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为什么不能交给市场去做？有何制度障碍？
为什么完全交给市场，往往就行不通？
首先，我们得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市场会因为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跌。利润空间被挤压的企业，自然会选择减产或者关停，然后将资源转移到更有利可图的地方。这过程看起来顺理成章，效率也高。
但现实并非总是如此理想。在“去产能”这件事上，市场这只手，有时候会显得有些“迟钝”或者“失灵”，原因有很多：
1. 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 市场主体，尤其是个体企业，很难完全掌握整个行业的信息，比如其他企业的真实产能、未来的市场需求走向、以及产能过剩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可能造成的连锁反应。当一个行业产能过剩时，如果某个企业还在盲目生产，这不仅会消耗自身资源，还会加剧整个行业的低迷，对其他企业造成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外部性）往往不会完全体现在该企业的成本中，所以它可能不会主动“退”，市场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就失效了。
2. 路径依赖和沉没成本： 许多产能，尤其是重工业领域的产能，往往是过去大规模投资的结果。这些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轻易撤销。企业主可能会因为惯性、对过去的投资不舍、或者抱有“熬过去就好了”的幻想，而不愿意主动关停，即使市场已经给出明确的信号。这种“沉没成本”就像一个枷锁，让市场信号的传递变得缓慢而无效。
3. “搭便车”效应和集体行动困境： 当行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时，任何一家企业单方面地选择减产或关停，都可能“为他人做嫁衣”。一旦行业整体产能下降，价格回升，那些没有减产的企业反而能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会导致大家都不愿意率先行动，宁愿观望，等着别人去“牺牲”，最后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没有人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使螃蟹是烂的。
4. 金融体系的“惯性”和“托底”预期： 很多产能过剩的企业，背后往往有银行贷款的支持。一旦这些企业大规模关停，可能会引发区域性或行业性的金融风险，比如坏账、失业增加等。金融机构为了规避这些风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托住”这些企业，提供续贷甚至新增贷款，让它们不至于立即倒闭。这种“软约束”的存在，削弱了市场淘汰的动力。
5. 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和“GDP情结”： 这是“去产能”不能完全交给市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制度障碍。地方政府往往把当地的就业、税收、经济增长与大型企业的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大型企业的关闭，可能意味着大量的失业人口、税收的减少，甚至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因此，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地利益，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如扶持、补贴、行政干预）来“保护”那些本应被市场淘汰的企业，阻碍了市场的正常出清。
制度障碍具体体现在哪里？
如果说上面是“为什么不行”的逻辑解释，那么具体的制度层面，又有哪些“绊脚石”呢？
1. 行政审批与审批延误： 很多“去产能”的操作，比如关停一家大型工厂，涉及到复杂的审批流程，包括环保、安全、债权人协调、职工安置等等。这些审批环节往往漫长而复杂，给企业主动退出增加了难度。而且，如果政府不愿意让企业关停，也可以通过审批的“卡脖子”来变相“保”企业。
2. 要素市场不完善： 市场能否有效“去产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能否自由地在不同行业、企业之间流动。但在我们国家，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依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岗培训机制，以及不良资产的处置机制，都需要进一步健全，才能让被淘汰企业的员工和资产更顺利地转移。
3. 产权界定和保护不清晰： 有些行业的产能，其产权界定并不完全清晰，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清晰的产权是有效配置资源和进行风险定价的基础。如果产权不清，或者保护不足，企业在面对风险时，就可能更倾向于依赖行政保护，而不是主动适应市场变化。
4. 财税金融体制中的“软约束”： 如前所述，银行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以及对不良资产处置的顾虑，都会形成“软约束”。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人为地维持那些本应淘汰的企业生存，这与市场化的“去产能”背道而驰。
5. 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的滞后： 针对产能过剩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可能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如何界定和处理因产能过剩造成的市场失灵、以及如何对政府的干预行为进行约束，都存在一些空白。监管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6. 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 市场化“去产能”必然伴随着企业倒闭和职工下岗。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覆盖面不广、保障水平不高，或者转移接续不方便，那么政府就很难容忍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因为这会直接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以缓解社会矛盾。
所以，政府为什么不能“撒手不管”？
正是因为上述的制度障碍和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政府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扮演一个“引导者”、“协调者”甚至“管理者”的角色，而不是完全的“旁观者”。
纠正市场失灵：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针对性地，比如债转股）来帮助那些有前景但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同时严厉打击那些僵尸企业。
维护社会稳定： 妥善安置失业职工，提供再就业培训，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避免社会动荡的关键。
优化资源配置： 通过明确产业政策，引导资本流向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打破地方保护： 需要更高层级的协调和法律约束，来防止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确保全国一盘棋。
总而言之，“去产能”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是因为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市场本身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加上一些历史遗留的制度性因素，使得市场这只手往往不够有力，或者指向错误的方向。政府的出面，是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但也必须警惕政府的干预过度，反过来又扭曲了市场。这是一个需要精巧平衡的艺术，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避免“越位”和“缺位”。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挺长时间，有点思路：
1.产能是什么。
就是生产要素的组合。简单来说分三类：人、机器设备、矿和田。
2.如何去掉过剩产能。
人最容易去，转行相比起处理机器和矿，容易得多。
机器设备有两条路：一是卖到国外，二是卖废铁。注意卖给国内其他企业不算去产能，因为国内总产能没变。
矿山和油田就只能暂时关闭了，这一部分大都属于战略物资，卖给国外企业属于优先级非常靠后的行动。
3.难点在哪。
机器设备最好的出路肯定是卖到国外，具体来说就是卖给印度和越南。这事德国和日本也干过，买家就是咱们国家。不过咱们面临的情况和德日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是7、80年代德日和我国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要远大于当前我国和印度越南发展水平之间的产局；第二是7、80年代德日人口加一块也不到我国的1/5（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为10.3亿人），而当今我国人口则大致相当于印度+越南。
这两个因素对我国淘汰设备在国外的需求都是负面影响。所以能卖到这俩国家的，多不到哪去。至于为什么不卖到非洲沿海国家，情况比较复杂，我也不够了解没法说。
那么明知卖不到国外，为什么不卖废铁呢？卖废铁起码能腾出资金来干别的啊。
这是私企的思维，也是私企的优势——“船小好调头”。但国企受的束缚更多。具体来说，持有过剩产能的国企面临两个主要的束缚，一个是就业任务，一个是“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第一个束缚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大型国企，在一个地级市就要背负数以万计的家庭的生计。20年前那次国企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在这些家庭的生计上动刀斧带来的社会成本有多大。具体的不细说了。
第二个束缚看上去相对容易应对些：卖废铁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在于旧设备的账面价值高于设备在卖废铁这一途上的变现价值。假定卖废铁已经是最好的途径了，那么相关国企管理层面临的二择其实是：要么不卖撑到退休，这样设备在账上自然折旧报废，不是他的责任；要么拍板卖，让设备在报废之前变成（少量的）现金，但是有可能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可见，假如国家不出别的东西，选择后一项对于领导层来说是需要魄力的。魄力是稀缺品质。一两个人，一两个班子做了，成了，我们把他们当成英雄和典型来传颂。但指望那么多人那么多班子都拿出魄力来，不现实。
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魄力，又想做出改变，那么政策引导就成了唯一途径。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方案，一个是发行政命令，一个是改会计制度。两者各有缺陷。
发行政命令的主要缺陷有两条：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在执行上会一环一环打折扣；二是高层政府班子的周期性更替会弱化具体执行者对行政命令中“保证后路”部分的不信任。
改会计制度看上去是个很美好的方案：国有资产流失的锅不让你企业领导背了，而是让国家背。你只管放心把设备当废铁卖掉，腾出资金来干别的。但是这只是在落后产能这一个局部看上去美好，更改会计制度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原因是，要改会计制度的话，要改的是折旧方面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一旦真改了，市场上其他企业的设备也会减值，这就会导致资产价格的系统性下跌。资产价格的系统性下跌，对于一个银行主导融资的经济体来说是非常要命的，杀死经济的机制就是金融加速器那一套。一旦发生，只会比08年的美国更惨。
4.制度障碍？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面临的困难是“外部环境改变不了，行政命令落实困难，折旧规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后两个或许可以看作是“制度障碍”。但是要拿掉这两个制度障碍中的哪怕一个，都会面临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收益比，值得吗？
5.解决方案？
我没有数据，拿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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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
@司空摘星问资产价格系统性下跌会导致什么恶果，其实就相当于问金融加速器是怎么回事。我在这简单讲讲直觉吧。
一般来说，企业向银行贷款需要抵押点东西——资产。如果资产价格下跌，那么那些把资产全部抵押出去的公司（即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获得新贷款的能力就会降低。而且，在获得新贷款之前，有可能需要把手里的资产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去（fire sale）还款。所以一个负的资产价格冲击，对于这些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会有两个影响：1）被迫出售资产；2）形成新资产的能力——投资能力下降。假如资产价格一直不上升，这些公司的资产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小，直到被拖垮。
如果资产价格发生系统性下跌，很多公司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fire sale的规模也会变大，并且大规模的fire sale行为会继续拉低资产价格。这样一来，在企业这一侧会出现大规模的破产，银行那一侧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坏账，经济危机就这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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