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的岁币对宋辽两国财政有多大的影响？
澶渊之盟的岁币及其对宋辽两国财政的影响
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朝在澶渊（今河南濮阳）签订了“岁币之盟”，结束了宋辽长期的军事对峙。根据盟约，宋朝每年需要向辽朝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虽然这一数目在两国整体财政收入中并非天文数字，但其背后牵涉到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因素，对两国财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 对北宋财政的影响：
对于北宋而言，岁币的支付无疑是财政上的一项负担，但这种负担的性质和程度，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待：
1. 直接的财政支出增加：
财政压力显现： 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固定支出，对于北宋而言是一笔实实在在的财政开销。这笔钱虽然不及北宋庞大的财政收入（北宋在盛时期岁入数千万两银和数千万匹绢），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挤占了部分本可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
银币的紧缺与价值波动： 北宋时期，虽然白银的流通量在增加，但与铜钱相比，白银仍然是相对稀缺的贵金属，常被视为储备和支付大额款项的媒介。岁币的支付使得一部分白银流向了辽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白银的相对紧缺，并可能对国内白银的价值产生微妙影响。
2. 间接的财政影响与策略性考量：
“以财养兵”的替代品： 在军事上，宋朝虽然战胜了辽朝，但北宋统治者深知辽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担心边境的持续冲突会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岁币的支付，在很大程度上被宋朝视为一种“以财养和”的策略，用相对较小的财政支出换取了长期的边境和平。这种和平减少了北宋在军事防御上的投入，包括边境驻军、军械制造、战备粮草等，从而在整体上减轻了边防财政的压力。
经济发展的支撑： 和平的环境更有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北宋正是凭借其相对稳定的政治和边境，才得以发展出强大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这些经济部门的繁荣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足以覆盖岁币的支出，甚至有盈余。可以说，岁币是北宋购买和平从而发展经济的一个“价格”。
国家信用的体现： 按时足额支付岁币，也体现了北宋作为一个国家的信用。这种信用对于稳定国内外经济秩序，尤其是对于与其他政权进行贸易和外交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稳定与民生： 避免大规模战争，意味着减少了对人民的征发和徭役，保护了生产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这从长远来看，也对北宋的财政基础起到了巩固作用。
3. 财政制度的适应性：
北宋政府在岁币支付问题上，也进行了一些财政调整。例如，他们可能需要从特定税收中划拨一部分用于岁币，或者通过调整赋税结构来弥补这部分支出。然而，北宋相对发达的财政管理和税收体系，使其能够相对平稳地应对这一负担。
总结北宋方面： 岁币对北宋财政确实构成了直接的支出压力，但这种压力通过换取和平、保障经济发展、减少军事开支等方式，被北宋政府有效地消化和转化。从长远来看，岁币的支付是北宋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发展的一种代价，其负面影响被其经济实力和和平带来的红利所抵消，甚至被视为一种“划算的买卖”。
二、 对辽朝财政的影响：
对于辽朝而言，从宋朝获得的岁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角度，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1. 重要的财政补充与稳定来源：
黄金与贵金属流入： 辽朝的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虽然也发展了一定的农业和商业，但其经济结构与北宋不同，白银和绢帛是重要的财富象征和交易媒介。岁币的流入，为辽朝带来了可观的白银和绢帛，直接增加了其财政收入。
缓解经济压力： 辽朝在与北宋的军事对峙中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岁币的支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辽朝在军事上的经济压力，使其能够维持军队的运作和边境的稳定。
巩固统治合法性： 来自“南方大国”的岁币，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一种“朝贡”性质的收入（尽管本质上是平等的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用来向辽朝内部的诸部族显示其统治者的强大和权威，有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和民族凝聚力。
2. 对辽朝经济结构的影响：
促进绢帛生产和贸易： 辽朝需要大量的绢帛来支付给宋朝。这可能促使辽朝加强其内部的纺织业发展，或者更多地参与到与周边政权的贸易中，以获取所需的绢帛。
贵金属的消耗与储存： 辽朝对于白银的需求也很大。岁币的流入，使其能够增加白银的储备，用于贵族消费、宫廷开支、军队赏赐以及贵金属工艺品的制作等。
经济多元化的尝试： 岁币的获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辽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和平贸易和经济发展，而非仅仅依赖军事掠夺。
3. 潜在的“养尊处优”与惰性：
削弱主动发展经济的动力： 长期稳定的岁币收入，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辽朝统治者主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当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大量财富时，对改革和创新的需求可能会降低。
影响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 辽朝的财政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利用岁币展开，而忽略了更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
4. 影响辽朝的国际交往策略：
与宋朝关系的定位： 岁币的协议，使得辽朝在对宋朝的外交关系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平等但带有经济联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辽朝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动力，也使其更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与北宋的关系。
总结辽朝方面： 岁币对辽朝的财政是直接的利好，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补充和稳定来源，缓解了其军事开支的压力，并具有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然而，长期的岁币收入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形成一种依赖。
总结来说：
澶渊之盟的岁币，对宋辽两国财政的影响是双向的，但其性质和后果有所不同：
北宋： 将岁币视为一种购买和平的“代价”，通过和平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开支的节省，成功地消化了岁币的负担。岁币是北宋整体财政体系中的一个可控支出项，并未根本上动摇其财政基础，反而为经济繁荣提供了保障。
辽朝： 将岁币视为一项重要的财政补充，缓解了其财政压力，巩固了其统治。但长期来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主动发展经济的动力，形成了一种对外部收入的依赖。
正是这种“用金钱换取和平”的模式，使得宋辽两国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冲突，也塑造了当时东亚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岁币的“负担”与“收益”之间的权衡，是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
网友意见
所有论证无非两个角度。
花小钱办大事。
花大钱办小事。
前者极言财政压力不大相对划算，后者极言代价沉重牵绊良多。
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这让我想起一个事儿：
韩信从屠夫胯下钻过去，是花大钱办小事，还是花小钱办大事？
我认为，这是花钱不办事。甚至是花钱办坏事。
韩信胯下之辱，代价绝大，声名尽毁。自此之后，举步维艰。以天纵之才不能得志于楚，以灭国之功不能令使部属归心从而自立。刘邦予之则建功立业，吕后嫉之则身死族灭。项羽轻其人而弃其计，蒯彻见其势而疑其反。当世之人，高其功而莫高其德。后世之笔，文其过而莫称其忠。千载而下，有信布之讥，无关张之誉。功人为上，功狗为下，胯下之后，不过功狗。为人如此，尽失人格，几非人类。
韩信终究还是立功了的，宋朝又如何呢？
政治上一时忍辱，这是允许的策略。但是宋朝呢？一时应变之权宜，几成立国建政之基业。
这比经济学家吃狗屎还坏。两个经济学家走在路上，看到两坨狗屎，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一千万。于是他们都吃了，相互交换了一千万。经济学家说，第三产业GDP增长了两千万，这就是金融服务业的魅力。这可是华尔街大能啊！令人仿佛听见了幸福来敲门的声音。
宋朝这是单方面资敌！
辽朝不是因为打得下去才退兵的，他们是因为打不下去才退兵的。花这个钱毫无积极意义。
不但如此，如此巨款，可以养多少兵将呢？岳家军十万之众，一次北伐，军资赏赐，合计不足百万贯。而岁币一项，就相当于北伐获胜的赏赐。特别是后来宋仁宗时代增加至五十万，甚至超出了北伐获胜的赏赐。如果考虑到银价上浮，简直相当于北伐开支！
无论怎么算，一次岁币，就相当于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战役。有年年送岁币这个开支，换成年年一次出击，我就不信不能打到辽朝认怂，打到辽朝自称山北国主。
坏事可以变好事，但是送岁币则单纯就是坏事。很多人算这笔钱，都说在宋朝开支的占比不大。甚至还有人讲，这个开支还不如宋辽榷场的利润。这话说的，你不给岁币，辽朝还能真的永久和你中断贸易？贸易需求既然是硬需求，你还用送岁币？你特么把利润都送回去了，还有脸吹？怎么大辽已经升级成大宋税监了吗？
说得都很“统计”，很“大”数据。这么懂，我也没见你把收入都捐出去啊。反正你从国家挣的钱也很多啊，每年你额外无偿上交一个亿呗。咋着这个时候想起来钱是拼命挣的不能白给了？
我记得有个钱可通神的故事。
相国张延赏将判度支，知有一大狱，颇有寃滥，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复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命两日须毕。明日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遂止不问。子弟乘间侦之，曰：“钱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祸及，不得不止。”
每年花这个钱出去资敌？我宁可花这笔钱收买辽朝秦桧。我就不信十万两买不到个内奸。
整这没出息的，还不如送公主。人家辽朝自己都求公主了，宋朝还一脸懵的拒绝了，宁可加钱也要保留继续送钱的“特权”。
送公主赔进去的是皇家的女人。皇室吃着国家的用着国家的，怎么国家不能用你一次了？
送公主送进去的是一整个政治团队！
大宋天子嫁女，一定要做皇后！
现在我就想知道，辽国皇后到底有没有政治地位。
假如辽人有而宋人无，那么宋朝就废了辽人的后族。
假如无论皇后出身宋辽皆有权势，那么宋朝就拿到了辽朝后族政治集团。
出手就直取辽朝统治核心！这不比你开几十个榷场划算？这不比你拉了几十万银绢的车队丢人现眼地辽国一日游更划算？
你在榷场安插一千个间谍，比得上直接嫁公主过去在辽朝安插几个高官生育几个皇子？
还特么每年钻一次裤裆送岁币，什么玩意儿！
一群猪！
怪不得宋朝热衷于吃羊肉不喜欢吃猪肉，连养马场都废了也要在马场养羊。因为宋朝统治集团就是一群猪，他们当然不吃猪肉了！
还谈财政，财政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同等估价的固定资产无法和同等数额的流动资金相提并论！
一千万固定资产月入三百你能饿死。三百固定资产一千万流动资金你甚至可以用最低效率的投资方式在银行存活期然后坐吃利息过得逍遥自在。
三十万银绢乃至五十万银绢的现金流，你问我白送给别人划算不划算？你说划算不划算？
每年一次战役的开支！
你给人家？
纯粹就是资敌！
不是不让你赔钱。打不过，缓口气，先送几年，等缓过来再停，这是允许的。可是你送一辈子？回过头来还说送得好？
要脸吗？
韩信也没说天天钻裤裆啊。韩信要是钻一辈子裤裆，你看谁看得起他？就是韩信也认为这是辱，也没说钻得好、钻得过瘾、还要挑战高难度啊？
你宋这是怎么了？还想评个“送岁币洗地最佳姿势”出来？“送岁币洗地大赛最佳角度奖”？
有病！
影响不小。
岁币看起来不多，也有不少人洗白岁币是“花一点小钱买和平“，这其实是用现代的金融观套用古代。
澶渊之盟岁币是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以折价论似乎不是很夸张，相比起马关条约赔掉清朝数年的财政，仿佛只是毛毛雨。然而账不是这么算的。银和绢帛在那个时代最大的价值就是大宗交易，假设你买个几万亩地如果用铜钱支付就很离谱了。
明末美洲白银流入之前，中国一直贫银。而大宋并没有钱庄(旧版教科书之所以称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明代出现了钱庄，顺便一提，欧洲最早的规范化银行出现在1580年的威尼斯，晚于明朝，因此吹一吹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个人觉得是无伤大雅的)，获取白银的手段就只剩下薅羊毛。
明朝因为实控了云南，得以在云南遍地开设银厂，所以在美洲白银流入之前，明朝的白银开采产量也是多于元朝和宋朝的。那么明初的白银银课是多少呢？
答案是——30万两。
科普:
云南是有色金属王国，也有中国最大的银矿，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矿区。明朝在击溃麓川王国之后，已经可以在云南遍地开银厂啦。美洲白银流入之前，云南银是大明白银的重要来源，由于开发云南银矿，明朝的白银年产量比起宋代增加50%以上。
（其实江西才是现在中国银矿储量第一，但是不易开采。而云南因为是高原，造山运动使得地层断裂，矿藏露出地面。）
10万两岁币，已经达到了明初银课三分之一的水平了。缺乏银矿的宋朝为了凑齐这些白银不得不抓耳挠腮满民间搜刮。
仁宗时代又发生重熙增币，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宋史》：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契丹主谕弼使归，曰：“俟卿再至，当择一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
事关后浪的恋爱自由，这件事情被士大夫们引为佳话(无汉唐之和亲，大宋又赢了一次)，然而背后却是无数百姓的血泪。除此之外，仁宗朝还需要岁赐西夏白银7万两，合计白银外交支出27万两。
皇祐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斤。
银课二十一万九千万两白银，仁宗朝也就是这个水平。却疑似为了宝贝女儿的婚姻自由将对辽国的岁币增至二十万两。
关于北宋每年的白银收入，苏辙《收支叙》说“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固然，这只是户部的收入，而北宋的白银收入主要并不通过户部征收。仅仅是坑冶的银课在仁宗皇祐年间就接近22万两，英宗治平年间达到31.5万两，这还不算从民间经济活动中征收上来的白银，似乎说明宋朝白银收入不低。
然而，根据《宋会要》的记载，1078年以前北宋的全年白银产出不过是687005两。30万两的银课，相当于将全年出产的接近50%的白银作为矿税征收上来。
全汉昇先生在《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一文中，认为明代政府的银课收入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所收银课数量却并不多于北宋，甚至要少于，就贸然得出结论明代白银开采不如宋朝，这其实是受到20世纪对于宋朝盲目推崇的观点的误导。明代开采银矿的银课比例是30%，这是明确的，但宋朝却不见得是20%。
《宋史·食货志》说得很明白：
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矿藏开采时日既久，产量下降，甚至收入抵不上成本，官吏仍然要求负责人按照最高产量缴纳矿税。
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阬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
更可怕的是我大宋还会虚空造物，处于停产状态的矿山一样要缴纳矿税……至于从哪里来，当然只有靠搜刮老百姓，逼迫老百姓变卖家产换取白银在内的各项矿产了，可以想见百姓为此卖儿鬻女、破家灭门的凄惨之状……宋神宗上位之后停了停产矿山的岁课，结果就是银课比起英宗朝降低了10万，从30万降低到20万。
想想也知道，明朝前期年产白银100万两以上，而北宋只有68万两，北宋怎么可能比明朝白银更宽裕呢？
那么，我们相信“真宗天禧年间岁入银八十八万两、支出五十八万两”“神宗熙宁时一年岁入白银一百二十三万两”这两个数据，而考虑到北宋贫银的情况，笔者也偏向于认为这是两个特例的年份。至道末期的“銀三十七萬六千兩”，应该是北宋王朝较正常的白银征收量（而哲宗元祐初年的白银征收量，是坑冶20万加上户部5.7万，只有25.7万）。而宋徽宗年间仅仅是白银的银课就高达186万两，这186万两哪怕把当年全部的矿山产量收上来还不够，我大宋必然又施展虚空造物大法了，毕竟这么多年下来民间积累的白银还是有上亿两的……众所周知徽宗朝的特点就是透支、经济崩溃和民不聊生。
而对于辽国而言，岁币使得辽国能够降低在汉地的赋税征收，尤其不怎么需要征收白银和绢帛，因此即便辽国总体上极为歧视汉人，仍然收获了燕云乃至辽东汉人的忠诚，在徽宗伐辽时汉人的抵抗成为北宋王朝遭遇惨败的关键。相反，宋朝付出了大量白银收入，为了搜刮白银加诸百姓沉重的负担，使得本来就以税重著称的大宋人民压力进一步增加。
除了白银之外，绸缎30万匹也不是小数字（澶渊和议约定绢20万匹，重熙增币之后增加为30万匹），北宋户部全年收得“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这是北宋户部绸缎收入的近五分之一。当然相比白银的庞大流出，这就算比较轻了。
另外，笔者推测一下，宋真宗说的300万也行，如果不是装逼的话，除了10万两白银20万匹绢之外，剩下的270万应该会以铜钱支付，就北宋一年几千万贯的铜钱收入而言，这个压力倒是不大。
以上是北宋，至于南宋，吾友双尾猫曾经有文章写过：
显然，由于金人是爸爸，带来的财政压力会比北宋更加大。
我认为吧，加藤繁写了《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都快一百年了，连北宋在神宗以前白银尚不具备货币功能、和真宗天禧年间岁入银八十八万两、支出五十八万两这种事情都不清楚的话，还是不要强行给大宋扣上硬送岁币影响很大的这种帽子了。
如果岁币这点白银对大宋影响真的很大的话，那么神宗熙宁时一年岁入白银百万两，这总能填平了吧？
会要。有金之州十。有银之州四十二……凡赋入之数，金万七千九十七两，银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1]
当然由于文献记载不够详尽的缘故，我们并不能准确的对宋代白银的生产与流通进行全面的考察。但从现有记载来看，虽然从北宋前期到南宋时期大宋一直在给自己北边的邻居/野爹送银子，但宋朝是真的没有太介意这十万两的银子的。讲道理南宋孝宗的时候每年给百官发俸禄都要发出去小三百万两白银，区区十万二十万，说难听点，够干啥的……
淳熙中，左藏库帮过三衙百官请给。成岁为钱一千五百五十八万缗，银二百九十三万两[2]
至于宋朝从哪获得额外的白银补充，一般认为，宋朝在对外（尤其是对北方邻国）的贸易中可以获取大量白银，这些白银的流入足以抵消岁币白银的流出。这方面目前还缺乏详尽的考据，所以也不展开说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忽视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至少在北宋前期，白银还不具备的完全的货币功能，所以送出去的岁币并不会对财政产生过于巨大的影响；第二仁宗之后白银的货币属性逐渐凸现，此时岁币的确可能会对财政产生影响然而问题是大宋每年能拿到的白银数量激增，流通领域中出现了大量白银，十万这个数字又显得影响没那么大了……
在仁宗朝以前，银绢在大宗专卖商品交易中并用属于常态，而绢自唐代以来其货币功能已经大大减弱了，宋代官方始终没有颁布过以绢代钱的正式法令
客旅于山场买茶、赴官场贴射，并于在京榷货务纳净利实钱，每百千为则，内五十千见钱，五十千金、银、绢、小绫。如无本色，即纳见钱[3]
然而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决定了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价值尺度，来在大宗商品贸易中发挥作用。这个价值尺度最好价值高、便于分割，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数量不能太少——假如跟金一样稀有，就很难进入流通领域；而假如过于泛滥，则市面上又有了铜钱这种东西，所以经过长时间的自然流通之后，白银逐渐在仁宗朝之后成为了地位次于铜钱的货币，到了徽宗年间白银甚至已经可以被直接用于日常交易了
勋以银二两许博易饮食。卖人知是徽宗，即尽以炊饼藕食之类上进，反银而去[4]
那么一个很显然的道理是，假如一种货币——而且是价值较高的货币——数量非常稀少的话，那么它怎么可能逐渐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呢？所以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由于一些原因，北宋中晚期白银的数量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增长，这与文献中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实际上，漆侠先生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金、银虽然作为货币投入流通领域中，但在北宋初年金、银的流通量还不算大。从宋代金、银的产量和政府岁课看，都是日益增加的。以银为例，宋太宗至道末年(997)为145000两，到北宋中叶仁宗嘉祐年间则增至411420两，几乎增长了3倍，而到北宋徽宗年间，高达186万两，为北宋初的十二三倍。黄金也是有所增长的。随着北宋中叶金、银产量、岁课的增长、金、银在流通领域中的情况，和李覯记载中所反映的北宋初年以来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5]
（请注意，漆侠先生给出的数字仅仅是税课，所以跟加藤繁的数据不同）
然而即便是白银已经进入了一般商品流通领域之中，当时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货币依然是——铜钱。很少有人会直接在日常小额贸易中使用白银，以至于宋朝官兵在银子发到手后还是要把银子换成铜钱，再去买东西。
及颁给赏贵 , 得货卖者每两不过一千六七百市陌[6]
所以一种不能完全发挥其货币属性的货币（……好饶口），就算偶尔有短缺的现象，恐怕也没法对宋朝财政造成很大压力——更何况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短缺可能还并不存在。至于有人提出来的“皇祐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那是岁课啊，是二八分账里官府分到的“二”，然而我大宋官家还有一百种办法从你手里把银子给弄出来，不能把这二十一万当成是政府的全部收入……
参考
先说一下三十万匹绢是什么概念：
计划经济时期，年景最好的时候，布票大概是一年一丈六，也就是2/5匹；年景差的时候，一年大概3尺8，也就是不到1/10匹。
1957年是我国布匹生产的一个小高峰，全国布匹产量达50.7亿米，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是7.8米，半匹多一点而已。
30万匹绢，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可以满足75-300万人的穿衣需求，而辽国的人口只有900万，你说这个影响大不大？
再来看宋朝方面，太宗末年，白银岁入大概62万两，绢岁入约330万匹；真宗末年白银岁入大概88万两，绢岁入约155万匹；30-50万的银绢，占比同样不小：
类似的话题
-
澶渊之盟的岁币，即每年宋朝向辽朝支付的“岁赐”，对两国财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复杂且多层面的。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讲述： 澶渊之盟的岁币及其对宋辽两国财政的影响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朝在澶渊（今河南濮阳）签订了“岁币之盟”，结束了宋辽长期的军事对峙。根据盟约，宋朝每年需要向辽朝提供银十............. -
澶渊之盟：一场被误读的“胜利”与宋朝的真实处境澶渊之盟，作为北宋时期与辽国签订的一份重要条约，在中国历史上常常被描绘成宋朝以“屈辱”换取和平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若要对其进行评价，我们必须深入了解盟约签订时的具体历史背景，以及宋辽双方当时的真实实力对比和战争态势。只有这样，才能更客观地理解这场发生在澶.............
-
澶渊之盟，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被反复提及，也因此常常被争议的事件。很多人在谈论它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屈辱”、“岁币”、“称臣”这些标签，似乎一纸盟约就让强大的宋朝颜面扫地。但如果我们剥开这些惯常的定论，深入探究一下那个时代的背景和盟约的实际内容，或许能看到一个更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对宋朝更有利的真相。首.............
-
澶渊之盟：丧权辱国还是明智之举？关于澶渊之盟，历史评价向来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宋朝向辽称臣纳贡，是屈辱的“丧权辱国”之举；也有人认为，在当时军事实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澶渊之盟避免了生灵涂炭，为北宋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是“明智之举”。要评判澶渊之盟的性质，咱们得把时间倒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北宋初期，细.............
-
澶渊之盟，一个让后世争论不休的历史节点，它到底是对是错？用金钱换来的短暂和平，又是否真的让宋朝安于现状，导致了重文轻武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那个刀光剑影的北宋初期。北宋建立之初，一路高歌猛进，但它的北方强敌环伺，尤其是辽国（契丹）。辽国骁勇善战，军队士气高昂，而北宋虽然在内政上有.............
-
澶渊之盟，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事件，其评价历来是众说纷纭，观点复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胜利”或“失败”可以概括的，而是一场充满权衡、妥协与深刻影响的政治博弈。从表面上看，澶渊之盟似乎是北宋的“屈辱”之盟，因为北宋向辽国支付了巨额的“岁币”。在那个年代，“岁币”往往被视为一种纳贡性质的屈.............
-
宋真宗时期，澶州之战表面上是宋朝的胜利，但宋朝却被迫向契丹（辽朝）缴纳岁币，这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 澶州之战的“胜利”并非全胜，更非决定性胜利： 表面胜利的背后是“胶着”和“僵持”： 澶州之战（公元1004年）发生在宋辽两国为争夺幽云.............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