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帕夏为代表的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和凯末尔政府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更像是试图在旧帝国框架内进行“改良”和“土耳其化”的改革者，而凯末尔政府则是彻底推翻旧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国家的“革命者”。
下面我将从几个关键层面，详细阐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1. 国家性质与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三帕夏时期，19131918）：
帝国残余的继承者： 青年土耳其党，尽管打着“宪政”和“民族主义”的旗号，但其执政的奥斯曼帝国，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庞大帝国。他们的改革，更多的是试图在帝国既有的结构上，注入“土耳其”的元素，以维持帝国的完整性。
集权与专制： 尽管初期青年土耳其党确实推动了宪政改革，但在三帕夏（恩维尔帕夏、塔拉特帕夏、杰马尔帕夏）的实际统治下，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尤其是在一战爆发后，军事独裁的色彩愈发浓厚。政权运作更偏向于强人政治，而非真正的民主政治。
“土耳其化”的实践：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推行了以“土耳其民族”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政策，意图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推广土耳其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然而，这种“土耳其化”往往伴随着对非土耳其民族（尤其是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等）的压制甚至迫害，例如臭名昭著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其目的是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但方式是残酷的。
凯末尔政府（土耳其共和国，1923年至今）：
彻底的革命者，新国家的奠基者： 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运动，是在奥斯曼帝国战败、被瓜分殆尽的废墟上，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他们不是在修补旧帝国，而是彻底摧毁了奥斯曼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主权独立的土耳其民族国家。
世俗化的共和制： 凯末尔政府最核心的改革之一就是世俗化（Laicism）。他们将宗教与国家权力彻底分离，废除了苏丹制、哈里发制，关闭了宗教法院，禁止宗教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扮演角色。国家政治体制从君主制转变为现代的共和制，强调公民权利和法律至上。
民族国家的构建： 凯末尔明确提出“土耳其人”的概念，强调的是基于共同语言、文化、历史和领土的民族国家。与青年土耳其党的“泛突厥主义”或“奥斯曼主义”有所不同，凯末尔主义更侧重于建立一个以安纳托利亚为核心、以土耳其语为纽带的现代民族国家。他的“民族主义”具有更强的排他性和纯粹性，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具有鲜明民族认同的土耳其。
2. 意识形态的演变与核心理念：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
早期的宪政与反对专制： 青年土耳其党最初是一个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革命组织，主张恢复宪法和议会。
民族主义的抬头与“泛突厥主义”： 随着执政，尤其是在一战中与德国结盟，青年土耳其党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潮愈发高涨。其中，一部分人受到“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希望将土耳其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亚的突厥语系民族地区。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帝国扩张的色彩，并与对帝国境内非土耳其民族的同化或排斥并存。
保守与改革并存的复杂性： 尽管推行“土耳其化”，但青年土耳其党在一些社会文化层面的改革并不彻底，例如对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并没有像凯末尔那样进行根本性的挑战。
凯末尔政府：
“六大原则”（Republicanism, Nationalism, Populism, Statism, Secularism, Revolutionism）： 凯末尔主义构筑了一套清晰而系统的意识形态体系，称为“六大原则”。这六大原则奠定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基石。
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 明确反对君主制，建立人民主权的共和政体。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建立一个以安纳托利亚为核心的、统一的土耳其民族国家。
民粹主义（Populism）： 强调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服务于人民。
国家主义（Statism）： 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工业化建设中。
世俗主义（Secularism）： 这是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将宗教与国家、政治、法律、教育等一切公共领域严格分离。
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 强调持续不断的改革和进步，打破旧的传统束缚，拥抱现代化。
以西方为目标现代化： 凯末尔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将土耳其建设成为一个西方文明国家。他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文化改革，比如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女性解放、废除封建服饰等，都是为了彻底甩掉奥斯曼帝国的东方包袱，与西方接轨。
3. 历史进程与最终命运：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
一战的灾难性失败：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将奥斯曼帝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帝国战败，并最终被协约国瓜分。三帕夏在战败后逃亡，政府随之瓦解。
遗留的争议：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在历史上的评价充满争议，尤其是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问题上，对其罪行指控至今仍在发酵。
凯末尔政府：
独立战争的胜利： 凯末尔领导了土耳其独立战争，成功抵御了外国的入侵和瓜分，保卫了安纳托利亚的核心领土。
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 成功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并以其激进的改革措施，塑造了现代土耳其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和国民认同。虽然凯末尔政府也经历过政治斗争和挑战，但其建立的共和国及其核心原则，至今仍是土耳其政治的基石。
总结来说，最大的区别在于：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是一个衰落帝国的“土耳其化”改革尝试，其本质上仍受制于旧的帝国框架，最终因战败而走向灭亡，其改革也伴随着悲剧性的民族冲突。
而凯末尔政府则是一个被侵略和瓜分的民族在废墟上建立的“革命性”政权，它彻底摧毁了旧帝国的一切，用一套全新的、激进的世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一个现代化的、以欧洲为目标的土耳其民族国家。
两者都追求“土耳其”的复兴，但一个是在旧瓶里试图装新酒，另一个则是打碎旧瓶，用全新的材料酿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酒。一个是以维系帝国为最终目标，另一个是以建立全新民族国家为唯一方向。
网友意见
哈哈哈，先讲一个小故事。
在高加索败掉一个集团军之后，恩维尔帕夏曾经告诉凯末尔，带上经费、宣传人员和一个师的部队，渗透到俄属中亚的穆斯林地区，以苏丹/哈里发的名义，在敌人后方掀起反对沙俄的大sheng起zhan义。
对于这个计划，凯末尔用一种一本正经的态度回答道，不用带这么多部队，我只要一个营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人员可以在路上募集；经费也不需要，我走到哪里，当地的穆斯林自然会箪食壶浆，毁家纾难。
不知恩维尔有没有听出凯末尔的讽刺之意，但他的确再没让凯末尔掺合这件事了。
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两人的思想同源，而且凯末尔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运动。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国情的改变虽然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凯末尔政府的计划讲究现实，而恩维尔帕夏的计划不讲现实。
国界外的意识形态输出、政治冒险在有机可乘的时候，或许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把一个帝国的国运寄托在自己国力无法企及的地方，显然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在谈及三帕夏时代前，我们不得不理清几个概念。首先，青年土耳其人是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时代政治异见分子的自我称呼，他们内部有不同的组织派系，时而联手时而论争。领导1908年革命的派别其实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UP，前后经历过几次更名，本答案统一采用此缩写)，但是这个组织在革命爆发前也经历了一次重组，由ahmed ri(无点)za领导的海外异见组织老CUP与马其顿地区的激进公务员-军官组织联合而成，后来的三帕夏都是后一个组织网络的成员。新CUP和老CUP一样，与潜伏国内的其他激进组织有一定联络(例如凯末尔在大马士革领导的一支革命力量)，和Sabahaddin领导的个人能动性与分权委员会并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奥斯曼反政府组织。1908年，CUP成功主导革命，但并未立即获得绝对大权，当代土耳其史家往往以"监护"一词形容其对国家大政的影响。1913年1月23日，恩维尔带兵突袭高门发动政变，CUP才得以大权独揽，从暗中"监护"走向前台。尽管后世往往以三帕夏的三人政治指代1913年后的国家决策体制，但这三位的大方向还是以CUP中央的意见为准，老CUP的话事人ahmed与带有强烈泛突厥色彩的土耳其主义理论家齐亚 格卡尔普都是其核心成员。
三帕夏于1913年突袭高门后逐步掌权，1918年停战后辞职逃窜，先后经历了第一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享受了不到一年的和平。战争笼罩的阴影之下，三帕夏并没有也不太可能冒然以泛突厥色彩的土耳其主义改造国家，而是以资助社会组织的方式做舆论宣传(该组织是凯末尔政权基层力量"人民之家"的前身)，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往往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力图团结各方:1915年4月前，他们积极寻求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1913年，伊斯坦布尔小心接待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代表，做出了口头承诺；1914年11月，奥斯曼政府打出圣战牌动员本国军民作战，号召受协约国殖民压迫的穆斯林起来反抗；1916年反攻美索不达米亚期间，帝国官方拿出一面阿里圣旗鼓舞当地什叶派投身抗战。不少国人仅仅视三帕夏为泛突厥分子，一来是因为亚美尼亚大屠杀与阿拉伯起义给大家的印象过于深刻，二来泛突厥主义在一战与当代都引起了我国政府的警惕。在此背景衬托下，三头政治对各民族团结的尝试与对伊斯兰象征的调用很难在历史记忆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要充分理解CUP执政时期的思路，必须突破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三路线论的诠释局限。三路线论产生于阿卜杜拉哈米德执政末期，是克里米亚鞑靼泛突厥思想家阿克储拉之作，通过批判前两个路线为带有强烈泛民族主义色彩的土耳其主义(当时的奥斯曼政治话语中并没有泛突厥主义一词，而土耳其和突厥在土语中是一个词)张目。但在日常的实际操作中，伊斯兰宗教经常是界定土耳其身份的决定性因素，三帕夏中的某位在私人笔记中也提到了这点，并在畅想国家未来时强调了伊斯兰的作用。CUP在革命前的主导意识形态并不是土耳其主义，老CUP深受实证主义"进步"与"秩序"二词的鼓舞，马其顿的少装文武官员们在夺权后也极力避免动荡，通告各省的电文中绝口不提"革命"，反以"激进变革"代之。因此，他们绝不缺少保存奥斯曼庞大的疆土的热情，为此可以向亚美尼亚与阿拉伯团队表示出一定的善意，而对南俄-中亚-新疆的野望则要缓缓图之，暂停留在煽动国内舆论与培育当地支持的阶段。可是，随着CUP日益专权与大战爆发释放的种种可能性，亚美尼亚与阿拉伯的激进民族主义派别对昔日盟友缺乏实质的承诺越发不满，分别与帝俄和英国接触。CUP的团结努力受挫，卷入大战后也隐约看见了重回图兰的曙光，因此加速向泛突厥的滑落。
凯末尔在希土战争期间需要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没有推出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具体做政策与话语选择时也是相当灵活。安卡拉下发的文件中，土耳其人、穆斯林、奥斯曼人并用，动则自称伊斯兰世界的代表。议会中有未来被清算的苏菲教门代表，有将来被压制的乌勒玛高层，甚至有粉墨登场的"土耳其东正教会"。面对帝都政府的叛国指控，凯末尔声称哈里发被奸臣蒙蔽，被列强胁迫，发出的命令并非其本意。
虽然三帕夏与阿塔图克都没有在战时用单一的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动员宣传，但聚焦土耳其主义部分，还是能看出明显的区分:一个野心勃勃梦想占领高加索一带的突厥聚居地，凯末尔则以停战协议为基础与各方博弈(今天还断然否定土耳其与奥斯曼之间复杂继承关系的国人不妨从这点出发仔细推敲一二)，满足于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一个界限清晰的新国家。俄国退出战争后，恩维尔帕夏不顾南线吃紧，也要调兵收复1878年割让给俄罗斯的高加索三省。其后为了援助阿塞拜疆人，还出兵占领了与帝国没有太直接关系的巴库地区。凯末尔1922年胜利在望时便一口回绝收复突厥聚居地与阿拉伯诸省的请求。泛突厥分子后来有意改国号为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共和国，声援中亚同胞独立，也被拒绝。30年代，凯末尔操纵学界颁布官方史观，也突出了安纳托利亚独特的地位——与其他地区的混血民族不同，长方形国土内的居民是最纯粹的图兰人，所以他们在11世纪一与土库曼兄弟汇合，便重拾了土耳其文化。既然阿塔图克不遗余力地突出安纳托利亚疆土，为什么凯末尔主义有时会被认为是有泛突厥色彩的沙文主义？凯末尔钦定的官方史学鼓吹图兰起源，对图兰人迁徙的夸张描述甚至超越了以往泛突厥主义的想象，在文本中与安纳托利亚特殊论形成剧烈的张力。因此，这本教科书可谓是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国族建构与泛突厥梦想之间左右为难的一个缩影。当代的新泛突思潮虽不至于从这套声名狼藉的教科书中发掘思想资源，但也可抬出这位土耳其之父的名号大捞一把政治资本。
相比于CUP的掌权派，战后的凯末尔在国体与世俗化上走得更远。CUP一直梦想建立君主立宪国家，而凯末尔早在抵抗运动初期便暗中透露自己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个人推测，凯末尔可能认为王室对建立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民族国家作用有限，也不利于未来放手施政，其个人的革命冲动、对更西式更现代的共和体制的向往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前文提到，三帕夏内部有人认为伊斯兰对奥斯曼国家的未来意义重大，而泛突厥主义著名理论家、CUP后期核心人物齐亚 格卡尔普在著作中将伊斯兰的功能局限在社会层面。凯末尔的共和国以世俗民族主义符号和象征来充实社会，伊斯兰既没有国教的政治地位，在公共空间也备受压缩，蜷缩在个人层面。可是，民族界定在实际操作时只能以宗教信仰区分土耳其人与希腊人，而对乌勒玛与苏菲教门的粗暴处理反而方便了"通俗伊斯兰"对信仰世界的占领与统一。因此，政治伊斯兰在世俗民族主义背后一直若隐若现。
凯末尔的经济政策与CUP有很强的连续性，从CUP监护政府到二战结束，大致经历了自由放任-民族化-国家主义三个阶段。断裂性在于希土战争结束后以政府干预(如废除特权、没收敌产、分配发卖、战争订单)为特征的经济民族化政策转为依靠民族企业自我发展为特征的经济民族化政策。大萧条后，凯末尔学习苏联经验，经济的"国家主义"后来成为凯末尔主义六箭头之一，直到二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才在国内外压力下实行经济自由化化改革。尽管土耳其右翼在二战后多次长期执政，国家主义原则的魅影直到1980政变后厄扎尔新政才被基本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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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 昝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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