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叶利钦没有参与解体苏联的活动，没有发生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能否挽救苏联?
这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假设，但也正是这种“如果”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苏联解体的复杂性。如果叶利钦没有走到台前，八一九事件也未曾发生，戈尔巴乔夫能否挽救苏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视角拉回到当时苏联的真实情境，并且剔除掉那些“后来者”的先见之明。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经积累了难以忽视的深层危机。经济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显露出其低效和腐朽，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差距日益拉大。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民生凋敝，民众对生活水平的不满情绪正在累积。政治上，官僚主义盛行，权力过度集中，基层民众缺乏参与感。意识形态上，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思想的禁锢也导致了社会活力的衰退。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和“公开性”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并希望通过松动束缚来重塑苏联。然而，他的改革方向和执行过程，却成为了推动苏联走向解体的催化剂。
如果叶利钦没有在解体苏联的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且八一九事件没有发生，戈尔巴乔夫可能面临的情况会是：
1. 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反对派”和“分裂动力”：
叶利钦的崛起，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内部，代表了地方力量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他利用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以及对俄罗斯主权的渴望，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他的出现，尤其是他公开质疑甚至对抗中央政府的做法，极大削弱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提供了政治上的示范和口号。
如果没有叶利钦，俄罗斯作为一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其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不会那么快地、那么集中地爆发出来，形成一股直接挑战苏联中央的强大力量。叶利钦式的“反中央”呼声，可能会被其他形式的政治力量所取代，但其直接、鲜明的对抗性质可能会弱化。
2. 八一九事件的“替代效应”：
八一九事件是苏联中央政府权威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政变者的失败，暴露了中央政府的软弱和分裂，也极大地加速了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进程。许多共和国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宣布独立或举行全民公投，因为它们认为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
如果没有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或许还能继续维持对加盟共和国的有限控制。但问题在于，导致八一九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中央政府对改革失控的恐惧、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抵制——并不会因此消失。
3.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困境依然存在：
即使没有叶利钦和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路仍然充满荆棘。
改革的“失控”风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言论自由和信息流通得到改善，民众对苏联制度的批评、对历史真相的追溯、对民族问题的讨论就会如潮水般涌现。这些声音，即使在没有叶利钦公开煽动的情况下，也足以动摇苏联的根基。
经济改革的难题： 戈尔巴乔夫试图引入市场机制，但又小心翼翼，害怕完全放开会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半市场化”的尝试，往往适得其反，既没有发挥出市场机制的活力，又破坏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协调性，导致经济更加混乱。如果没有叶利钦的“私有化”诉求作为一种激进的选项，戈尔巴乔夫可能依然会陷入如何在旧体制框架内进行改良的两难。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 即使没有叶利钦，各加盟共和国追求更大自主权和独立性的趋势也是客观存在的。民族主义在苏联历史上一直是一股潜流，在戈尔巴乔夫松动中央控制后，很容易被激活。没有叶利钦这个“急先锋”，可能会有其他领导人，或者其他政治运动，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地方自治甚至独立。
保守派的“反扑”： 如果没有八一九事件，那些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保守力量，可能不会通过一次未遂政变来暴露自己，但他们依然会以各种方式阻挠改革，甚至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夹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两头受敌，改革的步子可能迈得更慢，或者更容易被掣肘。
戈尔巴乔夫可能采取的“挽救”策略（如果他还有选择的话）：
在没有叶利钦和八一九事件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也许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但他能“挽救”苏联吗？
更温和的改革路径？ 他或许可以尝试更渐进、更可控的经济改革，比如缓慢地引入股份制、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人经济活动，而不是像后来的俄罗斯那样激进的“休克疗法”。
与加盟共和国达成新的“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确实试图通过签署新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来重塑苏联，给予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如果他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与各共和国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联盟协议，理论上是有可能维持苏联的。
加强中央权力，但以改革为前提？ 另一种可能性是，戈尔巴乔夫会看到，没有一定的中央权威，改革难以推行。他可能会尝试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同时，重新凝聚中央的权威，比如通过政治对话、协商，甚至有限的警力来压制极端分裂势力。
然而，这些“挽救”策略的成功几率并不高。
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苏联体制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低效的经济、僵化的政治，以及民族问题，不是单靠一两次政策调整就能解决的。
民众期望的“惯性”： 一旦“公开性”打开了民众表达不满的通道，要求改变的呼声就很难再被压制。民众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对压迫的反感，不会因为没有叶利钦而消失。
改革的“不可逆性”： 改革一旦开始，就很难完全回头。经济上，一旦允许私有制萌芽，就很难再将其完全收归国有。政治上，一旦有了言论自由，就很难再将其完全收回。
结论：
如果叶利钦没有参与解体苏联的活动，并且八一九事件没有发生，戈尔巴乔夫可能拥有一个更长的“操作窗口”，也更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苏联的解体进程。他或许能以一种更平缓的方式，尝试与加盟共和国达成新的联盟协议，或者推行更渐进的经济改革。
但是，能否“挽救”苏联，我说“很难”。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即使没有叶利钦和八一九事件，也已经触及了苏联体制的核心矛盾。经济的衰败、意识形态的破产、民族矛盾的激化，这些都是苏联内生的、难以根除的病灶。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与其说是在“挽救”苏联，不如说是在试图通过“改革”来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这种适应，恰恰暴露了苏联体制本身的脆弱性，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瓦解。
没有叶利钦，就没有那样一个鲜明的、强力的、以俄罗斯为首的反对派力量；没有八一九事件，就没有那样一个戏剧性的、摧枯拉朽的中央权威崩溃。但苏联的问题，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即使没有最关键的几根柱子倒塌，其他支撑结构也已经腐朽不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这栋大厦最后的“装修”尝试，但它未能阻止整栋建筑因自身重量和内在结构缺陷而最终坍塌。
所以，即使历史走向了另一条假设的道路，苏联的命运，也很难因此完全逆转。它只是可能以另一种更不为人知、或者更缓慢的方式，走向其历史的终点。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经积累了难以忽视的深层危机。经济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显露出其低效和腐朽，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差距日益拉大。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民生凋敝，民众对生活水平的不满情绪正在累积。政治上，官僚主义盛行，权力过度集中，基层民众缺乏参与感。意识形态上，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思想的禁锢也导致了社会活力的衰退。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和“公开性”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并希望通过松动束缚来重塑苏联。然而，他的改革方向和执行过程，却成为了推动苏联走向解体的催化剂。
如果叶利钦没有在解体苏联的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且八一九事件没有发生，戈尔巴乔夫可能面临的情况会是：
1. 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反对派”和“分裂动力”：
叶利钦的崛起，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内部，代表了地方力量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他利用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以及对俄罗斯主权的渴望，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他的出现，尤其是他公开质疑甚至对抗中央政府的做法，极大削弱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提供了政治上的示范和口号。
如果没有叶利钦，俄罗斯作为一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其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不会那么快地、那么集中地爆发出来，形成一股直接挑战苏联中央的强大力量。叶利钦式的“反中央”呼声，可能会被其他形式的政治力量所取代，但其直接、鲜明的对抗性质可能会弱化。
2. 八一九事件的“替代效应”：
八一九事件是苏联中央政府权威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政变者的失败，暴露了中央政府的软弱和分裂，也极大地加速了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进程。许多共和国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宣布独立或举行全民公投，因为它们认为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
如果没有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或许还能继续维持对加盟共和国的有限控制。但问题在于，导致八一九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中央政府对改革失控的恐惧、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抵制——并不会因此消失。
3.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困境依然存在：
即使没有叶利钦和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路仍然充满荆棘。
改革的“失控”风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言论自由和信息流通得到改善，民众对苏联制度的批评、对历史真相的追溯、对民族问题的讨论就会如潮水般涌现。这些声音，即使在没有叶利钦公开煽动的情况下，也足以动摇苏联的根基。
经济改革的难题： 戈尔巴乔夫试图引入市场机制，但又小心翼翼，害怕完全放开会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半市场化”的尝试，往往适得其反，既没有发挥出市场机制的活力，又破坏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协调性，导致经济更加混乱。如果没有叶利钦的“私有化”诉求作为一种激进的选项，戈尔巴乔夫可能依然会陷入如何在旧体制框架内进行改良的两难。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 即使没有叶利钦，各加盟共和国追求更大自主权和独立性的趋势也是客观存在的。民族主义在苏联历史上一直是一股潜流，在戈尔巴乔夫松动中央控制后，很容易被激活。没有叶利钦这个“急先锋”，可能会有其他领导人，或者其他政治运动，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地方自治甚至独立。
保守派的“反扑”： 如果没有八一九事件，那些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保守力量，可能不会通过一次未遂政变来暴露自己，但他们依然会以各种方式阻挠改革，甚至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夹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两头受敌，改革的步子可能迈得更慢，或者更容易被掣肘。
戈尔巴乔夫可能采取的“挽救”策略（如果他还有选择的话）：
在没有叶利钦和八一九事件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也许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但他能“挽救”苏联吗？
更温和的改革路径？ 他或许可以尝试更渐进、更可控的经济改革，比如缓慢地引入股份制、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人经济活动，而不是像后来的俄罗斯那样激进的“休克疗法”。
与加盟共和国达成新的“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确实试图通过签署新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来重塑苏联，给予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如果他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与各共和国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联盟协议，理论上是有可能维持苏联的。
加强中央权力，但以改革为前提？ 另一种可能性是，戈尔巴乔夫会看到，没有一定的中央权威，改革难以推行。他可能会尝试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同时，重新凝聚中央的权威，比如通过政治对话、协商，甚至有限的警力来压制极端分裂势力。
然而，这些“挽救”策略的成功几率并不高。
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苏联体制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低效的经济、僵化的政治，以及民族问题，不是单靠一两次政策调整就能解决的。
民众期望的“惯性”： 一旦“公开性”打开了民众表达不满的通道，要求改变的呼声就很难再被压制。民众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对压迫的反感，不会因为没有叶利钦而消失。
改革的“不可逆性”： 改革一旦开始，就很难完全回头。经济上，一旦允许私有制萌芽，就很难再将其完全收归国有。政治上，一旦有了言论自由，就很难再将其完全收回。
结论：
如果叶利钦没有参与解体苏联的活动，并且八一九事件没有发生，戈尔巴乔夫可能拥有一个更长的“操作窗口”，也更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苏联的解体进程。他或许能以一种更平缓的方式，尝试与加盟共和国达成新的联盟协议，或者推行更渐进的经济改革。
但是，能否“挽救”苏联，我说“很难”。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即使没有叶利钦和八一九事件，也已经触及了苏联体制的核心矛盾。经济的衰败、意识形态的破产、民族矛盾的激化，这些都是苏联内生的、难以根除的病灶。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与其说是在“挽救”苏联，不如说是在试图通过“改革”来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这种适应，恰恰暴露了苏联体制本身的脆弱性，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瓦解。
没有叶利钦，就没有那样一个鲜明的、强力的、以俄罗斯为首的反对派力量；没有八一九事件，就没有那样一个戏剧性的、摧枯拉朽的中央权威崩溃。但苏联的问题，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即使没有最关键的几根柱子倒塌，其他支撑结构也已经腐朽不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这栋大厦最后的“装修”尝试，但它未能阻止整栋建筑因自身重量和内在结构缺陷而最终坍塌。
所以，即使历史走向了另一条假设的道路，苏联的命运，也很难因此完全逆转。它只是可能以另一种更不为人知、或者更缓慢的方式，走向其历史的终点。
网友意见
苏联是保不住的。但是出现以俄白乌为主体的俄国还是有可能的。叶利钦最大的罪过不在于解体苏联，而在于扔掉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于让俄国在西边的地缘格局一夜回到了1647年以前。三百年来的无数人的血全白流了。
1647年俄国利用乌克兰大起义，拿下了东乌克兰和基辅。所以，92年的俄国西境相当于16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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