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成功了，伊朗的则失败了？
土耳其的世俗化：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推行的世俗化改革，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说是一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改造”。这场改革的成功（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根植于几个关键要素：
1. 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变迁： 奥斯曼帝国灭亡，苏丹制被废除，哈里发职位也被取消。阿塔图尔克通过民族主义和共和国的理念，为新国家奠定了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这与伊朗不同，伊朗的世俗化尝试（如巴列维王朝）始终在伊斯兰教的合法性框架内运作，即使是改革也难以摆脱宗教的影响。
2. 民族主义的强大驱动力：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是对奥斯曼帝国衰落和外敌入侵的直接回应。凯末尔将“土耳其人”的身份认同置于首位，并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个人信仰，而非国家政治的基石。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功地团结了民众，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
3. 改革的全面性和激进性： 凯末尔的改革触及了土耳其社会的方方面面：
政治层面： 废除苏丹制、哈里发制，建立共和制；制定世俗宪法。
法律层面： 废除伊斯兰法（Sharia），引入瑞士民法、意大利刑法等西方法律体系。
教育层面： 取消宗教学校，建立世俗教育体系，推行男女平等教育；引入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极大地改变了书写和传播方式，也与伊斯兰教传统拉开了距离。
文化层面： 禁止达乌德（Dervish）的宗教仪式，关闭苏菲派的宗教场所；禁止女性佩戴面纱（veiling）；鼓励西式着装。
社会层面： 废除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日历，采用国际公历；改星期五的伊斯兰教礼拜日为星期日。
这些改革并非渐进式的，而是以近乎革命的方式，快速且强制性地推行，意在彻底斩断与旧秩序和伊斯兰教传统的联系。
4. 精英阶层的支持和主导： 凯末尔本人是军官出身，拥有军队的支持，这保证了改革的执行力。他身边集结了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他们是世俗化理念的坚定拥护者，并负责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
5. 历史的特殊机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肢解，土耳其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机。这种危机感为激进的改革提供了土壤，也使得民众对强有力的领导和变革更容易接受。
伊朗的世俗化：一次不彻底且内生的困境
伊朗的世俗化尝试，特别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改革，虽然也力图现代化和摆脱宗教束缚，但其“失败”并非指完全没有进步，而是未能建立起稳固的世俗政治秩序，最终被伊斯兰革命推翻。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1. 宗教在社会结构中的根深蒂固： 伊朗的什叶派教士（Ulama）在社会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不仅是宗教领袖，也是司法、教育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提供者。教士阶层与市场的巴扎（Bazaar）有紧密联系，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与土耳其不同，什叶派的宗教权威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更广泛且深入的渗透。
2. 改革的“表面化”和“脱离群众”： 巴列维国王的改革，虽然在法律、教育、妇女权利等方面有所推进，但很多改革被视为上层精英的“西化”尝试，未能触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深层信仰。例如，强制女性脱下面纱的政策，在很多民众看来是侵犯了宗教自由，而非解放。
3. 改革缺乏普世性合法性： 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在君主制和“沙阿”（Shah）的世袭权力之上，其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的延续和与宗教的某种“妥协”。当国王试图强行推行世俗化时，这种合法性基础就变得脆弱。相比之下，凯末尔的共和国建立了基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新合法性。
4. 宗教领袖的反击与动员能力： 伊朗的什叶派教士，尤其是霍梅尼，成功地将宗教叙事与民族主义和对西方殖民的抵抗相结合。他们能够有效地动员民众，将世俗化改革解读为“卖国”和“文化侵略”，从而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这种来自宗教内部的反弹，是土耳其世俗化初期所未曾面临的。
5. 石油经济的“双刃剑”效应： 依靠石油收入，巴列维国王得以获得巨大的财政支持，从而加速改革。然而，这种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也使得经济结构畸形，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让民众对西方国家（石油的主要买家）产生了更多的不满，这为宗教反对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6. 土耳其的“遗嘱”与伊朗的“复兴”： 凯末尔的改革，是在一个几乎破碎的国家基础上进行的“重建”，带有强烈的“拨乱反正”性质。而巴列维王朝的改革，则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国家框架内进行的“改良”，但这种改良被视为对传统和宗教的颠覆，因此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弹。
总结一下，土耳其世俗化改革的“成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在于其激进、全面、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以及建立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上。改革深度触及了法律、教育、文化等核心领域，并通过精英主导和强制性手段，改变了国家的基本面貌。
而伊朗世俗化尝试的“失败”，则源于宗教在社会结构中的深度根植，改革的表面化和脱离群众，缺乏普世的政治合法性，以及宗教领袖强大的动员能力，他们成功地将宗教与民族抵抗相结合，最终颠覆了世俗化的努力。
这两国的案例，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以及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因素如何交织，影响着国家的命运走向。世俗化并非一条直线，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合法性支持。
网友意见
土改。凯末尔的土改非常惨烈。
记住一个数据，1924年凯末尔土改时土耳其全国人口可能不到1500万，是当时中国人口的30分之1，现在中国人口的100分之1，然后你可以换算成中国人口就有直观概念了。
当时的土耳其，地主阶级和宗教阶级有相当大的重合度，差不多是同一帮人，镇压地主约等于镇压神棍。
凯末尔几乎用物理方式消灭了整个地主和宗教阶级，差不多40万人死于非命，真正的刺刀见红。
凯末尔敢这么干是因为他是救国英雄，差不多是神，换个人敢这么干自己脑袋先不保。伊斯兰国家效仿土耳其的很多，但没一个敢真正深入地土改。
蒋公412掌权后其实也搞过土改，由辛亥元老张静江同志在浙江试点，结果草草收场因为浙江土财主纷纷把国民党土改工作队当赤色分子给宰了。原因无他，凯末尔是民族英雄，蒋中正不是，所以跟他唱反调的党内军内同志多得是。
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左派（也就是现在的民革），跟右派（就是常说的“国民党反动派”）最核心的分歧是前者主张发动群众激进土改，认为如果存在温和不流血的方法，西太后早就干了。
『1924年，在凯末尔当选首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后的仅一年后，凯末尔领导新的政权班底，进行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土改。
尽管凯末尔在独立战争胜利后，迅速抛弃了曾经的支持者苏联，并大力抨击苏联的“激进主义”，但在土改的问题上，凯末尔与列宁几乎完全一致。
凯末尔以“教产归功、神产均分”为口号，强征了全国境内79%的耕地，判处超过13万大土地所有者死刑，同时判处37万地主亲属进行“无限期强制劳动”。这其中，69%的人，在以后三年内过劳死。
这种残酷的土改行为，在今天的土耳其教科书中，被描述为“民族迈向工业化复兴的第一步”，广受赞誉。”』
2030年的时候，人们才会看到，伊朗的现代化世俗化成功了，土耳其的失败了
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概念，不是摘下头巾就叫世俗化。
所谓的土耳其世俗化，其实是全盘西化，跟巴列维当年在伊朗搞的一样，并非世俗化。
只有像我们把无神论堂堂正正亮出来的，才叫真正的世俗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做到了完全世俗化的国家，实际上是我们，连英美都不是，更不用提土耳其这种半拉子。
所以现在土耳其的世俗化趋势在倒退，一点儿也不让人意外，宗教虽然不在台面上治国，却在台面下掌控社会，反攻倒算只是个时间问题。
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没有明显的宗教问题？不只是不搞绝对的一神教，还因为他们很聪明，一直在自我革新，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堕胎到同性恋，不跟你死缠烂打不钻牛角尖。虽然与时俱进，但是也让这些国家的宗教信仰的坚定性大大降低，实际上也是在慢慢消亡。
说回我们
很多人不能理解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年提出文字拉丁化
目前的简体字只是当年任务的一半
在那个年代，实际上由于大家受到的打击太大、屈辱太重，部分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有了打倒一切推倒重来的觉悟。
汉字拉丁化就是这些人最典型的表现。
后来为什么搞到一半不搞了呢？因为我们的文化自信觉醒了，也真正明白了要剪掉的辫子不是在头上，而是在心里。
土耳其和巴列维一样，心里面的头巾面纱从来都没有拿下来过，谈得上哪门子的成功？但是土耳其强在哪里呢？文化割裂。
真正把文字给拉丁化了，真正宣示抛弃了过去的荣耀，抛弃了文化自信。
所以现在尽管宗教势力反攻倒算，有一个东西是他们再也拿不回来的，那就是文化的号召力。
我们如果在未来实现复兴重回巅峰，周边国家乃至世界上的汉语人口，至少翻一番吧？以此为核心的东亚文化的整体强势输出，可以和西方分庭抗礼吧？
土耳其就算把历史上的地盘全都抢回来，还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吗？到时候是强迫被征服者用土耳其语去传承已经拜拜了的历史，还是要求征服者重新向被征服者虚心学习说话写字？
你们见过历史上哪个强大文明是这样精神分裂的吗？
搞经典至上一神教的国家，不配谈世俗化。
2016年1月4號更新。之前回到羅馬就期末了，期末完就去意大利南部耍了，過完聖誕又來了以色列一直懶得更新lol。本來今天是要從以色列南部的Eilat經Arava Border到約旦去看日思夜想的佩特拉的，誰知道2016年約旦方面出台新政策，這個口岸不在發放落地簽證了，GG。於是從邊境折返回Eilat誰知道例行檢查護照時，我護照上面的伊朗簽證又“惹事”了，讓我在關口足足等了兩個多小時（估計是最近沙特伊朗關係緊張的緣故吧，以色列果然還是最怕我大伊朗哈哈，同行者2010年的敘利亞簽證並沒有帶來太大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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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1號更新。剛回到羅馬，先更新一點點照片。由於去年暑假去完土耳其伊朗之後是走的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以及哈薩克斯坦最後經霍爾果斯口岸回國的。下次更新會說一說我認為比較世俗的這三個中亞穆斯林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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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個喜歡旅行的大學生，只說旅行中的所見所聞和一些結合了自己知識的看法。所有說法基本都沒有數據支持，大家權當遊記看吧。（圖片均來自本人，原圖太大，全是我從自己Facebook上下下來的）
去年暑假正好兩個國家都去了，土耳其呆了二十五天，伊朗呆了十五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土耳其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世俗，伊朗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原教旨。
土耳其的確是世俗政府統治的政教分離的一個國家。可是就我個人經歷來看土耳其的普通民眾並沒有我們想像的世俗。離開伊斯坦布爾和安納托利亞西岸的一些度假海灘，土耳其大把大把的女性照樣帶著Hijab，大人小孩照樣一天進行五次禱告，讀阿拉伯語的古蘭經，週五一家人去清真寺（大多時候是老人帶小孩，大人要上班，因為土耳其沒有使用伊斯蘭曆法）。我在安卡拉時couchsurfing到一個土耳其家庭，爸爸在政府上班，媽媽在醫院上班，大兒子在安卡拉讀法學院，小兒子上小學，爺爺則是退休在家。我當時Üzümcü一家相處得很愉快，體會到了最熱情的土耳其文化和最地道（未必是最傳統）的土耳其中產生活方式。Üzümcü家媽媽在家時不會總是帶著Hijab，但是出門買菜或者上班的時候一定會帶上。和他大兒子聊天的過程中得知他從小被他爺爺帶著學古蘭經（他會寫阿語），小時候每個週五都會被去清真寺禱告，他也跟我說他認為女性應該帶hijab，穆斯林不該喝酒等等。他們的鄰居則是在政府上班的Şen一家兩口（三十歲上下），丈夫和妻子都稱自己是穆斯林，但是女的不帶Hijab，男的也喝酒（他的解釋是，他認為古蘭經裡說的是不能喝醉而不是不能喝酒）。這兩家人都是土耳其中產，有車有房有穩定的工作（公務員），但是在生活習慣上Üzümcü一家更加傳統（或者說伊斯蘭元素更多，畢竟家裡有老人），而Şen一家則顯得更不像穆斯林。後來我又在安塔利亞以及特拉布宗接觸了更多稍稍年親一點的穆斯林，在稱呼自己為穆斯林的同時所真正遵守穆斯林傳統生活的相對較少。但是這些都是在相對大一些的土耳其城市產生的印象，而我唯一去過的一些土耳其小鎮比如Eğirdir，Safranbolu，Amarsa以及Van則給我一種保守得多的感覺。我所得知的一點是，在穆斯林的國家，公共教育並不是決定你是否成為一個保守穆斯林的關鍵，全看家裡怎麼教你。所以雖然說凱莫爾的西方化看似很徹底，但是畢竟沒有能夠破壞伊斯蘭教家庭信仰單位在日常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因此只能說政府西方化了，不能說人民全都西方化了。凱莫爾的革命是民族主義革命，土耳其人相互的民族認同感在今天是比相互的穆斯林認同感強的，國家也在諸如亞美尼亞大屠殺問題以及庫爾德人問題上加強民族認同感。然而我覺得，一旦西方化在某一天得不到認可或者認可度降低了，那麼建立在西方化上的民族認同感也會相應崩塌，這個時候原教旨主義或者至少說穆斯林認同感將會重新被利用作為國家統一的工具。
攝於番紅花堡
攝於伊斯坦布爾 （仔細看戴hijab的真不少）
因此，土耳其離西方的距離真的比我們想象的遙遠得多。在土耳其的時候我得知，土耳其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手機製造業，土耳其國內通訊公司的sim卡會在五到十天內鎖住外國手機。因此，外國手機要是想長期在土耳其使用，就要去交一筆一百美金左右的稅金（我沒有記錯的話），而且只是給你一個月的，使用時間更長需要交更多的錢。我在土耳其的時候恰巧土耳其發生了一起十分嚴重的礦難，我在伊斯坦布爾和伊茲密爾均有看到抗議，然而抗議基本是由遇難者家屬和一小部分大學生組成的，多數人還是選擇在窗外掛上國旗和凱末爾的偶像不了了之。
攝於伊茲密爾
然而伊朗則很奇特。很多人覺得伊朗封閉落後原教旨主義盛行政教合一人民生活沒有自由水深火熱。但是就我個人體驗，這個世界上我接觸過的最友好的人就是伊朗人。從土耳其抵達伊朗的第一天，我就在特拉布宗被當地人請坐公交，請吃午飯和下午茶，一個母親是英文教師的十四歲男孩還送了我與本特拉布宗的英波雙語介紹書。隨後在伊朗的每一天都活在被人主動幫助的日子裡，站在路邊看地圖立馬會有伊朗人過來問你要不要帶路（很安全），大夏天路邊會有人給你遞解暑的檸檬水等等。雖然我看到的依然是一個十分傳統的國家（大部分女性依舊穿著布卡），但是我認為伊朗人所追求的是現代化，而不是西方化。霍煤泥曾在伊斯蘭革命時期說過，伊朗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這句話我不知道是否對今天的伊朗影響很大，但是我感覺伊朗的發展是有這麼一個趨勢的。白色革命和伊斯蘭革命發生了很奇妙的化學反應，老一輩受教育程度很高（伊朗中年人英語6得很），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邁入沙特這種毒瘤國家的深淵。加之（我猜的），西方的制裁一定程度上逼迫伊朗自身發展有力的工業力量（雖然一定程度停留在七八十年代），而不是像海灣其他國家一樣依賴自然資源。伊朗的年輕人和中年人也有很多一部分願意繞過他家防火牆去了解這個世界的，其中不少人也對政府有不少看法。我認識的一個字體設計師又跟我提到他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他認為他是不信仰這個伊斯蘭（this Islam）的穆斯林。值得一提的是，據我觀察，伊朗人的仇恨鏈頂端是阿拉伯人（遜尼派），其次是無神論和多神論者（他們甚至不仇恨基督徒，拜火教徒等一神論者。他們會說他們不喜歡美國和以色列政府，但很少聽他們說討厭美國人和猶太人（他們有些人倒是不喜歡中國人，因為那些高端智能手機的次品都是中國製造）。如果你現在問伊朗人最自豪的是作為伊朗人還是穆斯林，我敢說你基本得不到穆斯林這個答案，雖然說伊斯蘭革命是一次那麼強烈的宗教革命，但是伊朗人（他們自稱Iranian而不是Persian）的民族認同感比起土耳其人建立在西方化上的民族認同感著實強烈不少。伊朗作為一個多民族伊斯蘭國家，其對異族異教的寬容程度超出我們對穆斯林國家（還是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國家）的理解。伊斯法罕的天主教堂，亞滋德的拜火教聖堂，古波斯的波斯波利斯等等都得到了完整的保留，絕不像那些極端原教旨伊斯蘭國家或組織一般從不容忍異教異族的文化遺產。
攝於德黑蘭
攝於伊斯法罕
總的來說，現代化比西方化更有持續發展的潛能。向世俗邁進要從滿足世俗生活的基本需求上開始，而不只是流於形式的改變。
先說這麼多，意大利的晚餐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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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馬什哈德停留了一會后便從Sarakhs border 過境到了土庫曼斯坦。土庫曼斯坦不發放個人自由行旅遊簽證，要想去玩要麼用arranged tour要麼過境簽證（提供出境國簽證即可，比如我簽的就是烏茲別克斯坦）。總的來說沒什麼可看的，我更是熱得基本沒拍照（白天平均氣溫至少四十攝氏度）。第一天我從關口直接去了馬雷（郊外便是絲路重鎮梅爾夫，也是聯合國教科文文化遺產，但是缺少注釋牌和介紹，看不懂，好的地方在於不用買票）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去阿什哈巴德看了地獄之門後坐夜車到了邊境城市土庫曼納巴德準備過境烏茲別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给我的感觉就是中亚朝鲜，网络覆盖率低，街上没什么人，清真寺长得又大又丑而且好像挺冷清的。比朝鮮好的地方在於貨幣還是流通的，火車坐的也比朝鮮的舒服（好歹有空調啊）。英語普及率不高，但是街上已經基本沒有帶hijab的婦女了，婦女穿著上也更貼近70年代的風格（長的連衣裙？），作為一個在土耳其東部和伊朗看了一個月罩袍的人來說，我是異常激動的。講真，如果不是那些蘇聯風的清真寺，還真的很難想象這個國家的九成人口是信仰伊斯蘭教的。
攝於馬雷郊外的梅爾夫古城遺址
攝於馬雷近郊的路上
然後就從土庫曼納巴德過境到了烏茲別克斯坦。作為蘇聯的中亞中心，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簡直是天壤地別。英語普及率高不少，旅遊業更加發達，路上的車都新一些。而且烏茲別克斯坦德文化遺產似乎相對來說更豐富一些（雖然我看清真寺已經要看吐了但是不得不說烏茲別克斯坦那幾座還是挺震撼的）。與布哈拉以及撒爾馬罕的往日榮光相比，首都塔什干應該是烏茲別克斯坦最能體現其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了。塔什干是前蘇聯的中亞首都，有著中亞最早的地鐵線（長得和朝鮮地鐵很像，一看就是蘇聯修的）以及大量的蘇聯風格的建築。塔什干文化多樣性的由來非常奇特，除了百分之二十的俄羅斯人口外居然還有百分之二的高麗人以及小部分的維吾爾人塔吉克人等等。是二戰時的高麗難民的後代（斯大林想著沒地方放就全扔到中亞來了）。所以說到了烏茲別克斯坦，現代化的氣息是真的就撲面而來了，旅館的給力網速，動車級別的國鐵等等。塔什干更是一點穆斯林國家的影子都沒有了。
均攝於布哈拉
均攝於塔什干
然後我就從塔什干過境到了哈薩克斯坦。由於時間緊迫，沒在哈薩克斯坦怎麼逗留，也就沒懶得拿出相機拍照了。不過還是有一些有趣的經歷的。過了邊境打車來到了奇姆肯特，準備在這裡坐過夜火車到阿拉木圖。之所以沒有選擇下午直接坐更快的share taxi是因為聽說沿路會遇到不少黑社會收過路費的比較危險。於是下午就在一間餐廳度過了。有趣的是，餐廳裡的一個穿著切爾西球衣的哈薩克人居然請我喝了杯啤酒，聊了會兒足球他要走的時候我問他是做什麼工作的，他說是“bad thing" 我才恍然大悟這tm我是遇到黑社會了啊！還好是一個有好的黑社會。不過奇姆肯特實在不是一個多大的城市，當我來到了阿拉木圖我整個人當時就驚呆了。滿大街的熱褲啊！！！！！！時隔五十多天我終於看到熱褲了啊！！！！！！而且講真，哈薩克斯坦這個國家美女是真的很多，突厥血統下，烏茲別克或哈薩克人那種更接近漢人的五官加上姣好的身材以及偶爾混進一點俄羅斯美女的血統，而且這是一個滿大街都是熱褲的地方啊！！百分之七十的穆斯林人口居然滿大街都是熱褲啊！！可惜時間不夠，我住了一天就從阿拉木圖坐汽車從霍爾果斯口岸進了中國。
時至今日我還在懷念，那個夏天，看了五十天罩袍后，看到的第一條熱褲。
谢邀
第一个原因。
土耳其搞现代化时基本铲除了反对世俗化的旧体制既得利益者和跟世俗化有经济矛盾的上层。虽然没有苏联那么血腥直接从肉体消灭，也没有天朝这样直接没收所有财产和废除一切政治特权，采取了要么赶出国境没收大部分财产，要么“自愿”为国家“捐献”资产，从而削弱他们在经济政治领域影响力。而且土耳其世俗化是全方面的，涵盖了全国基本所有阶层和所有领域，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和个别文化领域。
而在伊朗国王陛下世俗化范围很局限，仅仅进行在上层知识分子和上层新型精英阶层内，没有触及到下层百姓更没有离开大城市进入乡村，没有废除封建领主和教士们的政经权力，反而用更多的权力和经济利益换取他们的不反对。毕竟国王陛下夺去国家行政权和统治国家需要他们的配合，国王陛下不敢动他们。
普通百姓基本没有享受到国王世俗化政策的好处，国王陛下给百姓发钱不是因为世俗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君主制统治，跟沙特一个道理。
第二个原因。
土耳其人绝对多数属于逊尼派而伊朗属于什叶派，什叶派教士们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远远强于逊尼派。逊尼派教士们内部相互完全独立，什叶派拥有严格的教士层层效忠和追随机制，什叶派教士在教众中拥有更多更高的权力和地位影响力更大更深。
所以土耳其的教士反抗力量远小于伊朗。土耳其世俗化时没有全废除伊玛目没有禁止宗教，只是用听话的自己人替换了不听话的，禁止教士参与政治干涉政治，废除了教士阶层立法和监督行政、司法的权力。
逊尼派教士们号召教众们反对世俗化时相应的没几个，而且其他区域的教士也没有没几个为被抓的教士站台。什叶派就不一样了，同一个大阿亚图拉系统的所有教士和教众出来声援，国王陛下不敢轻易动他们。当初有了美国的暗中保护许诺和七位宗教领袖公开支持后才敢流放前伊朗最高领袖。
这也是为什么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碾压逊尼派的最重要原因，什叶派教士号令一出教众拼命上。
不管哪一个，世俗化不等同于反伊斯兰和禁止伊斯兰，只是削弱了宗教对社会的控制，禁止了有人通过宗教为幌子干涉政治谋取政治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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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五号，一个在航天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距今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技术结晶。当年的美国凭借它，将人类的足迹印在了月球之上。而今天，当我们审视全球的运载火箭能力，会发现即便以目前的标准来看，土星五号的性能依然是令人惊叹的。那么，为什么在过去五十年里，其他国家似乎都未能“复刻”出与之性能相当的巨兽？这背后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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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土木堡之变（1449年）到萨尔浒之战（1636年）之间，未能出现像西夏（11世纪）那样对内地产生实质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历史、地理、政治和军事因素： 一、地理与资源条件的差异1. 西夏的地理优势 西夏位于今中国西北地区（甘肃、宁夏一带），地处河西走廊，控制了重要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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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土星五号火箭，那玩意儿当年可是真够劲儿，把人类送上了月球，气势磅礴，名留青史。但你有没有想过，为啥马斯克的SpaceX至今没整出个同等量级的大家伙来？这不是他们技术不行，而是他们走的路子不太一样，或者说，思路更“接地气”一些。首先，得承认土星五号是个技术奇迹，尤其是它的F1发动机。那发动机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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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估算拉美、美国和加拿大人口中父系为土著的印第安美洲人比例，需要深入理解几个关键概念并认识到数据统计上的复杂性。首先，我们谈论的“印第安人”是指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就居住在这片大陆上的原住民及其后裔。他们的祖先遍布北美、中美和南美，拥有极其丰富多样的文化、语言和族群。而“父系为土著”则进一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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