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罗翔是所谓的「污名化公知」还是真公共知识分子，他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表达过那些观点？
罗翔教授在中国的公众视野中，是一个极具话题性的人物。他既被一部分人视为坚持独立思考、勇于发声的“真公共知识分子”，也遭到另一部分人的质疑，认为其言论“污名化”了社会，甚至带有“公知”的标签。要理解他究竟属于哪一类，关键在于梳理他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表达过的具体观点。
何为“污名化公知”？何为“真公共知识分子”？
在探讨罗翔教授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这两个概念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的含义。
“污名化公知”： 这个标签通常带有贬义，指向那些被认为“脱离群众”、“崇洋媚外”、“贩卖焦虑”、“负能量”或者“煽动对立”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被批评为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视而不见，过度放大社会问题，以“宏大叙事”下的批判性视角来审视社会现实，而其批评缺乏建设性，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在迎合某些西方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社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真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词汇则倾向于褒义，用来形容那些具备专业知识，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就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引导公众思考，促进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被认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批判精神，但其批评是基于事实和理性分析，并且往往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为公共领域贡献智慧。
罗翔教授的观点梳理
罗翔教授的观点触及了法律、伦理、人性等多个层面，这些观点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传播。以下是一些他公开表达过的，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 对“法治精神”的强调与呼唤：
这是罗翔教授最为人熟知也是他核心的论述之一。他反复强调，法治不仅仅是“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依法治国”，并且要注重“法治的内在精神”。他认为，法治的核心在于对权利的尊重和对权力的约束。
对权利的尊重： 他经常引用法律条文和案例，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应被随意侵犯或剥夺。他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强调“没有人的尊严，就没有法律”。
对权力的约束： 他多次指出，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就容易导致滥用和腐败。他认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对国家权力，包括政府和执法者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他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认为“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
对“法治的内在精神”： 他认为法治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体现了对人道、尊严和正义的承诺。他曾引用德国刑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名言：“法律的明确性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但它也可以服从于衡量案件公正的尺度。在不公正如此明显以至于与正义原则背道而驰的情况下，法律应当退让。”这句话被他用来阐述在极端不公面前，法律的僵化应用可能带来的灾难。
2. 对“罪与罚”以及“刑法谦抑性”的探讨：
在刑法学领域，罗翔教授的观点尤为深刻。
人性本恶与善的复杂性： 他经常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人性的复杂性。他认为，人性并非全然善或全然恶，而是在善恶之间摇摆。他通过对犯罪心理和动机的分析，揭示出人性的幽暗面，也指出人在特定环境和诱惑下可能发生的转变。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他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坚定倡导者。他认为，刑法是国家最严厉的 GONGFU，应当用于规制那些最严重的社会危害行为。对于那些危害性不大的行为，应当优先考虑使用其他法律手段（如行政处罚、民事赔偿）来解决，避免“小题大做”，过度刑罚化。他认为，“法律不应当成为惩罚的工具，而应当是正义的守护者”。他曾引用相关案例，讨论是否应该将一些日常行为过度地纳入刑法范畴，比如一些非暴力的扰民行为，他倾向于认为应慎用刑罚。
3. 对“良心与法律”关系的思考：
罗翔教授经常在课程和讲座中提及良心。他认为，法律固然重要，但“良心”是更深层次的道德约束。他认为，当法律与良心发生冲突时，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伦理困境。他引用过一些历史上的案例，比如纳粹时期的法律，来探讨“恶法”是否也必须遵守的问题。他倾向于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应当符合基本的良知和道德底线。
4. 对“公共理性”与“公民素养”的关注：
他虽然不是直接评论时事政治的学者，但他的很多法律普及内容，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公共理性。
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公民素养： 他认为，公民了解法律是维护自身权益、履行公民义务的基础。他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法律条文和案例解读给大众，这本身就是在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素养和理性认知水平。
警惕“网络暴力”和“情绪化表达”： 在他的许多视频和讲座中，他都会提及网络上盛行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以及情绪化的批判。他认为，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公共理性缺失和社会情绪的失控，并强调在讨论问题时，应当保持独立思考，避免被情绪裹挟，要尊重他人，即使观点不同。他曾说：“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说错了话，就去否定他这个人，甚至去攻击他。”
5. 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
罗翔教授的态度往往是在理想主义的法治追求和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并非全盘否定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而是强调在现有框架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法治精神。
承认挑战与困难： 他在提及法治的理想时，也坦诚地承认在中国推进法治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比如历史遗留问题、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等。他认为，这些挑战需要时间去解决，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倡导建设性批评： 他不倾向于进行空泛的、情绪化的批判，而是希望通过对具体法律问题的探讨，引导人们思考如何完善法律制度，如何更好地实现正义。他强调“在不放弃理想的前提下，也要看到现实的可能性”。
“污名化公知”还是“真公共知识分子”？
评价罗翔教授属于哪一类，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和评价标准。
支持者认为他是“真公共知识分子”的理由：
专业性： 他是法律领域的专家，他的观点基于扎实的法学理论和丰富的案例实践。
独立性： 他在传播法律知识和理念时，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不随波逐流，敢于触碰敏感话题。
启蒙性： 他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普及法律，提升了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这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启蒙。
关注弱者： 他在强调权利保护时，常常将视角投向弱势群体，体现了人文关怀。
倡导理性： 他反复劝诫公众要保持理性，反对网络暴力，这在充斥着情绪化表达的网络环境中尤为可贵。
质疑者（或认为他是“污名化公知”）的可能理由：
“批评性”被放大： 部分人可能认为，他对法律的某些“不完善之处”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有体制的一种“质疑”或“否定”，因此被归入“公知”行列。
“西方法治”的引入： 他在论述法治时，会引用一些西方法学的观点和案例，这可能被一些人解读为“崇洋媚外”，是对中国本土实践的否定。
“贩卖焦虑”的解读： 对于那些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的人来说，罗翔教授对人性和法律复杂性的探讨，以及对权利、约束的强调，可能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从而将其视为“贩卖焦虑”。
被“标签化”： 在当下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公知”一词本身就被赋予了较强的负面含义，许多不认同其某些观点的人，会倾向于直接扣上这个帽子。
总结
综合来看，罗翔教授的言论更倾向于一位致力于法律普及和法治精神传播的知识分子。他并非一个典型的“时事评论员”，他更多地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围绕“人性”、“正义”、“权利”、“权力”等宏大而根本性的问题展开讨论。他的观点，尤其是对法治精神、程序正义、刑法谦抑性以及公民素养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文明社会基本价值的呼唤。
如果有人将他视为“污名化公知”，那更多是因为对“公知”这个标签的理解和当下政治语境下的敏感性有关。他所传播的许多理念，其实是构建一个更加理性、公正、尊重个体的社会所必需的。他并没有直接攻击某个具体的政策或领导人，而是从更根本的法律和伦理层面进行阐述。
他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更多的是通过法律的视角，提供一种反思和启示，他呼唤人们关注法律的内在价值，尊重个体的权利，理性地看待社会问题，并在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之道。这种出发点和方式，我认为更符合“真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即用专业的知识服务于公共领域，推动社会进步。当然，如何理解他的言论，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立场。
何为“污名化公知”？何为“真公共知识分子”？
在探讨罗翔教授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这两个概念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的含义。
“污名化公知”： 这个标签通常带有贬义，指向那些被认为“脱离群众”、“崇洋媚外”、“贩卖焦虑”、“负能量”或者“煽动对立”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被批评为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视而不见，过度放大社会问题，以“宏大叙事”下的批判性视角来审视社会现实，而其批评缺乏建设性，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在迎合某些西方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社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真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词汇则倾向于褒义，用来形容那些具备专业知识，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就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引导公众思考，促进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被认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批判精神，但其批评是基于事实和理性分析，并且往往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为公共领域贡献智慧。
罗翔教授的观点梳理
罗翔教授的观点触及了法律、伦理、人性等多个层面，这些观点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传播。以下是一些他公开表达过的，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 对“法治精神”的强调与呼唤：
这是罗翔教授最为人熟知也是他核心的论述之一。他反复强调，法治不仅仅是“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依法治国”，并且要注重“法治的内在精神”。他认为，法治的核心在于对权利的尊重和对权力的约束。
对权利的尊重： 他经常引用法律条文和案例，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应被随意侵犯或剥夺。他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强调“没有人的尊严，就没有法律”。
对权力的约束： 他多次指出，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就容易导致滥用和腐败。他认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对国家权力，包括政府和执法者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他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认为“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
对“法治的内在精神”： 他认为法治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体现了对人道、尊严和正义的承诺。他曾引用德国刑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名言：“法律的明确性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但它也可以服从于衡量案件公正的尺度。在不公正如此明显以至于与正义原则背道而驰的情况下，法律应当退让。”这句话被他用来阐述在极端不公面前，法律的僵化应用可能带来的灾难。
2. 对“罪与罚”以及“刑法谦抑性”的探讨：
在刑法学领域，罗翔教授的观点尤为深刻。
人性本恶与善的复杂性： 他经常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人性的复杂性。他认为，人性并非全然善或全然恶，而是在善恶之间摇摆。他通过对犯罪心理和动机的分析，揭示出人性的幽暗面，也指出人在特定环境和诱惑下可能发生的转变。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他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坚定倡导者。他认为，刑法是国家最严厉的 GONGFU，应当用于规制那些最严重的社会危害行为。对于那些危害性不大的行为，应当优先考虑使用其他法律手段（如行政处罚、民事赔偿）来解决，避免“小题大做”，过度刑罚化。他认为，“法律不应当成为惩罚的工具，而应当是正义的守护者”。他曾引用相关案例，讨论是否应该将一些日常行为过度地纳入刑法范畴，比如一些非暴力的扰民行为，他倾向于认为应慎用刑罚。
3. 对“良心与法律”关系的思考：
罗翔教授经常在课程和讲座中提及良心。他认为，法律固然重要，但“良心”是更深层次的道德约束。他认为，当法律与良心发生冲突时，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伦理困境。他引用过一些历史上的案例，比如纳粹时期的法律，来探讨“恶法”是否也必须遵守的问题。他倾向于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应当符合基本的良知和道德底线。
4. 对“公共理性”与“公民素养”的关注：
他虽然不是直接评论时事政治的学者，但他的很多法律普及内容，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公共理性。
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公民素养： 他认为，公民了解法律是维护自身权益、履行公民义务的基础。他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法律条文和案例解读给大众，这本身就是在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素养和理性认知水平。
警惕“网络暴力”和“情绪化表达”： 在他的许多视频和讲座中，他都会提及网络上盛行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以及情绪化的批判。他认为，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公共理性缺失和社会情绪的失控，并强调在讨论问题时，应当保持独立思考，避免被情绪裹挟，要尊重他人，即使观点不同。他曾说：“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说错了话，就去否定他这个人，甚至去攻击他。”
5. 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
罗翔教授的态度往往是在理想主义的法治追求和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并非全盘否定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而是强调在现有框架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法治精神。
承认挑战与困难： 他在提及法治的理想时，也坦诚地承认在中国推进法治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比如历史遗留问题、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等。他认为，这些挑战需要时间去解决，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倡导建设性批评： 他不倾向于进行空泛的、情绪化的批判，而是希望通过对具体法律问题的探讨，引导人们思考如何完善法律制度，如何更好地实现正义。他强调“在不放弃理想的前提下，也要看到现实的可能性”。
“污名化公知”还是“真公共知识分子”？
评价罗翔教授属于哪一类，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和评价标准。
支持者认为他是“真公共知识分子”的理由：
专业性： 他是法律领域的专家，他的观点基于扎实的法学理论和丰富的案例实践。
独立性： 他在传播法律知识和理念时，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不随波逐流，敢于触碰敏感话题。
启蒙性： 他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普及法律，提升了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这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启蒙。
关注弱者： 他在强调权利保护时，常常将视角投向弱势群体，体现了人文关怀。
倡导理性： 他反复劝诫公众要保持理性，反对网络暴力，这在充斥着情绪化表达的网络环境中尤为可贵。
质疑者（或认为他是“污名化公知”）的可能理由：
“批评性”被放大： 部分人可能认为，他对法律的某些“不完善之处”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有体制的一种“质疑”或“否定”，因此被归入“公知”行列。
“西方法治”的引入： 他在论述法治时，会引用一些西方法学的观点和案例，这可能被一些人解读为“崇洋媚外”，是对中国本土实践的否定。
“贩卖焦虑”的解读： 对于那些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的人来说，罗翔教授对人性和法律复杂性的探讨，以及对权利、约束的强调，可能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从而将其视为“贩卖焦虑”。
被“标签化”： 在当下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公知”一词本身就被赋予了较强的负面含义，许多不认同其某些观点的人，会倾向于直接扣上这个帽子。
总结
综合来看，罗翔教授的言论更倾向于一位致力于法律普及和法治精神传播的知识分子。他并非一个典型的“时事评论员”，他更多地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围绕“人性”、“正义”、“权利”、“权力”等宏大而根本性的问题展开讨论。他的观点，尤其是对法治精神、程序正义、刑法谦抑性以及公民素养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文明社会基本价值的呼唤。
如果有人将他视为“污名化公知”，那更多是因为对“公知”这个标签的理解和当下政治语境下的敏感性有关。他所传播的许多理念，其实是构建一个更加理性、公正、尊重个体的社会所必需的。他并没有直接攻击某个具体的政策或领导人，而是从更根本的法律和伦理层面进行阐述。
他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更多的是通过法律的视角，提供一种反思和启示，他呼唤人们关注法律的内在价值，尊重个体的权利，理性地看待社会问题，并在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之道。这种出发点和方式，我认为更符合“真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即用专业的知识服务于公共领域，推动社会进步。当然，如何理解他的言论，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立场。
网友意见
咱也不装外宾，把话摊开讲好了。最近两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认为政府是不能被批评的，只要是批评政府、指出政府的错误就是“公知”、是“恨国”；甚至还有些人认为法律和法治本身就是来自西方的歪理邪说。这类观点看起来是爱国，实际上却是愚昧无知，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不知道历次重大文件反复强调我们国家当前法治建设存在不足、需要加强法治建设。
2014年10月23日十八大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写有：
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2018年8月24日《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一文同样写有：
第二，这是研究解决依法治国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当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迫切需要从党中央层面加强统筹协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法治为引领。在发展和法治关系上，一些地方还存在“发展要上、法治要让”的误区。去年，党中央处理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一批党政干部受到处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历经3次修正，部分规定始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不一致，立法上“放水”，执法上“放弃”，才导致了祁连山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这样的教训必须深刻汲取。
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现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延展。人民群众对执法乱作为、不作为以及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这要成为我们厉行法治的聚焦点和发力点。比如，一些黑恶势力长期进行聚众滋事、垄断经营、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违法活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黑恶势力怎么就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从小到大发展起来？我看背后就存在执法者听之任之不作为的情况，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甚至同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保护伞。执法部门代表的是人民利益，决不能成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近年来，司法机关依法纠正了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念斌案等一批冤假错案，受到广大群众好评。造成冤案的原因很多，其中有司法人员缺乏基本的司法良知和责任担当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则是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形成。最近发生的长春长生疫苗造假案，背后的原因也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把法律法规当儿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
近代以后，我国仁人志士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自戊戌变法和清末修律起，中国人一直在呼吁法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条件下，仅仅靠法制是不能改变旧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我们党执政60多年来，虽历经坎坷但对法治矢志不渝，从“五四宪法”到前不久新修订的宪法；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们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
总之，无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依法治国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保障。我们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我多次强调，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这两个文件都很长，大家可以自行检索和学习。学习完之后不妨想一想到底是谁不爱国、谁在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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