在1932年变为正，并在1933年达到峰值。这种模式与1931年丰收后出现一些饥荒的历史记载相一致。1932年大丰收后，这场饥荒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饥荒。1933年以后，乌克兰人比例较高的地区的死亡率与其他地区相似这一明显的时间模式表明乌克兰的高死亡率是饥荒造成的。

4.2 稳健性检验

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将城市死亡人口和农村死亡人口分开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出生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增加地理信息作为控制变量。限于篇幅不在此详述。

4.3区级分析

地区一级的数据由1928年和1933年两年组成。这些数据显示了强烈的边境效应，即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乌克兰一侧的饥荒明显更为严重。

4.4 替代解释

天气：早期的研究发现，饥荒死亡率和恶劣天气有关(Davies and Wheatcroft, 2004）。但在本文中，天气不是研究结果的驱动因素，因为基线估计值控制了由天气变量预测的同期人均粮食产量。在附录表A.4中，用原始天气变量替换了预测的粮食产量和饥荒假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乌克兰人口份额和饥荒虚拟变量的交互作用依然稳健。

救济不足：造成饥荒死亡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救济不足。如果一些地区的收成下降(由于饥荒前的政策或自然因素)，而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救济，那么饥荒就可能发生。如果减产和救济不足是造成饥荒的唯一原因，那么在粮食产量较低的地区，饥荒死亡率将更高。由于我们的主要估计控制了预测的人均粮食产量，这一机制无法解释我们得出乌克兰死亡率较高的结果。此外，预测的人均粮食产量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是正的，这是对不充分的救援解释的否定。

中央计划体制的僵化：Meng，Oian和Yared(2015)提供的证据表明，粮食生产率和饥荒死亡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中国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个特征。由于中国体脂设计是基于苏联的，类似的模式出现在苏联饥荒中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表2列（2）的结果显示，粮食和饥荒对死亡率的正交互作用在数量上很小，在统计学上不显著。乌克兰交互作用系数(0.825)的标准化系数要比粮食生产交互作用系数(0.017)的标准化系数大得多。这些估计表明，尽管有体脂问题，但对乌克兰的偏见主导了饥荒。

文化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以在生存饥荒中发挥重要作用(Durante和Buggle，即将出版)。因此，乌克兰少数民族地区较高的饥荒死亡率可能是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导致。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研究了1892年的俄国饥荒。使用从1885年到1913年的省级死亡率数据，表4列(6)的结果显示1892年饥荒死亡率与乌克兰人口比例无关。这表明我们的主要结果不太可能用乌克兰文化的特征来解释。

4.5 粗略的计算

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粗略计算，以理解如果没有乌克兰偏见，饥荒死亡率会是多少。如果式(1)中乌克兰人口份额与饥荒虚拟变量的交互系数为零。根据表2(2)栏中方程(1)的估计，我们预测非饥荒年份的死亡人数平均为270万人，1933年为497万人227万(497 - 270 = 227万)是因饥荒而多死的人数。如果我们把乌克兰的相互作用系数设为零，那么1933年的预期死亡人数将是322万。由于非饥荒年份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种族偏见的饥荒交易数量将为5200万卢比(3.22- 2.7 = 5200万卢比)。由此可见，在我们的样本中，种族偏见占饥荒死亡人数的77% (1- 0.52 /2.27 = 0.77)。

5. 额外的结果

本节提供了将乌克兰饥荒死亡率较高与该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动机联系起来的其他描述性事实。它还将这些动机与已知导致饥荒死亡的中央计划体制联系起来。限于篇幅不在此详述。

6.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乌克兰饥荒死亡率较高是国家政策造成的。种族偏见在苏联的背景下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一点特别有趣，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并不包含种族成分。所有种族都应该被平等对待。要确切地说明该政权为什么要镇压乌克兰人，这超出了我们实证分析的范围。然而，实证结果与历史事实一起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个问题源于政府控制农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农民对其政策的抵制。在1933年5月6日给肖洛霍夫的信中，斯大林声称农民“破坏”了他的政策，并指责他们参与了一场反对苏联的“无声战争”(Murin. 1997)。正如Graziosi(2015)所解释的那样，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农民需要一个难忘的教训”。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乌克兰族人是问题最大的群体。他们是农业生产土地上最大的民族，具有明确的群体认同，对苏联农业政策的抵制较强。乌克兰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冲突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因此，苏联很有可能在饥荒期间系统地镇压乌克兰人，以加强他们对农业的控制。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途径。我们的研究强调了未来研究的另外两个主题。首先是要更全面地了解饥荒对东欧的长期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饥荒导致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种族紧张关系，影响了乌克兰当前的政治(Rozenas和Zhukov, 2019)和经济结果(Korovkin和Makarin. 2019)。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影响没有被记录下来。第二，要了解哈萨克人的饥荒经历。在饥荒时期，大多数哈萨克族人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可能已经因饥荒失去了22%的人口。由于缺乏数据，我们无法研究这一重要事件。

本论文在SSRN上挂出，网址：The Political-Economic Causes of the Soviet Great Famine, 1932–33 (nb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