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评价马前卒在《中美贸易战:为什么是大豆》演讲中提出的消灭农民和小农经济的言论?

回答
马前卒在《中美贸易战:为什么是大豆》演讲中提出的“消灭农民和小农经济”的言论,确实是一个极具争议和引发深刻讨论的观点。要评价这一言论,我们需要将其置于马前卒一贯的“国家主义建构”和“后农耕文明转型”的宏大叙事框架下理解,并审视其逻辑、潜在影响以及不同维度的批评。

以下是对这一言论的详细评价:

一、 马前卒的宏大叙事背景:

理解马前卒的观点,不能脱离他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国家主义建构”和“后农耕文明转型”的理念。

国家主义建构: 马前卒认为,现代国家强大的基石在于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集中资源,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传统束缚,以更高效、更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来支持国家整体的发展。他强调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认为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国际竞争力,必须进行痛苦但必要的转型。
后农耕文明转型: 他将中国的历史视为一个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并认为这种经济和社会形态已经不适应现代化的需求。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分散、低效、抗风险能力弱,并且难以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消费的需求。因此,他认为中国必须从本质上摆脱对传统农耕模式的依赖,走向一个全新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文明形态。

二、 “消灭农民和小农经济”言论的逻辑分析:

在此背景下,马前卒提出“消灭农民和小农经济”,其核心逻辑在于:

1. 效率至上与规模化: 他认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inherently 低效,土地分散,机械化程度低,单位产量不高,且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了满足庞大人口的需求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转向更先进、更集约的农业生产模式,例如大型农场、合作社、甚至国家农场。
2. 资源优化配置: 土地是有限的资源。他可能认为,将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更专业的机构或人员进行管理,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解放大量农村劳动力,让他们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创造更高的价值。
3.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他认为,历史上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经历过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农业部门收缩的过程。这种转型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伴随现象。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历史性转移”是不可避免且必须加速的。
4. 大豆作为工具的象征意义: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大豆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口,也是美国对华出口的重要商品。马前卒将大豆作为一个切入点,可能意在说明:
中国在农产品上的对外依赖,凸显了国内农业现代化不足的问题。
通过调整农业结构,甚至“消灭”一部分小农经济,可以减少对外依赖,增强国家粮食安全。
这种调整是国家宏观调控和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旨在重塑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三、 对该言论的评价(多维度):

对这一言论的评价是复杂且多维度的,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

1. 从效率和国家发展的角度(马前卒视角下的合理性):

潜在的效率提升: 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土地集约化、机械化和专业化,确实可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可靠的保障。
资源解放与经济结构升级: 将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低效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能够为经济注入活力,推动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符合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目标。
应对国际竞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在追求经济效率和竞争力。放弃落后生产方式,拥抱更先进的模式,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生存和发展的必要选择。

2. 从人道主义、社会公平和伦理的角度(主要的批评点):

对农民权益的漠视: “消灭农民”这种表述极其刺耳,因为它直接指向了庞大的农民群体。这可能意味着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强制性搬迁、以及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生计权如何得到妥善处理?这些是巨大的挑战。
“消灭”一词的极端性: “消灭”这个词本身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和否定性。即使目的是推动转型,也可以用“转型”、“改造”、“融入”、“升级”等更温和和建设性的词语来表达。选择“消灭”可能反映了一种过于激进、非黑即白式的思维,忽略了农民作为人的主体性和尊严。
社会稳定风险: 如此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必然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如果土地得不到合理补偿,农民的生计得不到保障,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失业人口的出现,将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文化和历史的破坏: 农民不仅仅是生产者,他们也承载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简单粗暴的“消灭”可能会导致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的失传和破坏。
城市化承载能力的挑战: 农村人口的转移需要城市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来承载。如果城市化进程跟不上人口转移的速度,将会导致城市贫困、环境恶化、社会服务压力剧增等一系列问题。

3.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

可行性与路径依赖: “消灭小农经济”并非易事。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强行推行统一模式可能适得其反。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和依赖根深蒂固,土地制度的改革极其复杂。
市场化与国家干预的平衡: 是完全市场化驱动的转型,还是国家强力主导的转型?不同的路径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完全市场化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剧和农民被边缘化;国家强力干预则可能出现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
全球经验的借鉴与中国国情: 其他国家在经历类似的转型时,也经历过痛苦和动荡。但中国的历史、文化、人口规模、以及当前的发展阶段都具有独特性,简单照搬他国经验可能不适用。例如,西方国家在经历农业现代化时,通常伴随着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拓展,这是中国缺乏的条件。

4. 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

左派的集体化倾向 vs. 右派的市场化倾向: 马前卒的观点融合了国家主义和对效率的追求,带有某种程度的集体化和国家规划色彩,但又不完全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集体化。他的“消灭小农经济”更像是为了国家整体效率而进行的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国家主义”的农业政策思路。
目标与手段的辩证关系: 即使承认国家现代化和提高农业效率是必要的目标,但“消灭”作为手段是否恰当?是否意味着为了“大我”可以牺牲“小我”?这涉及到对国家权力边界和社会责任的根本性讨论。

四、 总结:

马前卒的“消灭农民和小农经济”的言论,是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农业部门发展困境的一种极端而尖锐的表达。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国家发展、效率提升和全球竞争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中国农耕文明历史局限性的判断。

优点在于: 它敢于触碰中国农业转型中最为核心和困难的问题,指出了效率低下和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并强调了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可能需要进行的痛苦变革。
最大的争议和风险在于: 其“消灭”的表述过于激进和冷酷,可能忽略了农民的人性尊严、权益保障和社会稳定问题。如果这一理念被简单粗暴地执行,极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

评价这一言论的关键在于区分其意图(追求效率和国家强大)与方法(“消灭”的激进性和潜在执行方式)。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政策制定者,在追求效率和进步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过程的公平性、人道的关怀以及对社会整体稳定性的考量。如何“改造”小农经济,而不是“消灭”它,如何在转型中保障农民的利益和尊严,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这些才是更具建设性的讨论方向。

总而言之,马前卒的言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抛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但也可能暴露其过于理想化、工具化和忽视人本关怀的局限性。在解读和回应时,我们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既不被其激进言辞所吓倒,也不忽略其背后对国家发展模式的严肃思考。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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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今中外,消灭小农经济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肉体消灭绝大多数小农。比如美洲和澳洲,把当地人杀光,自然就没有小农经济了。如果站在《临高启明》里的立场上,马督工说不定很支持这么干。

实际上这个问题国家早就有方案了,不劳马督工操心。国家正在推进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说白了就是农民当地主,资本家当长工,从农民手里租地,然后大规模经营。

这样即使农民进了城,也还是有产者,等到经济危机了,失业了,还可以回家种地,不至于流离失所。比资本家当地主,把小农变成长工这种玩了几千年的土地兼并模式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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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了督工的演讲,说下感觉。

1、长长的铺垫,虽然有瑕疵,但是把大豆贸易是怎么发展到现在这局面基本说清楚了,学习一个。

2、后半部分关于无论是否有贸易战,中国想要升级产业,一定会要把小农经济变为大农业,农民变成农业工人,这个理论上是这么回事,蛮靠谱的。只是别想着一气呵成,汲取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另外不要靠政府指令,那摊派到基层不一定走样成什么幺蛾子了。政府更应该类似发展代工、光伏、电动车这种,引导民间和地方自发完成这类经济转型。

3、督工的作为一个工业党,基本上决定了他会更偏向于工程师的思路,“这东西应该这么搞才对”,而不太考虑落地和执行。当然,B站弹幕直接就有人吐槽说他没有农村基层经验,这么去搞的话非出问题不可。这个可以商榷,而且也不是他这一个演讲就能说清楚的。

4、谁支持,谁反对?反对的人,可以用钱投票嘛!既然眷念田园生活,自己多花钱啊!既不愿意多花钱买农产品,又不愿意亲自去种地,口口声声说让国家补贴,这样的人就很讨厌了。

5、督工30多个小时没睡觉,还这么思路清晰(除了几个口误,和某些不小心表露心迹的用词,比如人死得少了_(:з」∠)_),还是hin厉害的。

祝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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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跟刘永好说的消灭养猪散养户一样,虽然不好听,有很多人号召抵制新希望六合的饲料云云,但这已经是趋势,就像纺织机出现时,一些手工织布的织工砸毁纺织机一样,是螳臂挡车。消灭小农经济,消灭散养户对国家来说是好事。出生率下降,后期减少的工业人口,正好由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之后腾出来的人口来提供。同时能提高食品安全水平。不要一看到消灭小农经济就觉得动摇国家根本,现在网上反对的,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种地,怎么高效率的进行农业生产。那些整天鼓吹绿色有机农业的,希望农业全部变为绿色有机农业的,不是蠢就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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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想让农民获得共同富裕,反而说要保护农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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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代言,回复本问题下大多数言论:

这里替汉弗莱补充一句,中等阶层还希望自己不用为高昂的食品价格买单。上个月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才刚刚低于30%,我很想知道如果大豆玉米高粱小麦蔬菜猪肉都100%国产化、小农化之后,有多少人喜欢超市的食品价格。

最后发布一下本次演讲的正式文本,别看提问者提供的那个半成品了:

视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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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公消灭农民的言论虽然听起来非常激进,但确实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能有计划地稳健推行还是大有可为的。

而且,消灭小农经济并不一定会像督公预计的那样让中国耕地面积减少,耕地面积反而还会增加。


下面两张图分别是,中国华北平原与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表覆盖数据图(来源:天地图),图中红色部分是人造地表,黄色部分是耕地。

可以看到,中国黄色耕地上,大城市之间的细密小红点比美国多很多。

在大比例尺上看得更加直观。

图中,中美两国城市距离分别是48km和58km,但城市之间的农村分布天差地别,中国密密麻麻遍布地图,而美国稀稀落落零散分布,农村之间是开阔的大片耕地。

同样的情况也在巴西发生,下图是巴西巴拉那河流域的地表覆盖情况,两城市距离42km。

美国、巴西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农业,正是源于这样的城乡结构。

你能想象在美国的大农场里,撒农药的飞机每飞1公里就遇到一大片农村的情形吗?

▼500米比例尺下,中国、美国、巴西的农村。

这种摊大饼式的村庄模式无疑是对宝贵耕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中国农村,每户农民都能分到0.3-0.35亩的土地用于建造平房,房与房之间还有自留地、树木、造地、道路、池塘、坟地这些农村基本元素。

根据《土地管理法》和《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一、农村宅基地用地标准:占用农用地每处不超过200平方米(0.30亩),占用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每处不超过233平方米(0.35亩)。

再考虑到农村劳动人口大都外出打工,农村平房在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使得这种浪费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上图是中国华北平原的一个典型村落,占地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而这么大一个村庄也就够一栋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的16层公寓。

上图60平方千米的中国乡村刚刚好塞满一个大一点的小区。


如果中国能够把农村的人口迁往就近的城镇,然后把大片村庄恢复成耕地,那么既有利于增加耕地规模,又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


这样大规模的“撤村并镇”行为并不是消灭农民,而是把农民改造成农业工人,他们仍旧可以在现代化的农场里面工作。

而且,农民们原先的耕地以及宅基地也能够按照大小入股农场,他们既是农场的工人又是农场的主人。


当人口集中到城镇之后,不但方便集中供暖、供电,工厂、教育、餐饮、消费等等产业也将因为人口的聚集而发展。

再往后,中国能够形成类似德国的以小镇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城乡之间的差距将被弥合,也有利于实现中国共同富裕的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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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我答题为止,这个问题下共有67个回答,多数人完全否定这一言论,少数人从马前卒的立场上否定,极少数(似乎没有)完全肯定,可以说分歧还是比较大的,鉴于本人在农业方面一无所知(我一天地都没下过),我只能摘一段他人的见闻

以下摘自《中国震撼世界》第五章

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大胆地问他们,解放后干活是不是比在日本人或蒋介石统治时期更重一些。
“是更重一些,”农民回答。他笑了笑,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大伙儿都干得多了。”
“八路军来了后,你们的生活下降了吧?”
农民突然抬起头来。
“什么下降!”他不高兴地说,“才不是呢!”
“你得多干活了,这能算生活提高吗?”
“怎么不算?当然是提高啦。” 
我看看这位农民,看看犁,又看看他那累得够呛的老婆。干活更重了反而说生活提高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那位农民很坚决地重复了这个意思,使人无法怀疑。
后来我还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违心的气话,发泄牢骚而已。可是,我在农村里见闻多一些以后,这种猜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如果对这里的人说,一般美国人认为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使人的闲暇增加而不是使劳动增加,人们听了这话,有的表示奇怪,有的表示鄙夷可笑。
“你们是为资本家干活啊。”
“过去我们给地主干活,现在给自己干活啊。”
“你们机器多呗。我们要是有了机器,也不用干那么重的活啦。”
“自私自利的人才不劳动呢。”
这似乎有点儿怪,却是不容怀疑的。农民不仅更卖力气干活,而且常常起早贪黑地干也心甘。为什么呢?因为劳动的果实现在归自己所有,不必再给地主交租了,当兵的也不再来抢了。由于农民努力干活对自己有利,而且对劳动产生了一种新的自豪感,所以很容易接受宣传。
“发展生产,争取解放!”
“发展生产,打倒蒋介石!”
“发展生产,消灭地主的封建统治!”
在村子的墙上,在路旁破旧的神龛上,在课本上,在车帮上,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类号召发展生产、宣传劳动光荣的口号。这些口号是很起作用的。不过,有时热心的干部也搞得太过火了。农民在新年要过较长的假期,这时要是有哪个干部想动员农民离开炕头家门,就会碰到白眼,没完没了的嘟囔,或者不满意的怪话。就是干部也不能使农民放弃这一年一度的半月假。
动员农民流大汗多生产, 这对政府和党来说是有其必要的。边区四面被敌军包围,好像生活在被围困的堡垒里以的,地上有受美制大炮轰击的威胁,天上有被美制飞机空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若不发动农民增加生产,便要陷于灭亡
要完成这种任务,不搞奴隶式的劳动似乎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没有工业,几乎全靠农业劳动。可是,他们已经把许多种田的劳动力吸收到军队里去了,现在靠什么办法增加农业生产呢?我认为,共产党有六种增加生产的主要办法:
一、组织集体劳动。
二、动员妇女下地。
三、号召所有的军队、官员和党的干部搞生产。
四、平分土地。
五、恢复手工业。
六、动员人民延长劳动时间。
在华北,农民早有联合起来集体干活的习惯。各农户常把多余的劳力组织起来实行换工。有骡子的人替邻居耕地,邻居则帮他锄草作为交换。这种换工办法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从来不占很重要的地位,已经渐渐消失了。共产党吸收了这种换工的办法,加以改进,并通过大力宣传鼓动,周密的组织,再拿到群众中推广。
换工队、互助组、共耕社就这样产生了。我发现,除了游击区和新解放区以外,很少有几个村庄没有这些组织。有的地方是全村都组织到一起做各种各样的活计,有的地方是几家把农具和牲畜凑起来合伙种各自的地,或者进行一些特殊的生产活动,如开荒、修渠等。
入伙完全是自愿的,对不参加的人,决不会有直接或间接的惩罚。但是读者也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不用动员,农民就会参加互助组。如果不加以组织,各个农民势孤力弱,就只能用那老一套的效率低下的单干方式种地。必须让农民看到合作生产的优越性,看到换工队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经济实惠。
农民看到了榜样。
拿山西山区的三王村来说,我看到一个互助组,有一百三十四个人,五十四头驴,二十头牛,五匹马,两头骡子。组里有个富裕农民过去雇人种地,参加互助组后,自己劳动,不雇人了, 一年可节省七十斗麦子。在这个村里我还见过一个大烟鬼,他曾雇了一个人种他那十二亩地。由于有抽大烟和雇工的开销,他自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参加变工队后,他戒了烟,也不雇工了,一年可省七斗小麦。这个变工队里有个贫农对我说,他过去在两亩地里锄草要用十六天,现在有十一位队员帮助,一天就锄完了。
虽然活儿由集体干,但是土地、庄稼、农具仍属私人所有,因此充分发挥了集体劳动和私人所有权这两方面的积极性。他们规定了具体的办法,使那些既出劳力又出畜力的人多得一些工分。
一个妇女如果能和男人干活一样多,就算一个整劳力,按整劳力记工。干活慢或干活时间少的老人和儿童算半个劳力。一头骡子折合两个劳力,一头驴子算半个劳力。
读者可能会奇怪:人和牲畜怎么能折算?请不要忘记,农民是用这个方法来计算入伙股份的价值的。在山西山区的另一个村庄里,有一个互助组,它有九十个整劳力,八十八个半劳力,八头驴,三头牛。他们合种三百六十亩地,按劳力、按各家地的多少分配收成。除了种自己的地以外,他们还开了一百二十亩荒地。
读者可能会说,这样的生产太微不足道了。不错。不过,合作事业也有规模大一些的。我印像最深的是在河北磁县所见到的。那里大片的土地被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的洪水,以及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大旱给毁掉了。这片地从此荒了,谁都认为要等好几年以后才能再种。但是在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美国教友会借用的两名美国青年农民,带领他们的中国学员用拖拉机在这片荒地上耕出了五千亩地,以便种庄稼。美国人原来以为在半月内这开出来的地恐怕还种不上。而美国人却不知道,有十四个村子选出了分配这片地的委员会。他们用铅笔、纸、绳结、算盘、木桩把这片地分成了十四大块,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种子,就在美国人把地耕完的那天晚上,做好了播种的一切准备。这天晚上,材干部们登上屋顶,拿着传声筒通知老乡第二天一大早带着磙子、耙和耧下地。
第二天早上,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共有两千个农民、五百头骡子和四百架耧出现在地里。开始干了,这时扬起一片尘土,十里之外都看得见。起初因为这活儿不太习惯,所以比较慢。一小时后,农民看到自己种了这么一大片地,不觉十分惊讶。他们的热情高涨起来。他们唱起了歌,互相比赛,看谁种得多。到了中午,也就是说,只用了四个小时,他们就把五千亩地全种完了。对于第一次集体劳动的成功,农民是这样高兴,他们决定今后就用这个办法干活。
为了促进劳动互助, 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口号:“组织起来赛机器,互助合作,共同富裕!”

以上基本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小农经济最发达的情况了,能发展成这样,还多亏了tg的严密组织,至于之前什么样,看看国统区和kmt的样子也就大致了解了,总之,至少在七十年前,小农经济就已经走到末路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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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想骂死温铁军,农村一亩地一年才刨出800块,打工一个月包吃包住有5000。现在打工的连房都盖两套了,这不是小有产阶级谁不是有小产阶级,现在农村人少了,我名下也有十亩地了,我还不是待城里?谁会傻乎乎当这“小有产”,现在这十亩地送人都没人要,不能机械化生产的地连出租的价值都没有。温铁军在我这个农民的孙子看来简直是无耻啊(当然现在还顶着农村户口主要是因为农村福利好),阻止农民进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简直有病,听出了骚文人口的桃花源的味道,你去种你的桃花源吧,我们农民要享受现代化。



我理解的马督工的意思是这些低生产力的农田该扔就扔,很多农田存在的意义仅仅是满足农村自我口粮供给,比较嘲讽的是我的老家很多人已经不种稻子了,都直接上集市买米了。这些地所实话耕种的意义不大,例如我家的十亩地就是一座山,刨除山脚下的两亩地,剩下的地全在半山腰上(放心,不把车拆了收割机是上不去的)。半山腰在往上就是坟地,荒废到无法种地。其实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整出二十亩地,哈哈毕竟那山的林子也是我承包的。现在想清楚了如果国家愿意给点补助我可以立马退耕还林(树种钱总是要给点的),当然让我做出这个想法的主要还是我把山上所有的坟墓看了一遍(没错我就是这么的无聊)。

这些墓碑上的所有人的死亡日期都在建国以后,在询问了一下父母之后才知道这些地都是建国后开荒出来的。当时分田地我那个地方先有的土地如果真的按人头分的话,一个人只能分到三分地(分的这么少是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不方便展开),于是就有部分人选择去开荒。具体到这块地,是大炼钢的时候把山上的树砍光了,顺便开的荒。我们这个村的历史其实也就几十年,仔细一查附近的地历史,历史能追溯到建国前的都是镇,村子都是建国后组的。

仔细想想也不是不好理解,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农村人不会大规模进城,种地的人变多了,人也生的多了。这些不宜种的地就被开发出来了,是人口爆炸的产物。当城市化进程来的时候这些地被抛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果是自古以来就被耕作的地,放心一定是可以适应大规模机器耕作的,我老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试验机器插秧机器收割水稻了(当然不会是我家的破地)。

农村人口抛弃土地,是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淘汰了原本在小农经济下可以糊口的土地,这应该是件好事。但纵观评论里面的人,都是城里人吧,认为只要是块地都亩产一千八,是块地就应该保护起来,但在我看来很多地该废就废掉。拿来植树造林也好,种点竹子还能像割韭菜做一次性筷子。本来就是山林恢复原来的样子也未尝不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些地自给自足的地意义也不大,毕竟连买粮食也比种粮食划算(贵的是蔬菜和肉,这个自己种自己养是划算的)。

某些人说的所谓农村是避风港的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反而是加强了的,并没有减弱。某些人说着经济危机来了,农民工都会变贫民,只有种地的人才不会这样。且不论农民工怎样,经济危机来了没人脱的了身,种地的农民买不起农药和化肥一样是要破产的啊,不知道知乎的人是在城里泡久还是什么,居然会认为种地是不需要投入的,以为靠着一双手农民就能从土里刨出钱一样。农民工怎样,拿着钱当然不会傻傻的存银行,而是转为盖房子,直接造就了2016年的水泥热和家具热。

如果经济危机真的来了,农民工兄弟会怎么度过?回老家,住着房,要付钱的东西就这三个粮食钱,电费,话费。以现在中国人的储蓄水平,就算不靠国家,农民工自己也能熬过经济危机。跟何况国家对新农村的建设投入如此大,省政府为扶植本省光伏产业,响应国家新农村建设,直接沿着公路铺太阳能路灯,我家院子里就装了一个,国家出钱,我家一分钱没出。农民买太阳能电板还有一定的补贴,如果我未卜先知一下,买一个太阳能电板,我连电费都不用交了(这个是很可靠的)。再说了到了经济危机话费能涨几个子?粮价又能涨多少?(中国粮食储备能吃两年,如果两年经济危机没解决该打世界大战了)

农民工兄弟的抗打击能力不是在减弱是在加强的,往大了说经济危机来了一个都逃不了,管你大农小农都完蛋。






农村福利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医疗福利,每年交十几块钱可以有三千的医疗补助,可以直接用在看病上。比如我村里的一个做了一个小手术花了8000结果因为交了三年的农村医疗医保,前前后后只花了一百多,其余的都由农村医保支付。当然还有大病减免百分之八十这种社会主义终极福利,所以现在即使在城里买了房也要待农村里。当然还是对那十亩地还是有些感情的,虽然现在也没用但丢了也太可惜了,农村户口就这么留着吧,除非拿北京上海户口来换,我这农村户口是不会转成城里户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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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好奇义愤填膺的几位怎么理解“消灭贫困人口”的“消灭”?



还有啊,农村是减压池蓄水池这个说法。。。当真靠谱?

过不下去就回农村?几个人真愿意?

关键是,农业生产需要多少人?农村户口人口减去农民工减去老年人减去小孩还剩多少?

中国农民就不能生活在镇上,每天坐班车上下班到农场干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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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程已经不可逆转的发生,80%新生代农民工都不会农活儿。




真正的问题是为啥城市工人和服务员都是农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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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们贴个链结,看看邻国日本的农业人口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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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uanqiu.com/r/MV8wXzg

某些人别在扯什么日本依然有很多农业人口了。记住,人家平均年龄都6,70了。



马前卒的意思是把中国传统农民转换成美国那样的农业工人

一是降低农业成本,二是为我国提供更多的工业人口。

你们不正在着急中国人口断崖式下降后没有足够的工业人口吗?马前卒这不是给你们送过来了吗?

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村多余的人口,为我国城镇提供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支持了这几十年我国的工业人口需求。

马前卒提出消灭生产效率低下的(中国剩余的)从事小农经济的人口,可人口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从一个类别转移到另一个类别。那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将成为我国工业建设的新补充。

并且考虑到消灭剩余的小农人口肯定是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的(意淫很短时间就能干完的人都没有基本的思考能力),这段时间足够社会做出接受他们的反应,所谓的对社会造成冲击是基本不存在的。

况且,你们真的以为在城市生活的吸引下,下一代从事小农业生产的人会耐得住性子辛苦的(梯田等很多田地机器耕种困难)去种那么点的田吗?其实不需要马前卒去说,小农人口的逐渐消亡将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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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是马前卒及其教徒对《谷物法》争论的东施效颦。

历史总是会上演第二次,马前卒教徒这一次果不其然又在扮演闹剧演员的角色。


19世纪中期,英国围绕着《谷物法》的撤废发生了争论。当时英国工业资本家和工人运动家都主张撤废《谷物法》,理由是很现实的:进口农产品的价格远远低于英国本土生产的农产品,撤废《谷物法》有助于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当然也就间接有助于降低工资(平均工资是在工人平均生活成本上下浮动的)。但是英国的地主、农民、农业资本家等都反对撤废《谷物法》,表面理由是大英的战略安全等等,但实际上当然是因为大英农产品竞争力低了。最终,大英的工业资本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谷物法》被撤废了。

今天,马前卒等人对其进行模仿,似乎不论是作为工业党还是作为“左翼”都能说得过去。可是,马前卒的这一举动无疑属于刻舟求剑,因为也必然是东施效颦。


首先,马前卒等工业党一贯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取消三大差别,而是不断扩大三大差别,最终实现消灭农村的野望(当然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妄想)。这是毋庸置疑的。高票答主中一堆马前卒狂信徒们的答非所问无非就是在重复这些谬论。对于这些谬论,我早有批驳,大家可以去看看老答案:

不过,在这一“旧瓶”下,马前卒信徒们的目标却是“新酒”,即鼓吹农产品市场开放。


马前卒教徒鼓吹开放市场可以消灭小农,这不错;但认为开放市场就可以培养大农,这就是十足的荒谬了。试问:印度被殖民后向大英帝国开放棉纺市场,固然消灭了印度的小手工业,可大纺织工业又在哪里呢?中国被夺取关税自主权后向列强开放了市场,固然消灭了中国不少的小业主,可大资本家在哪里呢?正如马前卒过去批判公知时强调过的那样,“开放”并没有带来工业化,只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才实现了工业化。

那么中国在“开放”时期发生了什么呢?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了,但并没有变成什么工人(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而是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游民,加剧了社会的解体。当然,现代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马前卒的构想能实现,那么中国的工业至少能吸纳掉大部分的游民,虽然代价是继续走血汗工厂道路。

可见,马前卒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构想,或许可以快速消灭小农,但结果并不会带来什么“改组农业组织、由大农代替小农、破产农民成为农业工人”的工业党式美好构想,而只能是“农业瓦解、土地抛荒、农民沦为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的惨淡结局。


可是,马前卒明知如此,为何还要鼓吹开放农产品市场?

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所谓“培养大农”云云不过是美丽的幌子。事实上他是想通过牺牲中国农业的办法,来为中国的工业资本家降低劳动力成本、提升利润率。

只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中国农业是否幸存下来,是否“大农化”,农民是否会沦为流民,对于马前卒及其背后主子来说都是没有关系的。这里我们还是看《谷物法》时代英国的例子:英国的农业是最早资本主义化的,在《谷物法》时代早已大农化了,但并不能改变其无法与外国农产品(有的甚至是封建庄园里“小农生产”的产品——正如比亚迪的半自动化生产线能够打败美国、日本全自动化生产线一样,这并非不可能)竞争的事实。而英国工业资本家也没有考虑英国的农业是大农还是小农,只要能够降低大英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就好


然而,此举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国情,可以说是刻舟求剑之举。如果勉强推行,那必然是一场花钱买所有人(除了跨国农业垄断资本)不满意的闹剧。

原因在于:

1、当前中国的农地结构。

当前中国号称有18亿亩以上的耕地,但其中大约三分之一属于经营比较集约化的国营农场等性质(国营农场在80年代也实行了将土地分给职工的所谓“家庭农场”化,但由于加工能力较强、地广人稀等因素,经营集约化程度一直要高于被农民承包的土地),真正一度“小农经营”的就是13亿亩以上的农民承包地了。中国目前属于农民身份的人口大约有8—9亿人,如果仅从这些数据来分析的话,那么中国农村确实是户均经营面积不足5亩的小农社会了。

然而,经过2010年代以来数年的大力“土地流转”(主要是2012—2015年的“大跃进”),这些农民承包地中已经有4.7亿亩或者说35%以上实现了“土地流转”(截至2016年年底,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面积达到4.7亿亩,占整个二轮承包面积的35.1% --黄河新闻网),受到农业资本、富农合作社或个体富农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兼并。另据旧农业部的说法,到2017年底,中国一共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00万家(农业农村部总结推出农村创业创新五大典型模式_新闻频道_中华网),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户均经营面积是在150亩以上。

新型农业主体包括农业资本家、富农合作社和个体富农等,经营规模多数在100亩左右,其中有的经营规模达到万亩以上。这些主体集中了全国大部分农业技术和资源,实行商品生产,提供了中国大部分的商品化农产品。也只有这些主体是在真正的经营,即试图从农业生产中获得再生产所必要的利润。

2、其他耕地在干什么?

答案很简单:充当数亿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

温铁军的蓄水池理论这里不再赘述,个人也觉得有夸大之嫌。但是毫无疑问,农村有大量老年人、儿童以及因为照顾上述人口等原因无法外出转移的劳动力。这些人因各种政策原因无法进入城市,或进入城市后无法养活自己,不得不留在农村。耕地是他们自给自足、降低生活成本的重要手段。

这些耕地的“经营”者并非试图从耕地中获得利润,甚至这些耕地也极少有机会被集约化经营。因此,在马前卒向他们提供相应社会福利,或是把这数亿人口“吃”掉之前,这部分土地是无法被集约化的。事实上,开放农产品市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某些马前卒信徒提到的农村宅基地也是如此。

3、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农产品市场会发生什么?

首先,中国的“大农”们将会破产,因为其生产成本和规模均无法同美国、澳大利亚(经营主体户均经营数千亩耕地)乃至欧洲各国(即便法国这样传统上被认为小农为主的国家,户均经营规模也有500亩之多)竞争。恰恰是这些资本主义化、“工业”化经营的农业主体会首先破产,因为他们无法从经营中获得利润了。当然,中国的农业也就完蛋了,至少“工业化”的部分完蛋了。当然随着这部分农业的完蛋,向他们提供生产资料的工业也随之陷入萧条。

其次,中国的“小农”,即作为农村福利存在的自给自足者,反而可以生存较长时期,因为他们经营土地并非为了获取利润,而是为了实物以弥补收入不足。直到开放市场大幅降低农产品价格(事实上这很困难,至少还有国内物流成本),这些“小农”都不会主动退出市场。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目前的世界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而非《谷物法》撤废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四大粮商等以美国、法国为基地的跨国农业资本控制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定价权,因此随着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导致国内“大农”破产、农业解体,中国农产品市场只会成为这些国际资本赚取超额利润的猎场。因此,马前卒等人妄图东施效颦19世纪大英的做法,只能是刻舟求剑了。

最终的结果是:除了工业资本家获得一些(很可能短期的)利益外,中国的“大农”、官僚(大幅增加维稳成本)、资本、农民(包括富农、贫农、农业工人)、工人全部受害,西方农业垄断巨头获得庞大的市场和超额利润。如此看来,排除“马前卒是精美、精法”之类阴谋论,我们只能说马前卒及其幕后主子是非常短视的。


事实上,正如 @白头豕 所指出的那样:马前卒承认现代农业事实上是一种“工业”,又鼓吹中国主动让这种“工业”变得“空心化”,同时却又嘲笑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可以说是很搞笑。这也进一步凸显出其幕后主子们的水准如何。

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党并没有资格嘲笑乌有等反转势力及其幕后主子(老左、富农等“新型经营主体”等)们有多么低能。

不过,我们并非是国师,所以对于各位的生意也就不好也不能再作进一步的置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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