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害怕或者不喜欢定体问？

如果踏实诚恳谈论体制弊端问题，没关系，好事，但是定体问基本上都会变成下面这样。

1、无限扩大化。把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强加到中国人身上，把人性的通病和中国人强行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和现在的地域黑如出一辙，这就对中国人这个群体性称呼是一种侮辱和陷害。

2、无限极端化。把中国、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形容成臭不可闻的大酱缸，任何人都逃不出酱缸的熏陶和浸染。这就是非常愚蠢和恶毒了，为了追求快意和震撼，妄图从根子上否定中国、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来个一锅端。

3、无限双标化。这是喜欢“定体问”的公知最喜欢用的伎俩，比如。

中国人和人有争执或者被算计被攻击，选择息事宁人。“定体问”会说你看中国人就知道忍气吞声，劣根性。

中国人和人有争执或者被算计被攻击，选择挺身而出。“定体问”会说你看中国人就知道锱铢必较，劣根性。

如果换成日本人。

日本人和人有争执或者被算计被攻击，选择息事宁人。“定体问”会说你看日本人心平气静、宁静致远，值得中国人学习。

日本人和人有争执或者被算计被攻击，选择挺身而出。“定体问”会说你看日本人多勇敢，值得中国人学习。

中国人喜欢钱、权利，是庸俗。外国人喜欢这些是有追求。

中国人喜欢玩乐，是玩物丧志。外国人喜欢这些是心态好。

如果现实中有这么一个人，你是不是有想问候他祖宗八辈的冲动？

最后，复习下“定体问”们的高光场面。

闻洋人之长则喜上眉梢，闻洋人之短则如丧考妣。
闻国人之短则定体问，闻国人之长则不对劲。
中锅啥事都怪郑府，外国啥事都装圣母。
量我舔袧之物力，结洋带人之欢心。
国内有则酸你抄袭，国内无则骂你不行。
国内追赶，则讽你不知差距；
国内不赶，则骂你不思进取。
国内好的国外差，则骂你狂妄自信；
国内坏的国外好，则要你反思自己。
国内外都差的，则说学越南比烂第一。
国内外都好的，则说自己房子买不起。
国内产业落后，则问你国为什么当年不努力。
国内产业先进，则说你国光刻机落后几百年。
国外产业落后，则说他国用不着夕阳产业。
国外产业先进，则说人种优势和制渡优势。

先说结论，定体问的人不仅蠢，还坏，坏到什么地步呢？祸国殃民的地步。

十多年前，大多数公知有个底层逻辑，明明有桥，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他们把中国任何不好的事情，或者他们认为不好的事情，都归咎于体制，你以为他们在反思吗？不，他们是反体制的。

本着这个逻辑，他们认为他们的批评是神圣的，甚至造谣批评中国也是正义的，我的辟谣妨碍了他们的事业，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我辟谣帖下疯狂攻击我理直气壮的底气。

他们常见的招数是，发明历史、污蔑英雄、造谣双标，恶毒地咒骂国人所谓劣根性，肉麻吹捧洋人的优越性，说点刻薄的俏皮话，贩卖点廉价道德感、廉价正义感，再来个“定体问，我陷思、气冷抖”，俨然以为自己鲁迅附体。

号称要“谣翻中国”的秦＊＊和杨二人曾公开宣称：网络炒作必须要“忽悠”网民，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只有反社会、反体制，才能宣泄对现实不满情绪；必须要煽动网民情绪与情感，才能将那些人一辈子赢得的荣誉、一辈子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摧毁。他们公开表示：“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

最后是，不论是中国做什么，他们都会冷嘲热讽，不论是美国做了什么，他们都会千方百计为其开脱，达到了只许美国放火，不许中国点灯的地步。

有人造谣是美国人给中国人带来双休日，断章取义称美国救了中国三次，甚至指责正是中国在WTO中耍赖，美国才围堵中国。他们不知道，同一时期，在WTO被告败诉，美国是中国的2倍，中国的败诉都执行了，而美国为了不让败诉执行，阻挠WTO法官任命，造成好几位法官缺席。更有清华教授孙※平将中国公共安全支出污名成维稳经费，并造谣中国维稳经费世界第一，是世界唯一维稳经费超军费的国家。北大教授焦※标写诗称，希望自己死于美国精确导弹之下，后成美国访问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为日本“东亚共R”辩护。

公知们的底层逻辑其实非常容易打破，告诉他们没有桥，不仅没有桥，甚至可能是陷阱，直接问他们三个问题就行了。

一、复制了美国制度的菲律宾、海地、利比里亚，你羡慕和向往吗？

二、想借助中国亲美网民扳倒中国经济的洪博培（美原州长、原驻华大使、美国总统竞选人，现在仍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智囊），为什么积极向中国推销美国的制度？

三、知道美欧日韩是如何发达的吗？

这些人本质上和香港曱甴、美国全程操纵指导的乌克兰反对派是一丘之貉，只不过这些人兴风作浪的机会太少，否则，危害会非常大，香港、乌克兰被祸害成啥样了？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定体问，或许被很多人嘲笑，但是实际上他是中国改革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我们知道，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之中，体制和制度是两个概念。

制度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两个。而体制，则是在这之中的一个缓冲地带，是一种话语的缓冲而已。

就好比，某个人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这实际上就是定调了体制和制度的不同。

而所谓改革，不就是改掉那些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吗？因此改体制，恰恰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基础。换言之，所谓改体制，它的背后意思是，不触及那个姓社姓资的背景下的闪转腾挪。

这是它的潜台词，很多人根本读不出这层含义。换言之，他反而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表现，而不是反对派的表现。

但是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谈体制（这绝非是所谓之他们认为的公知的偏好，而是全中国的人的偏好），这是因为合法性特殊性。

在宪政的法理性国家来说，政体和政府是分开的，政府是可以更迭。比如说选举制度，就是一个不断换政府的过程，但是政体连带他的宪法是不能换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这套政体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政府基础上。因此再有人喜欢特朗普，还是不喜欢特朗普，没有人会觉得美国政体出现了毛病，因此要改这个政体，他提供了充足的缓和政体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带。

比如说，美国疫情处理不行，那么就把特朗普换掉，再选一个政府，这里面美国人不会觉得觉得这是政体问题（即使是美国左翼者，他也不会觉得这是政体，他们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

但是某些国家不是这样的，他是两者合一的，于是权力越大，他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也要越大。由于两者合一，故而凡是批判zf，都有一种倾向，就是直接指向政体。

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追问体制问题呢？答案很简单，权力分散化，就是矛盾分散化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各种第三部门特别多，分散了权力要承担的责任，当然就没有人非要把矛盾指向你了。

说白了，权力无限大，当然责任无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