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知乎上普遍认为土耳其去世俗化会走向没落，埃尔多安为啥还要这样呢？他真傻吗？
埃尔多安推动土耳其“伊斯兰化”政策的深层动因，确实需要从土耳其的历史、政治、社会和国际环境多维度分析。尽管部分观点认为这种“去世俗化”可能带来社会分裂或经济困境，但其背后有复杂的政治逻辑和现实考量，不能简单以“傻”或“错误”来概括。以下从多个角度详细解析：
一、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化”政策：从“反世俗”到“反西方”的政治策略
1. 巩固权力合法性
土耳其自1923年凯末尔革命后确立了世俗国教，但埃尔多安通过“伊斯兰化”政策（如设立“伊斯兰国家”概念、强化清真寺与政府关系）试图重构国家认同。他将自己定位为“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人，以此对抗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欧盟）对土耳其的“世俗化”标签。这种策略旨在打破西方对土耳其的“政治不成熟”叙事，强化国内对“伊斯兰教国家”身份的认同。
2. 应对国内宗教情绪
土耳其社会长期存在“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的撕裂。埃尔多安的政策回应了部分民众对“世俗化”政策（如女性着装限制、教育改革）的不满。通过恢复宗教象征（如清真寺、宗教节日）和赋予宗教以国家合法性，他试图重新赢得传统社会阶层（尤其是农村和穆斯林群体）的支持。
3. 对抗西方影响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紧张（如克里米亚、叙利亚、伊斯坦布尔港等问题），埃尔多安将“伊斯兰化”作为对西方的“反制”。他通过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国家”身份，试图在中东地区（如与伊朗、沙特的博弈）建立新的地缘政治盟友，同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二、土耳其社会的“去世俗化”趋势：为何“世俗化”会走向没落？
1. 世俗主义的失败与社会分裂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政策（如禁止宗教教育、限制女性着装）在20世纪中叶曾推动土耳其现代化，但长期导致社会分裂。宗教团体（如伊斯兰教法学家）与世俗政府的冲突持续加剧，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如2001年经济崩溃、2殖民主义）和政治动荡（如2016年政变）时期，民众对世俗政府的信任下降。
2. 宗教主义的崛起
土耳其的“宗教主义”（如“伊斯兰复兴党”）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逐渐壮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中产阶级中。埃尔多安的政策（如恢复宗教教育、支持清真寺建设）直接回应了这一趋势，将宗教与国家认同绑定，从而获得广泛支持。
3. 经济困境与社会不满
土耳其近年经济衰退（如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加剧。埃尔多安通过“伊斯兰化”政策（如强调国家对宗教的保护）转移公众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同时将宗教与国家命运捆绑，塑造“国家与宗教共存”的叙事。
三、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化”政策的现实考量
1. 国内政治稳定
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化”政策在土耳其国内具有明显的“政治整合”功能。通过赋予宗教以国家合法性，他能够团结不同阶层（如穆斯林、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形成政治联盟，对抗反对派（如“正义发展党”与“人民民主党”）。
2. 国际政治博弈
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如与伊朗、沙特的博弈）和欧亚大陆（如与俄罗斯、中国的合作）需要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身份来增强外交话语权。埃尔多安通过“伊斯兰化”政策，在国际上塑造土耳其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对抗西方对土耳其的“非西方化”标签。
3. 应对国内反西方情绪
土耳其国内存在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如对欧盟的不满、对美国的敌对），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化”政策将土耳其定位为“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的“世俗化”形成对比，从而强化国内对西方的排斥。
四、为何“世俗化”会走向没落？
1. 世俗主义的“文化失灵”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政策在文化领域（如女性地位、教育）未能完全满足民众需求，反而导致社会分裂。例如，女性在传统宗教节日（如斋月）中穿着的自由度增加，与世俗政策的冲突加剧。
2. 宗教主义的“文化复兴”
土耳其的“宗教主义”（如“伊斯兰教法”）在经济困难时期获得支持，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民众认为宗教能提供“道德”和“社会秩序”。埃尔多安的政策直接利用这一趋势。
3. 国际环境的变化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恶化（如克里米亚问题、叙利亚内战），使得“世俗化”政策在国际上失去合法性。埃尔多安通过“伊斯兰化”政策重新定位土耳其，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
五、埃尔多安的“傻”？——政治现实的复杂性
1. 短期与长期的权衡
埃尔多安的政策在短期内（如2016年政变后）确实巩固了权力，但长期来看，可能加剧社会分裂和经济困境。然而，政治领袖往往需要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权衡，埃尔多安的策略更多是“现实政治”的选择，而非“傻”。
2. 国际与国内的双重需求
埃尔多安需要同时满足国内民众对宗教的认同需求，以及国际上对“伊斯兰国家”身份的需求。这种双重需求使得他的政策在短期内具有“合法性”，但长期可能带来社会矛盾。
3. 历史与现实的冲突
土耳其的“世俗化”历史与“伊斯兰化”趋势存在深层矛盾，埃尔多安的政策本质上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而非“傻”地坚持错误。
六、结论：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化”是现实政治的产物
埃尔多安推动“伊斯兰化”政策，本质上是应对土耳其国内社会分裂、经济困境和国际政治压力的现实选择。尽管这种政策可能带来社会冲突和经济问题，但其背后有复杂的政治逻辑：通过宗教构建国家合法性，对抗西方，巩固国内支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他的政策视为“傻”，而应理解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领袖对现实的权衡与妥协。
土耳其的未来走向，可能取决于其能否在“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而埃尔多安的政策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网友意见
因为知乎上也普遍认为，土耳其去世俗化起源于埃尔多尔政权。
但非常遗憾，土耳其共和国已经立国近百年，如果按照最初大国民会议的手段，稳部推行“世俗化”，已经快五代人了，几代人没有接受过伊斯兰教育，选民们怎么会去试图怀念宗教化的生活方式呢。
按照韩国政权的划分，土耳其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第六共和国”，少数民族起义、军人政变、历史仇恨和冷战前线等一大堆负面buff，“世俗”如韩国，也一样需要容忍整个世界最嚣张狂热的基督教会。
土耳其共和国建国的合法性的确来自“世俗化”，但为了从奥斯曼帝国的尸体上撕扯下更多的血肉，迫不得已接受帝国的政治遗产，让大多数帝国余孽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元勋。
废除哈里发，驱逐奥斯曼皇族的结果是容忍乌里玛们保留资产，镇压库尔德教士的平衡则是让宗教事务管理局接手。
土耳其军队在凯末尔身死后，为了继续保障自己的权利和统治的合法性，又在教科书中加入宗教因素，试图“训服”宗教。
土耳其军方在之前并未受到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严格监督和制衡，拥有发动武装政变，代替政府监国的合法权力，完全是土耳其国家中的特权阶层。
在1960年军事政变的领导者杰马勒·古尔塞勒将军一边方面还政于民，自称要阻止伊斯兰教为政治所利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又鼓吹真正的伊斯兰教 ,以此来论证其军事行为的合法性和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
“宗教不是我们落后的原因，根源在于那些以错误的形式将宗教呈现给我们的人 。
军方并不排斥宗教，而是反对利用宗教干涉政治，土耳其军队修改的宪法就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中引入了义务性宗教教育课程，强调宗教是被训服的一方，但军方的触角并不能覆盖一切，宗教义务教育的最后，土耳其出现了伊斯兰民主政治，宗教已经成为土耳其政治大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军人也无法撼动，只能顺势而为。
但直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时代，本来，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的原始资本来自军官和士兵的工资，并未依赖于政府，从而得到了超然的社会声望，而军方也对于社会输送了大量工作岗位和捐款，反比腐败和高门槛的文官政府，加上正处于战乱时期，需要“镇压库尔德人”，土耳其军队之间的战友情感反而更加浓。
但是在建立了军队财产的实体，武装力量共同基金会后，土耳其军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保护者，放弃了凯末尔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土耳其军队的性质和角色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时代，土耳其军队打断了土耳其的民主历程，反而吸取了国家大量资源，而土耳其军队并不直接参与经商活动，而是通过军互会来进行，从根本上脱离了其他军队经商的国家（比如越南）的问题，军人也不会在市场上售卖国家为军队配给的食物、衣物、装备等，从而导致战斗力极其低下。
尤其是在1974年对塞浦路斯的军事行动的胜利，不仅建立了“伪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还彻底暴露了希腊军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导致希腊军政府土崩瓦解，这使得土耳其军队威望到达了峰值。
之后，土耳其军方的资本肆无忌惮的扩张，尤其是作为美国盟友的土耳其军队不仅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美国的大额补助，同时在美军的默许下几乎彻底镇压了库尔德人，同时和以色列交好，以淡水交换以色列武器技术。
在土耳其经济危机时，军互会银行不仅以象征性的3.8万美元收购了市值16亿美元的土耳其苏美尔银行，同时和当时欧洲各国土耳其黑帮有深入联系，在部分因为“战争创伤后遗症”退役的土耳其士兵加入黑帮之后，土耳其黑帮控制了欧洲十三个国家的地下世界，每年向欧洲输送价值480亿美元的毒品。
军互会在2003年开始收入的57%来自金融业，当时军互会对其成员的回报率高达每年26.7% ，一位同级别文官的合法收入可能只有军官的八分之一，而一位普通教师只有军官的四百分之一，土耳其军官们基本达到了人均有房、有车的舒适生活。
如此庞大不受掌握的力量，不仅不受土耳其文官政府的控制，又动不动发动政变清理政府的军人们，自然成为之后土耳其政府的心腹大患，而土耳其政府利用宗教势力煽动民意，对抗强大的军方自然也就成为唯一的方法了。
2010年，土耳其军官在2003年策划了代号为“大锤”的行动，企图炸毁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和博物馆，引发政局混乱，借机夺取政权。
但土耳其军方则称，这些文件来自军事训练研讨会，军方从未考虑实施“大锤”计划，而且这一计划并非政变阴谋。
随后埃尔多安就以涉嫌策划军事政变为由，逮捕超过40人，包括多名退役或在职军方高层官员。
之后土耳其军方又多次挑起希土争端，甚至计划自行击落土军战机诬陷给希腊，而因为和埃尔多安交恶，而亲军方的达武特更是下令击落俄军战机，从而让军方有足够的理由扩大势力，接管“软弱无能”的文官政府。
但之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俄土关系反而因为反美迅速升温，最终军方孤注一掷，联合了之前被埃尔多清洗的温和教权派“居伦运动”以及亲美势力，发动政变，结果大势已去的军方被人民阻止，之后被埃尔多安以“叛国”的名义大清洗，到今天都土耳其军方已经暂时失去了干涉政权的能力，但他们拥有的巨额资产和人脉依然是不小的隐患。
埃尔多安目前的“土耳其特色教俗政权”，比起军方的“军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好一点的，这也是埃尔多安能够施行统治的基础。
土耳其民众今天再被掠夺资产，货币贬值，买不起房，还要加税。
总好过一位将军带着几百个士兵，开着坦克用3.8万美元强行收购16亿美元国有资产，营级军官就能走私军火甚至毒品，可以只经过军方的内部审判，吊死和迫害高于他们几个级别的文官，剥夺他们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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