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小人物，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中国共产党崛起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在崛起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

在这些大风大浪中，最危险的一次是顾顺章叛变。

在那一次，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差一点被一网打尽。

顾顺章的手里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核心机密，

比如中共绝大部分机关和领导人的住址姓名等等。

因为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央特科三科负责人，

就连当时周恩来住所的三把钥匙他都有其中之一。

顾顺章叛变后，中共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很多中共领导人被害，比如恽代英、蔡和森等人。

顾顺章也因此成为公认的中共历史上最危险叛徒。

幸运的是，大多数中共党员全身而退，没有被捕。

其实还有一次更危险，只不过被中共及时发现了，

那就是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叛变事件。

如果当时没有及时发现、迅速应对并且周密部署，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被一网打尽连根拔起。

那时，有一个至今仍不为人知的女英雄挺身而出，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改变了历史走向。

是谁拯救了党？很多文献提到此事时都语焉不详，

几笔带过，只说周恩来提前得到消息做出了应对。

但是周恩来是怎样得到这个至关重要的消息的呢？

一些文献提到过，这个消息是潘汉年刺探出来的。

但是，潘汉年他自己又是怎样得到这个消息的呢？

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究竟是谁力挽狂澜呢？

这个人就是黄慕兰，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小人物。

黄慕兰年少有为，十九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她是中共汉口妇女部部长。

国共合作破裂后，黄慕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

除了秘书她还有多个身份，既是中共机要交通员，

又是中央特科成员，并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

1931年4月，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被捕，

周恩来指示黄慕兰，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关向应。

黄慕兰很快找到了当时上海有名的大律师陈志皋，

陈志皋的父亲在法租界做了十八年的刑事庭庭长。

陈家父子两人在当时的上海司法界确实很有实力，

很快就把关向应营救出来，黄慕兰顺利完成工作。

但是，黄慕兰也陷入了大麻烦，陈志皋爱上了她，

也正是因此陈志皋才会那么出力帮忙营救关向应。

有一天陈志皋和黄慕兰约会，先喝咖啡后看电影，

没想到，两人喝咖啡时遇到了陈的老同学曹炳生。

曹炳生是租界的法语翻译，和陈志皋聊起了工作，

提到了租界巡捕房刚刚抓到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

说这个人是湖北人，五十多岁，酒糟鼻子大金牙，

有一只手少了一个手指头，还没用刑就全都招了。

黄慕兰听到之后惊恐万分，但仍然装得若无其事，

曹炳生走后，她借口头疼，没看电影直接回家了。

一回家她就马上联系了潘汉年，两个人一起研究，

黄慕兰马上就猜到，这个大叛徒很可能是向忠发。

作为总书记，向忠发知道的秘密绝不比顾顺章少，

他的叛变和告密，后果会有多大，简直无法想象。

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央决定让向忠发到苏区工作，

出发前周恩来再三嘱咐向忠发搬家并且不要出门。

没想到向忠发还惦记着情妇杨秀贞，去她家过夜，

早上出门坐车时被人认出来，马上被带到巡捕房。

原来杨秀贞的住址是已叛变的顾顺章泄露出来的，

杨秀贞能和向忠发勾搭到一起就是顾顺章介绍的。

顾顺章猜到向忠发离开上海前可能找杨秀贞告别，

向忠发果然是个多情种子，顾顺章猜得分毫不差。

黄慕兰和潘汉年马上通知了周恩来和其他人转移，

在千钧一发危难之际，把一场灭顶之灾轻松化解。

黄慕兰还为组织做出过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说真的，这些牺牲真不是普通的女人能够做到的。

黄慕兰长得非常漂亮聪明过人，追求她的人很多，

不但包括上海的名流，还包括党内的很多领导人。

比如后来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的绕漱石

就曾热烈地追求过她，但黄慕兰最终选择了贺昌。

贺昌21岁时就成了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年少有为，后来还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但是，为了方便开展地下工作，在组织的要求下，

黄慕兰牺牲了她自己的个人感情，嫁给了陈志皋。

红军长征后贺昌留下了打游击战，后来壮烈牺牲。

抗战时黄慕兰被国民党逮捕，坐牢两年失去儿子。

上海解放前很多人顾虑，怕炮火太猛烈毁掉上海，

毕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毁掉了太可惜。

此时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高大楼房和工厂、

仓库等建筑物作为掩护，用密集火力封锁了河面。

解放军27军不断地展开攻击，一波波部队冲上去，

但是，又一波波倒在苏州河对岸射来的火网前面。

攻了一上午，苏州河南岸布满了攻击部队的尸体，

然而还是没能冲过宽不过30余米、窄窄的苏州河。

为了不破坏上海市区，解放军不能使用重炮攻城，

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十分艰难。

许多在淮海、渡江战役中的英雄在苏州河边倒下。

杀红了眼的战士们愤怒的质问指挥官聂凤智将军：

“是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楼房重要，
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生命重要？！”

此时已经出狱的黄慕兰多方奔走，联络了很多人，

找到陈志皋的远方堂侄—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

刘昌义率国民党51军、21军、123军4万多人起义，

27军冲过苏州河全歼国民党37军残部及交警总队。

另外，黄慕兰还在辟谣“伍豪脱党”事件中出大力，

联系外国律师登报声明，消除了谣言的不良影响。

不但在当时坚定了全国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信仰，

还作为证据之一粉碎了四人帮污蔑周恩来的企图。

1955年时候，潘杨案爆发，潘汉年被认为是内奸，

黄慕兰因为曾在潘汉年手下工作过，被无辜牵连。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随着潘汉年冤案的反反复复，

黄慕兰几次入狱几次出狱，多次上诉却没有结果。

拨乱反正后潘汉年冤案平反，黄慕兰也得以平反，

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任参事，2017年在杭州离世。

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吃尽了各种苦头，

她却能笑对人生，守得云开见月明，活到110岁。

黄慕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至今不为人知，

却彻底改变了中国现代史完整见证了中国现代史。

顾顺章事件逐日复盘

​政治斗争中，当强势一方以摧毁对方组织、消灭对手生命为目标时，局面是极其残酷的。

那是四·一二大屠杀的四年之后。

那是风雨如磐的1931年。

4月26日·上海

风暴降临之前，上海平静如常。

今天不是碰头的日子。李克农和上线陈赓之间的交通员欧阳新不会露面，他和下线钱壮飞之间的交通员刘杞夫也不会露面。

早晨起来，李克农没有外出，在先施公司后面凤凰旅馆自己的房间里，他要处理一些文件。

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此刻在哪里，在做什么，欧阳新在哪里，在做什么，李克农一概不知。

陈赓和中央特科的其他工作人员，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其他负责人都和往常一样，在秘密状态下从事各自的工作。

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王作林，已经从秘密渠道接到组织通知，做好了出狱准备。周恩来一手筹划的营救工作成功在望，到监狱接应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当。国民党高等法院之所以能做出减刑释放的裁定，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这个王作林的真实姓名。

李克农万万没有料到，这个上午会有人敲响他的房门，带来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一场足以摧毁一切的灾难，正在从千里之外的武汉，向上海袭来。

就在李克农听到敲门声的这个清晨，汉口江汉关码头一艘招商局的轮船点火启航了。这艘客货轮昨天深夜突然被武汉行营侦缉处紧急包用。整艘船此刻戒备森严，客舱大菜间里，坐着一个低矮精悍的男子，周围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轮船直向南京驶去。

与此同时，一趟列车正沿沪宁线向上海疾驶，车厢里有位年轻人忧心如焚。他昨天晚间从南京上车，彻夜未眠。离上海越近，他的心情越加紧张。

招商局轮船启航后不久，一架美制O2U-4型侦察机从汉口机场起飞，机上只有一个乘客，目的地南京。

山雨欲来，黑云压城。

风暴起于两天前的武汉。

4月24日·武汉

这天，在汉口特三区（原英租界）新市场一带，一个人往来游走，四下打量。他身后不远处，有数人暗暗跟随。此人名叫尤崇新，本是中共党员，曾任湖北省委委员。四·一二之前在上海活动，参加过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不久前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叛变。

逮捕他的是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兼任徐恩曾麾下中央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擅长特务行当。蒋冯阎中原大战时，蔡孟坚潜入许昌，得到冯玉祥部的最新密电本，为蒋介石获胜立下一功。

他主持的侦缉处专职“铲共”。他逮捕共产党人的办法是，让被捕自首的共产党叛徒由特务“押往街头巷口，共党习惯出没之处，随时指认，随时捕拿。每个共犯，如不能认捕几名，生命即无保障，倘能捕到其本人原先上级，即予重奖”。

尤崇新这天由几个特务押着，走到新市场门口时，瞥见一幅广告，上面有一个熟悉的名字。这是一个演出广告，演出内容是魔术，地点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者是大魔术师化广奇。

尤崇新兴奋而紧张，“捕到原先上级”的机会来了。

尤崇新带着特务来来回回在新市场一带逡巡。傍晚时分，走到阜昌街拐角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眼前闪过。他急步上前，大呼“总指挥！顾总指挥！”尾随的特务一拥而上。

这个“顾总指挥”，就是这场灾难的祸首顾顺章。他是上海宝山人，自幼好勇斗狠，练得一些江湖功夫，还有一手魔术，起了艺名化广奇，不时登台表演。他离开家乡后在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机修工，处事机敏，识时达务，为资方赏识，当上了“拿摩温”（工头）。还参加工会成为积极分子，1924年经朋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和陈赓一起被中央派往苏联进修情报保卫工作。回国后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中共六大后，在共产国际要求加强工人成分的背景下，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央特科日常工作。

他这次从上海来武汉，是奉周恩来之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4月8日，他将张陈二人交给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员后，留在武汉继续布置交通线建设，原来的交通线在去年11月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

工作之余，他弃秘密工作纪律于不顾，登台表演魔术，结果被尤崇新发现。

顾顺章被押上车后，说了一句话，让几个特务颇为惊讶。“带我去见蔡孟坚。”

见到蔡孟坚，他不仅毫不隐瞒身份，而且自我抬高身价：“我不是一个普通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央常委，与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全部安排。”

他坦陈身份，并不是因为大义凛然，而是要与国民党做交易。

蔡孟坚有些好奇：“你为何知道我蔡孟坚名字？”顾说：“国民党任何地区，主持反共的人名我都知道，不必多问。”他没有告诉蔡孟坚，他的这些情报是从哪里来的。他要待价而沽，要谈一个大价钱。

“我不能再多谈，留下重要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他熟悉市侩的路数，不想让蔡孟坚中间捞一把，他想直接和蒋介石谈价钱，邀功请赏。

他早就盘算这笔生意了。数天后特科人员在上海他的家里，发现了他藏在写字台里的一封信，是写给蒋介石的。他嘱咐妻子张杏华：“我如被捕不能回来，可将此信交给蒋介石。”信中写道：我“已觉悟，承认共产主义之差误，并预备与（为）南京工作，去诱捕国际代表、党总书记、并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他人物”。

后来的事态说明，顾顺章能把这样的信托付给张杏华，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给叛徒分类的话，顾顺章当属最无耻、最卑劣的那种类型。叛徒从共性看，都是政治背叛，大节有亏。若具体分析，自首原因和叛变情节又各有不同。

有些是酷刑之下，意志崩溃；有些是遭遇亲情讹诈，人性被攻破；有些是自首脱党，却不出卖同志；有些是避重就轻，内心仍有保留。

但是这个顾顺章，一无酷刑，二无威逼，甫一被捕，当即投靠，出卖同志，出卖朋友。甚至被捕之前，就做好了出卖的打算。

他出卖的，都是与他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战友，都是他自己曾经为之奔波奋斗的事业。

甚至那些战友同志还在与他并肩战斗时，他就暗暗标好了出卖的价钱。

但有一丝良知、一丝气节，何至卑劣如此。

4月25日·武汉

蔡孟坚当然不会把顾顺章直接送给蒋介石。第二天，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提审了顾顺章：要见蒋委员长，我们凭什么相信你？顾顺章当即供出了湘鄂边区特委、中央军委武汉交通站、湘鄂边区红二军团驻汉办事处等20多个秘密机关。

递上投名状后，顾顺章提出三点要求：一，将他立即送到南京见蒋介石；二，不要就他被捕之事向南京发电报，以免走漏消息；三，保障他的安全。

顾顺章特别叮嘱不能向南京发电报，不能向徐恩曾发电报。为什么不能发电，原因他没有说。顾顺章的政治浅薄和投机本性，使他犯下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何成浚和蔡孟坚当然想不到其中的玄机，只道是顾顺章自视过大，不想假人之手，急于向蒋表功。

他们当然不会听从一个阶下囚的叮嘱，自然要按国民党的规矩办事。既要争功，又不能越过徐恩曾直接向陈立夫蒋介石发电。

何成浚蔡孟坚连夜向南京发了六份电报，收报人一律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电报一律注明：徐恩曾亲译。

两天后，蔡孟坚明白了不能向徐恩曾发电的原因时，气急败坏地面斥顾顺章：“你这是自我失败！”

何成浚蔡孟坚一边发电报，一边商定，“把他送南京中央处理”。

飞机押解最为迅速，但是汉口的航空第4队只有美国制造的O2U-4型侦察机，是专为海军设计的舰载侦察机，机舱甚小，除驾驶员外，只能搭载一名乘客，显然无法押解要犯。

何成浚让蔡孟坚派人连夜包租轮船。

招商局的一艘客货轮恰好第二天开船，只是票已售出大半。侦缉处坚持要把整个舱面全部包下，只允许底舱装载一些货物。除了船员，不许再搭载一个外人。所有买票乘客一律改乘下班轮船。

次日清晨，蔡孟坚在码头送走招商局轮船以后，随即前往汉口机场，登上O2U-4型侦察机，他要赶在轮船之前到达南京，向上峰报告。

蔡孟坚到达南京后才知道，六份特急电报虽然到了南京，却没有到收报人徐恩曾手里。徐先生携情妇去上海度周末了

4月27日·南京

没有见到顶头上司的蔡孟坚，27日清晨来到南京下关码头，轮船抵达后，他将顾顺章押送到中央党务调查科的秘密办公点。

这幢中西合璧式的两层小楼位于中山东路5号，紧邻中央饭店。小楼门口挂着“正元实业社”的牌子。徐恩曾既在这里办公，也和情妇王书元住在这里。据说，这个掩护机构的名称“正元”，是从蒋中正和王书元名中各取一字而来。

押解车队到达小楼门口，顾顺章下车一看到路名门号和实业社的牌子，当即说出一番话，让蔡孟坚大惊失色。

顾顺章说：这个地址正是共党在南京负责人的通讯处。他对蔡孟坚说：“速将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亡，则全功尽弃。”

他说：“钱壮飞就是中共打入国民党的核心间谍……你们中央一切对付共产党的重要资料每日由钱派人送上海租界，由我或周恩来核阅。我在汉口即知你是武汉负责人，就是钱某派其女婿刘藉千（杞夫）做交通员逐日自南京、上海，送交国民党中央一切重要情报，连历次中央军围剿计划加上各地反共负责人名单……如果钱已逃上海，报告周恩来，则我的计划全部完了！”

蔡孟坚这才明白顾顺章不让发电报的真正原因，不禁气急败坏：“你在武汉，过分大意，而且自大……这是你自我失败！”

不过，蔡孟坚还可能心存侥幸。因为六份电报都特别注明了“徐恩曾亲译”。这种“亲译”电报，是各种电报中秘密等级最高的一种。翻译这种电报须有专用密码本，而这种密码本只能由指定亲译的人员自己严加掌管。收报人不管多么大的官，都要自己对着密码本，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电文，他人不得代劳，不论是秘书，还是亲信。

不管怎样，顾的话都是一颗大炸弹，蔡孟坚不敢耽搁片刻，急忙向徐恩曾报告。

答复很快来了：“钱某先日将自汉口发出报告顾某被捕愿自首密电呈阅后，即不知去向，似已证明在逃。”

看来，注明“亲译”是徒劳了！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如此“心脏”部位，科长的机要秘书居然是共党间谍！而且，还能获悉“亲译”密电的内容！蔡孟坚惊诧不已。

这时来了消息，蒋介石传见顾顺章。顾顺章以为机会来了，兴冲冲以“座上宾”的心情跑去见面。不料蒋介石连坐都没让，站着冷冷敷衍两句，要顾“多多尊重蔡同志的话，事事与他合作，藉获戴罪图功机会”，然后就打发人送客了。

顾顺章一下子掉进了冰水里，这才明白了自己“阶下囚”的可悲身份。

在蒋介石官邸，蔡孟坚看见了张道藩。张道藩是中央组织部秘书，陈立夫的红人。他赶紧凑到张道藩耳边，“将顾供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中央最高间谍，查已在逃种种告之。”

张道藩的反应出乎蔡孟坚意料。张道藩不假思索地叮嘱道：“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又告诫道：“你不可多事”，“你年轻（26岁）要增加经验，不要使立公增加大麻烦”。

真是一堂生动的国民党官场规则课。蔡孟坚当即识趣地对张道藩说：“连立夫先生处，也由你报告。”

大事当临，所想皆是“不可多事”，不可给长官“增加麻烦”，什么党国利益，统统靠边。国民党高层如此这般，日后不败情理不容。

面临大变，徐恩曾也是甚为担心蔡孟坚“多事”并抢功，随即将顾顺章转移他处秘密关押，突击审讯，把蔡孟坚抛到一边。

顾顺章离开蒋介石官邸，迫不急待做了一件极为卑劣之事。他对蔡孟坚说：“我有一要案向你提供”，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星”字监房关押着一人，名叫王作林，实为“共党首要恽代英”，“共方已设法找到某种关系，可能在五月内即可开释，你应该将此情向上反映。” 即将脱离虎口的恽代英，命运即刻逆转。

接着面对徐恩曾的讯问，顾顺章又全盘供出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秦邦宪、陈绍禹和向忠发的住址，以及中央秘书处、中央特科等秘密机关的地址。

“一网打尽”中共中央，改写历史就在眼前。徐恩曾亢奋异常，带领军警特务连夜出发，28日凌晨赶到上海，迅即联系英法租界巡捕房。顾顺章供出的这些地址都在租界里。

风暴降临。

4月25日·南京

那天清晨听到敲门声，李克农开门一见来人，十分惊讶！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啊？！

来人就是刘杞夫，李克农情报小组的交通员，定期将钱壮飞得到的情报送到上海。

刘杞夫是昨晚在睡梦中让岳父钱壮飞叫醒的。他由岳父介绍，在“正元实业社”担任庶务，一家人就住在“正元实业社”的隔壁。

岳父让他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尽快找到“舅舅”。如果找不到“舅舅”，就找你岳母，让她想办法，尽快把消息送出去。

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也是共产党员，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的医院任妇产科医生，带着小儿子住在甘世东路新兴顺里4号。

钱壮飞让刘杞夫送给“舅舅”的消息，就是汉口发给徐恩曾六份电报的核心内容。

收到电报的25日是星期六，徐恩曾像往常一样，早早带着情妇王书元到上海度周末去了。南京中山东路5号的办公室里，留下机要秘书钱壮飞值守。

入夜以后，报务员送来一份汉口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注明“徐恩曾亲译”。不久，又一份汉口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还是“徐恩曾亲译”。几个小时里，同样的电报接连收到六份。

情况极不寻常。汉口出了什么大事？

这种指定亲译电报的专用密码本，徐恩曾一直亲自掌管，处处留心，从不离身。即使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不让碰一碰。

钱壮飞虽然很愿意得到这个密码本，但是他表面没有丝毫流露。在徐恩曾的印象里，“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

钱壮飞在1929年经中央特科批准，考入徐恩曾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名义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进入徐恩曾的特务系统，后被徐恩曾看中调到南京做机要秘书。按照组织安排，他又介绍李克农、胡底考入徐恩曾的特务系统，李克农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广播新闻编辑，胡底到天津任长城通讯社编辑。三人组成党小组。

第二次蒋冯阎战争后，徐恩曾派钱壮飞到东北搜集张学良的情报。钱壮飞向中央特科报告后，组织派遣胡底和他们的上级陈赓一起前往，在东北地下党帮助下，搜集整理了大量情报资料。一个星期后，钱壮飞交给徐恩曾一份四万多字的材料。徐恩曾看后喜出望外，赞不绝口：“哪来的这么好的材料！”从此对钱壮飞更加器重信任。

只要信任就好。

徐恩曾喜好女色，常去妓院。他出门时，就把保险柜钥匙、证件都放心地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也保密得十分妥帖。但是密码本徐恩曾从不离身。

一次到上海开会，徐恩曾听说某处有漂亮姑娘，即刻要去。钱壮飞好心劝道：“你不能去，你带着密码本怎么行？”徐恩曾立即掏出密码本交给钱壮飞，放心去了。漂亮的姑娘比枯燥的密码本吸引力大多了。

此后，“徐恩曾亲译”的密电钱壮飞也能翻译了。

钱壮飞将汉口来的六份电报一一译出，内容触目惊心：

“共匪政治局委员黎明（顾顺章化名）于昨日下午在汉口被捕”，“黎明已归顺中央，称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难以置信！是否有诈？是否圈套？斗争极为复杂，不可上当受骗。钱壮飞一边翻译电报，一边紧张地思索判断。

顾顺章是自己的上级，对自己潜伏在徐恩曾身边十分清楚，为什么电报中没有提及？

直到又一份电报译出，钱壮飞才确认顾顺章确实叛变了。

电报称：“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钱壮飞明白，这句话针对的就是自己。这是国民党特务想编也编不出来的。至于电报为什么没有明言，钱壮飞一时难以判断。

不愿意相信的最坏情况证实了。

他毫不迟疑，立即让刘杞夫连夜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送走刘杞夫，钱壮飞一夜未眠。他对形势反复思考判断后，认为自己无法再立足下去，必须离开南京了。

走前有几件事必须安排妥当。

他把徐恩曾交给他经手管理的银钱账目清理妥当，整整齐齐放入钱柜。来去清白坦荡。

还要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位同志转移。钱壮飞赶到通讯社未见到人，就用刀子在一张地图上留下“切断”联系的暗号。

还要给徐恩曾留一封信。他无法带女儿女婿一起转移，目标太大，更容易出事。他能做的，就是要让徐恩曾明白一个因果关系。他在信中写道，不要陷害我的家人，否则你那些难言的隐密就将公之于世。

后来，刘杞夫夫妇被捕，徐恩曾果然心存忌惮，三个月后就释放了他们。

徐恩曾内心还是很崩溃。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过去一直认为他（钱壮飞）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十多年后他在重庆遇到中共南方局秘书长李克农，他指着自己的头，对这位当年的“下属”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也是，白发的徐恩曾当时也就四十来岁。

4月26日·上海

26日清晨，钱壮飞办妥各项事宜，把重新封好的六份电报放到徐恩曾办公桌上，最后一次履行了机要秘书的职责，然后走出“正元实业社”大门，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这时，刘杞夫已经完成任务，急欲返回南京。

李克农担心刘杞夫的安全，十分犹豫，最后还是同意刘杞夫返回。他给刘杞夫拿足路费，又拿出两个金戒指，让刘杞夫以备急用。李克农嘱咐：“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

送走刘杞夫，李克农心急如焚。

生死存亡的危机，降临到了中共中央，中央特科的头顶。

千钧重担，压在自己肩上。利剑悬顶，随时可能坠落。

要尽快、尽快把情报送给中央！

不是接头日，交通员不会露面。找不到人，如何是好？紧急情况下也可以打破常规直接联系上线。但是，陈赓的住址，他不知道；陈赓的行踪，他也不知道。

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住址，行踪，他更是一无所知。

坐以待毙？万万不能！

找不到中央，可以找江苏省委，他们与陈赓有工作往来，或许可以联系上。

李克农找到江苏省委秘密交通站，打听陈赓去向，扑了空。一连找了几个可能的地方，都扑了空。

一直奔走到27日清晨。

4月27日·上海

27日晨，当押解顾顺章的轮船离南京越来越近时，奔波了一天一夜的李克农，走进一家汽车行，这是江苏省委新建的一个备用联络站。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陈赓。

陈赓立刻马不停蹄找到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立即在云南路477号楼上的“福兴布庄”召开紧急会议，这里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和开会的地方。

从未见过如此险恶的局面。

以前也出过叛徒，事先也有过警报。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一个叛徒所知有限。立即切断上线下线的联系，转移认识的同志，就可以化险为夷。

但是，这个顾顺章非同一般。他负责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所有上级的姓名地址，他知道；所有下级的姓名地址，他也知道。无数的单线联系，最终都汇总到他的手中。

危害是毁灭性的。

会议决定：即刻大范围转移！转移顾顺章认识并知道地址的所有中央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转移顾顺章知道的所有秘密机关和交通站，转移销毁秘密文件，切断顾顺章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暗号和接头方法。

还有几个身份特殊的人员，也要同时转移。后来，对这几个人如何处置，成为整个应变措施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尖锐问题。

四·一二大屠杀后，历经数年艰辛创造出来的这个局面，很难保住了。

决定不易，执行更不易。

转移住处，就要找房子。找房子，就要找殷实铺保。还不能藏到熟人朋友家里，大部分人顾顺章都认识熟悉。

都是地下工作，一律单线联系，通讯条件有限，要分秒必争找到人，再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谈何容易。

不知道顾顺章何时解到南京，国民党魔掌何时降临上海。

那是紧张万分、惊心动魄的几十个小时。

周恩来指挥运作，瞿秋白、李维汉、秦邦宪、陈绍禹和向忠发及时转移了，秘密机关大都及时转移了。

不仅是领导人，周恩来在时间和条件可能的情况下，直接奔走，找人通知，尽力使更多同志脱离险境。

27日晚，中央军委工作人员朱月倩忽听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周恩来。周恩来说，顾顺章叛变了，必须立即转移。朱月倩的丈夫霍步青在中央交通局工作，他接到的任务是，立即乘次日班机前往九江，赶上一班由上海开往武汉的客轮。曾任江苏省委军委兵运书记的黄火青坐在这艘客轮的一间舱室里，他奉命从上海经武汉前往中央苏区，不知道武汉交通站已被顾顺章出卖，敌人正在张网以待。船到九江靠上码头，他忽然看到窗外甲板上的霍步青，以为霍另有其他任务，按照秘密工作纪律就没有打招呼。但是他见霍步青在窗外往来数趟，似乎在找什么人，就招呼了一声。霍步青一见如释重负，找的就是你。赶紧示意他下船，躲过一劫。

李克农把消息通知陈赓后，立即开始转移安置人员和机关。胡底此时在天津，李克农到电报局给他发电：“胡底，克潮病笃。”这是约定的报警暗语。克是李克农，潮是钱潮，钱壮飞的一个化名。

李克农无暇顾及自己家里，只有托人通知妻子赵瑛。

赵瑛得到消息已是28日上午。她先是发现家门口出现了许多便衣，就把两个孩子托付给房东太太，自己佯装买菜来到北四川路小菜场。特科干部王少春恰好看到她，立即找地方把赵瑛妥善安置下来。

钱壮飞27日到达上海后，找到聂荣臻，组织当即把他安排到新闸路厚南里中央军委工作人员李宇超家里隐藏，确保他的安全与生活，同时将他的妻子张振华和孩子接出来，妥善隐藏在另外一个住处。

等到国民党特务拥进新兴顺里4号钱壮飞的家里时，只能望洋兴叹了。

那几个身份特殊的人员也被妥善转移安置。他们是张阿桃张陆氏夫妇，他们的女儿张杏华和张爱宝，顾维桢吴韵兰夫妇，吴韵兰的弟弟吴克昌夫妇等。这几个人都在中央机关或特科工作，大都是“坐机关”，有的烧饭，有的做掩护，有的跑交通。

这几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顾顺章的亲属，分别是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兄嫂等。他们与中央领导人和特科工作人员都很熟悉。

顾顺章一家事发前住在威海卫路802号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特科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3号和37号，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

此后的事态表明，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4月28日·上海

国民党的大搜捕开始了。

虽然周恩来连夜指挥大转移，损失仍然极大。

有许多同志来不及通知，有一些机关来不及转移。顾顺章知道的太多了，许多“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都是单线联系，周恩来和特科其他同志都不知道。

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回忆：徐恩曾带人“搜查了几乎我们所有的机关，只剩下一个汽车行没有被搜查，那是我们军委的一个联络点，顾顺章不知道。”

赤旗报社、秘密电台、中央军委保卫组办公点、北四川路三民照相馆接头点、武定路秘密机关、金神父路特科接头点、西摩路斜桥会馆旁的古董店接头点……都遭到破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住处都被搜查。

800多人被捕。

鲍君甫也被捕了。他是我党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第一个内线关系，担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他已经接到陈赓派特科上线陈养山送来的消息，转移是来得及的。他考虑到在南京人脉深厚，尤其与张道藩关系密切，决定静观其变。被捕以后，他应对坦然，只是说：我的事情顾顺章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不久，就被张道藩保了出来。

特科红队数名队员被捕，被敌人杀害。

恽代英被杀害。

出卖恽代英，暴露了顾顺章人性最为卑劣的一面。

营救恽代英是在周恩来指挥下，顾顺章直接实施的。就在营救成功在即、恽代英出狱指日可待之时，他居然转身将恽代英出卖给了刽子手。

如同一个医者，本在手术台上抢救病人，就在手术即将成功之时，为了一己投机，竟转脸将自己的病人、自己的战友亲手杀死。

此衣冠者，品性何有，德性何存！

4月28日，蒋介石指令国民党军政部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拿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来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提审王作林。恽代英见身份已经暴露，不再隐瞒，大义凛然地拒绝了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拒绝了王震南的劝降。

4月29日，恽代英被害，时年36岁。

4月28日之后·上海

顾顺章在叛变投靠的头72小时里，屡屡受到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打击。先是蔡孟坚何成浚不理睬他的叮嘱，使钱壮飞提前得到消息发出警报，让他的图谋完全落空，还得忍受蔡孟坚的斥责；接着是蒋介石弃之如敝屐的态度，让他结结实实尝到了阶下囚的滋味，做交易的痴望完全泡汤。

事情至此，顾顺章是否心生悔意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表明，这个叛徒在投靠背叛的死路上走得更远，做得更绝。

头几天的大搜捕过后，顾顺章远远没有就此打住。

顾顺章不遗余力地继续出卖，两个月后，本已逃过一劫的蔡和森、向忠发又相继被捕。蔡和森英勇就义。向忠发叛变后被国民党处决。

两年后，陈赓和妻子王根英因为顾顺章和手下叛徒的出卖而被捕。

顾顺章对我党地下工作的方式、规律、技巧了如指掌，他指导国民党特务“搞了一套针对我们的办法”。指使叛徒特务或充当旅馆、轮船的茶房，或遍布上海街头，尤其在重要的十字路口、电车站、小菜市场，见重要的人就下手，不重要的就盯梢。

他还布置一些房子出租，把我们同志的言语行动方式、服装特点告知特务，见到可疑房客即下手。

顾顺章不仅利用叛徒特务，还挖空心思利用他知道的各种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寻找逮捕共产党人。

向忠发本来已经安全转移，但是他家里原来的保姆是顾顺章经手介绍的。顾顺章就找到这个已经被辞退的保姆，辗转跟踪到向忠发的妻子，发现抓到了向忠发。

顾顺章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一直住在顾家，认识许多共产党人。顾顺章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等候认识的熟人。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有天看到一名特科人员经过，跑上前抓住不放，跟随的特务随即扑了上去。

顾顺章可利用的不仅是小舅子，顾顺章的其他家人，他的妻子、岳父母、兄嫂，利用价值更大。

顾顺章家属对顾顺章叛变持什么态度，能否划清界线，是否会与顾顺章同流合污？这个问题十分关键。

其实，他的家人藏匿顾顺章给蒋介石的投靠信，已经说明了问题。

但是，组织还要核实准确，就派人以南京国民党人员的名义来到顾家，打探态度。顾妻张杏华拿出一只绣有“小妹心愿”的手绢，委托来人转交顾顺章，叫丈夫放心，她一定跟顾顺章一起走。

最后，特科人员再次探询顾顺章亲属的态度，张杏华回答得十分明白：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跟着他了。

甘心作贼，奈何奈何！

如何处置他们？

虽然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暂时找不到。但是，天下是国民党的天下，地盘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对他们关不能关，押不能押，看也看不住，管也管不了。

听任他们与顾顺章走到一起，联手作恶，只能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更大代价。

血雨腥风的局势，你死我活的搏杀。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只此一途，别无他路。

数月后，参与处决顾顺章家属的特科红队队员王世德（当年登报化名李龙章）被捕叛变，供出三个埋尸地点。

由此，在人数上出现了一个误传。

三处地点挖出16具尸体。不过，这些死者并不都是顾顺章的亲属，其中数人是特科在不同时段处决的其他危害极大的叛徒，与顾顺章案没有直接关系。

由于都是王世德招供后发现的，不明真相的记者将这些人都当作了顾顺章的亲属。

几十年后，在云淡风清的和平岁月里，有人坐在安静的书斋里，端着茶杯，居高临下对这段往事说三道四，实不足取。

其实，当年那位著名作家就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诘问革命导师时，导师的回答就十分透彻：

“当两个人在打架，你怎么能分辨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

等你分辨明白，早成肉酱了。

即使在那么残酷尖锐的斗争中，主持此事的周恩来仍然不失仁厚心怀。

顾顺章4岁女儿顾利群未受丝毫伤害，一直健在，直到2018年，在上海以91岁高龄辞世。

周恩来当时专门安排特科人员把顾利群送回顾顺章家乡上海宝山的吴淞乡下，交给他的家人抚养。

顾顺章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已经懂事，认识许多共产党人，事发时住校未归。特科专门派人把他送到松江乡下托人收养。后来顾顺章找到他，教他在大街上寻找逮捕共产党人，共产党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

顾利群近八十岁时，接受过凤凰卫视曹景行的专访。作为后代，她站在个人立场说了一些为父亲顾顺章开脱的话。有些说法缺乏旁证，前后矛盾，与现有史料冲突，不足以信。

顾顺章叛变后向国民党出卖大批共产党人、出卖大量共产党机密的同时，也有若干保留。他没有全部说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人员和住址，没有提到他掌管的中央秘密档案库的地址。

因为什么？因为他还有气节、原则、政治底线？

那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那么多并肩战斗的同志，那么艰难而惨淡经营开创出的局面，全部毁在了他的手里。如果没有钱壮飞的情报，灾难将是毁灭性的。

这还不够，投靠国民党后，顾顺章又把党组织派他去苏联接受训练以及在特科工作积累的家底倾其所有，全部搬了出来，编成教材，训练国民党特务，刀刀见骨地对付共产党。

其狠其毒到这种地步，他对共产党已经绝情绝义。那么，他是出于对国民党那一套的信仰吗？并非如此。他替国民党卖命的同时，又对国民党心怀不满，暗里拉拢势力，存心再立组织，以图自大。结果为国民党不容，于1935年被杀。

顾顺章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毫无信仰、气节和底线可言。有的只是流氓习气和唯利是图的市侩心理。叛变后他在若干机密事项上留了一手，只是心有忌惮，幻想给自己留点后路和买路的本钱罢了。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杜宁）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深知顾顺章其人。她于1938年在莫斯科写下《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文中写道：

“顾顺章担任的工作很重要，然而他平时不看文件，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而同志们并没有来注意这一问题。虽然他是一个老党员，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

一语中的！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

中国共产党那时还年轻，还未成熟，缺乏经验，缺乏干部，加之共产国际的用人要求，使得顾顺章得以重用。

顾顺章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深远。

因他出卖而被捕、牺牲的同志以外，他认识熟悉的几乎所有人，在上海都无法活动，难以立足。

聂荣臻回忆：“为了躲避顾顺章，我搬家到了虹口区的提蓝桥。工作虽然在继续进行，但危险性很大。我们这些过去与顾顺章交往很多的人，就经常呆在家里，不敢上街”。

陈赓和陈养山在跑马厅对面的华安大厦楼下租了间前后门都能走的房子。陈养山回忆：那一段日子真可以说是将脑袋拴到了裤腰带上，天天警车在马路上呼啸，国民党特务、租界的巡捕统统勾结在一起，根据顾顺章的指供，抓共产党。我和陈赓住在那里，白天睡大觉，晚上也难得出来，买几张报纸，探探消息……

上海的恶劣形势无法立足了。中央领导人，中央特科的许多骨干，或者前往苏联，或者转移他省，或者进入中央苏区，在1931年前后纷纷撤离上海。

中央特科损失尤重。

中央急派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接管特科工作。

最终，中央特科还是顽强地走出了这段最为艰难的至暗时刻。

大难不死，必有后手。

中央特科及其后来者们，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在隐蔽战线上继续不懈奋斗，又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激荡人心的精彩剧作。

好戏，还在后头……

主要参考资料

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

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吴基民：《生死搏杀——周恩来与顾顺章》，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杜宁（杨之华）：《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1938年11月28日写于苏联，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

刘德伟：《顾顺章家属事件详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