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代表团去布列斯特和平谈判。列宁之所以能成功夺取政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提出不再把俄国人推到前线去让德国人的机关枪收割。现在沙皇已经完犊子了,就等列宁兑现承诺了。为了表现出布尔什维克政权一枝独秀,列宁决定在代表团里加入一个普通士兵、一个普通水兵和一个普通工人。“你看我们才是真正地和普通大众站在一起,真正地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虽然一开始就觉得好像缺了点儿什么,但是快到彼得格勒火车站的时候,大家才回过味儿来。农民呢?缺一个农民算怎么回事儿?带锤子不带镰刀,不可以,这不苏维埃。代表团领头的两人是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和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他俩赶紧寻找农民。
当时的俄国有一个好,啥都缺,就是不缺农民。越飞一眼就盯上了一个站在街角,穿得破衣喽嗖,看起来很像农民的老大爷。越飞说这位老同志您好,我们是社会主义革命者,请问您对政治有什么看法?是左派还是右派?老大爷说我不是很懂政治,但是天天听你们吵吵扒伙,说什么左派左派的,那我就算是个左派吧。越飞说太好了就是您了,来来来跟我们走吧。老大爷说干蛤呀,光天化日的可不带这样式儿的。越飞说老同志您别害怕,咱们一起去跟德国人谈判,回来就给您钱。老大爷也是个爽快人,一听有钱拿就爽快地答应了。
老大爷的名字叫罗曼·伊拉里奥诺维奇·斯塔什科夫,莫名其妙地就被越飞和加米涅夫这两个老司机带上了火车,去了昆明,啊不对,布列斯特。在布列斯特的谈判桌上,斯塔什科夫一句话都不说。因为谈判的时候大家主要说法语,他啥也听不懂,一句话不说才是坠吼的。不过一到了晚饭他就表现得比谁都积极,跟吃冤家一样把饭桌上的东西揽到自己面前大吃。毕竟他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有一次服务员问他要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他转过去问德国代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甥孙,恩斯特·冯·霍恩洛厄-兰根堡亲王,“这俩哪个劲儿更大”?
斯塔什科夫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农民,全程参与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头等重要的外交活动,而且跟欧陆的王公贵族平起平坐,同席饮宴,也可说是人生第一的奇遇了。越飞和加米涅夫一个在医院里自杀,一个被斯大林清洗,这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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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的苏俄代表团成员名单:
比如我今天刚搞明白的问题
“《美丽与哀愁》里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委内瑞拉骑兵是个什么鬼!“
这哥们是个委内瑞拉革命者,先参加美西战争,后参加委内瑞拉革命,当然是在失败的那一边参加革命,革命失败以后被迫流亡,然后加入俄军参加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之后回美洲淘金,显然也没淘到,1914年听说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就决定去参战。
这么正义的一个人肯定要帮扶弱小咯!所以他径自跑去最弱小的比利时,要求加入比利时军队,结果比利时人在亡国的边缘表示“我们这不缺人,你去法国问问”。他又去了法国,法国人表示好啊“快来参加外籍军团”。这哥们表示“我是志愿者不是雇佣兵,我要当法国正规军”,法国表示那不行你再去别处问问。
这哥们看地图发现协约国里还有一个比比利时还弱小的国家,黑山!肯定缺人,于是就去了黑山。然后被黑山当成间谍抓了,好不容易审明白他是个国际志愿者之后黑山表示“我们也不缺人”。俄国大使还说风凉话“要不你去日本试试?”这哥们没钱去日本,就去了保加利亚,然后遇到了奥斯曼外交官,奥斯曼人说“我们要人!你快来!”于是这哥们就成了苏丹兼哈里发的基督徒骑兵。
1915年一入伍就被派到埃尔祖鲁姆,他听说那地方的亚美尼亚人在起义。路上军官喊“他们已经在杀人啦,去晚了赶不上了!”到了锡尔特,他发现屠杀不单是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而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的。他们晚上睡觉的房间原本属于一家叙利亚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已经被抢劫一空了。除了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血迹,还有被砸烂的家具,还有一小张圣母像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他看见一个主教被拖着往万人坑走,那个主教也明显看见了他,而且认出他是一个穿军装的基督徒,一直盯着他看,而且更可怕的是他发现那些屠杀的士兵也都盯着他看。一找到机会马上他就给奥斯曼的战争部打报告申请退伍。你们这太可怕了!但是奥斯曼帝国是一个讲理的地方,“都来了还想跑?”于是毫不犹豫的就驳回了。
但是这哥们运气不错被派到了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看到那个非常搞的场面,一个被征来服役的伊玛目拒绝继续服役,不但自己要跑还鼓动其他士兵跑,结果被抓了要被当成逃兵枪毙。枪毙之前军官说去给他找个神职人员,于是找来了另一个伊玛目来安慰他的灵魂。那个伊玛目有点太积极,俩人马上就吵起来了。最后开始对骂,军官只好下令把伊玛目带走,让后把死囚枪毙了。
1917年他在法金汉将军指挥下,参加了奥斯曼帝国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进攻失败之后又奉命在加沙阻击英军。之后他被调回首都,一直待到战败,当协约国军舰开进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给战争部又打了一个报告要求退伍,这次奥斯曼帝国批准了。这哥们的战争就这么结束了。
麦哲伦船队远航开创历史,但历史上第一个意识到环球航行成功,甚至是第一个完成全球航行的人,只是个奴隶……
麦哲伦同学是葡萄牙贵族,刚“就业”的时候给西班牙军队打过工,然后还是跟着祖国葡萄牙的船队去了远东。当时葡萄牙率先做到了大航海时代的初始目标——绕过非洲,去远东搞香料。而西班牙一是在东方航线上失了先机,二是信了哥伦布这个大忽悠,以为向西不远就是亚洲,所以误打误撞把重点放在美洲帝国上。教皇为了平息两个最“忠实”国家的争论,画了两条经线区分地盘,下图中绿色就是教皇许给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黄色则是西班牙人。至今美洲大陆的语言还受这张图影响。
麦哲伦1480年出生,1505年-1512年,正是他最忠实于祖国的时候。作为一个海军军官和陆战猛将,他两次绕过非洲前往东方,在非洲和亚洲参加了好几场关键战役,为此伤了脚,终身半残疾。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葡萄牙官方满足于东方的贸(qiang)易(jie)利润,没兴趣搭理一个基层军官的远航梦想,倒是西班牙希望扩大自己向西的航路优势,给了麦哲伦五艘船,让他向打通向西的亚洲航路——或者看看他会不会掉进平坦大地边缘的深渊。于是,1519年,麦哲伦这个葡萄牙军官带着西班牙舰队出发,1521年穿越太平洋后死在东南亚,由胡安·埃尔卡诺带领最后一艘船回到西班牙。
但是,细读史书,可以发现一个细节:
一天,麦哲伦船队来到萨马岛附近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以便在那里补充一些淡水,并让海员们休整一下。邻近小岛上的居民前来观看西班牙人,用椰子、棕榈酒等换取西班牙人的红帽子和一些小玩物。几天以后,船队向西南航行,在棉兰老岛北面的小岛停泊下来。当地土著人的一只小船向“特立尼达”号船驶来,麦哲伦的一个奴仆恩里克用马来西亚语向小船的桨手们喊话,他们立刻听懂了恩里克的意思。
恩里克生在苏门答腊岛,是12年前麦哲伦从马六甲带到欧洲去的。两个小时后,驶来了两只大船,船上坐满了人,当地的头人也来了。恩里克与他们自由地交谈。这时,麦哲伦才恍然大悟,现在(1521年3月17日)又来到了说马来语的人们中间,离“香料群岛”已经不远了,他们快要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了。
40天后,麦哲伦因为介入土著冲突,而被斧子砍死。恩里克是否随着船又回到了西班牙,我没有看到记载。但无论如何,最后走完全程的那些船员都是从西班牙出发,以回到西班牙为环球标志的。而只有麦哲伦主奴二人从东南亚出发又返回东南亚,在1521年就完成了环球航行。葡萄牙军官的奴隶在西班牙船上完成了壮举。
考虑到麦哲伦死的如此之早,再考虑到麦哲伦派去和东南亚居民交流的人也是恩里克,这个马来亚奴隶完全可能是第一个穿过所有经线环绕地球的人,更是第一个真正感受到一路向西却从东面回乡的人。当奴隶,尤其是当麦哲伦的奴隶不是恩里克的选择,甚至环球航行也未必给他带来幸福,但说他见证历史乃至创造历史,这一点无可置疑。
相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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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还有人类没到过的地方吗? - 知乎2
如果地球第一纪生命就是类人的智慧生命,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科技树? - 知乎3
丰臣秀吉为什么不去开辟美洲新大陆? - 知乎看到有答主提到一位奥斯曼军中的委内瑞拉人,我不由得想到了一位从南北美洲打到克里米亚的阿根廷奇人。
贝尼格洛.本杰明.维拉纽瓦(Benigno Benjamín Villanueva),1815年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圣尼古拉斯区,他老爹贝尔纳多是门多萨省人,1807年英军入侵拉普拉塔时他自愿跑来参战,胜利后又参加独立战争,作为骑兵加入圣马丁的安第斯军,去过秘鲁,战争结束后回布港经商。
维拉纽瓦跟他爹一样,对读书经商都不感兴趣,一心想参军冒险,不过家里人都不同意。直到1835年4月的一天,他在一家老加泰罗尼亚咖啡馆同警察局长的儿子一起打台球,然后跟一个老同学为一支雪茄起了口角,两人拔剑决斗,结果对方被他杀死了。因为杀了人,他被判处兵役,这正好合了他的心思。当时的阿根廷被一个叫罗萨斯的狂暴独裁者统治,由于战斗勇猛,维拉纽瓦得到了罗萨斯的赏识,1839年已经晋升为中尉并指挥政府的护卫骑兵第二中队。
1839年,一些反罗萨斯的人希望借助他哥哥皮奥的关系拉拢他,但他跟随上级调到布港边界攻打原住民去了,所以没有参加,他在内战中巩固了罗萨斯的统治。后来阿根廷干涉乌拉圭内战,他跟随帕切科将军的军队出兵,围困蒙得维地亚,这期间他加入所谓的唯一神党(Unitarian),追随何塞.玛丽亚.帕斯将军指挥并参加了1844年的科连斯特省的战役,并跟随他从蒙得维地亚去了巴西。
在巴西,他遇到墨西哥前总统桑塔安纳的人在招兵买马,于是自告奋勇报名了,因此见证了美墨战争:去了墨西哥后,他就作为军官被编入了桑塔安纳的北方远征军,在布埃那维斯塔跟扎里卡. 泰勒干了一仗,明明仗还没有打完,桑塔安纳缴获了几面军旗,就急急忙忙南撤去平叛了,这让维拉纽瓦很不爽,他跟着一支墨军北上,结果不幸遇到了美墨战争中美军的战神—亚历山大.威廉.多尼芬上校的远征队,被打得大败而逃。之后他随桑塔安纳参加了塞罗戈多战役,同样被美军打败,心灰意冷的维拉纽瓦离开墨西哥军队,去了北边的加利福尼亚。正好在美墨战争尚未结束的1848年1月,当地发现了金矿,引发了一波淘金热,大量欧洲人蜂拥而至,维拉纽瓦在当地代理他父亲的生意,还开了家杂货铺,最后居然发了笔小财。
拿着这笔钱,他决定离开加利福尼亚的穷山沟,去欧洲涨涨见识,由于他会不识字写字,算个文盲,就去了“母国”西班牙。他在马德里的娱乐场所挥霍了几年,就把美洲的积蓄花光了,不得不找份军事上的活搞点钱。他在马德里遇到了一个老乡,阿根廷诗人文图拉.德拉.维加(Ventura de la Vega),后者直接把他引荐给了胡安. 普里姆将军(熟悉西班牙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他是谁)。因为普里姆是自由派的首脑,西班牙政府的保守党想甩掉这个麻烦,就打发他去法国,维拉纽瓦就很懵的作为西班牙自由派跟着去了巴黎。
1853年,西班牙政府觉得奥斯曼和俄国的冲突可能会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便安排普里姆组织一个军事观察团,去观察东方冲突的局势,普里姆便邀请维拉纽瓦跟他一起去。
第二年,由于英法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组织联军对俄国宣战,维拉纽瓦觉得几个国家打一个实在太不公平了,就与普里姆告别,一个人参加了俄国军队。俄军对此非常欢迎,不仅因为他是个出色的骑手,还因为他会说英语(虽然不会写),对战斗有很大帮助。他加入了俄罗斯帝国第三十一骑兵师的第一团,由博纳金上校(Ponnekine)指挥。他运用起以前潘帕斯克里奥尔人打原住民的战术,跟法军打草原游击战,因战功成为了博纳金的副手,在上校战死后接替其指挥部队,直到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在维拉纽瓦教父和西班牙大使梅迪纳塞利公爵的见证下,他在沙皇的朝廷娶了老上司博纳金的遗孀。。。并将姓氏改为俄式的“Villanokoff”。之后他又参加了几次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军事行动,如1872-73年征服中亚希瓦汗国的行动。可能在那一年以中将军衔去世—因为直到75年将领花名册上还有他的名字。
他的后代直到俄国革命时期依旧生活在莫斯科。
老爷审案子的时候,背后出现的神秘人。
sir,注意身后! https://www.zhihu.com/video/1153291278534905856特朗普
本来是曼哈顿为人不齿的一个小地产商,被某些势力推出来,促成了东升西降关键时刻的大转弯。
我爸和他的战友们,全程参与并见证了南极长城站的落成。
我爸爸年轻时候是北海舰队的一名海军,是中国第一批赴南极考察编队的一员。1984年11月20日,他与其他307名战友一起从上海出发,长途跋涉,远赴南极。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航行了一个多月,经历风浪,经历生死,他们终于成功登陆那片神秘的土地,
如今,南极旅行已经越来越商业化、平民化,去一趟南极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在当年,这跟火箭上天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的。
科考队的所有人员行前都写了遗书拍了遗像,抱着赴死的决心随着军舰使出海港。
可怜天下父母心,爷爷奶奶其实是极力反对的,但是劝不住。行前,爷爷赌气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走后,奶奶整日以泪洗面。
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全家人整日守着广播,既盼着能够听到一点关于科考队的消息又害怕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领悟,没有消息有时候也是好消息。
据爸爸和他的战友们回忆,其实那一路也经历了不少危险的时刻。比如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遇到大风,船倾斜的太厉害,全船战友都在吐,恨不得把胃都吐出来的那种。比如登陆南极洲之后有一天夜里军舰脱了锚,差一点就撞上冰山。
彼时彼刻,或许年轻的心里也有过恐惧吧。
但是现在说起来,满脸都是荣耀。
他们在海上航行时的漫长日夜,在南美洲停靠时的趣闻轶事,修建长城站时的斗志昂扬,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日日回忆的一幕幕。
我爸年轻时候爱赶时髦,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大哥大BP机傍身了,用的手机电脑从来都是最好最贵的。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反而对什么都看淡了,曾因为他的老摩托罗拉里面存了太多电话号码而一度拒绝使用智能手机。
后来有一次他回青岛参加战友聚会,发现战友们都用微信还拉了群,回来立刻就换了智能手机让我们教他用。他的微信头像就是他们当年去南极时J121军舰的照片,那也是聚会时候纪念册的首页,下方还写着“一生的牵挂”。
我轻易不敢点开,每次看到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这是他最美的回忆和最大的骄傲,也是我在介绍爸爸时炫耀的资本。
遗憾的是,这些拿命去探险的科考队员出发前已做好了成为烈士的准备,但回国后却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爸爸的好些战友都过得不太好,有回乡务农的,有外出打工的,也有疾病缠身英年早逝的。
这些年,他自己也是摸爬滚打跌跌撞撞,经历了辉煌,也体会过绝望。
人越老越容易怀旧,最近几年他格外爱说起当年的事情,听到哪个老战友去世的消息也会格外的伤心。
这是他们心底最波澜壮阔的曾经,但好像并没有人真正在意。
他们也曾是英雄,而如今却被遗忘了。
前两年当地报纸报道了一位赴南极考察队员,说是我们市第一个。我爸看了非常生气,还一度联合他的老战友们去报社要求他们修正,虽然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了。
我知道,他其实一直很想让我把他们的故事整理成文字,很想为他的战友们发声。但他念叨了很多次我也没有真正放在心上,也着实是觉得平凡如我也并不能真正为他们做什么。
直到我有了孩子,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那份爱,才开始更加理解他。说来也奇怪,我家宝宝脾气不好的时候一首《军港之夜》就可以让他迅速安静下来,而这,正是姥爷最爱的歌,能够唱到老泪纵横的那种爱。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17年6月17日凌晨,父亲节前夕。成为宝妈之后我的时间被不断的压缩,压缩到那天无意中才知道周日是父亲节。看到“父亲”这两个字,心中突然就泛起了万千的感慨。
当时他并不知道我写他的故事,看到之后也没有表现的特别高兴,还挑出了错别字告诉我他那里还有很多日记史料供我研读,但是还默默发给他的战友看,后来被战友发到他们群里勾起了大家的回忆,接连好几天都在微信上跟我说哪个战友又说啥了,掩饰不住的激动。
不管经历了什么,每每聊起当年,他都是眉飞色舞,每一条皱纹都仿佛在诉说着惊心动魄的往事。
彼时,那是一个只有21岁的少年,没有经历社会的打磨,也不懂得家庭的责任。
军舰上承载的,是他的青春。
首发于公众号“生活在瑞士”
原文标题:他拍了遗像远赴南极,他建立长城站参加核试验,他曾意气风发,他是我爸
最新完整版在这里,加入了爸爸退伍复员后创业成功以及守业失败的经历。
他们这代人的成长,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朝鲜刑曹佐郎姜沆。
姜沆(1567-1618)字太初,号睡隐,儒学世家,其四世祖是朝鲜(并不)著名儒学家姜希孟。
1597年,中、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姜沆在户曹参判李光庭属下,给明军将领杨元督运粮饷。结果杨元全军覆没,李光庭跑路,姜沆召集义兵不成,无奈之下找了几只船带着全家打算走海路避难。不幸的是,姜沆遇到了藤堂高虎麾下的日本水军,被俘虏去了日本。
在日本,他遇到一位僧人,姜沆自己的记载,这人叫“舜首座(首座应该是尊称)”,乃是名门京极氏的后代,赤松广通的老师。这两个日本人都非常喜欢儒学,特别是赤松广通,非常喜欢中国古典,但是不会汉语,所以让翻译陪着他读。三个人笔谈为乐,昼夜交游。姜沆告诉了舜关于朝鲜的礼仪、科举、经筵等等事情,两人(赤松同学插不上嘴)还经常谈论儒家经典。
两个人还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们把四书五经翻译成了中日双语版,并且用理学思想为之做了注解,姜沆为五经作跋。这是宋明理学第一次系统地被传入日本。
这个“舜首座”,一般我们叫他藤原惺窝,日本江户时代儒学鼻祖。
因为这场战争,两个本来一生都不可能有交集的人走到了一起,并且致力于把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思想发扬光大。
偶然在必然之中擦出的火花,也许就是历史的精彩之处吧。
全文已完结。感谢大家的支持。长文慎入,多图慎入。
感谢 @林冲的头条推荐,他在头条里提到的中共一大代表便是本文的主人公刘仁静。
很多朋友建议我开个专栏,为此我特意问了 @刘尧 同学,他说军史和党史容易涉及敏感话题,不符合知乎规定,因此无法开辟专栏。不过如果你们有关于党史、军史和近代史、清史、明史以及春秋战国到三国期间的历史的问题(1949之后的免邀),可以邀请我回答,我必以尽可能通俗和幽默的口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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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30 修改中共党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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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找到一个我能回答的了,怒答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说的,当然是近百年来对我们全国十三亿人影响最大的一件事之一——中共一大!
什么?不牛逼?我党成立的历史性事件你敢说不牛逼?
有人会说,这么牛逼的事件,怎么可能会有小人物?!
对啊,他真的就是小人物。
正如大家所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这个小洋楼里召开。
当时出席会议的共有全国代表13人。
可是,当时的两个共产主义大佬都没有出席会议。
那自然就是号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有人说,陈独秀不是就在上海吗,怎么不来开会,是装逼吗?
并不是,当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缺一个教育部长,两人一拍即合,陈独秀就跑到广州去当了个教育部长。
当时国民政府一切都是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有一笔款项没有拨下来,陈独秀说我不能去开会啊,这么一大笔钱(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吧),我得亲自盯着~
于是为了顺利召开此次会议,陈独秀派出了李达和李汉俊代表自己。
李达在教育界很有名,后曾历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校长,可谓是两湖教育之翘楚皆出于此子之手。
这个李汉俊也很厉害,14岁便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东大前身),回国后不久就同陈独秀在沪建立党小组,可谓是此次会议的东道主。
李大钊为毛也没来开会呢?原来说是要带着自己北大的得意门生优秀学生领袖张国焘一起来的。
可是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说是北洋政府拖欠北京八所高校老师的工资,李大钊一听怒了,王八蛋老板徐世昌,吃喝嫖赌欠下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啦!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闹学潮!(图文无关)
于是李大钊便带着一帮老师管政府要钱去了,这另一个北京名额让谁去呢?
历史上让谁去了呢?这个人便是整个中共一大里年纪最小的刘仁静,当年才18岁。
哎对就是这个长得有点像刘星的连清人。
大概又会有人问这么牛逼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要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孩去见证?我18岁的时候头还在高中习题集里拔不出来呢!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孩有多牛逼,而是因为的确没人有空!
没错!你没有听错!这么牛逼的事件,愣是没有人愿意腾出来时间参加!!!
若是排资论辈,北京共产小组的二师兄(大师兄乃张国焘)应该是邓中夏,他也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得意门生之一,1923年参与了上海大学的创办!后来又多次受党的委命去莫斯科交流学习!够牛逼了吧!
李大钊找到邓中夏,邓中夏说不去。我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会议。(感谢 @杨爱红 指正)
少年中国学会有木有?!一听就比中国共产党牛逼多了!
于是李大钊又找到了三师弟罗章龙。这个人名气稍微差一点,但也是当时组织陇海铁路、京汉铁路工人几次大罢工的青年领袖之一。
罗章龙说不去。我搞铁路工人大罢工搞上瘾了,最近又联系好了一个厂,这几天和他们开座谈会讨论罢工的事宜呢~
我说这么牛逼的机会你都把握不住,难怪只能当三师弟啊~不过搞搞罢工什么的,的确比看一个没前途的破组织成立要有意思得多啊!
就这样,往下李大钊又问了几个人,都说有事,脱不开身。
总之干啥的都有,就是比中国共产党成立重要!
李大钊没办法了,就委派年龄最小资历最浅说话最没分量的刘仁静去参加了。
我估计刘仁静当时也不是很爽,毕竟大家都不愿意去,这种烂摊子果然就是要留给年龄最小资历最浅说话最没分量的我去收拾啊。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们继续说故事。
~~~~~~~~~12月9日下午更新~~~~~~~~~~~
谢谢大家的捧场。那我就继续带大家普及党史。
毕竟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所以无脑为共产党洗地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有人可能要说,这刘仁静当年才18岁,就能够参加中国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出席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尽管包含着种种机缘和狗屎运,但仍然不得不说,这刘仁静还算个人物。
我向来主张,剖析历史,就要站在当时的时代立场上思考问题。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九千万党员、手握数百万军队、领导十四亿人民走向富强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不仅有自己的系统的、全面的、具体的理论,而且从思想、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具体的方面代表了这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地缘强国的根本利益。
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个刚刚被起出来唬人的名字,甚至不如“少年中国学会”听起来有逼格。
党史上记载,中共一大召开时,是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的。
也就是说,全国一共50多名党员,到场的就有13个= =
这比例已经不能算作是代表大会了,简直就一个部分党员代表见面会啊!
不要着急笑,还有更有意思的。
有一个段子,说是怎么变牛逼,没有真本事也成,只要把知道你那点底细的人都耗死磨光,就剩你自己强行装逼了,随便你怎么说。
这话按在刘仁静头上真是恰如其分。
刘仁静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建设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的重任,就这么历史性地落在了我的年轻稚嫩的肩膀上。
那个时候正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国内民生凋敝,人心思定,用各种方式探求各种道路企图救国的人士不计其数。每天新成立的政党和每天解散的政党一样多。
都不要说当时全国总共有多少党派(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投机倒把和浑水摸鱼的小团体),就是在1921年前后出现的共产主义党派就足足有近十个!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名字:中华共产党、中国无政府共产党、重庆共产党、今日派共产党、支那共产党、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青年共产党、中国革命共产党!!!!
这都是些什么虎逼名字!为什么一个个都看起来那么吓人!!!实话告诉你们,随便拿出一个上述党派的党员数量都要远远高于中共初期的50人!
中国共产党就是混杂于他们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团体,可以说,因为有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大佬的存在,稍微有理想了那么一点,稍微有名气了那么一点,稍微有方向了那么一点,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该解散的,还是要解散。该覆灭的还是要覆灭。我们姑且就当个时代的弄潮儿,跟大家一起凑个热闹得了。这绝逼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想法。我们就来扒一扒当时中共一大的几位代表。首先是来自广州小组的陈公博和日本分会的周佛海(就不放叛徒的照片了)。
这两位的名字,无论在中共一大人员名单什么时候集体出现的时候,都是被放在最后面的。原因无他,在党的早期活动中就选择了叛党。
其实很好理解啊。跟你们玩玩过家家过把瘾还行,要是牵扯到身家性命或者财禄前途,谁还跟你们在这玩?
陈公博是富二代,从小娇生惯养,胆子比较小。当时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不是被查了吗,再加上中间起了点摩擦,就没跟着去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一年以后,觉得无聊(误)就退党去美国留学了。回国之后一直在国民党系统内工作。
这个周佛海就比较操蛋了。一大之后,周回到日本继续留学。归国之后,摇身一变直接成为国民党要员,混到抗日战争时期还与汪精卫沆瀣一气,汪说我们曲线救国吧?周立刻回应好啊好啊~两人还拉着陈公博一起当汉奸,真不愧是好基友啊,这种时候总是想着哥们~
这个陈公博胆子小,也谈不上什么骨气,原则还是有一二分的,虽然对中日战争持极其悲观的态度,当汉奸的意愿却也没周佛海那么强烈。虽然勉勉强强答应在汪伪政府工作,基本做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
周佛海则不同,对于自己的工作特别热衷,不仅搞起特务组织,威逼利诱甚至暗杀无所不用,卖友求荣、腆着脸讨好日本人的恶心事也没少干。1943年眼看日本要败,又偷偷被戴笠策反做了军统的内应。抗战胜利以后,因为汉奸罪被判死刑,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挂了,没人给他证明他其实是内应,于48年【冤】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令人嘘唏的是,陈公博死的要比周佛海早许多,46年便被枪决了,原因也很简单,汪精卫在死翘翘之前,便把陈公博选择成为了自己的继承人,接任了南京日伪国民政府的主席。你是老大,不枪毙你枪毙谁?我不是洗地,单论人品而言,陈公博还是比周佛海要强一丢丢的~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汉奸便是汉奸,无从洗地。
话扯远了。同刘仁静一起来开会的北京代表张国焘是个极其复杂的人,复杂程度甚至有超越汪精卫的潜质。我才疏学浅,并没有办法概述他充满矛盾的一生。我只能说,他叛党了,但是叛的党却也不是一大时的中共,更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共。权利倾轧,勾心斗角,不是我们今天能够猜测和推断的,然而张国焘的反叛,更多的是出自于这个人的人格和经历,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总之,中共刚刚成立时,那就是一个弱鸡团体。顶多有个共产国际的认定,然而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你还是不能理解尚在襁褓里的中共有多弱鸡,那我再说明白一点,她甚至不如成立初期的ISIS和基地组织。同样受境外势力的扶植,中共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更不要说拥有任何军事力量,甚至连一句闹事的时候的统一口号都没有。
而李大钊此时派刘仁静来参加一大又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再打一个生动的比方。南少林和北少林相约召开首届少林峰会,两个方丈住持都没时间来,北少林住持问座下弟子谁愿意替自己去,所有人都有事,于是他便只能叫上照料自己生活的小沙弥随同大师兄前去。也许并不是特别恰当,然而大体就那么个意思。
讨个薪比开会重要,筹个款比开会重要,参加个学会比开会重要,连搞个工人罢工都比开会重要。干啥玩意都比开会重要,这并不是因为会议本身不重要,而是举行会议的组织实在是太弱鸡了。而刘仁静——一个小沙弥,能够见证这样的历史时刻,并活到最后,不得不说是十分荒诞和充满趣味的。
一个人的经历尚且如此复杂,更不要说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了。
尽管我们说,中共这个党派仅仅用了28年,就从一个闹着玩似的弱鸡团体成长为夺取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执政党,这个过程就跟开了挂一样,全程自带主角光环。然而烈士的牺牲、叛徒的出卖、党内的错误斗争、外党的倾轧,反动政权的压迫、帝国主义的侵蚀、主义思想的缺失、自我的迷失,这些摧残无时无刻不像插入我党胸口的利剑,随时可能夺走这个新生儿的生命。
我们不去说李大钊也牺牲在反动政府的铡刀下,也不去讨论陈独秀也曾犯过重大的路线错误,站在党前进发展的对立面上。我们就单单来算一算,1921年召开一大,一年后陈公博脱党,两年后李达脱党,三年后李汉俊、周佛海脱党,六年后包惠僧脱党。仅仅六年就一大代表就跑了将近一半,全国那50多名党员自然也不难想象。
如果是因为丧失了理想信念而脱离组织,那还不是最可悲的;如果是受到自己同志非正当性的质疑、非议甚至是审判,自己还无从辩驳,或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理想被侵蚀、被掠夺、被压榨而无能为力,那才是真正的可悲。这种可悲,因为带有夭折的特性,可以说是丝毫不亚于文革时诸多科学家、艺术家和老一辈军政官员自杀的那种悲哀。
而一大的13名代表,剩下来的8个人,4个都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济南代表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长沙代表何叔衡1935年牺牲;武汉代表陈潭秋1943年牺牲,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从这里我们也不难推断出,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究竟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好同志。
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刘仁静同志,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史上的奇葩。
~~~~~~12月10日更新~~~~~~
为什么说刘仁静奇葩呢?我们继续扒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近乎于武侠小说的历史桥段。在我看来,有点像杨康和郭靖的故事。历史嘛,总是比故事要有意思的。
其实要是论奇葩的程度,我觉得还是非毛泽东莫属。然而主席属于那种超越了历史的存在,我不是神化毛泽东,要是把整个革命生涯的几个重大过错抹去,你就算说他是21世纪穿越回去的我也信。
武汉代表包惠僧则是另一种层次上的奇葩。不说别的,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着武侠小说的韵味。
建国以后,给包家划分的成份是什么呢?小土地经营者。这个词什么意思呢?通俗了说就是小规模土地的持有者和经营者,财富数量级介于富农和中农之间。当然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有人说小土地经营者的财富累积仅次于地主,这也是见仁见智的。后来我们说批斗地主、富农,大约是没小土地经营者什么事的;但论及向贫下中农学习,也和小土地经营者无关。总之要是给毛泽东家定一个小土地经营者的成份,应该算比较恰当。
包惠僧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不算有钱,但小康有余。请注意,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理所应当有着像包惠僧这样的性格:朴实厚道、行事小心,但做事全凭热情、情绪化、好自满,且原则性较差。但同样出生在相似的家庭,主席和他差异就极大,豪爽大方,不拘小节,饱怀激情,敢作敢当,做事充满目的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可以这样说,两人之后的发展和境遇,与他们的性格息息相关。
为什么总是扯上主席呢?因为这个包惠僧的确和主席的出身太像了。1917年,包惠僧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而18年毛泽东就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学校都一样,就是隔了个洞庭湖。不过包惠僧没有那么着急就投身革命,而是先想着填饱肚子,这也是农民做派,无可厚非。他先是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因为跟人合不来所以就索性不干了。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当新闻记者,这一干就是四个年头。
在从事新闻记者的生涯中,包惠僧接触到了大量的社会上的黑暗和扭曲。他发现整个新闻行业就是政府和军阀们用以伪装自己丑恶嘴脸和愚弄民众的工具。应该说他还是有些革命头脑和革命精神的,要不也不会被陈独秀相中。包惠僧开始走鲁迅的路子,用笔抨击时事,得罪了好一批人,换了许多家报社工作。1920年包惠僧实在混不下去了,又索性破拐子破摔,直接参与到各种游行、罢工和示威活动等革命行动中去,此时,记者已经不能算作他的职业,而是他的伪装自己的迷彩而已。在一次采访中,包惠僧接触到了陈独秀。也是巧合,同期,毛泽东通过做图书管理员认识了李大钊。两位年轻人都开始在两位共产主义大佬的指引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学习共产主义斗争理念。
这一段,是不是像极了两位素有渊源的大侠倾力培养两个出身相仿,但性格迥异的徒弟?不过毛泽东吃了地域上的亏,那个时代奔波于北京和长沙,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发展上落后于包惠僧。1921年包惠僧在上海担任了共产教育委员会主任,专门负责为党组织选拔去苏联留学的人才。后来刘少奇等一批有着留苏背景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包惠僧推荐的。后来包参加中共一大,还是受陈独秀推荐专门作为武汉代表去的,足见陈对包的重视。
和包惠僧比起来,毛泽东就显得草根多了。中共一大是二人的第一次会面,包惠僧和张国焘等人显得很积极踊跃,频繁发表意见,而毛泽东则插不上什么话,只能旁听,偶尔才说两句。一大结束之后,两个人因为相似的出身和革命基础,有了较为稳定的书信往来。1922年毛泽东在湖南搞革命被通缉,逃到了湖北,包惠僧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毛,不仅管吃管住,还带他一起游玩。十几日的相处,让毛泽东对武昌鱼的味道尤为喜爱,直到三十多年之后,还写下“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的词句。
在我党拥有自己的武装政权之前,还在采取国共合作的政策,二人的革命行为还都是较为隐秘和小众化的,因此并无法暴露出太多的前途端倪。然而之后的后续发展,才是两人革命生涯真正的分水岭,这不得不说是受到两人性格深重主导的。
~~~~~~12月11日更新~~~~~~
大家太热情了,好多催更的啊,顿时有了写网络小说的赶脚~感谢大家的认可,我一定会加油!
不过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无论我写的有多搞笑,那都是我个人性格使然。真正的历史虽然足够有意思,却不免总是愁云密布、血流成河的。
我们小时候,通常喜欢问某个历史人物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幼稚时我们为历史定性的方式。长大之后,我们开始发现,不是所有的“坏人”都那么坏,也不是所有的“好人”都那么好。我们开始分辨这些人他们做的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譬如汪精卫,他年轻时也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爱国革命青年,曾刺杀摄政王载沣,如果当时就被抓住在菜市口枭了首,史书上估计也是谭嗣同一类的人物。后来卖国求荣,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汉奸,死后身后名俱损,再也无从洗刷。你们认为汪精卫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只能说,他做的事情,年轻时投身闹革命是对的,后来向日本人投降是错的,仅此而已。
但读史读的多了,我又开始质疑,那些我们可以去认定对错的事情,便是真正的对与错吗?毕竟我们不能充分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想问题,也无法解析历史的每个细枝末节,所以更不能准确推断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汪精卫年轻时刺杀摄政王,若是真的把载沣杀死了,真的就有利于历史的发展吗?摄政王其人,虽然能力不强,但是也是识时务的。作为慈禧死后清王朝的实质统治者,载沣在辛亥革命之后主动辞去监国,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更没有公开反对其子溥仪的退位,对革命应该是有着顺水推舟的贡献的。在日伪统治东北期间,他没有屈从于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也可以看出他是有着一定气节的。如果当年他被汪精卫刺死,换上来一个清顽势力却没什么节操的亲王,革命不知道要多损失多少力量,历史被改写也未可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各方面的巧合叠加而成的)。再说汪精卫投降日本这事,就更玄乎了,如果当时日本没把战线拉那么长,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参战,如果苏联挺不过德意志的钢铁洪流,那汪兆铭就是中国人免于亡国灭种的最后一张底牌了。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也无意给汪精卫此人洗地。我只是想说,读史读的多了,历史的对错也没那么重要了。这时候我们便只能尽可能客观地去叙述每一件史实的来龙去脉,而尽可能少地去讨论它的意义。那么,此时我们便开始重视历史的真假而不是对错了。
这样就完了吗?我们都知道,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越久远的历史就越显得模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发生过的,有没有可能被当局抹去?史书记载的,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有一句话说的好。“历史除了名字都是假的, 小说除了名字都是真的。”那么此时,我们对于历史的探寻便连真假都无从分辨了。所谓好坏、对错,又有什么意义呢?
读史,就是要抱着这种不分好坏、不辨对错、不求真假的思路去读,方能在警示自己的同时,不陷入历史的死循环。所以我把历史写的搞笑些,你们笑笑,get到几个搞siao的点,和朋友们吹吹牛逼,或者给你的阅历增添些分量,这些都是好的。然而并没有什么可认真的。
我向来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其实不是我编的,然而是年幼时看到的,寻不到出处,便兀自引用了来。“读史,又有什么可认真的呢?然而若是读史都不认真,这人世间,又有什么可认真的呢?”
扯远了,让我们把目光再回到毛泽东和包惠僧身上。
武昌一别,两人做的工作大致还是相似的,无非就是组织工人搞搞罢工,组织学生搞搞罢课,然后再把工人和学生一起组织起来搞个示威游行什么的。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因为包惠僧搞得风生水起,被调到了广州做北伐起义军的政治工作,中央还打算派他去苏联学习。然而北伐军太缺政工人才,所以中共又把包惠僧调到北伐军后方开办政工人才培养班。没想到这一干,就把包惠僧正式从革命活动干部推向了军事干部。
北伐起义军攻占武汉之后,这里逐渐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亟需培养大量的军政人才进一步北伐。于是包惠僧又干起了办学的活,配合邓演达在武汉建立黄埔军校分校(即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这个邓演达是谁呢?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放在今天那就是四总部的之首的首长。跟了这么一个贵人,包惠僧可谓是平步青云。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招生不久,邓演达就为包惠僧向蒋介石讨了个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正师级干部当,第一师师长也就是包惠僧的搭档名叫夏斗寅,看名字就知道是个很莽的人。寅就是虎啊,都斗虎了还不莽?事实上,人如其名,的确是一员虎将,放在过去那就是能当山大王的角色,因此包惠僧做他的政治工作,并不轻松。
不久,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武汉,邓演达等元老都跑到广州开会了,便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办学交给了包惠僧。这时包惠僧终于达到了政治权利的顶峰,不仅兵权在手,而且还兼职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这个“政治部主任"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就是周总理干过的那个职务。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无法兼顾后方的政治工作,时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廖仲恺便把这个至关重要的官职给了有着政治工作背景和办学经验的包惠僧,那一年包才31岁。
你问我有多至关重要?给你们说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张灵甫、戴笠、毛人凤、谢晋元,丫都是包惠僧的下属和学生!四位元帅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都是包惠僧的学生!
农村青年毛泽东跟包惠僧一比就太屌丝了。那个时候他还在农村做革命工作,人家都是那么多将军的干爹了你还在这里给农民当儿子!真没前途!
~~~~~~12月12日更新~~~~~
估计有同学要问了,那主席都干什么去了呢?难不成真给农民种地去了?
这位同学你说的没错。昔日汉口一别,润之兄愈发没追求了,连组织工人和学生们闹事的激情都没有了,大多数的时候就在田间地头和农民兄弟们聊聊天,帮忙锄个地啥的。人不仅懒了,架子也大了,就是偶尔去县城普及下革命理论,也是得等人家邀请了才去,没人请吧,就和妻儿邻里唠唠家常,或者自己拿本破书躲在小屋里一看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是不是读两页就睡着了。
这么没追求,还是我们的主席吗?你要真那么想,那你就错了。
1925年秋,毛泽东作《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17年,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抱着救国救民的理念。开展了早期的社会活动,通过在社会中的磨练,他接受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1920年,毛泽东再度返回长沙,那时他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毛泽东在安顺曾经组织过工人补习学校,同年又领导过长沙土木工人罢工,促进了湖南省总工会的成立,后来被通缉,在1925年又辗转回到湖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年春夏,他回乡养病时组织农民运动,后又遭湘潭县团防局缉拿。8月28日,毛泽东在韶山共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摆脱了敌人的追捕,经长沙等地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沙,毛泽东重游了学生时代常游的岳麓山、橘子洲等地。时值而立之年的他,站在橘子洲头,毛泽东回忆自己的前半生,回忆起1911~1923年在长沙求学生活和社会活动,想起其间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之争,感慨之余,写下这首词,展现出作者的激情壮志和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上词、句皆摘录自《毛泽东诗词选》)
不到十年,山河便已转手多少豪杰?我等青年,若是不加准备便投身于这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也难道不就成了那湘江上漂浮的苇草?我不是不愿意走出农村,只是我怎样也看不到前行的出路。前方,是昏天黑地,既然如此,何不破他个无法无天?!我不再奔走,是因为我们的同志,流的血已经够多了;我不再呼吁,那是因为连我们自己,都看不清什么道路,才能通往我们真正向往的远方。
我要开辟出一条新路!那虽然不能算作坦途,却是一条能够通往新时代的沧桑正道!
你们难道以为凭借毛泽东的才气和文学积淀,会不如包惠僧混的好吗?1924年初,刚刚满30岁的毛泽东就凭借过人的笔锋被人推荐到汪精卫手下任职,汪欣赏毛的才气,毫不吝啬地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推举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正部级官员啊同学们!那一年毛泽东也才31岁!
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要体现国共合作,所以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干部通常在国民党内任较高职务,这也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毛泽东如此年轻就身居高位,好好干下去未必不是一条坦途。但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数年以来,毛泽东基本上都是在田间地头与农民的谈话和家中的埋头苦读中度过的,这为他积累了大量农民运动的实战经验,也使他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要依靠农村这一伟大的结论!
而包惠僧则不同,易于自满的情绪很容易使他放弃掉自己的理想,从而开始享受起安逸的生活来。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吗?如果我31岁就当了这么大的官我也不想成天在田间地头晒着啊!这时我们便可以看出伟人的确与寻常之人不同。包惠僧,说白了,还只是一个寻常之人。
~~~~~12月13日更新~~~~~~
十分感谢大家的捧场。我很高兴看到评论里有很多朋友开始对我的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这很好,我把自己的所学所想写出来,也是为了与大家交流、共同学习。
然而我需要再次声明两点。第一,针对本文、或是针对我本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都可以出现,然而请不要针对我党。第二,请不要将文章内的只言片语单独截出来质问我,请联系上下文。政见可以不一样,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关于史实上的矫正和进一步还原。
再次拜谢各位。
这个伟人和常人的表现不仅体现在性格和思想上,更体现在命途上。说白了,你有做伟人的心,没做伟人的命,在黎明的前夜挂掉了,那也是白搭。毛泽东同志就是那种总是被老天眷顾的人,让我们来细数他的几次历险。
Round 1
中共一大刚刚结束,毛泽东回到湖南,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在长沙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是我党创办的最早的干部学校之一,培养了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像毛泽民、罗学赞、夏明翰都出自此校。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学校可不是私密办学,不仅对外招生,还有校刊、有校训,定期对外宣传马列主义,而且校址还选在了长沙的船山学社。船山就是船山先生,明代的大学者王夫之是也,放在今天,那船山学社就是一旅游景点,那时也是个比较招人显眼的地方。
当时主政湖南的顽固军阀赵恒惕觉得举办这个学校有碍自己的统治,就下令停止办学。后来,又以残暴的手段镇压工农运动, 屠杀了一批工农运动领袖,同时通缉了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家里面工作,这时候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同志麻溜地跑过来叫毛泽东赶紧跑,赵恒惕来抓你啦,快快快,大兵都到村口了。毛泽东不慌不忙,利索地把文件处理掉,然后从后门逃走了。
Round 2
赵恒惕没抓到这位一把手很是不甘心,他发布了通缉令,悬赏万枚洋元抓捕毛泽东。毛泽东在湘区的工作就此转入隐蔽阶段,但在暗里仍然组织工农进行活动,气的赵恒惕屡次增加悬赏金额,终于重赏之下出叛徒,有人向赵恒惕提供了毛泽东的线报,说他经常在宝南街一带活动。
长沙的宝南街,现在是批发二手数码器材的地方,那时候也是鱼龙混杂,适合秘密活动。为了抓到毛泽东,特务想了一个招,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钓鱼执法,就是在人群里大叫毛泽东的名字,如果你回头,就把你抓起来。说来也巧,在鲁班庙前,毛泽东正好与特务撞见,听见特务叫自己名字,就回了头。毛泽东一看,两个陌生人形容不善,心里哐当一下,心想完了。这时候就是我们的毛影帝展现他演技的时刻了!只见我们的影帝立刻开口:“两位找姓毛的?我也在找他呢!”;两个特务赶紧回应:“你认识他?”毛泽东点点头。“只要你一会把他指出来,就赏你五个大洋!”毛泽东故作神秘地说:“没问题。听说他就在里面开会。我先进去,等会我把他带出来,你们就立刻把他抓起来如何?”两个特务被耍了还不知道,十分满意地答应了。
毛泽东这一走,立刻叫大家赶紧转移到别处,又喊了几个工友出来把两个特务揍了一顿。同学们!这需要多么成熟的演技啊!这需要多么深重的心机啊!反应如此之快,表情丝毫不漏破绽,明明自己心已经跳到嗓子眼了,仍然不漏声色,这是怎样的演技帝啊!
不过这样一来,毛泽东算是彻底得罪了赵恒惕,赵命令全城大肆搜捕工农组织,毛泽东算是在长沙混不下去了, 就去湖北投奔了包惠僧,顺便避避风头,这便有了上述武昌鱼的一段。
~~~~~~~12月14日更新~~~~~~~
Round 3
毛泽东在湖北暂避风头,稍作休整,便又投入到革命中去,却没想到军阀赵恒惕还是没能消了气,他在长沙处处布下眼线,等毛一出现便将其抓捕,因此毛只能够继续进行地下工作。
一次他在他老丈人杨昌济家里商讨革命事宜,散会后,毛泽东刚刚出门,便看见门口两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在那里转悠。上文我们说过毛泽东的演技之高超,这次并没有上次那么突然,更使他的演技发挥得炉火纯青。毛泽东几乎想都没想,便主动靠过前去:“两位大哥,你们在等谁呀?”
领头的哥们气势汹汹地用手指着毛泽东,叫嚷到“毛先生在这里吗?”话说这赵恒惕难怪抓不住人,派来的特务就算是能见到毛泽东,就凭这智商这么大声也把他吓跑了,更不要说反被人家耍了。毛泽东装作有些害怕的样子:“这个这个毛先生嘛,他刚刚就在里面打牌。要不,两位大哥也进去试试运气?”说罢,就顺手拿起墙角的扁担,挂起两个水桶,晃晃悠悠装作出门去打水的样子。
两个特务看到了,便没再追究,带着人冲进了房子。过会出来的时候,哪里还有毛泽东半点人影?
Round 4
因为毛泽东在长沙混的时间太久,长沙的特务基本被耍了个遍,都快认识毛泽东了。毛泽东就回到他的老家湘潭韶山冲继续革命工作。这次因为限制少,革命工作搞得风生水起,还在韶山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和农民革命协会。毛泽东白天在田间地头同农民们交流革命思想,晚上又开办夜校宣传马克思理论。各种农友们听了毛泽东一番话,纷纷被激起了斗志,对自己长久以来被奴役、被压迫剥削的命运不再妥协,干脆罢农罢耕。
毛泽东的革命行为触犯到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利益,他们聚在一起商讨怎么办。一位土豪说,我知道谁能收拾得了毛泽东!我们去告诉赵恒惕,让他收拾毛泽东!
天了噜,哪里是赵恒惕收拾毛泽东啊,明明是毛泽东耍赵恒惕的小弟玩吧!赵恒惕本人倒是一点自知之明没有,一听说毛泽东在湘潭,兴奋地差点跳起来。不过这次赵恒惕也想了个阴招,自己出兵太过张扬,就用电报秘密通知湘潭县的团防局,还要求抓到毛泽东直接就地正法,永绝后患,省得夜长梦多。
这个团防局,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县人武部。当时在湘潭政府负责收发的工作人员郭麓宾,正巧是党组织的内线,与毛有着不俗的交情。他在收到赵恒惕的命令后大吃一惊,故意将密电推迟汇报,又立刻叫自己的侄子郭士奎连夜赶往韶山冲找毛泽东,如此这番才化险为夷。
这次的遭遇,是毛泽东几次经历中最惊险的一次,应当说郭氏叔侄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毛泽东那超越常人的人格魅力,让我想起来这么个历史故事,说是明朝正统年间,明英宗北征瓦剌,受谗言兵败于土木堡,被鞑子掳走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朝廷没办法就另立了个新君,可明英宗硬是凭借自己超脱常人的人格魅力感化了少数民族,鞑子们不仅恭恭敬敬地把明英宗送了回来,而且还对明廷放话,你们若是不继续认明英宗做皇帝,我们就向你们宣战。
故事说到现在,大家差不多也应该明白了,所谓主角光环,并不是什么单纯的运气好,而是身上带有常人所不能及的人格魅力,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以托付的朋友,再加上时刻保持警惕、能够防范于未然的机敏性格,毛泽东自然屡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几次历险,非是蒙贵人相救,就是毛泽东自己急中生智,足见这世上并没有什么老天爷能够眷顾于你。求人不如求己,能够长久护佑着你的,除了你的亲人朋友,恐怕就只剩下你自己了。
说完了毛泽东的主角光环,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包惠僧。不得不说要是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年纪轻轻就春风得意的包才更像是故事的主角。可包惠僧看起来意气风发,实际上日子也不好过。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搭档也就是师长夏斗寅不仅对共产党不待见,更是一个脾气暴怒无常的人。可以想象,一个比李云龙更难管教的人配了一个还没有赵刚精干的政治工作者会是个什么结果。
1927年初,第一师被更名为独立十四师。大家应该很清楚,在这一年的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政变被认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标志。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国共的合作,并没有在“四一二”政变发生之后立刻破裂,因为蒋介石当时尚不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也就是说尚有蒋介石不能统领的国民革命军,而包惠僧所在的独立第十四师就是一只这样的部队,争取夏斗寅这一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包惠僧的身上。夏斗寅究竟是继续革命,还是背叛革命投奔蒋介石,这是包惠僧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包惠僧此时已经不再是第十四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包惠僧尚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要去第一师防地行职视事,临行前把自己的行程向顶头上司陈独秀进行了汇报。陈说你走之前,和张国焘见一面,他也在武汉,顺便接洽交流一下工作。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发言最积极的就要数张国焘和包惠僧二人,这说明二人比较有主见,但都是好表现的人。自古同行相轻,这么多年张国焘和包惠僧二人一直看不惯对方,张认为我在党中央做了这么久的秘书工作该是劳苦功高,包则心想如今我位高权重还作为第一师的党代表工作职责重大,于是二人愈发地看不惯彼此了。如此包惠僧便更不愿意去见张国焘了,便放了张的鸽子。
张国焘也怀恨在心,就向陈独秀告了包惠僧的状,顺便添油加醋连带着坏话一顿捅上去,陈独秀也十分生气,就在党内通报了包惠僧,狠狠地批评了他。也许是包惠僧做夏斗寅工作不开心,而且觉得离了他党组织就转不了了,有些骄傲,竟十分冲动地一怒之下辞去了第一师的所有职务。
对于包惠僧这一强行装逼我给他打满分,可我还以为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对于高官重权不以为然,没想到刚刚离了职他就后悔了,开始托人游走,看能不能恢复他在军中的职务。但是好景不长,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内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党派人人自危,全国民众都把眼光放在了武汉,因为和蒋介石同为国民党大佬的汪精卫的态度至关重要,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公开反共,并试探性地打出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但此时包惠僧是郁闷的,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官复原职了。
对于蒋介石的政变,包惠僧应该是惶恐与恼怒的,而毛泽东的态度却恰好相反,因为他不仅对于革命道路有着自己的见地,还早就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倾向看在眼里、念在心里,他知道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他不仅知道蒋介石要反共,就连现在看起来是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将来也要反共。
可包惠僧并不知道这些。5月,夏斗寅未经请示,擅自移防沙市(现湖北荆州市城区),做出了要攻打武汉的态势。邓演达对于夏斗寅的动作十分吃惊,为了稳定局势,他立刻叫曾与夏斗寅搭班合作的包惠僧出山劝说夏不要动摇立场。然而包惠僧的动作是在是太慢了,他见到夏斗寅时,夏已命令部队发起了攻击。
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夏斗寅和他的对手一比,实在是太弱鸡了。这个镇守武汉的将领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现济南军区五十四集团军的前身“铁军”的指挥官叶挺。战斗没开始多久,夏斗寅在嘉鱼县的指挥部就收到了其前沿部队在武汉纸坊被叶挺的独立团击溃的消息。这个夏斗寅见前锋受挫,气急败坏,自然也听不进去包惠僧的意见,此次劝说,包惠僧终究还是无功而返。
中共中央对于夏斗寅的叛变十分震惊,认为是包惠僧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才导致夏斗寅左右摇摆,最终背叛革命,因此给予了他党内查看两年的处罚。对于这个判处,包惠僧一半是委屈,毕竟他此时已不是独立十四师的干部;另一半则是有苦难言,毕竟他的离职,也是自己意气用事的结果。悲愤之下,他竟病倒了。
自从老蒋闹政变以来,毛泽东则如同打鸡血似的兴奋得要命。乱世出豪杰,如今就是我毛泽东一展身手的时候了。我隐忍数年,在工厂、在田间、在人头攒动的群众当中、在深夜摇曳的烛光之前,为的就是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自己的共产革命之路。共产国际的方法太过激进,我们耗不起;陈老左的政策又太怀柔,迟早会被反咬一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要走的道路,就是和广大农民站在一起,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地发动普通民众的力量,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不过这时,一个噩耗震惊了所有人,更是震惊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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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英勇就义,享年39岁。
在就义之前,李大钊对张作霖大义凛然地提出,野蛮的国家才使用砍头的死刑,我不能死在屠刀下。他要求像文明国家那样使用绞刑。不知张作霖是尚通情理,还是被李大钊的大义凛然所折服,竟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绞刑架前,李大钊目光如炬、毫无畏惧地做了短暂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明了自己视死如归的情怀,并号召广大工农同胞团结起来,一同为迎接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而不断奋斗。最后,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施刑者对李大钊采用了最惨无人道的“三绞处决”。白纸黑字的史料已无热血的余温,但我一查才暗自心惊李大钊就义的惨烈。“三绞处决”又叫“三绞废命”,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在被行刑者的脖颈上套上绳索,背后插一根棍棒,第一绞,把舌头勒出来;第二绞,把眼珠挤出来;第三绞,直到七窍流血而死。简单说来,这不是一种速死的死刑,既可以用来处决犯人,也可以用来逼供或是使犯人求饶。
下面我要说的这个短暂的片段,不是恐怖小说,却比任何恐怖小说来得惊悚。
刽子手把李大钊推进长方形的铁架子中,架子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正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逐渐绞下去。
第一绞,李大钊的舌头直直地吐了出来,眼睛也瞪得浑圆。刽子手用凉水激醒昏迷中的李大钊,要求他向张作霖屈服。李大钊虽面无血色,但仍自激言激语,“你们可以把我绞死,但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第二绞,李大钊的眼珠鼓出,嘴角也开始流出鲜血。刽子手拖着李大钊示威游行一圈,又用凉水激醒,然后要求他屈服。李大钊已经几近说不出话,只是摆摆手“力求速办”。
第三绞,李大钊七窍流血。一代伟人终于结束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张作霖就是张学良的父亲,奉系军阀。当时北方的氛围诡谲,形势多变,但在1927年左右,北京已经被牢牢控制在张作霖的手中。对于张作霖这个人,我也不想做太多评价,因为此人风评不差,很多人说他有气节、民族大义不亏,对当时的国内政局安定也有过贡献。这些我都不否认,但大凡军阀出身的政客,总不免手腕铁血、执政暴力,杀人不眨眼,使时局始终被恐怖的阴云所笼罩着。
作为北方共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李大钊一直在这种恐怖的阴云下坚持工作。国共合作后北伐战争开始,李大钊又作为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负责人,和苏联进行外交联系。大家都知道,北伐战争,伐的就是军阀。敌人的朋友当然也是敌人,因此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获胜后,张作霖进驻北京,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也都被杀害。
但张作霖最初拿李大钊并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李大钊一直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内工作,而张的军警并不能擅自进入东交民巷内搜查,所以张作霖只能在使馆区外围布下眼线,虽然抓获了一些地下党员,但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直到抓捕了较为核心的地下党员李渤海,才将李大钊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工作的情报及其他共产党员名单名单供出。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签下抓捕令,大批军警闯入苏联使馆将李大钊抓捕。然而处死李大钊,竟比抓他还来得困难。因为李私德极好,又卓有学识,和很多公众名流交好,更是北京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培养了不计其数的精英人才,无论是在政界、教育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说的上话的人物。张作霖向各种手底下的将领和幕僚询问意见,反对处死李大钊的人也大有人在。一场轰轰烈烈的营救李大钊的行动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许多说话分量比较重的大佬纷纷为李大钊求情,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上街游行要求释放李大钊,甚至有黑帮声明要是张作霖敢动李大钊就要他好看。各种声音的反对,一时间让张作霖处死李大钊的念头动摇了,就在这时,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推波助澜,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张作霖看到李大钊唯一的大靠山国民政府也带头反共,终于不再犹豫。为了处决的名正言顺,他给李大钊扣上了卖国求荣、私通苏联的大帽子,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没有吐露丝毫党的机密。他知道自己必死,又在狱中写下了《狱中自述》,强调自己对所有事情负全责,要求张作霖对其他爱国青年宽大处理。“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终于,李大钊怀着坚定的信念,同20多名共产党员一起踏上了刑场。
尤记小学时的课文《十六年前的回忆》,如今再翻出来看,感慨万千。寥寥千余字,却写不尽一代伟人的最后情怀。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者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12月23日更新~~~~~~~~~~
缓了缓心情,让我们来继续说故事。上回说到李大钊的死因,评论里有人说李是汉奸,我需要在此声明一下。当时张作霖为了处死李大钊,最终给李订的罪是汉奸罪,而李大钊与苏俄私通、企图在国内举行起义也确是事实。起兵放在咱们这里叫“起义”,放在张作霖那里可就是“兵变”了,这很好理解,就跟咱们和台湾同胞对于国共内战,一个叫“解放”,一个叫“沦陷”差不多,都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那么可能会有朋友问了,既然李大钊被判死刑,那不是也没有冤枉他吗,为什么还把他的死称作“就义”,把他称作“烈士”呢?
我特意去网上搜过大多数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其是汉奸,理所应当被判处死刑。这也不是什么离奇的事,毕竟突然看到能颠覆你中小学认知的客观事实,便出于所谓的“逼格”,也要来个180度的逆转,以凸显出和其他人的不同,从而也不去探究什么历史的真相或是进行什么自己的思考,虽是无可厚非,却也着实可愤可恨。比如为啥说李大钊是苏联奸细? - 历史人物这个回答,就有人引用了李大钊当时在牢狱中的长篇供词,便有人在评论中吐槽“这简直就是李大招”、“招的真痛快”云云。其实这一段供词不仅不是什么私密档案,甚至在人民网中就有所展现,可见并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言辞。深入阅读后我们便发现,虽然洋洋洒洒近万言,但几乎也没体现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甚至很多东西,并不是李大钊招出来的,而是军阀本就悉知的。二来,若是李大钊真的想招,依他国共两党北方总党务的身份,完全可以交代更多重要的信息,为何只写这些不痛不痒的事物?三来,李若是全招,为何还会沦为死囚?要知道以李的身份地位和学识,张作霖是巴不得能重用他的,以至于在牢狱中也未曾对李动过大刑。
种种分析表明,这乃是完全不符合人之常理的一种猜测,不知怎么被各位公知当做了正史?下面集中回答几点网上公知们的质疑,首先是认为李大钊暗怀鬼胎,勾结俄国企图分裂当时的蒙古,着实是俄国的走狗。第一,李大钊是俄共,这点也是他自己承认的,他还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呢,同俄国联络、受俄共领导天经地义;第二,说李大钊企图分裂蒙古,可以去查一下外蒙古的历史,外蒙独立这件事,清朝有份、沙皇俄国有份、孙中山有份、外蒙王公有份、斯大林有份、蒋介石有份、甚至主席也有份,要李大钊这个当时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锅,实在太牵强了。捅破大天,他也就是起到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民众宣讲蒙古独立的好处。
大家都知道,俄国企图分裂蒙古的根本原因,就是想在俄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道战略缓冲。当时众列强都对中国虎视眈眈,而俄国的国力又没有二战后那般强大,自然不愿意趟这滩浑水。现在说来,俄罗斯成为美帝集团的众矢之的,用蒙古同我国隔开来,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外蒙古和内蒙古虽同族但素来不合也是自古有之,外蒙古独立虽然从民族感情上说不通,但也就仅仅是从感情上说不通了。还有人说,李大钊出卖了外蒙古那么多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那时候国都快亡了啊筒子们!你特么跟我扯资源!戴高乐是法兰西的民族英雄吧?你可以去查查当年戴高乐在英国建立流亡政府的时候应允了英国什么!借他国之力,行救国之事,你还想白使唤啊?再说就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段祺瑞在位时尚且能够一征蒙古,到了张作霖领政时,还不是白白被日本人炸死的命,就算没人鼓吹独立你也收复不了啊!
网上部分公知现在的言行,就是公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先烈、对祖辈极其不负责任的污蔑和栽赃。不过评论区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我就喜欢你看不惯党和国家,却又不得不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说的真是棒。
好了让我们停止无休无尽的挖坑,回到正文上。李大钊这一宗师级别的共产大佬为了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同《天龙八部》中的玄慈那样牺牲自己成就了大义。作为他的首席弟子毛泽东此时在哪呢?当时正值包惠僧劝说夏斗寅失败,夏斗寅向武汉发动进攻之时。毛泽东等人正在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五大,为了抵抗夏斗寅,毛泽东还亲自组织起武汉的爱国青年一同参与到武汉保卫战中来,可惜并没有同夏斗寅交手,他就已经被叶挺部先行击溃了。
学文的同志们,大概对五大都不会陌生。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七大的要求,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这些都是对的,然而中共五大终究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因为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指出可行的方案,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方针也仅仅是批判而并非提出具体的反省。这一失败直接导致了之后的一系列悲剧。
~~~~~1月5日更新~~~~~
192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我心目中的民国正式垮台了。有人曾经在知乎上问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是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逼格的时代。我当然不认为中华民国是,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始终地认为人民共和国分明才是好不。但是民国各种文化的包容、政治的进步、体制的创新和制度的变革,都不失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然民生凋敝、国力困乏,纵然战乱不断、血流成河,但这个时代,有过太多激动人心的故事、太多百花齐放的思想、太多空前绝后的篇章,更有太多可爱得让人回味无穷的大师和英雄。然而,我心目中这个梦幻的时代,被蒋中正和汪精卫终结在了1927年。
我并没有猛黑介石和兆铭的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中学时期的通识教育和央视的电视剧导致我们的认知通常是蒋介石比汪精卫可恨,如果汪不卖国,简直是可爱的。然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老蒋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后来围剿红军、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一桩桩、一件件简直是要把老蒋变成共产党的宿敌。可至少在1927年,共产党也就是蒋介石拳脚上的一根肉刺,尚达不到眼中钉的节奏。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更重要的,还是以巩固权力为目的,主要打压的也是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这一没有军权的政党,简直就是被作为苏联在中国的替死鬼被打压的,与其他民主党派哪里有半点分别?
再说汪精卫,这个人一开始没有反革命,其原因也并非是本人的政治纯洁性,而是在时代浪潮中摇摆不定的结果。一开始,汪觉得蒋的做法太过偏激,而且看到蒋在国民党内部的如日中天极为眼红。为了最大程度上提升自己在党内的威望,汪精卫没有放弃国民党早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仅如此,他还打了一手飞机带翅膀,坚称南京蒋介石是非法政府,并宣称自己将继续北伐,同时与老蒋不共戴天云云。于是,武汉成为了共产党农民运动和各民主党派新的集结之地,一时间,革命风潮风起云涌。
但事实却没有汪想得那么简单。他没有意识到,北伐军的主要力量,也就是从各地军校中走出的基层军官们,他们的出身都是农民运动打击的对象——所谓的“土豪劣绅”。说是土豪,哪里有马云健林那么壕,大概也就是比现在的中产阶级稍微有钱那么一点吧,不过因为保有一定资产,他们的子弟才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较为开明的思想,这也是意料之中,甚至去扒一扒国共两党的领导核心们,其大多数都出生在所谓“土豪劣绅”的家庭里。话说回来,前方将士在战场拼杀,后方老家被人扒了,这当然是要闹军变的节奏。小军官也就忍气吞声了,就连北伐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他老爹也被绑着示威游行,这就说不过去了。何健也是一个性格特别虎的主儿,为了报复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他示意自己的手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在湖南发动了“马日事件”,但从性质上来论,这个事件甚至比四一二政变还要严重些。
上图这个列表内的字被称为代日韵目。所谓代日韵目,是在电报中用以指代日期的31个韵字,这些韵字全部摘自金代《平水韵》。当年发个电报,是比现在打国际长途还要昂贵的存在,因此惜字如金,用寥寥数字就可以将何时发送电报表达清楚,不得不说古人的机智。之所以叫“马日事件”,是因为21日当天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之前我们所说的夏斗寅叛变革命是在5月17日,也是收到了何健的指示,安知这原本是为马日事件打的头阵。5月21日清晨,许克祥在湖南常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释放各种“土豪劣绅”,同时将湖南所有革命机关如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党校等全部捣毁。湖南从此结束了其作为革命的摇篮的历史。这个事件也被看做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政府公开合流的信号。但从某些史料上来看,许克祥策划的此次事件,究竟是经过汪精卫授意还是先斩后奏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无论如何,汪精卫这也算是生米煮成了熟饭,无论和他有无干系,他都属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马日事件这一给共产党人的当头棒喝,在毛泽东和陈独秀看来,却有着决然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而这一不同,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今后命运的两条不同的出路和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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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党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国际舞台上,曾经出现过四个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国际”组织(“第五国际”仅为口号)。“第一国际”即当时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由马克思发起建立和领导。这个国际1864年成立,到1871年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1876年彻底解散。代之产生的是“第二国际”,也称“工人国际”,是恩格斯为了延续马克思理念而主持成立的。第二国际还没有解散,第三国际又因苏俄的崛起而成立,发起人是苏联的领导人列宁。我党即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当时中国国民党还是“第三国际”的友党,苏联要在中国成立共产政权的初衷,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苏联在华权益,对于中共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既没什么期待,也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努力。
列宁帮助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却不看好中国共产党。斯大林一开始看好的是少帅他老爹张作霖,认为他操控了北京政权,又有革命主张,可以与之合作。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炸死了,斯大林只好与国民党合作。孙中山要斯大林承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斯大林要求孙中山承认自己的在华权益。孙逝世后,斯大林又把目光转向了我们的蒋委员长,认为其极为英武,是一代枭雄,可以与之合作。再到后来蒋委员长背叛了革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总之,斯大林干儿子认了一堆,却怎么也不肯认自己这个又丑又穷的亲儿子。
斯大林不肯认,斯大林的死对头托洛茨基却肯。很多人不熟悉托洛茨基,是因为历史终究还是成王败寇,就跟你不熟悉我,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一样(大雾)。说起这个托洛茨基,我总喜欢把他和陈炯明类比。托洛茨基是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元老级人物,苏联红军的创始者,“第三国际”的创始者之一。为什么喜欢把他和陈炯明类比,简单地说就是:陈炯明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托洛茨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陈炯明创立广东共和军讨袁,托洛茨基创立苏联红军进行共产革命;陈炯明和国民政府的主张不同,“背叛”了革命,最后跑路到香港成立了中国致公党,死不认“罪”;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苏共核心领导的主张不同,“背叛”了革命,最后跑路到土耳其,成立了“第四国际”,死不认“罪”。老托这个人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人物,尤其是政治魅力和军事魅力,在外交上也颇有造诣。
斯大林这辈子,基本上是成也老托,败也老托。老托在列宁挂了以后,政策方针和斯大林出现了重大的分歧,由此也出现了两个流派“斯派”和“托派”。在这场二十世纪初苏俄的腥风血雨中,无数人遭到清洗,两派你来我往,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刀枪相见。你当然可以将其理解成是如同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民党初期的相互倾轧,但老托和老斯的斗争不仅仅在党内,对于整个共产国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实刚开始也没那么多可以争来争去的,“托派”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但由于托洛茨基个人的犹豫不决,错过了斗争的最佳时机。用官方的话说,主观原因是当时俄国革命者早已出现了分化,话说不到一起,对问题的敏锐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对派不能在同一个时期里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从客观方面看,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普遍低落,十月革命之后的三年内战(苏俄同国内反革命势力白俄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的战争)和反帝国主义干涉战争造就的最优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伤大半、脱离大工业,以及俄国工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实惠,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左翼反对派的政治基础。老托见到势头不好,极力想把这种分歧控制在党内,却为时已晚。
总所周知,托洛茨基是著名的左翼。托洛茨基所倡导的工人阶级先锋理论,浓缩成几个字,就是反斯大林。他反对斯大林的社会民主主义(这里指过度依赖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专制,反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篡改和修正主义 ,主张工人的民主权益,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作为左翼,老托的思想总是激进的,他与斯大林最大的不同,在于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是主张不断革命,直到整个世界都成为红色的海洋!事实证明,老托的观点有其正确性和革命性,但在当时的时期却有些不切实际,再加上上述的原因,导致左派的实力严重受损,斯大林趁机壮大,由此成为了苏联的真正统治者。
说起老托和我党的渊源,老托可能是苏共中唯一把我党作为亲儿子养的高级领导人。他愿意相信,红色政权是可以在中国存在的,并且不留余力地声援中国共产革命。不仅如此,他还眼光极其锐利地预见到蒋介石对于革命的反叛。他将蒋介石同拿破仑共论,认为蒋终究会像拿破仑那样将革命成果占为己有,最终实现个人的独裁。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老托对老蒋不待见,老蒋却尤为崇拜老托。1923年,蒋介石随孙中山出行苏联,就是想见见老托。老托找借口说不见,他还死活赖上了,最后老托碍于两党的情面终于见了蒋介石。老蒋见了老托,很激动,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老托却冷眼相对,森森地说了几句话,一下子浇灭了蒋介石的热情。老托说,你们现在不搞经济、不搞民生、不抓政治宣传,只搞军队和武力征服,是迟早要出问题的。你这样搞,就是走军阀的老路。那时候才1923年啊同志们,蒋介石都没有在党内真正的掌权,什么是真正的预言家?!
老托不仅预见到蒋的反叛,还在蒋反叛后又成功地预见到了汪精卫的反叛。这么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自然在中国也拥有一群拥趸。这群拥趸我们也将其称为“托派”,或者为了同苏联的区分开加上“中国”两个字。请注意,“中国托派”和“托派”不同,这是一个拥有讽刺与敌对意味的词语。当然这个词也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权利斗争的产物,当年斯大林极力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也随着蒋汪的背叛而破裂,斯大林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又不敢背负这个重大失误的责任,因而受到了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老托的脑残粉一下子就多了起来。1928年12月,这群脑残粉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字叫“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其他几个有些影响力的“托派” 组织,陈独秀在1929年成立的“无产者社”算一个,再就要数刘仁静在1930年成立的“十月社”了。
没错,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刘仁静。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说了那么多“废话”总算在全文即将完结的时候又把主线硬生生地扯了回来。这个刘仁静也是托洛茨基的脑残粉,甚至有人这样评价刘,说他是“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最著名的“托派”恐怕还不是刘,而是前文提过的共产泰斗之一,包惠僧的贵人陈独秀。现在看来,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托派”很可能并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命运弄人的结果。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提出的“二次革命论”,是说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之前,先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政权,再慢慢向社会主义转型,因此也称“万里长城论”。而老托所认为的中国革命,则是“没有民主革命阶段的革命,搞不成什么统一战线“,只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否则根本不会成功。这完全是两个极端,老托的那一套反倒像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可王明本人却不是“托派”,还大肆残害“托派”,这又是后话了。
所以我们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空有乐观主义情怀和所谓坚定的信念是不够的,还要有理论上的引导和支持。为什么还是主席厉害?主席在包惠僧升官发财的时候,能够潜下心来深入民众之中、书籍之内探寻真知,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和资料,对于革命有了充分的历史自觉。何为历史自觉?毛泽东在1930年中给林彪的信件中写道,“它(指中国革命)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身处黑暗,目现光明,这就是历史自觉。年轻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都是行不通的,真正的中国革命,应当广泛发展起农民阶级的力量,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方式来逐步夺取大城市,进行武装革命。可1927年的陈独秀,甚至连进行武装革命的觉悟都没有,倒是愈发悲观起来。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的理论才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这和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的料想完全不同。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在大革命失败之前提出苏维埃口号、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才是正确的,但是要从国民党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自己也对中国革命彻底失去了信心,他更不看好毛泽东那一套转入农村、以广大农民作为主力的中国革命做法。很久以后,在中共党内又出现了两个流派,一个叫做“毛派”,一个叫做“托派”。托洛茨基那一套放在斯大林那里还算激进,和主席的一比,就显得十分保守了。在毛泽东成立真正意义上的红色政权之前,托洛茨基和他的中国使徒们始终坚定地认为,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沸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根本无法存在。而毛泽东的理论同托相比,明显更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对于中国革命也更具有指导意义。
当斯大林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看法、愈发务实起来的同时,托洛茨基却在过分低估农民群众的力量,离之前的正确判断愈来愈远。历史上的真理和偏见,就是不断交织在一起而前进的,像老毛这样,在取得胜利前几乎没犯过什么重大错误的人,靠的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答案很简单,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用中国自己的情况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不管得出的结论再土鳖、再不堪入目,也终究是最适合自己的。别人的道路固然洋气,但贸然走下去,总会走到沟里。不管别人再权威、说得再唬人,也不要轻易效法。这一套理论,五百年前的大思想家王守仁也提出过,他把这叫做“知行合一”,不知不行,不行无知,知而后行,以行为知,说这么多,通俗来讲就是在实践中获得经验,用经验指导实践。“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得多,这又是题外话了, 在此不表。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讲刘仁静的故事。
从小到大,大家最头痛的人,是谁呢?是学习比你好,在家长的口中一次又一次碾压你的学霸?是在班里侃侃而谈,赢来老师赞许的目光和妹子钦慕的眼光的天生嘴炮?是干啥都比你强,随便做点工作就能赢得boss的认可的同事?没错。刘仁静就是这种人,这种你永远都无法逾越的学神级人物。1902年3月4日,刘仁静出生在应城城关(现湖北孝感应城县)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晚清的秀才,在家开办了私塾授学,为人也比较开通,清朝灭亡后,又鼓励刘仁静学习外文出国留学。
少年刘仁静极其聪慧,10岁那年当“枪手”帮别人考试作弊,12岁那年考入英国教会在武昌办的贵族学校,两年后因为家境无力负担高昂的学费而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学习。这个武昌中华大学,是民国历史上第一所不靠外国人成立的私立院校,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刘仁静在此接受到了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新思潮,不仅成为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忠实读者,还参加了学长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和恽代英一同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常常“口出狂言”,语出惊人,俨然成为了一位学生领袖。这个恽代英的名字虽然是全文第一次出现,但是纵览整篇文章,几乎每一件事都有他的份儿:1921年,邓中夏因为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错过了中共一大,在会上他就和恽代英就学会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吵过嘴;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不是被封了个中央宣传部长的官嘛,恽代英又被指派为毛泽东的秘书在上海工作;后来成立了黄埔军校,恽代英又被任命为政治总教官,成了包惠僧的同事。在恽代英的帮助下,少年刘仁静也算是在革命生活中如虎添翼,可谓是根正苗红。
1918年,刘仁静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学系,读了两年预科以后,家中实在困难,这时候北大的老师像鲁迅、李大钊、胡适等纷纷向他伸出了援手。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还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在李的帮助下,他从物理系又转向哲学系(后又转到英文系),和李大钊的交往,是他政治生涯的开端。一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的嘴炮技能瞬间被点满,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集会,感染了一大批人参加示威游行。看过《建党伟业》的同学可能对北大学生抄曹汝霖家的情节有些印象,当时个头小小的刘仁静骑在同学匡互生肩膀上爬进了曹宅,后来军警封锁了现场,刘仁静来不及跑,但是因为个头实在太小,根本不像大学生,也没人抓他。
也许是嫌自己搞革命太没存在感,刘仁静在私底下苦读马克思共产主义书籍,不仅对马克思的言论烂熟于心,大段的马克思理论也能张口就来。和他交谈,动不动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这尼玛就是一个小吕轻侯啊,大家还因此给他起了“小马克思”的绰号。刘仁静还极其好辩,没事就登门找北大文艺男神胡适之开战。胡适对这位个头小小的革命者是又好气又好笑,一方面欣赏他的激勇,又不知道如何应付,只得无奈地评价他是个有野心的孩子。还有一次刘仁静在外面发表革命演说,被军警抓了起来,刘仁静既不慌张,也不害怕,反而很是享受被抓的过程,直到获救出狱,都没有同别人诉过半句的苦,就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学习和革命工作中去,李大钊夸奖他“小小年纪肯奋斗”。
也许是被各种前辈夸得太多,刘总是想做些出格的事来证明他的英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参加同学罗家伦的“五四宣言”时,决心“以血荐轩辕”,怀里揣了一把刀,在罗家伦讲完话时,就用刀插向了自己的胸膛。这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幸亏被人及时地拦了下来(我估计是在慷慨就义之前先废了会儿话,结果被人发现了),要不就没有之后的故事了。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刘仁静还通过李大钊认识了一个人,那就是时任北大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毛泽东对于这位时常玩命闹腾的小学弟也很喜欢,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业上都细致入微地照顾刘。
1920年,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小组,成为了一名他梦寐以求的共产党员。一年之后,他由于各种机缘巧合,代表北京小组参加中共一大,一到会上就和他的湖北老乡李汉俊顶上了。李去日本留过学,认为中共应当等待孙中山的民国政府稳定下来,再与其合作联合执政。而刘仁静一上来就大量引用马克思著作中的原文,认为不应该与国民党政府合作,而是确立武装政权。他的这一观念也许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事实证明也是正确的。但他这唐突偏激的性格,也给他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一大结束时,毛泽东在送别时叮嘱刘“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当年恽代英同刘仁静一起生活时,也曾告诫他“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两位大哥的关心之言,居然一言成谶。
一大之后,可能是因为长得小,具有亲和力,刘仁静负责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的工作。后来因为刘的资历较老,就被推选成为团中央书记,不过工作不久就因为个人原因离职了,接任他职务的是任弼时,刘的资历有多老由此可见一般。1922年底,刘仁静陪同陈独秀赴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大会必须用俄、德、英、法四种语言发言,陈的外文不太好,而同行的瞿秋白又是翻译,没有发言资格,只能派刘仁静发言,这一年,刘才仅仅20岁。
这个性情激烈的年轻人很快受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赏识。他们不仅单独会见了刘,还邀请他在苏联学习。刘仁静很快就全然把他未过门的未婚妻史静仪给忘了。等等!这个未婚妻又是怎么回事?原来,在刘仁静还在上中学时,史家和刘家就给这对小孩子定了娃娃亲。后来刘在北大读书,史静仪便到北京找刘。因为刘去苏联开会走的急,没有告知返回日期,史静仪又在北京无亲无故,只能在京苦等。据说这个史静仪还是一个大美人!刘仁静啊刘仁静,你为了工作,连老婆也不要了!直到第二年春天,刘仁静才又返回北京,然而两个人相聚没多久,刘仁静又南下广州去参加中共三大。
刘仁静不珍惜他的未婚妻,他的大师兄张国焘可看不下去了,屡次向史静仪示爱,可一直得不到回应,这才不甘地放弃。可刘仁静依然不冷不热地对待史静仪,这可伤了大美人的心。一个女孩子家,独自在北京等待爱人这么久,一点音讯也没有,回来了也不怎么搭理人家,年轻时的那些爱意都在瞬间被打得粉碎,可刘仁静还依然我行我素,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爱人的变化,直到1925年陈乔年从苏联学习归来才酿成悲剧。陈乔年是陈独秀的小儿子,长得帅气,性格也活泼,和独守空房许久的史静仪芝麻绿豆般地对上眼了,二人决定结婚。当史静仪把结婚的决定告诉刘仁静之后,刘突然疯了一般,不仅咬破手指写血书给史静仪,还推掉了党内的一切工作。不过这又有什么用呢?年轻人,不知道珍惜,只能说你活该。正如同大话西游里的台词一样,“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而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啊。
这件事当时在党内的影响极大,直到1928年周恩来赴苏联开会碰见刘,总理还开玩笑问他手好了没有~陈独秀自知理亏,毕竟自己的小儿子抢了人家的未婚妻,因此将刘仁静派去苏联学习,也算是补偿。不过这件事,始终像把匕首插在刘的心中。1928年,陈乔年和史静仪在上海被捕,陈乔年英勇就义,而陈乔年和史静仪的孩子也因为疏于照顾最终病亡。史静仪悲惨的结局是刘仁静始料未及的,但他至此再也没有与史静仪联系过,对于党组织工作的激情也全然不见,彻底失了之前的那份热忱。
1927年,不仅是中国革命坎坷的一年,对于刘仁静和托洛茨基也是极为悲惨的一年。这一年,刘仁静被他顶头上司的二公子带了个天大的“绿帽子”,而托洛茨基为了反对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遥控”,被斯大林一伙抓住了把柄,扣上了反国家主义的帽子,于同年被开除出党,最终被流放至土耳其。也许是处于同情,也许是真的认为托洛茨基的理论正确,1929年刘仁静在结束苏联的又一次学习之后,没有直接回国,而是选择了绕道欧洲,瞒着所有人偷偷寻访托洛茨基。终于,两人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的王子岛这个美丽的地方相会了。想起六年前的会面,两人都唏嘘不已,那个时候托还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而刘的未婚妻也老老实实地在北京等他回家。如果时间回到六年前,二人又会有什么选择呢?【草泥马想起前女友了写不下去了让老子哭会,想当初雾草刚写这个答案的时候老子也是有女朋友的啊】
二人破天荒地进行了十足的畅聊,深入交换了对于共产革命的意见,托也提起了自己准备江山再起的雄心和构想。从此,刘仁静成为了托洛茨基忠实的信徒,回国之后他立刻就把老托的那一套现学现卖起来,比如什么批评党内的官僚化,吐槽说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通过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必须立刻进行军事斗争云云。党组织的同志对于刘仁静的行为很是反感,在党刊《红旗日报》上发布《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交代与托洛茨基的会面全过程。刘仁静自以为得到了老托的授权,根本不用鸟他们,却也不想想,共产国际的天下早就是斯大林的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和刘仁静划清界限,党组织将刘仁静开除出党,但这并没有阻挡刘仁静和托洛茨基的书信往来。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刘仁静不仅在国内成立了托派团体“十月社”,还将其他的几个托派团体相联合。
尽管刘仁静成功地成为了中国的托派第一人,但其大肆鼓吹自己的权威性,总拿自己见过托洛茨基的事情说事,自诩为“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这让其他托派的同志们对其十分不满,逐渐将其孤立了起来,可刘仁静仍然丝毫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期间,刘仁静同他的同学陆立之的妹妹陆慎之结婚,而当时她还只是一位学生。养家糊口的需求再一次将刘仁静推向了风口浪尖,而他却只能靠给一些杂志社做翻译赚些稿费。这种为生存所迫的现实需求强烈地刺激着刘仁静,他不得不暂停了所有的托派活动,整个人也变得沉沦和颓废。1935年,刘仁静因为托派成员的身份被捕,后被押送南京。因为当局得知刘已不是托派的主要成员,且停止了所有托派活动,刘仁静反而逃过一劫,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1937年抗战爆发,刘仁静被假释出狱,首先去上海投奔陈独秀,但陈独秀见到刘仁静,既尴尬,又不爽,索性拒绝了他。刘仁静见前路茫茫,就破罐子破摔地发表文章批判陈独秀的托派言论,大骂陈独秀是“伪托派”、“假革命”。陈独秀气急,终于伙同其他同志将刘开除出托派的团体。接着,他又来到武昌投奔大师兄张国焘。那个时候张国焘刚刚从陕北离开,当刘仁静了解到张国焘的叛党行为后,又离开了武昌,最后沿着长江来到了重庆。事实证明刘仁静最后的选择选对了,在那个乱世,跑到重庆最起码可以保条命。在重庆,刘仁静彻底放下了自己所有的过往,加入国民政府替三青团做事。后来,他又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机关当外语教官。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当上了国民党的幕僚,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喉舌,任《民主与统一》、《时事新报》等刊物的编辑和作者,1948年,还受蒋介石幕僚陶希圣的邀请担任国民政府的国防研究员。
了解我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从来不写建国之后的事。不是不堪揭露,而是涉及现今,而我的身份特殊,不好发表观点。但刘仁静的结局,我还是可以说一下的。以下摘自百度百科“刘仁静”词条。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全国解放以后,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同志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了认真耐心地教育。刘仁静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恨交加,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27年,当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最后写道:“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之后,我党对待刘也算宽大,让他当起了教师和翻译的老本行。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是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并特发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章最后说:“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是悲剧的。刘仁静的悲剧可以被理解,但他自己,却未尝真正理解过自己。对于他的一生,我只想说一句话——
然而,既然是悲剧,我就不吐槽了。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起点,回到 @林冲的那个答案。
1987年8月5日的凌晨五时许,已年近85岁,但身体依旧健朗的的刘仁静持剑下楼,准备到路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广场练剑。
每天“闻鸡起舞”,是他多年来从未改变的习惯和维持身体康健的秘诀。
家住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甲四号23楼的刘仁静,身着白色的丝绸衬衫,口袋里装着北京师范大学通行证。
这是一个位置很好的地方,位于三环以内,对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
他的须发灰白,更显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他正准备横穿马路。
这时,一辆“22路”公交车飞速驶来。汽车毫无征兆地撞在了这位中共一大代表的身上。
老人如同一只白鹤般飞出了几米之外,当场身亡。
家属以最快的速度将其送到距离最近的解放军262医院,并打了强心剂。仍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刘仁静工作过的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他开了追悼会。会上没有悼词。
《人民日报》于当日刊登了刘仁静逝世的简要消息。
刘仁静的骨灰盒被存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刘属局级干部,安放在大厅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刘仁静的车祸现场,后修建了一座行人过街天桥,这直接源于刘仁静的车祸引发的政府部门重视。
抢救过刘仁静的解放军262医院,于1999年9月,挂牌成立第二炮兵总医院。
2015年12月3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刘仁静的挚友恽代英,于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监狱中英勇就义。牺牲前写下了“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不朽诗篇。
刘仁静的大师兄张国焘,于1979年12月3日凌晨,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敬老院。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
刘仁静的二师兄邓中夏,于1933年9月21日凌晨,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临行前,他高呼着“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刘仁静的三师兄罗章龙,于1995年2月3日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9岁。生前,他历任数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等。
刘仁静的革命导师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病逝。生前,陈贫病交加,靠稿费度日。死后,丧葬费由蒋介石等人代出,收支大概相抵,尚欠五千余元。
刘仁静的大哥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如今遗体仍保存在中国最值钱的地段供人瞻仰。
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于1943年5月26日由共产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91年12月26日解体,随后分裂成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其主体和国际地位。
刘仁静的偶像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的家中,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特务用冰斧凿入后脑杀害。随着档案的披露,证实斯大林对这次暗杀行动负责。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在其死后分裂成不同组织,至今仍被各托派团体所使用。
武汉代表包惠僧,于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等职。
最后再简单说说这个包惠僧吧,前文说到他大病一场就戛然而止。他向周恩来请示在南昌养病,身体初愈后,我党已在南昌进行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节节败退,包惠僧看不到任何革命的希望,就自动脱离了中共。脱党之后的包惠僧受到了老上司邓演达的帮助,并受邀成为邓秘密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国民党左派成立的爱国主义政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央委员。在此期间,他办过杂志、当过幕僚,最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参议,中将待遇,这已经是一个相当牛逼的官职了。
不过好景不长,邓演达的“第三党”被蒋介石盯上了,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同时发现了包惠僧与邓演达的来往。包惠僧立刻找到特务头子陈立夫,将他同邓演达的“第三党”撇得干干净净。陈立夫说行我知道了,但你还要写一封信给中央说明你和邓的关系。包惠僧说没问题,但你要保证不落井下石。陈立夫同意了。
邓演达将军,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晚被秘密处决于南京麟麒门外沙子岗,年36岁。
包惠僧没被这件事怎么株连,但包曾是共产党,蒋介石信不过包,就撤去了他的官职,改任其他的闲职。先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时值国共内战最激烈的关头,包惠僧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家眷跑路到了澳门。
一天,包惠僧在赌场里碰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原来是许克祥。
这位许先生,就是何健的手下,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的反动头子。他的同僚夏斗寅,还是包惠僧的老搭档,害得包退党丢工作的罪魁祸首。1927年,许克祥是右派,包惠僧是左派;20年前兵戎相见,20年之后赌场重逢;当年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今天在赌桌上决一雌雄。北伐路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澳门都变成了“逍遥派”,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新中国成立后,包惠僧写了一封书信、两份电文。信是写给他原来的好兄弟毛泽东的。两份电文,一份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份给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
他决定留在大陆,向中共“靠拢”。
他的待遇自然也差不了,毕竟是一大元老,可以类比刘仁静等人。
但他原本是可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全国人民欢迎的建党元勋,如今却灰溜溜地在澳门赌博。这又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愚弄。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有朋友在评论中说,这历史未免也太过精彩了,甚至精彩得就如同演绎一样。在这里我可以郑重地声明一下,历史不仅精彩,而且往往比演绎更精彩。因为所谓演绎,都是人们根据基本正确的史实加以人为的想象,虚造很多子虚乌有的故事和人物,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出自于人们的内心。但是,人往往是理想化的,容易把伟人想象得过于崇高,又容易把小人想象得过于卑鄙。若是圣人偶尔犯个错误,或是恶人偶尔发个善心,都足以让读者们欢呼雀跃一番,而实际的历史,这些偶尔却是家常便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又非草木,孰能无情?
大时代造就大人物,但更多的,是终会湮没在大历史当中的小人物。
就如同包惠僧、刘仁静,哪怕再轰轰烈烈,也不过只是翻起了历史的一卷浪花,随即被更大的浪花拍翻在茫茫大海。
他们行驶过的航迹,曾经有无数人走过。大人物走过,小人物也走过。
大历史的瞬间,也许就出现在某块礁石之上,也许就出现在某个漩涡之中。
大人物走到礁石上,会站住脚;走到漩涡中,会挺起身。
小人物碰到礁石,船毁人亡;卷入漩涡,葬身海底。
所以碰到历史瞬间,我们远远看着就好。
所以真正的大历史时刻,也许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你我也随时可能成为大历史的见证者。
我们要做的,只是踩着前人的航线,躲开所有礁石和漩涡,向着更加广阔的大洋漫溯。
以上。
无耻的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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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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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卿,接到危险分子马林入境的消息后,凭借扎实的侦查技巧和敏锐的嗅觉,闯入了“一大”会场。本来都开闭幕式了,程探长一搅局,就有了南湖红船。
程探长出身江湖,很讲义气。他作为一名有着极强职业自尊的警探,非常看不惯法租界之外,蒋记同行的所作所为。他多次搭救遇险的进步人士,遭到蒋记同行登门警告七次。法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程子卿选择退休,做了一名拥有四栋新式里弄的包租公。
上海解放后,程子卿被关押审查。军管会比蒋记文明,允许程子卿申辩和向外界求救。程子卿找到了宋庆龄,程子卿以前搅黄了蒋记在宋庆龄身边安插耳目的计划。于是,宋庆龄担保,多位进步人士作证,程子卿重获自由,做回了包租公。程探长的把兄弟黄金荣,他的重要资产“大世界”在其生前一直由黄家经营,解放后只是禁止了黄赌毒。网上流传的黄金荣扫街照,是老谋深算的黄金荣为了保全身家性命的摆拍照,摆拍的时候黄金荣身后的大世界还姓黄。程子卿这样有将功折罪表现的人,生活是有保障的。
程子卿1961年病逝,享年79岁。 程夫人1980年去世,享年81岁。程子卿的子女在新中国都做上了医生和技术人员等受人尊重的工作。
央视拍过一个纪录片,叫《五大道》,说的是天津的历史。全片一共九集,在第四集中,说到一个老人,名叫祝宗梁。
老人现居上海,1920年生,看上去与普通老人没有任何区别。可发生在他18岁那年的事,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见证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参与了抗日战争。
祖父是清末道员(正四品官员,也有二品或三品道员);父亲祝毓瑛是宣统二年归国的留学生,主修经济学,曾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工作,后在天津铁路局任职。1937年7月29日,日军开始轰炸天津。战争中都尽量避免轰炸学校和医院,而日军的炮火却毫无犹豫地丢向南开大学。五天五夜的轰炸之后,日军进入天津。当时就读南开中学的祝老,因学校停课,后被转到法国教学学校读书。
天津当时是九国租界,英法租界相对富裕,居住在那儿的人社会层次和收入较高,同时也因日军未向英国宣战。为躲避战祸,祝老全家就迁往英租界,1938年,18岁的祝老因为学校停课只得在家鼓捣一些机械小玩意儿,这既是伴随他一生的兴趣,也成为他日后人生中的小小遗憾。
他的弟弟祝宗权邀他加入学生爱国组织——抗日杀奸团,这个组织在1937年沦陷的天津成立,成员普遍为当时年龄才十六七岁的爱国学生。这些少年大多出身显赫——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书;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同仁堂的大小姐。这些孩子居住在天津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开始谋划他们的爱国大事。
“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保守组织秘密,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制裁。”宣誓之后,祝宗梁加入抗日杀奸团,这些学生在“爱国”这点达成一致——“与其喊喊口号,不如真真切切杀一个汉奸来得强”。听到老人一生的故事时,我突然想到电影《色,戒》里,学生们最初的愿望就是杀一两个汉奸,来实现自己爱国的心愿。只能感慨在那个年代的大背景,相同的事不断在发生。
由于自己在理工科方面的研究,祝宗梁主要负责制作燃烧弹和小炸弹。抗日杀奸团最初讲目标锁定在烧日军仓库、棉花站。祝宗梁第一次参与具体行动,是刺杀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组织内部列了一个名单,都是需要杀的汉奸,王竹林就在其中。祝宗梁在法租界枪杀王竹林,得手之后,抗日杀奸团名声大振,连重庆方面都开始关注。
重庆方面开始试图与抗日杀奸团对接,希望收入这些学生的力量并加以培养。由于军统不仅仅是为抗日,还有对抗共产党的任务,抗日杀奸团拒绝军统方面的帮助,尽管日后才发现军统的负责人早已混入组织内部。于是双方让步,重庆方面希望抗日杀奸团在每次刺杀前必须获得他们的批准,同时提供一份新的名单,上面都是可以刺杀的汉奸。
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对于祝宗梁来说并不陌生——程锡庚,昔日的留美经济学博士、以学者身份参与巴黎和会中方代表团、还是中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此时却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同时身兼天津海关监督。日军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疯狂印制的钞票在天津发行,以套取战争所需的巨量物资和钱款。
程锡庚家住英租界,行事小心谨慎,从不独自走在街上。抗日杀奸团的一员混入程家以套取刺杀情报后,又生悔意,只愿意提供一些基本情报。祝宗梁得知程锡庚喜欢看电影,就与好友袁汉俊决定在电影院动手。1939年4月天津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正在上映《贡格丁大血战》,程锡庚与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一同前来观看。祝宗梁本想等程锡庚看完电影出来后动手;尽管漆黑的电影院中动手方便脱身,但他们不知程锡庚坐在何处。好友袁汉俊想出一个法子:当时电影放映过半都会给人些许时间休息,公务人员如有人找,放映室里便会将“某某某外有人找”的字样投影在屏幕上。袁汉俊便在休息时假装自己要找程锡庚,令放映时打出“程经理外找”,程锡庚起身,却又被妻子按住。这一举动还是被祝宗梁看到,他们一行人坐到程锡庚座位后排,趁着电影中枪声响起的同时,祝宗梁扣动了扳机。
刺杀行动成功,撤退时却不顺利,祝宗梁和袁汉俊等人被前来勘探究竟的保安拦住,只好打死一白俄一比利时保安才能脱身。在英租界里刺杀程锡庚的新闻,引起轩然大波。工部局逮捕四名军统特务、认为与此事有关,日本不断给英国施压,希望引渡这四名人员,但英国一则拒绝。最后日军在英法租界架起铁丝网,搜查每一个出入租界的人,逼迫英国妥协。重庆方面由戴笠出面,希望这些抗日杀奸团的成员能前去重庆,面见蒋介石。祝宗梁身赴重庆后,重庆方面希望他们几人去伦敦登报自首,向日方承认刺杀程锡庚的行为,不然会有更多的军统成员为祝宗梁等人的行为被捕。
重庆方面承诺一定会保证抗日杀奸团成员的人身安全,最后祝宗梁等人前往香港登报自首。而日本政府不相信这几场周密的行动是几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所为,不肯接受事实。随后香港沦陷,祝老回到内地,最后辗转到上海。抗日杀奸团中出叛徒,出卖祝宗梁袁汉俊等人,成员大都被捕,一部分靠家庭营救,另一部分在狱中就义,袁汉俊前去就义时,将身上穿的大衣留给狱中同胞,只着单衣;祝宗梁在狱中受尽折磨,坚决否认行为,声称自己从不认识叛徒,最后侥幸活了下来。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希望将祝宗梁等四十余人送去美国培训,为军统效力。祝宗梁对军统并无兴趣,国民党政府便提出可以满足他的一个要求。祝老说自己的父亲是清末公派赴美的留学生,自己也要去美国读书,获得机械学博士归来后建设中国。赴美仅一年,祝宗梁便被命令回国,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教书。军统来信授予他中校军衔,被他拒绝,祝宗梁坦言自己抗日是因为爱国、而非从戎当官,最后国民党政府寄来一枚抗日纪念章与六级云麾勋章,以感谢祝宗梁为抗日做出的贡献。他欣然接受,认为这是国家对自己行为的肯定,此后与军统再无瓜葛。
因为这枚云麾勋章,与自己曾经与军统有过的关系,祝老在建国后遭遇到又一轮的调查和审问。他对共产党和新政府颇有好感,在经济遭到外国封锁时,还托昔日抗日杀奸团的旧友从香港运送铜回国,以支持国内发展。因为这层关系,先前几次政治调查都与他无关。1959年,在强化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祝老在课堂上被人带走,一关九年,没有宣判。1968年,祝老被判“历史反革命”罪,同时怀疑他是军统特务,判处15年有期徒刑,于1976年释放。他的爱人被关10年,直到1979年才平反出狱。祝老的子女,因为出身成分和父母的事受到牵连,他的女儿在父母坐牢期间不断奔波,试图为父母平反,耽误了大好人生、也耽误了终身大事。1980年,祝宗梁在党的宽大处理下,对过往行为不予追究,得以平反。
回看余华先生的《活着》,不少人会质疑这是刻意制造的悲剧,普通人的一生根本无法经历那么多事件和周折。而在那个大时代,祝老的遭遇之复杂性甚至超过福贵,令我恻隐。
这便是祝老一生的故事,那个18岁的中学生阴差阳错地加入抗日杀奸团,见证了历史,参与了历史,甚至间接地改变了、创造了历史。最后也遭遇了历史,同样,被历史所遗忘。
注:有关祝宗梁的情况,大体可以在网上找到。这里我补充一些他本人亲自口述的部分,由于年代久远和调查方式不同,老人对很多事的记忆与网上所说不同。
祝宗梁刺杀程锡庚时,程的妻子与三个孩子都在旁边。后来祝被问是否有过犹豫,祝予以否认:“你们在和平年代,会想很多人道主义的事,认为这类残酷的事应该回避家人。可对我们来说,他是大汉奸,杀他的机会只有一次。我不后悔,我也没有遗憾,至今我都这样想。”
祝宗梁现定居上海闵行,几年前回过天津。虽都是抗日杀奸团的一员,祝宗梁与好友袁汉俊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袁汉俊于1943年就义,年仅26岁,因是南开中学的学生,现在依旧可以在南开中学的纪念碑上找到他的名字。
祝老回忆起当年留美,仅仅一年就被迫回国,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在当时经济出现危机,无法在负担学费;外界研究着普遍认为是国民党政府需要这些人回来从事情报工作。
80年代北京某22路公交车司机。
在北师大门口不慎将一个过马路的老头撞死了,本以为是个普通的交通事故,结果出事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人了。
这司机没想到自己终结了最后一位中共一大代表。
这位代表的具体事迹可参见
@名再道号直行的回答。
1969年,披头士乐队推出了乐队生涯中的倒数第二张专辑《Abbey Road》,留下了可能是摇滚乐史上最经典的专辑封面之一:
一年之后,保罗麦卡特尼单飞,乐队解散
十一年后,列侬在一个月夜身中五枪身亡
当时这四个人无从得知将来的这一切,不知这张专辑就是流星划过天际线时,陨落前留下的最耀眼光芒
而仔细看这张照片,就会发现还有一个人,不知不觉间见证了这段历史:
就是这位,Paul Cole, 当时年近花甲的他看着这几个年轻人有说有笑地走过了马路,又走了回去
Paul Cole 是位退休的美国推销员,当时在英国度假。早上十点钟的时候,他去街上溜溜弯,问车里的警察附近有什么博物馆,然后看到了照片里的一幕
他回忆道“我看这那几个年轻人人像一队小鸭子一样排着队走了过去,我觉得他们是一群蛇精病{原文用了”kook“这个词),因为有他们头发特别长,有个人还光着脚(麦卡特尼)”
他不明白为什么闪光灯对着这几个疯子响个不停,他看了一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转身走了。
一年后,Paul Cole在美国的家中偶然看到老伴带回来的Abbey Road专辑,才知道这四个人就是风靡世界的Beatles成员,而在远处的那个人就是他。
Abbey Road专辑在全世界一共卖出超过一千九百万张。Paul Cole本人和他的老伴在此之前从没听过披头士的音乐,老伴之所以买这张专辑是因为退休后闲来无事想和他一起学唱几首情歌。
Paul Cole活到了96岁,于2008年逝世。
相关报道,请见链接Paul Cole, man on Beatles' 'Abbey Road' cover, 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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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爷的剑》里有一句:"你是愿意做流星? 还是愿意做蜡烛? 流星的光芒虽短暂,可是那种无比的辉煌和美丽。又岂是千万根蜡烛所能比得上的"
当流星陨落的那个夜晚,小野洋子抱着丈夫无助地哭泣,而普普通通的Paul Cole在普普通通的家中,听妻子唱着Abbey Road里的小曲,给孙子们讲着自己见过他们偶像的故事。
那么,你会怎么选择呢,
做流星,还是做蜡烛?
每个人,都是见证着伟大历史的小人物,而命运,从来都阴差阳错。
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这是风云际会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万古不朽的时代,这是道德沦丧的时代,这是个各国如同小孩一般时而打打闹闹,时而亲如兄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有的孩子犯了错误死不悔改,有的孩子梦想当孩子王,想要永久主导游戏规则。
说来可笑,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仍是稚气未脱的孩童模样。
百年后,当我们作古, 这个各国角力,盛况空前的时代,会成为史官笔下面无表情的文字,供世人评论感叹。
而我们,就是这璀璨历史背后沉默的底色
都说“人民群众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
然而,我们知道,历史,它冷酷无情又水性杨花。
它何曾记住我们的名字
﹍﹍﹍﹍﹍﹍﹍﹍﹍﹍﹍﹍
原答案
武昌起义开始前,那个生产车间里不遵守生产规范乱丢烟头引发爆炸的人——刘同
在他不小心制造了爆炸的一天后,革命党一拍大腿,武昌起义爆发了;两个多月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四个月后, 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两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
还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orz
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在1911年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药。
当时,孙武临窗而坐,用洗脸盆检验炸药,丁光中、李作栋在室中一小圆桌上加盖钞票印章;王伯雨在清理文件。此刻,刘公胞弟刘同叼着颗香烟,来到了这里,站在孙武旁边看检验炸药。抽完烟后,刘同糊里糊涂把一个盛火药的盆子当烟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顿时轰地一声,火焰窜起,孙武面部和右手烧伤,飞溅的炸药,使王伯雨的右眼也被灼伤。李作栋忙站起来在屋角衣架上取下长衫在孙武的头上,与丁立中及两位军队同志从后门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就医。其他在场者准备把文件、名册带走,无奈钥匙不在,打不开柜锁。
宝善里爆炸后,大火一发不可收拾,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四邻大呼救火。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
俄巡捕夺门而入搜查,将前后派人监守,向楼上各处搜查,发现炸药等物,又用斧头把大柜砍开,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弹药、印信、符号悉被搜出,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
这回玩大发了,秘密泄露,刘同等6人被拘捕,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我觉得刘同丢出那根烟头后的表情一定是这样的(╯°Д°)╯︵┴┴】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就这样仓促开场,烈火燎原般,燃遍神州
老天爷或许喜欢事与愿违的故事情节,阴差阳错的命运走向,但是谁又能说,历史的意外,不会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呢。
【这个刘同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感谢评论里一位童鞋的补充,因为这买炸药的钱是孙武从刘同那忽悠过来的,刘知道真相后觉得被骗了,嚷嚷着让孙武还钱,这哪儿成啊,孙武就索性拍着胸脯继续忽悠,说革命成功了就你哥(其兄刘公为共进会主席)当总理,你当副总理¥*……#¥%·刘同觉得这条件还行,当机拍板,自挂监工牌,天天来查考勤,才闹了这么一出】
再次补充,很多朋友在评论里问刘同后来怎么样了,据我查到的说是他被俄国巡捕抓去拷问,他受不住刑一五一十的什么都招了,就没有下文了,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里补充
郑舜功与沈孟纲、胡福宁,三个微不足道的走私商。后两者阴差阳错成为明廷招谕日本国王的使者,成为为数不多见过日本天皇的明朝人,又阴差阳错见证了三好长庆的兴起与足利义辉的对抗,最后因为胡宗宪的“抗倭招抚大业”而白白送命。
1554年,时值后期倭寇祸乱东南沿海地区,嘉靖帝批准礼部所议“移谕日本国王”的既定国策之后,一直对日本很感兴趣且可能偷渡过日本的徽州儒商郑舜功赴阙陈言,得到兵部尚书杨博(《明史》误作杨宜)的委托,作为使者前往日本招谕“日本国王”。
郑舜功认为距离日本最近的江浙地区倭寇正乱,贸然出海会有危险,于是他便前往广东,着手招募从行人员。此时民间人士沈孟纲、胡福宁等相应郑舜功的号召,与其歃血为盟,被安排为从事。从后来沈、胡二人在对日事务的活跃程度上来看,这他们明显相当了解日本,极其有可能做过走私商人。
1555年夏,沈孟纲、胡福宁二人与郑舜功一起从广州五羊驿出海,前往日本。
在途径小、大琉球,顺便提了一句钓鱼岛是明朝领土后,他们抵达了日本的丰后(大分县),受到当时九州实力最强的大名——大友宗麟(源义镇)的款待。
郑舜功在其后的《日本一鉴》中提及,“修理大夫源义镇,与国臣鉴续、长生、鉴增、鉴治、亲守、鉴速、鉴直,国僧清梁等议,欲遣人附舟报使,请奉国典还国,一体遵照旎行,以顺天朝之意,此先知向化之心也。”
这里提到的人物都是大友家的家老级重臣,“鉴续”指负责外交与贸易的臼杵鉴续,“长生、鉴增”则是对“吉冈长增、田北鉴生”的误记,“鉴治”或指雄城治景,“亲守”指志贺亲守(感谢 @还读我书 兄的指正),“鉴速”指臼杵鉴速,“鉴直”指吉弘鉴理(原名鉴直)。如果不是亲自见过这些人物,否则很难将这些人因为被大友宗麟的父亲大友义鉴乱赐名的家臣们梳理清楚。
与此同时,因为船只破损,而大友宗麟又要让郑舜功留住,郑舜功无奈,只好派遣更加熟悉日本情况的手下沈孟纲、胡福宁两人前往京都,招谕“日本国王”。
沈孟纲、胡福宁抵达京都后,“晓谕日本国王源知仁”。这个源知仁几乎所有国内学者都误读为时任幕府将军的“剑豪将军”足利义辉。
但是实际上在此之前,幕府管领细川晴元的部将三好长庆叛乱,驱逐了细川晴元、足利义辉,掌控了京都。虽然在1552年足利义辉和三好长庆和解,一度返回京都,但在1553年,足利义辉在细川晴元的支持下再度试图驱逐三好长庆,同年八月战败而出奔近江国朽木谷,直到1558年才得以返回京都。
显然,沈孟纲他们所见到的这个源知仁不可能是足利义辉,而是指日本第105代天皇——后奈良天皇。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知仁”就是后奈良天皇的名字。
这是由于明朝前期,日本一般是由室町幕府将军掌握大权,而室町幕府一侧也为了自欺欺人在国格上与明朝对等(“我们受封国王的是将军,所以将军上面的天皇还是和明朝皇帝同级的嘛!”),因此受封“日本国王”的一般是“幕府将军”。受封时将军也会使用“氏”(日语也叫作“本姓”)来作为姓氏接受册封,比如足利义满自称“源义满”而接受了永乐帝的册封。因此,当时的明朝民间人士不明其中的细节,逐渐默认将军为“日本国王”,并且默认日本的国姓为“源”。
郑舜功后来在整理资料时,按照明朝人的思维定式,误以为“日本国王”世代以“源”为姓,便自以为是的在天皇的名字前加了姓氏。却没有想到沈孟纲、胡福宁见到的“国王”其实是后奈良天皇本人——天皇本人是没有姓氏的。
后奈良天皇本来就痛心于天下处于乱世而自己无权无势,空有帝号却穷得揭不开锅而无可作为,于是他召集一干公卿,又请来掌握京都附近大权的三好长庆,举行会议行禁(指禁戢倭寇)。
与会的文武陪臣被记有“近卫、三条西、柳原、飞鸟井、滕长庆”。其中前四人分别指的是从一位关白左大臣近卫前久、正二位权大纳言三条西实枝(存疑,此人在1552年前往骏河,是否中途回过京都不太明确)、正二位权大纳言·民部卿柳原资定、权大纳言飞鸟井雅纲,这四人都是有名无实的公卿。真正大权在握的是最后这位从四位下筑前守——“滕长庆”。
滕长庆指的便是三好长庆,后来郑舜功根据沈孟纲、胡福宁的回馈信息,在《日本一鉴·穷河话海》一章中记录古今日本名臣时,当代人唯独收录“滕长庆”,并且指出“其先武臣子孙,今为山城刺史,公道服众,夷国咸敬之”。当然,这里的“咸敬之”显然只是对其操控后奈良天皇,建立三好政权的美化而已。
因为三好长庆重视外贸外交,又掌握濑户内海的不少贸易港口和水军,自然希望继续通过朝贡贸易维持日明双方的关系,借此确立他的统治地位。于是在三好长庆的拍板下,后奈良天皇给予沈孟纲、胡福宁二人印信以及国书返回丰后。在与郑舜功汇合后,他们又从大友宗麟那里得到丰后的信物。
郑舜功在1556年腊月先行出发,在四十多天后,和使僧清授抵达广州五羊驿。随后在他动身返回北京的途中,遇到了时任东南七省军事总督胡宗宪。
胡宗宪虽然后世被誉为抗倭英雄,但绝非什么正人君子。他在此之前就配合赵文华馋杀了前任总督张经,又逼走了两任总督后迅速爬升为总督。与留给后世的印象相反,胡宗宪最初并不提倡使用武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到处围追堵截倭寇,而是提倡走之前永乐帝招谕足利义满的旧路,让日方希望进行官方勘合贸易的实力派出马,从根源上解决倭寇问题。
对此,他派遣蒋洲、陈可愿招抚当时大名鼎鼎的走私商、被认为是“倭寇祸首”的汪直,再通过汪直和大友宗麟的亲密关系与大友宗麟达成约定,由汪直和大友宗麟清缴倭寇,达到明朝最低限度的用兵又彻底解决倭寇问题。
胡宗宪得知兵部尚书杨博已经派人去和“日本国王”进行接触,并且从郑舜功的话语中得知他们已经成功拿到印信,不由大惊失色:因为如果杨博的招抚案成功,那么嘉靖帝势必不会再对自己的计划感到兴趣,而是会和更加“正统”的京都实力派进行联络。于是,胡宗宪便找借口稳住郑舜功,并且将其安置于宁波。
在1557年的四月,沈孟纲、胡福宁二人抵达潮州,执批投赴闢望巡检司(后为福建海澄县)照验,竟被弓兵毁灭批文,随后执诬下狱。二人连忙报信给郑舜功,郑舜功则将此事告知与胡宗宪,胡宗宪当然是做出一副不信的样子,随后派人通报当地,以冒充使者、私自下海勾结倭寇之类借口为由,将二人灭口。
而留在宁波的郑舜功,因为极其了解日本,又没有实际接触到京都方面的人物,所以胡宗宪没有对其灭口,而是下狱关押,并派遣郑若曾等人套问情报。接着又将使僧清授流放到了四川。
郑舜功怕遭兔死狗烹,便没有全盘交代,因此被关押了七年之久,直到1564年胡宗宪致仕,才得以获释出狱。
在此期间,胡宗宪招抚汪直的计划几乎成功,却因为巡按王本固的自作主张,汪直被抓捕入狱。胡宗宪虽然上书试图保汪直,而因嘉靖帝的保守态度而功亏一篑,不得不把立场由抚转剿。和汪直一起回国的毛海峰、谢和、大友家船队在舟山遭到明朝大军围剿,却打破包围圈而去。原本式微的倭寇,也在毛海峰等的报复行动下,变得愈演愈烈。最后还是在戚继光改变了明军的作战方式,才得以彻底平定倭寇。
胡宗宪虽然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却在杨博的极力阻扰下,未获爵位封赏。这或许便是“天下唯三的聪明人”杨博,猜到了郑舜功招谕日本“失败”而下落不明,多半是和走不同招抚路线的胡宗宪暗中作梗有关吧?
郑舜功出狱之后,思绪万千。倭寇既然已被平定,自己所作的一切努力也自然化为泡影。在回到家乡后,他将自己在日本一年多时间内的所见所闻、长期以来收集的各种日本资料,整理成《日本一鉴》一书。这本书可谓是对日本、在日华人(倭寇)活动等全方面考察的百科全书,个人窃认为除去战史部分,这本书比《筹海图编》《日本考》等常见描述日本、倭寇活动的同期书籍值得阅读百倍,可惜长期未能得到正式出版而默默无闻,直到近年来才得到学界的重视。
郑舜功何时去世,已然没有下文。但我每每阅读《日本一鉴》,郑舜功、沈孟纲、胡福宁这些位卑却不忘忧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日本,纵横捭阖于异域,却因为“大人物”的一己私欲而身陷囹圄,乃至白白丢失性命的小人物,却跃然纸上,活在我的心中。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柏林间长达28年的阻隔宣告结束。
柏林墙倒塌背后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小人物』的『失误』,直接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促成了东德和西德的统一。也以此为 导火索,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垮台,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崩盘。
这个人,就是君特·沙博夫斯基。
1949年,在二战中战败的德国被分裂成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德国(东德)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联邦德国(西德)。并且,当时位于东德境内的首都柏林也被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境内,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柏林如同一座孤岛,被四面包围 。大批东德人为了追求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不断逃往西柏林,1961年,东德政府开始修建柏林墙,以防止居民的大量流失。(所以柏林墙不是建在东德和西德的边境线上,大家不要误解。)
只要进入西柏林,就可以乘坐飞机前往西德,获得永久自由。但是私自越过柏林墙,偷渡到西柏林的话,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被东德驻守官兵发现了,很有可能会被射杀。
由于受到政府长期压迫,东德境内,谋求言论自由、旅行自由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东德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安抚国民,被迫改革。
当时,负责护照与签证事务的主管杰哈德·劳特上校针对旅行自由化改革,提出了一个较为激进大胆的方案:无条件承认东德国民到国外旅行的权利,只要拥有护照和签证,就可以自由前往国外;无需符合规定的旅行和探亲条件,只要申请,出国签证就会马上得到批准。
当时,在东德,持有护照的人口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且出国签证也分很多阶段,光申请也需要数日才能完成。所以即使这样放宽旅行限制,东德居民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涌到西柏林。
并且这个文件里还规定:必须等到次日凌晨4点以后才可以向媒体公开。
1989年11月9日下午4时,这个方案在中央委员会议上得到通过。 刚刚就任新闻报道官的君特·沙博夫斯基同学,因为要准备记者见面会,中央委员会议开到中途,才姗姗来迟。对会议内容还不太了解的君特·沙博夫斯基,带上文件,就匆匆赶往记者见面会。
下午6时,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记者见面会开始了。
宣读了大篇官方套话空话虚话后,在见面会临近结束时,突然有名记者问道: 针对饱受非难的出国限制,政府打算采取什么举措来缓解?
因为迟到对会议内容不太了解的君特·沙博夫斯 基同学突然慌了,他随手拿起手头的文件,正好『无条件承认东德国民到国外旅行的权利』一行字映入眼帘,他故作镇定,宣布道: 东德国民可以自由出国旅行。 然后记者追问,那什么时候开始呢?
君特·沙博夫斯 基同学又瞟了一眼文件,误解了『出国签证就会马上得到批准』这句话,然后宣布道: 据我所知,就是现在。
而就在此时,法务大臣给制定政策的主管杰哈德·劳特上校打去电话,告诫道: 这个政策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你再给我修改下。
但是这个电话,已经于事无补。 君特·沙博夫斯 基同学的回答,已经透过电波,传到了千家万户。越多越多的东德人兴奋地跑向柏林墙,要求看守打开大门,放他们去西柏林。
看守们也傻眼了,他们没有接到任何上级命令要求他们开门。他们联系上级,征求意见。经过一番思想挣扎,负责人终于下达命令,开闸放人。
历史已经不可逆转。
兴奋的东德人不断涌入西柏林,甚至有人开始拿铲子铁锹来敲围墙。
前不久刚刚获得马克思勋章的沙博夫斯基 随即被逐出统一社会党。
就在昨天,也就是2015年11月1日,沙博夫斯基在柏林去世,享年86岁。 @布兰多
这篇文章也是在昨天编稿的,尽管只是个巧合,不过也借此向这位在后来一直致力于批判东德统治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老人致敬。
就这样,借着一个人的一连串失误,横亘在东西柏林之间长达28年的柏林墙『崩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以上。
第一次更新。
二十多天前写下这篇答案,半个多月之内,一直籍籍无名,无人问津,未得一赞。这两日突然多出两千多赞,倍感惶恐,只能谢谢各位。
没想到一句“司马光胸怀天下”会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实非我所愿,在此致歉。
原本不太想介入各位的争论,而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喜欢随便表态的人,但还是想提供一点自己的想法。
1. 司马光其人
如果对历史不感兴趣,那么我国普罗大众对于司马光的印象大概会止步于“司马光砸缸”这个儿童故事,就像对于“北海相,虎贲中郎将——孔融”的印象止步于“孔融让梨”一般。
在读过此答案之后,对于司马光的印象可能就成了“那个砸了缸的司马光原来老了以后还抓着把别人小姑娘杀了”。我想,回复里对于司马光的批判,大多来源于此。
虽然就事论事的因司马光此案中的作为而批判他也并无不妥,但也希望大家理解没有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个事件是会只有一面的。
以我们一千年后今人的观点来看,当然可以从这件事里得出司马光“量小不容人,泥古不变革”的结论,但也应当想想,司马光是否就真的仅仅是这样的人呢?
这里就要提到司马光的谥号了——“文正”。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当然,这句话是司马光自己在《资治通鉴》里说的,但他生前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谥号就是文正。
要知道,兢兢业业做一个糊裱匠的李中堂,收复新疆的爱吃鸡肉的左宗棠,也只是叫做李文忠公,左文襄公。只有平定了太平天国,匡扶了天下的曾国藩,才是曾文正公。
至于如何评价司马光其人,我想,我们毕竟与他隔了一千年之久,沧海都成了桑田,看他想必不如当时之人看的清楚。
以今人的平等人权等等的价值观念评价司马光草菅人命当然也算无可厚非,但因此事感谢并坚定地维护现代的、进步的价值观念的意义,可能要大于批判一个并没有此种观念的古人。
当然如果要正儿八经的评价司马光,可以论迹不论心的从他的整个生平评起,甚至讨论一下他的所有政策智是不智,但很遗憾,我并未仔细研读宋史,对于历史甚至可说是个门外汉,这有些超出我的能力了。
2. 王安石变法
既然阿云见证的就是这件事,那么这件事无论如何绕不过去,虽然我已极力避免对此事做评价。
也许是因为我国新一代受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所以我们对于“变法”,“改革”,“革命”等等代表革新的词语都颇有好感。但正如上文提到的,没有一件事是只有一面的。
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大概可以归类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执行起来的效果却是毁灭性的。”
如果论迹不论心的仅从结果来看,王安石变法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却也导致了流民四起。王安石变法后宋朝的岁入由1600万贯涨至6000万贯,对北方用兵也屡有斩获。而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这里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见证了历史的小人物(原本有可能是大人物)——郑侠(名字都有侠义的精神)。此公真可谓世之良心。
简单而言,此公原本深受王安石赏识,但在见过了新法对于百姓造成的伤害之后,以一幅《流民图》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而在王安石罢相期间,王安石极力推荐的自己的接班人,“护法善神”吕惠卿却对自己落井下石,趁机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就在此危难之际,又是郑侠上书弹劾吕惠卿,导致自己险被处死,最后还是宋神宗救了他一命。
总而言之一句话,百姓不爱新法,乃是实情。
至于新法的失败到底是因为执行官员的不作为与贪腐,还是因为本身设计就不合理,百姓们并不在乎。
古代中国另一位有名的变法者商鞅说过:“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同”,但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虑始”原本就不是“民”的职责。
“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城民至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侠知安石不可谏,悉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乃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疏奏,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司农发常平仓。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宋史.郑侠传》
3. 许遵的结局
答案下面的回复里,我只回复了一位,他问了许遵的结局。
如果这件事要拍成电影,许遵大约会是男主角——因为他似乎是这件事里的唯一一个正面人物。他的结局可以在《宋史》中找到。
熙宁间,出知寿州,再判大理寺,请知润州,又请提举崇福宫。寻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在王安石主政时期,坐过寿州知州,后来又做了大理寺卿、润州知州,然后去崇福宫当个闲官。最后做了中散大夫,八十一岁去世。在后来的党争之中,没有被流放到岭南,也没有参与到后来的各种大案之中,算是个好结局吧。
但在《宋史》中许遵的传记里还是能看到当时之人对于阿云案里许遵做法的不满,以及对于王安石的意见。
“安石既执政,悉罪异己者,遂从遵议。”
——荆国公的手段也是雷厉风行啊。
“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按问。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右,则按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天下益厌其说。”
——有些死不招供的人也被当作了坦白从宽。有的两个人协同抢劫,如果官员先询问A,那么A招供,罪不至死;如果先询问B,那么B招供,罪不至死。罪犯的生死不在于详细的案情,却在于官员先询问谁,世间越发厌恶许遵的观点。
4. 草菅人命与心怀天下
这一条大约是争论得最厉害的,全因我说了一句“司马光心怀天下”。
老子有一句话,最近似乎颇得人心,经常看到。老子曰:“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引用这句话不是想为司马光洗地,而是想要描绘上位者的心态。
居庙堂之高者,不论如何决断,都肯定是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尊重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他们一定要比普通人更加相信自己的理想,更加坚定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大义,否则就无法做出决断。
司马光杀阿云时肯定认为自己是在向新党表态:弄得流民遍地的新法绝对不可再来!类似的例子在现代都不少见。比如国企改制,比如改革开放,比如顾顺章的全家老小。
这样的上位者,思想比你我深刻,眼光比你我长远,他们如同火炬,燃烧自己,引人追随,而你我围观者最需观察的,则是自己是站在这光芒之中,还是站在光芒之外。
临表涕零,不知所言。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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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少女,以自己的命运,阴差阳错的见证了关乎宋朝兴衰的最重大事件——王安石变法。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登州阿云案。以下是我自己所记得的事情经过,如有错误,烦请指出。
1. 一段简单的案情: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小姑娘,父母过世不久,尚在服丧期间,被家中尊长许给了当地一个以丑陋出名的韦姓男子。不愿意下嫁又不知该如何反抗的阿云,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居然是杀死姓韦的。于是她趁夜晚他人熟睡之时带着柴刀溜进韦家,对着自己被许诺的“丈夫”一顿猛砍。结果因为阿云力气太小,最终十数刀仅仅砍断韦生一个手指,然后自己仓皇而逃。
第二天韦生报官,知县并不傻,涉案人物社会关系简单,一下就将嫌疑人锁定为阿云。阿云被带到县衙之后也完全不懂得撒谎,全部如实相告,案情水落石出。知县依据阿云与韦生的关系,将案件定性为谋杀亲夫,这在宋朝乃是不赦的大罪,按律当斩。可宋朝跟现在一样,死刑需最高院(大理寺)核实方可执行,于是知县将文书按照程序上递知府。
2. 一堆负责的官员:
时任知府许遵乃是京官下放,来登州历练的。知县所呈文书并无太多不妥,原本他不用再管些什么。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许遵详细的阅读了宗卷后,对这个素昧平生的13岁姑娘产生了朴素的同情。他发现了知县判案的不妥:
按照宋朝习俗,服丧期不可嫁娶。所以阿云与韦生婚约不合法,这件案子也不能算作谋杀亲夫,阿云造成的后果并不大,所以罪不至死。
许遵将属有自己意见的文书送到了大理寺。大理寺的官员也并不是尸位素餐之徒,他们给出了专业指导意见:虽然不是谋杀亲夫,但阿云的行为应当算是谋杀未遂,此罪,按照宋朝律法依然适用死刑。
许遵得到了大理寺的回复之后,依旧视图找到可以帮阿云脱罪的法律依据。翻遍了卷宗之后,他找到了一条宋神宗的手谕:谋杀已经造成人身伤害,但官员在审讯犯人并对犯人用刑前,犯人如实供认犯罪情节的,以自首对待,并依照谋杀罪行降低2个等级论罪。也就是如果按照宋神宗的这个手谕判决此案,阿云只需接受“徒”刑(坐牢)。
许遵以此为理由向大理寺上诉,大理寺众官僚也顶住了皇帝御旨的压力,并不承认其法律效力,依然维持原判。
就在似乎万事休矣之时,许遵从登州再次调回京城。而等待着他的职位,就是掌管天下刑名的大理寺卿。出任大理寺卿后,许遵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判了阿云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负责的知府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做出这个动作,并非出自一己私欲,而是出于朴素的同情。
但在许遵做出此等判决的同时,宋帝国的另一个职能部门也履行了他们的责任。那就是宋朝的纪检——御史台。
御史上书皇帝,弹劾大理寺卿许遵,称其枉法——毕竟只能叫做“枉法”,因为没有任何“贪赃”与“徇私”。
至此,这件小到不能再小的案件送到了宋朝的最高统治者手中。
3. 两个互相攻讦的翰林:
宋神宗向许遵问话,许遵一一回答,禀报了实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宋神宗不知该如何决断,遂命当朝两大翰林讨论决断。这两大翰林都是世之人杰,人中龙凤,能力与人品全都出类拔萃。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宋朝宰相,执宰天下,都深深的影响了宋朝的兴衰。可惜他们的政治观点却完全对立,无法上演一出“将相和”。这两人就是王安石,司马光。从这两人的谥号也可看出宋朝皇帝对其的器重。王安石谥“文”,司马光谥“文正”。
王安石支持许遵的观点,认为阿云当“徒”。
司马光支持大理寺的观点,认为阿云当斩。
可惜的是,当一件案子上升到这个高度,所有对错道德早已失去了本意。王安石支持许遵并非认为一个13岁的女孩儿罪不当死,司马光支持大理寺也绝不是想要捍卫宋朝的司法公正。在他们的争论背后,围绕的是另一个焦点——新法是否可以施行。
王安石提出的新法的最大支持者是皇帝,如果皇帝拥有律法的最终解释权,那么新法当然就有了实施的法律依据与正当性,所以他支持阿云当“徒”。
司马光作为新法坚定的反对派,自然不能让皇权完全凌驾于文官集团。所以他自然支持大理寺以及御史台。
4. 一朝各自站队的文武
后面的事情就有点像是闹剧了。
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争执不下,宋神宗遂命其它翰林与大臣审议,其它的翰林们得出的结论是支持王安石。宋神宗审阅过后批了个“可”发给了审刑院,结果审刑院的官员们连皇帝都不买账,联名上书要求再次与王安石辩论。结果越闹越大,连中书省跟枢密院的官员也搅了进来,各自就此事站队。宋神宗想要结束这场争论,于是亲自对自己以前的关于自首的诏书做出详细的解释,界定了怎么就算自首,自首后怎么减刑,然后他将这个司法解释发给中书省,让中书省依此解释执行。结果中书省直接将皇帝的御旨驳回,称其违背律法,不予执行。
5. 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
中书省的不执行让宋神宗开始真的愤怒了。他直接下诏免除阿云的死罪,判其37年的有期徒刑。这场争执,以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最终胜利而告终。
第二年,熙宁二年,王安石的新法开始在大宋施行。均输,青苗,募易,保甲等等新法开始行于天下。宋朝是否因王安石新法而变强,至今仍有争论。
不久宋神宗大赦天下,阿云得以提早出狱。
十六年后,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年仅9岁的宋哲宗继位,其母高氏垂帘听政。年已67岁的司马光得以拜相。所有新法都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废除。而在享受了十几年的平静时光之后,命运再次与阿云开了个玩笑。
司马光下令将这个无足轻重的少女再次抓了起来,枭首示众。这件事成了司马光最大的黑点。
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司马光因为十七年前的失败而怀恨在心,他并非如此量小之人。他是真的心怀天下,要摆出一个最强硬最彻底的反对新法的态度,而此时,在他眼里,一个普通女子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6. 结语
这是我所知的最大的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十三岁之后,她若生,则代表新法存,她若死,则意味着新法亡。
至于新法的存废跟宋朝兴盛与否的关系,则是另外一个宏大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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