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解放战争时，日军再次投入战场会发生什么？

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

1948年6月11日，我军晋冀鲁豫军区的6万部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轰轰烈烈地打响了晋中战役。我军灵活运用战术，多点开花，打得阎锡山的晋军晕头转向。

7月6日，阎锡山的心腹，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的3万人马被我军包围，多次尝试突围都被我军打回去了。7月8日，在经过两天的围困后，徐向前认为敌人斗志被瓦解得差不多了，下令调集所有炮火，发动总攻，一举吃掉赵承绶的这3万大军。

一时间，百余门之前从晋军手里缴获的火炮齐发，炮弹呼啸着飞到晋军阵地爆炸，烟雾弥漫，敌人血肉横飞。

就在我军等待命令准备发起冲锋时候，一队数百人的敌人突然杀出，叽哩哇啦地喊着听不懂的话，冲向我军阵地。

由于爆炸的烟雾太浓，刚开始我军战士看不清敌人衣着，只听见对面叫喊声完全听不懂，待到对方冲锋靠近后，才发现这一队人竟然是日军，不仅穿着日军军服，还打着太阳旗！

阎锡山的部队里，居然有成建制的日军？阵地上的我军将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当时已经是1948年，距离日本战败投降已经过去了3年了。

可谁能想到，在中国的土地上，竟然还有没有放下武器的日军，而且还是成建制的。

这些训练有素，不畏炮火发动死亡冲锋的日军，到底是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会混在阎锡山的部队里？这些日军当年不投降的目的是什么？

这一切，都还得从1945年9月开始说起。

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根据中、美、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军必须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战犯立即拘押待审。

如果按照公告的要求执行，那么侵华日军肯定将全部被驱逐出境。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第二天，原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向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受降主官，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

“华中长江与黄河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

何应钦虽然也是留日出身，但对于这样公然违背《波茨坦公告》的操作还是十分谨慎，在思考片刻后拒绝了冈村宁次的提议。

虽然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拒绝了“日军暂不缴械”的提议，但并不代表国民党所有的人都会拒绝，至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没有拒绝。

阎锡山早年也留学日本，与冈村宁次、河本大作等重要的侵华日军将领有着长期的私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对伯工作”（阎锡山，字伯川）就已展开。日本宣布投降后，军国主义分子依然顽固地觉得不能让日军全部放下武器，要是哪一天“帝国”需要“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那么必须有“武士”能快速投入战斗。

这也是冈村宁次向何应钦上述提议的基础核心，但被国民政府拒绝后，日军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在中国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作对象。经过一番观察，阎锡山是其中最合适的人选。

一方面是阎锡山的留日背景，以及日军长期对他的研究，认为阎锡山并不会排斥日军，且日军高层与他多有私交，说话比较方便。

另外一方面，日军认为阎锡山一介军阀，出于保持地盘，独霸一方的目的，会愿意冒险将日军“寄存武力于晋军”。

日本宣布投降后，根据中日双方沟通的结果，日军在中国共有16个受降地。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9月上旬与原驻华派遣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就受降交涉时，澄田睐四郎等人就试探性地提出“寄存武力于晋军，帮晋军解决共军”的设想，没想到这正中阎锡山下怀。

阎锡山

当时共产党的军队已进入山西地界，本就地盘意识极强的阎锡山，早就坐卧难安。他曾对亲信说：

“我们为了存在，非有一个非常的办法不可。现在我们的兵力不够，应付不了共产党。为了充实兵力，只得招兵，但招兵又有困难；即使招来10万中国兵，也不如1万日本人。”

在日军与晋军“合谋”的这层窗户纸捅破后，阎锡山索性也不再藏着掖着，直接派赵承绶、张文熠、梁挺武等亲信，与日军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人谈判，想办法在山西以“合法”的名义将日军编入晋军体系。

因为这事违反了《波茨坦公告》，所以阎锡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直接将日军扩充到晋军。为此他想到一个办法，决定将日军征用为铁路修复工作。1946年1月到2月间，阎锡山多次向山西的“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澄田睐四郎发出征用令。

日军方面也根据阎锡山安排，将残留日军分配到山西各地。

2月2日，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发出的调令电文内容为：

被征用人员，负责南同蒲线2500名，负责东潞线2500名，负责北同蒲线3000名，共计8000名。征用人员名额分配如下：第一一四师团2500名；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2500名；独立混成第三旅团1500名；第四独立警备队1500。

2月8日电文内容为：

负责修复正太线1500名，由第五独立警备队负责组建；负责修复太汾线1500名，由独立步兵第十旅团负责组建。

有人或许会问，日军这么大范围的人员调动和安排，难道就没人阻止阎锡山的计划吗？

当时各地的国民党军队，都忙着接收日本留下的武器和物资，并没有留意阎老西的举动，倒是蒋介石看到阎锡山的操作后，发电问这是为何？

为了防止落人口实，阎锡山早就想到对此事的完美解释：“我山西境内之铁路系统，均是为抗日而遭破坏，如今让日人帮我修复，将功折罪，也算一因果安排。”

阎锡山的这个解释，让蒋介石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见没人阻拦后，阎锡山胆子越来越大，又安排日军残留部队，“技术援助指导”二战区的特务团的战车队、地图队、兽医队、训练队、医院等，并悄悄要求相关兵团征集日军残留人员。

于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山西大地，日本人依然还趾高气昂地指挥着中国军人操练，日本侨民依然住着豪宅，衣食无忧地生活着。1946年2月，阎锡山在太原举行阅兵，他身后除了赵承绶外，还有穿着日本军服的山冈道武。1300名日军也参加了阅兵，并在现场喊出了“大日本帝国万岁”的口号。

这事被传出后，在共产党的抗议和盟国的干预下，阎锡山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嘴上答应遣返日军。当时阎锡山大约吸收了1.1万日军残留人员，但外界对这一数据并不知晓，看着1946年4月中旬阎锡山将部分日军残留人员遣返回国后，觉得晋军应该已经没有日军残留人员了。

但大家显然还是低估了阎老西的老奸巨猾，他当时只遣返了一半不到的日军，经过日军的精挑细选，最终还是有6000余人被阎锡山留用。除了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这种日军高层外，原日军第一军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坂井直俊等，也都成为残留日军的中坚骨干。

1947年夏天，之前分散在晋军各部中的残留日军被改编为成建制的“暂编独立第十总队”，获得了正规军编制。总队司令部有独立的人事任免、作战指挥、武器补给等权利，并设有自己的参谋处、政治处、特务营、工兵营、通讯营、机甲队等部门。1948年3月，第十总队改名为“太原晋绥公署教导总队”，元泉馨为负责人。

在残留日军的营地内，继续进行着狂热的军国主义教育。他们为被处决的战犯“彻夜烧香超度”，“遥拜天皇”，念念不忘“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罪恶的“慰安所”，也重新开张。为了隐蔽在晋军内领饷，很多残留日军都取了中国名字，不过都有寓意，如“王振国”“孙复兴”“武威”等。

阎锡山在山西的倒行逆施，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军队，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打得正响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位克星——同为山西人的徐向前。

1947年开始，刘邓大军、陈（赓）谢（富治）兵团进入战略反攻，将战火烧向国民党的中原腹地。当共产党各路大军正在奋勇杀敌的时候，在延安修养身体的徐向前再也坐不住了。

由于身体原因，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华在抗战时期一直没有得到施展。进入解放战争后，尽管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但他还是主动请缨上前线。中央认真研究后最终做出决定，让徐向前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在山西与阎锡山的13万大军一决雌雄。

徐向前

当时晋冀鲁豫地区，我军精锐部队都派到了其他战场，只留下了6万地方部队给徐向前指挥，这支部队不仅缺乏武器弹药，缺乏训练，更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

虽然兵员不占优，武器不占优，作战经验也没优势，但徐向前到任后，没有丝毫畏惧，马上研判了战场形势，他一面与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一道组建新兵团，一面以战代练，并制定出灵活多变的战术打法。

为了对付阎锡山，徐向前先攻破运城，拔掉了晋军的南部屏障，接着打下临汾，让晋军乱了方寸。

解放临汾后，当时晋冀鲁豫军区的部分指挥人员认为，应该一鼓作气，去拿下太原，掀翻阎锡山的老巢。但徐向前并没有采用此意见，而是将决战山西的关键战役，放在了晋中。

在徐向前看来，阎锡山固守的太原军工发达，有重兵把守，攻打太原，对晋冀鲁豫军区新成立的这支部队来说，是块难啃的骨头。

而晋中则不然，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军事设施，最关键的是，这里是阎锡山的粮仓。当时晋军13万人马，每月要消耗粮食292万公斤。如果晋中失守，那守太原的晋军马上会陷入饥荒。当时已经是6月，小麦正值成熟。

徐向前看出阎锡山的命门，一边派人引诱太原城中的晋军出来，一边在晋中平原布置包围圈。阎锡山虽然也看出共产党这位小老乡的图谋，但粮食事关生存，不敢不重视，他派出13个主力兵团，组成“闪击兵团”，由赵承绶指挥，负责机动作战，阻止我军北上，为各县的保安队和警备大队抢割麦子创造时机。

赵承绶

为了能抢收到麦子，阎锡山还将自己的“心肝宝贝”，一直没有对外示人的残留日军，太原晋绥公署教导总队的大部分人马也派上了战场。

教导总队的指挥官元泉馨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也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元全福。当时元泉馨及其部队虽然归赵承绶管辖，但他从未把赵放在眼里，也没有把共产党当回事。

出征路上，元泉馨带着围棋和鱼竿，边走边玩，仿佛把这次战役当成了一场郊游。所以当教导总队到达前线的时候，赵承绶的“闪击兵团”已经被解放军打得乱了阵脚，暂编40师和阎锡山“亲训师”共计1.7万余人被歼灭，缴获晋军100多门火炮。

更糟糕的是，连同教导总队在内的近3万赵承绶部队被徐向前布置的包围圈围住，敌人多次企图突围都没能出去。这时候元泉馨才如梦初醒，有些着急了，因为如果晋军战败，那么他们也将随之灭亡，所以他亲自动员所有的日本残军，要拿出大日本帝国勇士的气概，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可是徐向前哪里会给他们机会。7月8日，在徐向前的一声令下，刚缴获的100多门火炮向敌人阵地齐射，在雨点般密集的爆炸中，日军和晋军血肉横飞，哀嚎遍野。教导总队迫击炮连长荒井新一，头天还被元泉馨为帝国献身的讲话鼓动得热血沸腾，第二天一见这炮火攻势，立马怂了：“共军炮火一刻也不停，从白天打到晚上，怎么那么多炮弹啊！”

尽管日军在阵地上伤亡惨重，但这些日军都是有实战经验的，单兵素质并不差，而且在武士道精神的鼓舞下，一队日军开始组织起自杀式冲锋，企图能撕开我军的包围圈。

当看清冲过来的敌人是日本人的时候，我军战士愤怒了。因为我军战士中很多就是山西本地人，曾经饱受日军凌辱，现在在战场竟然还能看到没有放下武器的日军，国仇家恨一起算，战士们根本不需要动员，誓死要将日军消灭干净。

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我军也发起冲锋。日军也不退让，最终两军交织在一起，展开了白刃战，拼刺刀成了最后的战斗手段。

日军的拼刺刀技术，一直很出名。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在这上面上吃过日军的苦头。最后我们通过在实战中不断总结，一边研究日军拼刺战术特点，一边寻找自己的拼刺高手破解敌人要点，最终创造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拼刺方式，并在日后的抗日战场上将其发扬光大。

从此，拼刺刀也成了我军一项战斗优势。徐向前当时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这支部队，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但由于缺少弹药，战士们的拼刺技术一直被作为主科目来抓，所以在拼刺上并不吃亏。

在国仇家恨面前，异常愤怒的我军战士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刺刀见红，一个个日军倒下。杀红了眼的我军战士，将拒不投降的日军敢死队逼到了墙角，统统消灭。

“日军3年了还不投降，那就坚决消灭他们！”发起自杀式冲锋的日军小队，全部被我军消灭殆尽。

看到我军越战越勇，剩余的教导总队残留日军，被吓得四处逃散。指挥所的人，在元泉馨的带领下逃到了西范村。7月16日上午，晋军中的日本教导总队迎来了末日。

元泉馨带着随从，从西范村跑出，准备到小常村躲避风头，没想到半路被我军一发炮弹击中，腿被炸断的他感叹自己时运不济：“是我小看徐向前了，我们的计划完了，教导总队也完了，我将玉碎此地！‘’

说完让随从参谋开枪击毙自己，参谋对准他的脑袋开了一枪，随后自己也开枪自杀。随后，赵承绶等晋军高级将领也被解放军俘虏，无人指挥的敌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晋中战役中，教导总队除了200多人投降被俘，其余全部在战斗中被击毙。

在随后解放太原的战斗中，残留的日军，已经没有了建制，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大部分被我军俘虏。最后一支侵华日军，就这样被解放军消灭。

不过在阎锡山反动统治的倒台之前，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还在做着无畏的挣扎，他以阎锡山顾问室总顾问的身份，为阎锡山制定了《太原城周防御计划》《中央军空运计划》《炮兵集中运用计划》，企图扭转战局。

1949年2月，太原解放前夕，澄田睐四郎化名陈春英逃回日本。而在此之前，残留日军计划的主要组织者，山冈道武、三浦三郎等人，早就以“回国招募义勇军”的名义溜之大吉，留下一众军国主义分子死守。

其他残留日军指挥官中，今村方策在太原解放后吞氰化钾自杀，岩田清一被捕之后病死在北京监狱。阎锡山的老朋友河本大作，于1953年在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所老死。城野宏也在太原解放时被捕，1956年6月被我国判处18年有期徒刑，1964年2月被提前释放回国。

2000年8月，当年在山西被我军俘虏的残留日军士兵奥村和一，联合多位还在世的日本老兵，起诉日本政府不承认他们作为日军参与中国内战的经历，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他们在1945年9月后依然“为祖国而战”，并给与有关待遇。

尽管奥村和一等人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当时他们是接受了上级命令，继续“留守”中国。但日本政府却不承认这一决定是官方所为，而归咎于几个“被解职的日本军官的个人决定”。这一诉讼案件两次都以原告败诉而告终，而日本政府，宁愿支付数量庞大的慰问金给奥村和一等人，也不敢公开承认残留日军的存在。

而在中国，阎锡山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日军隐藏于晋军”的疯狂操作，不仅没有达到增强实力的目的，还让其成为一个笑话。

不过，也正是因为阎锡山的“留一手”，才让我军与日军在战斗力方面有了正面对比的机会。毫无疑问，最后一次中日对战中，我军全面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