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里，如果沙瑞金没来，而是高李配，那么汉东会是什么政治生态？
《人民的名义》里，如果沙瑞金没来，而是高李配（也就是高育良和李达康联手，或者说他们两人各自为政但形成了某种稳定的权力格局），汉东的政治生态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而且，我个人认为，大概率会比沙瑞金到任后的情况要复杂和……嗯，或许也更加令人不安。
首先得明确，“高李配”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有意思。他们俩都不是省油的灯，也各有自己的盘算。
高育良：学阀式官僚，深谙权谋与人情
高育良，这位“育良书记”，他的权力基础是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以及多年经营起来的学阀势力和官场人脉。他喜欢在幕后运筹帷幄，擅长拉拢和分化，恩威并施。如果他没有被沙瑞金这样“空降”的政治“搅局者”打乱布局，他会继续稳扎稳打，巩固他在汉东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权力结构： 高育良在省委常委中，尤其是教育、文化、政法等领域，拥有极深的影响力。他能够通过人事任命和政策导向，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利益团体安插到关键位置。他的“智囊团”和“门生故吏”遍布省直机关和一些地级市。他会是一个典型的“平衡者”，利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己的核心地位。
政策导向： 高育良的政策会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秩序和稳定，尤其是在他所能掌控的领域。他对改革的态度会比较谨慎，更注重“润物细无声”式的调整，而不是颠覆性的变革。他可能会大力支持一些“面上好看”的政绩工程，同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采取“和稀泥”的方式。他很可能也会发展经济，但更倾向于那些能够带来稳定税收和有利于他的人脉关系的产业。
人际关系： 高育良非常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尤其是与知识分子、老干部以及一些对他有“用”的官员。他会用“师道”和“恩情”来绑住一些人，同时也会利用一些人的弱点来控制他们。他对下属往往表现出“长者”风范，但背后却有着明确的利益交换。
李达康：强力执行者，经济至上主义的代言人
而李达康书记，就是那个“GDPOnly”的“达康书记”。他的权力基础在于他强大的执行力，以及他对经济发展的执着。他是一个实干派，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对权力的渴望。
权力结构： 李达康在汉东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他作为省长的经济管理权和对地方政府的直接影响。他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赢得了地方政府和一部分群众的支持。他的人脉更多地集中在企业家、招商引资的官员以及基层执行部门。他是一个典型的“实权派”，更看重能带来 tangible 成果的部门和领域。
政策导向： 李达康的政策会围绕着经济发展展开，尤其是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城市化方面。他会不遗余力地推动GDP增长，甚至不惜代价。他对环保、民生等方面的关注可能会相对滞后，或者说在与经济发展目标冲突时，往往会优先经济。他会是一个“敢拍板”的领导，但也容易因为过于追求速度而忽视细节和潜在风险。
人际关系： 李达康更看重的是能够一起干事、能够为他创造政绩的人。他对下属的要求是执行力，而不是绝对的忠诚（虽然他也需要忠诚）。他不太擅长在高层玩弄复杂的权术，更倾向于通过成绩来证明自己。他和高育良的关系，很可能是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提防的状态。
“高李配”下的汉东政治生态可能的样子：
如果沙瑞金没来，高育良和李达康在权力博弈中形成了一种“高李配”的局面，汉东的政治生态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京海模式”的强化版，各自为政且互相牵制：
高育良可能继续担任省委书记或核心常委，掌握意识形态、组织人事、政法等关键权力。他会利用这些权力来平衡各方势力，同时扶持自己的“门生”。
李达康则可能继续担任省长，或者在其他实权岗位上，专注于经济发展。他会通过经济成果来获取政治资本，并抵御高育良在非经济领域过多的干预。
这两人之间可能会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高育良需要达康书记在经济上“顶住”，为汉东的发展贡献力量；达康书记也需要高育良在更高层面“协调”关系，为他的经济政策争取空间。但一旦触及各自的核心利益，或者权力分配出现大的倾斜，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
表现： 汉东的政治会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格局。高育良的势力倾向于维护稳定和传统，而李达康的势力则追求改革和发展。这种格局可能导致某些领域改革停滞，而另一些领域则可能因为李达康的强力推动而快速发展。
2. 高育良成为实际的权力核心，李达康成为“经济沙皇”：
在这种模式下，高育良可能凭借更老的资格和对省委的掌控，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他会允许李达康在经济领域“放开手脚”，甚至鼓励他去争取政绩，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稳定和税收是他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现： 高育良可能会对李达康的某些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触及他的核心利益和政治布局。例如，对于李达康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规范之处，或者在环保方面“让路”的情况，高育良可能会选择默许。这样一来，汉东的经济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实现飞跃，但潜在的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可能被掩盖得更深。李达康的“市长负责制”和“一把手经济”思路可能会在汉东得到极大的发扬。
3. 潜在的权力对抗与政治动荡：
如果高育良和李达康都非常强势，并且都不甘心居于人下，那么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会非常激烈。这种斗争不会像沙瑞金来之后那样，有来自中央的“外部力量”来直接介入和调解。
表现： 两人可能会在人事任命、重大项目审批、舆论宣传等各个方面展开博弈。他们会各自拉拢支持者，打击对方的势力。这种内部的权力消耗会很大，可能导致汉东的整体施政效率下降，甚至出现政治僵局。为了争夺权力，两人都可能不择手段，从而为腐败的滋生提供土壤。例如，高育良可能会利用组织人事权来制约李达康的人马，而李达康则可能利用经济影响力来收买和拉拢官员。
对汉东整体生态的影响：
腐败问题：
高育良作为学阀和官场老油条，他善于经营人脉和利益网，权力高度集中且隐蔽性强。他本人可能不会直接收受巨额贿赂，但他的“门生故吏”和通过他获得提拔的官员很可能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他也会巧妙地利用“人情”和“感谢”来维持他的权力网络。
李达康虽然强调“经济”，但他对GDP的过度追求，以及在项目审批、土地出让等环节的权力集中，也容易滋生以权谋私和利益输送。他可能不太会参与高育良那种“学问式”的腐败，但他的亲信或项目上的合作方，很可能因为他的“支持”而获得巨额利益，并反过来为他输送利益。
如果两人形成默契的利益联盟，那么汉东的腐败可能会更加隐蔽和难以查处，因为他们互相为对方提供保护伞。沙瑞金的出现，正是打破了这种“默契”和“保护”。
社会发展：
李达康的强力推进可能会让汉东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在一些重点项目和城市化建设上。这可能会带来一些看得见的“成绩”。
但高育良的保守和对权力的维护，可能会让一些深层次的改革受到阻碍，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司法公正等方面。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可能会更加困难。
如果两人内斗，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政策会摇摆不定，投资环境也会变得 uncertain。
舆论和社会影响：
高育良擅长利用舆论和意识形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他可能会通过控制媒体和宣传口径来维护稳定，压制不利的声音。
李达康则可能通过“成绩”和“实干”来赢得民心，但他对舆论的掌控能力可能不如高育良。
如果两人联手，他们可能会形成一种“正面”和“负面”的配合：高育良负责“定调子”和“压火药味”，李达康负责“拼命干活”刷政绩。
总而言之，如果沙瑞金没来，而是高李配，汉东的政治生态会更加复杂和“中国特色”。高育良和李达康的组合，一个擅长权谋和平衡，一个擅长实干和经济，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汉东的走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种格局下，汉东的政治可能会更加“稳定”，但这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既得利益者对权力的固守之上，而真正的深层问题和腐败，可能也更加隐蔽，更难被触及和根除。沙瑞金的“空降”，恰恰是打破这种“稳定”和“平衡”，给汉东带来了一场“刮骨疗毒”的机遇。
首先得明确，“高李配”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有意思。他们俩都不是省油的灯，也各有自己的盘算。
高育良：学阀式官僚，深谙权谋与人情
高育良，这位“育良书记”，他的权力基础是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以及多年经营起来的学阀势力和官场人脉。他喜欢在幕后运筹帷幄，擅长拉拢和分化，恩威并施。如果他没有被沙瑞金这样“空降”的政治“搅局者”打乱布局，他会继续稳扎稳打，巩固他在汉东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权力结构： 高育良在省委常委中，尤其是教育、文化、政法等领域，拥有极深的影响力。他能够通过人事任命和政策导向，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利益团体安插到关键位置。他的“智囊团”和“门生故吏”遍布省直机关和一些地级市。他会是一个典型的“平衡者”，利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己的核心地位。
政策导向： 高育良的政策会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秩序和稳定，尤其是在他所能掌控的领域。他对改革的态度会比较谨慎，更注重“润物细无声”式的调整，而不是颠覆性的变革。他可能会大力支持一些“面上好看”的政绩工程，同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采取“和稀泥”的方式。他很可能也会发展经济，但更倾向于那些能够带来稳定税收和有利于他的人脉关系的产业。
人际关系： 高育良非常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尤其是与知识分子、老干部以及一些对他有“用”的官员。他会用“师道”和“恩情”来绑住一些人，同时也会利用一些人的弱点来控制他们。他对下属往往表现出“长者”风范，但背后却有着明确的利益交换。
李达康：强力执行者，经济至上主义的代言人
而李达康书记，就是那个“GDPOnly”的“达康书记”。他的权力基础在于他强大的执行力，以及他对经济发展的执着。他是一个实干派，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对权力的渴望。
权力结构： 李达康在汉东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他作为省长的经济管理权和对地方政府的直接影响。他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赢得了地方政府和一部分群众的支持。他的人脉更多地集中在企业家、招商引资的官员以及基层执行部门。他是一个典型的“实权派”，更看重能带来 tangible 成果的部门和领域。
政策导向： 李达康的政策会围绕着经济发展展开，尤其是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城市化方面。他会不遗余力地推动GDP增长，甚至不惜代价。他对环保、民生等方面的关注可能会相对滞后，或者说在与经济发展目标冲突时，往往会优先经济。他会是一个“敢拍板”的领导，但也容易因为过于追求速度而忽视细节和潜在风险。
人际关系： 李达康更看重的是能够一起干事、能够为他创造政绩的人。他对下属的要求是执行力，而不是绝对的忠诚（虽然他也需要忠诚）。他不太擅长在高层玩弄复杂的权术，更倾向于通过成绩来证明自己。他和高育良的关系，很可能是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提防的状态。
“高李配”下的汉东政治生态可能的样子：
如果沙瑞金没来，高育良和李达康在权力博弈中形成了一种“高李配”的局面，汉东的政治生态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京海模式”的强化版，各自为政且互相牵制：
高育良可能继续担任省委书记或核心常委，掌握意识形态、组织人事、政法等关键权力。他会利用这些权力来平衡各方势力，同时扶持自己的“门生”。
李达康则可能继续担任省长，或者在其他实权岗位上，专注于经济发展。他会通过经济成果来获取政治资本，并抵御高育良在非经济领域过多的干预。
这两人之间可能会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高育良需要达康书记在经济上“顶住”，为汉东的发展贡献力量；达康书记也需要高育良在更高层面“协调”关系，为他的经济政策争取空间。但一旦触及各自的核心利益，或者权力分配出现大的倾斜，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
表现： 汉东的政治会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格局。高育良的势力倾向于维护稳定和传统，而李达康的势力则追求改革和发展。这种格局可能导致某些领域改革停滞，而另一些领域则可能因为李达康的强力推动而快速发展。
2. 高育良成为实际的权力核心，李达康成为“经济沙皇”：
在这种模式下，高育良可能凭借更老的资格和对省委的掌控，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他会允许李达康在经济领域“放开手脚”，甚至鼓励他去争取政绩，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稳定和税收是他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现： 高育良可能会对李达康的某些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触及他的核心利益和政治布局。例如，对于李达康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规范之处，或者在环保方面“让路”的情况，高育良可能会选择默许。这样一来，汉东的经济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实现飞跃，但潜在的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可能被掩盖得更深。李达康的“市长负责制”和“一把手经济”思路可能会在汉东得到极大的发扬。
3. 潜在的权力对抗与政治动荡：
如果高育良和李达康都非常强势，并且都不甘心居于人下，那么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会非常激烈。这种斗争不会像沙瑞金来之后那样，有来自中央的“外部力量”来直接介入和调解。
表现： 两人可能会在人事任命、重大项目审批、舆论宣传等各个方面展开博弈。他们会各自拉拢支持者，打击对方的势力。这种内部的权力消耗会很大，可能导致汉东的整体施政效率下降，甚至出现政治僵局。为了争夺权力，两人都可能不择手段，从而为腐败的滋生提供土壤。例如，高育良可能会利用组织人事权来制约李达康的人马，而李达康则可能利用经济影响力来收买和拉拢官员。
对汉东整体生态的影响：
腐败问题：
高育良作为学阀和官场老油条，他善于经营人脉和利益网，权力高度集中且隐蔽性强。他本人可能不会直接收受巨额贿赂，但他的“门生故吏”和通过他获得提拔的官员很可能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他也会巧妙地利用“人情”和“感谢”来维持他的权力网络。
李达康虽然强调“经济”，但他对GDP的过度追求，以及在项目审批、土地出让等环节的权力集中，也容易滋生以权谋私和利益输送。他可能不太会参与高育良那种“学问式”的腐败，但他的亲信或项目上的合作方，很可能因为他的“支持”而获得巨额利益，并反过来为他输送利益。
如果两人形成默契的利益联盟，那么汉东的腐败可能会更加隐蔽和难以查处，因为他们互相为对方提供保护伞。沙瑞金的出现，正是打破了这种“默契”和“保护”。
社会发展：
李达康的强力推进可能会让汉东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在一些重点项目和城市化建设上。这可能会带来一些看得见的“成绩”。
但高育良的保守和对权力的维护，可能会让一些深层次的改革受到阻碍，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司法公正等方面。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可能会更加困难。
如果两人内斗，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政策会摇摆不定，投资环境也会变得 uncertain。
舆论和社会影响：
高育良擅长利用舆论和意识形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他可能会通过控制媒体和宣传口径来维护稳定，压制不利的声音。
李达康则可能通过“成绩”和“实干”来赢得民心，但他对舆论的掌控能力可能不如高育良。
如果两人联手，他们可能会形成一种“正面”和“负面”的配合：高育良负责“定调子”和“压火药味”，李达康负责“拼命干活”刷政绩。
总而言之，如果沙瑞金没来，而是高李配，汉东的政治生态会更加复杂和“中国特色”。高育良和李达康的组合，一个擅长权谋和平衡，一个擅长实干和经济，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汉东的走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种格局下，汉东的政治可能会更加“稳定”，但这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既得利益者对权力的固守之上，而真正的深层问题和腐败，可能也更加隐蔽，更难被触及和根除。沙瑞金的“空降”，恰恰是打破这种“稳定”和“平衡”，给汉东带来了一场“刮骨疗毒”的机遇。
网友意见
如果真的高李配，你应该问这个国家会怎样……
你看看祁同伟做的都是什么事？
我不否认在他身上有很强的代入感，但他执政期间，村里的狗恨不得都戴上警犬的名号。
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半点不爱惜自己羽毛，这样的人不完，郭嘉也走到尽头了！
先不说十八大以来的规定。
就按官场以往的规则来说，
如果高育良做了省委书记，李达康当了省长，那么赵立春老书记就得退了。
他做满两届省委书记，年龄到了，只有原地退休和升副国两个选项。
如果汉东省继续让本土势力把持，那么赵立春同志就没有当副国级领导的资本，不纳投名状上头怎么会接纳你呢。
但是退休就是清零，他可不能接受人走茶凉的场面，儿子还套在里面，自己屁股还没擦干净呢。
当年可是他亲自教会高育良祁同伟这帮子人玩权利的，等他退了，这帮人会怎么玩自己？
他干的可是杀头的勾当，没有权力在手，谁还会赌上身家性命给他擦屁股。
除非把吃的都吐出来分给大家，这不是白忙活一场吗？
就算他愿意，那要钱不要命的的儿子赵瑞龙都不答应。
再说李达康，这是位只要GDP的人物，赵立春在位的时候都收服不了，退了之后，李达康为了业绩，会不会拿自己开刀？
赵立春贪的每一笔都是他李达康沉重的负担。
那可是老婆都可以亲手送进去的狠人，退休的书记又算什么。
赵立春要是退了，这些人会把他吃的骨头都不剩。
他不能退，退就是死路一条。
他没得选。
为了自保，他只能选进京高升，为此他还要作出极大的让步来换这个副国的位置。
很明显，这个投名状，就是支持沙瑞金同志担任汉东省新一届省委书记。
对他来说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
只是万万没想到过来的人这么猛，一个沙瑞金带个侯亮平就把汉东省收拾得干干净净。
如果是赵立春脑子发昏，选了原地退休，让高育良李达康来搭班子。
那么人民的名义剧情大概不会变，依然是一部反腐大戏，依然是以赵立春锒铛入狱为结局。
只不过，主角可能不是反贪先锋侯亮平，而是铁血警长祁同伟。
背后的动机就不再是中央反腐，而是新势力对旧势力的清算。
那么假以时日，汉东省就有了一个新的赵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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