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其实学界早有定论，但坊间却一直喋喋不休的历史问题？

关于朱元璋带24人创业一事，此事在《明太祖实录》中，其实记载的很清楚，朱元璋带24个人去“南略定远”，结果中途得疾，于是返回濠州养病，所以根本就没去成，直接就黄了。

是时，彭、赵二人驭下无道，所部多暴横。上观其所为，恐祸及己，乃以七百人属他将而独与徐达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远。中途遇疾，复还。半月，疾始间。（《明太祖实录》卷一）

但清修《明史》在《太祖本纪》里把养病这段给省略了，直接把在南略定远后接续了招降驴牌寨、夜袭横涧山、攻占滁州等事。

时彭、赵所部暴横，子兴弱，太祖度无足与共事，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与俱东。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攻滁州，下之。（《明史·本纪第一》）

可能就是受此误导，包括《明事》在内的很多文章都直接写作朱元璋带着24人离开濠州就开始独立创业，再也没有回到郭子兴那里了。

关于朱元璋南略定远一事，前面单以《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为准，但实际上《实录》本身对此事的叙述也并非完全准确（如 @李子寒泉 兄所说的，《明太祖实录》的不可轻信体现在两方面，一有意隐讳、二有意塑造）。这里以知友 @西行妖DAZE 在b站的文章淮西二十四将辨析为参考，稍做一点分析。

首先要确定一下“南略定远”一事发生在什么时间。这里《太祖实录》记载的时序，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就是将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夜袭横涧山、攻占滁州等事，全部放在“（1253年）六月丙申朔，濠城自元兵退，军士多死伤。上乃归乡里募兵，得七百余人以还。子兴喜，以上为镇抚”条后，“（1254年）甲午春正月甲子朔，张士诚国号大周，自称诚王，改元天祐”条之前，即将诸事全部记成在癸巳（1253）年发生的了。

而根据两条较早的史料，可以对《实录》记载予以驳正:

予遂决入濠城，以壬辰闰三月初一日至城门，守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入伍几两月，余为亲兵，终岁如之。当时予虽在微，卒尝观帅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谋。明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识彼非道，弃数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锐者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三千，率练之。六月取横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入滁阳葺城以守之。（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纪梦》）
明年夏，上还故里，收元卒七百献王，王就令将之。又明年夏，上染病未瘥。王闻元义兵欲归，将说之，左右无可使，偶过寝门，示意趦趄，因请扶疾往，卒说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朱元璋口述、张来仪撰《敕赐滁阳王庙碑》）

这两条史料的史源都来自于当事人朱元璋的自述，其中确定的两个时间点，一是夜袭横涧山发生在甲午年（1354）六月，二是朱元璋染病稍愈就被派去招降义兵是在甲午年夏。

那么以此六月为准，结合《太祖实录》、《皇明本纪》的记载（两书中对朱元璋从养病、招降、攻横涧山等事中的行程时间有详细记录，应该本自原始材料，当属可信）:朱元璋南略定，中途染疾而归，“疾甚危，殆半月乃醒”；“卧病方瘥，未满旬日”即出发招降义兵；前往定远途中又有两次“病复作，亦三日而瘥”；抵达义兵营垒成功收降又用了三日；夜袭横涧山又是在“七日后”，由此推算朱元璋南略定远的时间是在甲午年四月间。

其次，朱元璋在《纪梦》中自叙:“予识彼非道，弃数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锐者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三千”云云，仿佛是说自己南下定远是脱离濠州红军的独立行动。《实录》亦循此口径，虽然前文记载了朱元璋受郭子兴委派，“诣子兴请行”，但在招降成功之后，郭子兴就“神隐”了，而夜袭横涧山、攻克滁州等战事，全都不见郭子兴的踪影，似乎郭在招降三千义兵之后就把这支部队完全交给朱元璋，自已不再干涉，置身事外了。这显然不合常理，而如果结合其他史料就会发现，濠州红军所部，早在朱元璋甲午年初“南略”之前，就在定远地区攻城略地，四处发展了。

比如俞本《纪事录》中，在癸巳至正十三年（1353），就有“七月，再克定远县”的记载。关于此条，李新峰在《纪事录笺证》中引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十七传云“耿忠，凤阳县人，长兴侯之从弟，号耿三舍。国初归附，岁癸巳，从克定远。”作为旁证。而同书卷十四传亦云“张赫，濠州人。元季江淮兵乱，赫奋身田里，义集士旅，圖捍乡曲，嘉山缪把头屡遣人招之故弗往。岁癸巳，太祖在濠，遂率众归附，即授以千户，俾从征讨，克定远。甲午正月克泗州，七月取滁州，升充万户。”对照之下，可知濠州红军于癸巳年攻克定远之事，并非向壁虚造。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无论是耿忠（他应当和耿君用父子一起是在壬辰年八月从军）还是张赫，他们当时“归附”的对象，都不会还是区区一个九夫长的朱元璋（朱本人从牌长升为镇抚已经是癸巳年六月），而应该是当时割据濠城，自称元帅的郭子兴、孙德崖等人。而方孝孺的《东瓯王神道碑》也有汤和作为郭子兴部下攻定远的记载:“滁阳王奇王骁勇，置之麾下，使从诸将略地，每在前行，命百户。取九湾，攻濠之定远，得兵千五百人，擢千户。”

综合上述分析，我个人观点，推测朱元璋“南略定远”的实际情况应该是，癸巳年冬，彭大、赵均用分别称鲁淮王、永义王，其部下气焰也更加嚣张，“所部多暴横”。于是朱元璋原来所领的七百人被他人强力吞并，无奈之下，朱镇抚这个编余军官就只好另起炉灶，“而独与徐达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远”。当时原先围困濠州的元将贾鲁病死，围城元军溃散，濠州红军得以重整旗鼓，向外发展，已经攻占定远县。朱元璋这次南略，大概也是想在“革命新区”(作为郭子兴老家也可以说是革命老区)再拉队伍。结果中途得病，一度卧床不起，潦倒不堪，经过半个月的修养，稍有康复，就又被郭子兴派去招安定远张寨义兵。

列宁死于梅毒

列宁死于梅毒说起源于 2008年，三位以色列医学专家在“欧洲神经学”期刊上发文称，列宁是死于神经性梅毒。他们到过俄罗斯查看了苏共解体后的解密文件，列宁就医记录，验尸结果，发现诊断处方中有当时欧洲盛行治疗梅毒的“阿斯凡纳明”，以及列宁临死前多次中风和失语等表现。特别是以色列精神病医生勒拿，年轻时曾在莫斯科行医。主治列宁医生的儿子是勒拿朋友，曾向他透露过，尸检报告有八个版本，其中有个版本是说列宁死于梅毒的。所以他们综合给出列宁死于“梅毒说”的谜底。顷刻间，这种说法，在西方世界疯传开来。列宁死于梅毒之说，早在他死后不久，已被解剖医学专家所排除。1925年，苏联政府邀请德国著名神经学专家，解剖列宁脑部，并未发现有梅毒螺旋体病毒感染迹象。已否定了梅毒之说。2012年，美国历史临床病理协会世界名人死因诊断研讨会上，对列宁英年早逝原因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们根据列宁表现和尸检结果，也基本否定了列宁死于梅毒之说。我国神经学专家经过长期临床实验查明，梅毒虽会引起脑中风，但这种机率极小。不到1/100。即使近年略有上升，也超不过2/100.梅毒患者表现的症状与颈动脉硬化患者表现的症状，某些方面颇为类似。但不能把有些类似的症状，不加鑑别，混为一谈。至于以色列神经学专家勒拿，从第三者身上获悉的小道消息，缺乏直接证据，妄下列宁死因评语，不足为信。列宁患的病，当时应属疑难杂症。病来药医，疑难杂症靠偏方医。九十年前，医学条件有限年代，病急乱用药在所难免。不能因用了一次阿斯凡纳明，就给列宁下个死于梅毒的断语。这种说法未免轻率而荒唐。因此，梅毒说的谜底，很快被人识破。

然而……

说个战前的吧，叫“皇纪多了600年”。

战前中小学历史都讲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旧历正月初一践祚，然而当时的史学家专门从文献考证形成的共识是日本书纪为了瞎编国史，延长了天皇在位年限，并且编造了不存在的天皇，这样算下来皇纪多了600年。

战后从考古证据显示，大和王权形成于3世左右，还在倭奴国朝光武，卑弥呼朝魏文之后，这特么更尴尬了

为啥这是坊间喋喋不休？如果不是，那过什么建国纪念日啊 (๑^o^๑)

殖民地近代化论以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客观影响问题，民间对于帝国主义者态度的两面偏激化，但是在学术界一般也早有定论了。这一点以韩国为例，我们应该非常清楚韩国的近代史，独立国家的形态自明治43年（1910）的《日韩合并条约》后便不再存在，实际上韩国沦为日本半殖民地的历史比这更早。一直到昭和20年（1945）作为压迫者的日本帝国在其挑起的战争之中战败为止，韩民族才获得了至少是名义上的光复和独立。然而在昭和23年（1948）出现了南北分裂，韩半岛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权，并且于两年后将发生兄弟阋墙的6·25韩国战争，将南北分裂延续数十年之久。至此为止，韩民族的南北两个政权开始回顾本民族自庚戌国耻前后以及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如何对待这段屈辱的亡国史对于韩民族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暂时不谈北方的历史观，主要以南方的殖民地近代化论及其批判为主。

我们需要明确，殖民地近代化论绝非从6·25韩国战争之后才开始在史学界兴起，它同样是日本殖民的产物，日本在侵略韩国的同时以20世纪初极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在韩国进行宣扬，日本的殖民者史观试图制造一种错误、荒谬的观点，即“朝鲜民族的历史是停滞的、他律的”^[1]，以优胜劣汰的观念来为日本的殖民统治与侵略行为合法化及正当化。这种荒谬的殖民地史观宣扬朝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近代化，如果弃而不顾，整个国家就会被他人窃取，因此日本必须“出手相助”。并且从过去日本对韩国部分领土的统治与入侵为合法化理由，大肆鼓吹“日鲜同祖论 ”，认为日本帝国吞并大韩帝国并非侵略，而是基于日韩两民族“同宗同源”的历史，这既是对历史客观发展的无视，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抹杀和伪造。在日本的殖民地史观之下，曾经在韩国占据主流的华夷之辩和小中华观念迅速崩溃，就连曾经写下过《是日也放声大哭》批判《乙巳保护条约》的《皇城新闻》主笔张志渊在此后也开始无可奈何地认同日本对韩国的主导地位。

而到了战后，南方的韩国史研究将克服这种殖民地史观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因此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在韩国兴起了一种描述韩民族坚韧抵抗侵略的历史观，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风靡一时的“内在发展论”，认为韩国已经内在地走上了近代发展的道路，而日本阻碍了这一近代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到了80年代后，有人对于这一“内在发展论”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一史观存在很明显的自我矛盾与片面理解。其一面强调韩国在抵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一面又在描述韩国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进行的近代化发展，在谴责日本的侵略主义、殖民主义的同时又鼓吹韩国的民族主义，并且试图论述日本统治下韩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做出了合理性解释的一面。而另一种“殖民地近代性论”，则批判了近代化，认为韩国的近代化是在日本的影响下进行的，韩民族不论愿意与否都被迫将日本强加的恶性的近代价值内化，也就是说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时也批判了日本强加的近代性。此外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民间继续进行着争论，但是学术界实际上已经有了最为合适的解释方式，我们在这里则以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朴泰均博士的观点为主，在进行展开。

朴泰均博士首先谈到了对于殖民时期及“殖民地近代化论”看法的重要性^[2]：

我们对殖民时期的评价不仅影响着我们对“殖民地近代化论”所持的态度，也影响着我们对殖民时期之前和之后的历史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殖民地近代化论”持肯定态度的话，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对朝鲜时期持消极否定的态度，并且会尝试从殖民时期的经历中寻找韩国解放后经济飞速发展和民主化进步的原因。极端情况下，我们甚至会产生“朝鲜是必亡之国，而日本则是拯救韩国、为韩国带来近代化曙光的国家”之类的看法。因此，客观评价殖民时期对我们理解韩国的过去与现在十分重要。

在如何看待殖民统治对韩国的近代化影响这点上，韩国国内的学者主要倾向于在经济上进行探究，因此开门见山来讲，韩国不能完全否认殖民统治为韩国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产生近代化的贡献。如果要从帝国主义者的视角、即从日本殖民者的视角来看，这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结论，殖民地被殖民帝国纳入版图意味着它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而成为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则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内外条件。客观的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建立起的一个近代化殖民帝国是当时东亚最为先进与发达的强大国家，因此在作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同时，能够得到上述的殖民地帝国下殖民地经济的发展的条件是存在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日本是第一个实现产业化和近代化的非欧美国家，就认为周边国家的近代化只是对日本的一味效仿，对此更需要进行理性判断，因此继续延伸到看待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近代化影响，我们在探究日本殖民统治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又要明确两点：

一、作为殖民地的朝鲜是否真的在日本的殖民帝国之中享受到了近代化与经济发展的利益？

二、帝国主义国家真的是以一种爱惜的态度对待殖民地国家的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只需要以两个实例就可以进行反驳。第一是日本在朝鲜半殖民地化时期对半岛进行的经济掠夺，不可否认的是，与日本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更多带来的还是经济的掠夺与加剧的贫困。当时的日本商人对朝鲜贸易主要从事金块、米谷、大豆等商品的对日进口，这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给朝鲜社会带来了惨重的打击，这是开港后朝鲜社会的悲惨状态的体现之一。当时的日本货币可以在朝鲜流通，加上金银铜比价偏离国际标准，日本商人利用这一点通过欺诈性的物物交换方式对朝鲜的黄金进行掠夺性的借口，至日清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黄金进口总额为1230万日元，其中68%为朝鲜进口，这为日本后来的货币改革与转向金本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从朝鲜低价掠夺的米谷和大豆也为日本国内底薪雇佣工人提供了物质基础，大阪等地的日本工人购买大米只需要支付普通米价的三分之一。尤其是明治23年（1890）日本从朝鲜的米谷进口量猛增了26倍之多，相当于250万日元，但是同时朝鲜农业连年歉收，农民生活日益贫困，日本的经济掠夺更加重了这一状况，我们难道能够说朝鲜在日本的半殖民地侵略下得到了任何的利益么？另一个例子则是日本吞并韩国后对于韩国农民土地的强占，一些在日本国内本身没有任何土地的日本农民与无业游民来到朝鲜之后在日本武力的后盾之下掠夺土地，一跃成为了能够与日本内地地主比拟的土豪，并且在同时促进了韩国农业上的资本主义化，但是同时也使得失去土地的韩国农民更加难以生存。而日本财阀又在同时大量收买韩国的林地，而朝鲜总督府也开始无偿掠夺林地资源，使得韩国的贫困民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连砍柴都受到了限制与打压，在韩半岛寒冷的冬天，取暖的柴火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掠夺之下，韩国民众的生活显然没有一丝改善，而是变得更加贫困。这也说明了在日本为代表的殖民帝国之下，作为殖民地的地区是难以享受到近代化与经济发展的利益的。

而对第二点的反驳则更为简单，在第二次农民起义战争之中，在司马辽太郎这些日本作家笔下展现“辉煌的明治荣光”的同时，日本陆军强迫朝鲜政府进行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制定了对农民起义军的讨伐计划，并且将其付诸行动，最终在数月的作战后，轰轰烈烈的、深受朝鲜农民爱戴的东学党南接义军领导的农民战争失败，超过十万人参加的农民起义军之中有五万人遭到了日本陆军的屠杀。当时的川上操六曾向日本陆军发出过惨无人道的指令“应悉杀戮”。而在大韩帝国末年对义兵的讨伐战争之中，一向以“温和儒雅”为称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也亲自策划了对义兵的作战，超过一万六千余名义兵以及更多的无辜民众遭到了日本陆军及宪兵队的惨杀。而日本吞并韩国之后，强行征兵、慰安妇等等也不在少数，无需赘述。这自然不是对“殖民地的爱惜之情”。

我们再次回到原点，以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目的，来论述“殖民地近代化论”的问题。朴泰均博士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自主的近代化实际上在世界上并非真正的主流，同时“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观点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客观看待世界史，我们常常会产生“西方所主导的近代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疑问。迄今为止，联合国的二百多个会员国中，自主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只有十个左右，可以说发达国家才是近代化过程中的例外。大部分国家的近代化都是在外部势力的驱使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或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或是在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受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
韩国史将近代史的开端定为1876年开港，而日本史则定义为明治维新之前的黑船事件，这就说明一个国家无论是否存在自主的近代化发展，近代史的开端都是以融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时间算起到。从这种观点处罚，韩国近代经济结构起源于日本殖民地时期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韩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与其他国家类似，但是这种主张在韩国却常常会被斥责为“殖民地近代化论”或是“亲日派”言论，大家常常会怒气冲冲地反诘道“这难道是要说韩国的近代化得益于日本的帮助吗?”
我们如果能够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的话，就会发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经济总量猛增、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近代文化要素出现等很多积极方面。

然而这时又不禁反问，“难道韩国在独立情况下不会产生近代化的发展么？”当然不是的，韩国和日本在近世时期的发展不相仲伯，两民族更无本质的优劣，更不存在所谓人种差距的荒谬说法，但是在韩国近代史中的甲午改革之中却也说明了当时的底层民众对于近代化，至少是有日本阴影的近代化的敌视。甲午改革虽然是独立自主进行的，但是由于其主导的开化派政权是依靠日本的武威在日清甲午战争之后建立的，因此其许多近代化的改革措施遭到了民众自发的抵制，加上其近代化改革在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衔接的同时，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更加痛苦的改变，使得开化派的首脑金弘集等人最终被高宗与愤怒的民众处死，这说明了实现近代化有自身存在的阻力，这一点不仅仅来自于朝廷中的保守主义势力，也来自于民智未开的民众，而日本殖民地环境下带来高压统治的同时，则排除了一切对立的敌手，日本殖民者按照自身的设想对韩国进行着代价惨重的近代化发展，这也许也是日本殖民统治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积极意义，但是它很明显是建立在日本的恐怖统治之上的。

同时，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也始终存在两面性，及开发又代表着掠夺，掠夺的同时又必须进行开发。这是一件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日本的资本主义要进入韩国，不可能空手而来，必定带着投资在韩国建立了工厂，雇佣了韩国的廉价劳动力，产生了雇佣关系，建立起了近代化的工业设备与产业体系，但是在同时日本也依靠韩半岛廉价的劳动力进行这源源不断地掠夺，将韩国的矿产、人力输送到日本内地，扩充帝国的财富，这也正是掠夺与开发的并存性，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韩国，也适用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影响。至少我们的侧重点应当如何看待掠夺和开发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带来的利弊。当然即便我们用最为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日本殖民统治或是其他殖民帝国对殖民地带来的积极影响，如近代化的进行、经济总量的增长等等，我们都绝不能忽视这些积极的影响也是建立在残酷的剥削与掠夺之上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以韩国为代表的“殖民地近代化论”的争论，也应该以遵循朴泰均博士等学术界人士的看法，观点总结如下：

一、脱离二元化的对立思维，客观看待利弊。

二、反对对殖民统治的美化与鼓吹。

三、肯定殖民统治下殖民地民族的劳动与创造以及相应的抗争

这些观点不仅仅适用于这一课题，尤其是第一点脱离二元化对立思维，对于史学学习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笔者只能在这里简单谈过，若有错误请指出，相应的意见也请不吝赐教。最后表达对朴泰均博士等学术界专业史学学者的尊敬与感谢，笔者也不过是拾人牙慧，结合众多前辈之经验泛泛而谈罢了。

参考

1. ^ 赵景达《近代日本和朝鲜》
2. ^ 朴泰均《殖民地近代化论：韩国国内的历史争论》

最经典的例子其实就是马可波罗到底来没来过中国。

早在1941年的时候，元史大佬（不对，是巨佬）杨志玖先生就在《永乐大典》里收录的元朝《经世大典》残本当中，找到了能当做确凿证据的记载：

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台、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杨志玖先生当年是怎么说的呢？

“我注意这段材料，首先是因为其中有沙不丁，他是回回人，《元史》无专传，但在《元史·世祖本纪》中几次提到他。他在至元二十六至二十八年间（1289—1291）任江淮行省平章，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回回人物。
其次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两章记载，东鞑靼君主（即波斯的伊利汗国）阿鲁浑（Argon）之妻卜鲁罕（Bolgana）死去，临终遗命其后位非其同族妇女不得继承，阿鲁浑汗允其请，遂派三使臣往元廷请婚。三使者的名字依次是：Oulatai，Apusca，Coja，元世祖忽必烈赐以十七岁少女阔阔真（Cocacin）。马可波罗说，他一家三人即由海道护送使者及少女至伊利汗。“

《马可波罗游记》里的Oulatai，Apusca，不就是《经世大典》里的兀鲁台、阿必失呵嘛。

要是马可波罗没来过大元，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但是，就大家都懂，反正21世纪的各类历史未解之谜里还有马可波罗。

捷克的“红色处女军”，一个劣质翻译加上劣质辟谣，导致国内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民间传说当成历史，甚至知乎上某些带v还拿这个批判“伪女权”，简直是滑稽。

先看看网上流传的所谓的“红色处女军”的“辟谣”版本：

9世纪，女王丽布施及其夫普热美斯公爵创建了古老而美丽的布拉格城堡，城堡后经多次扩建。直到一千多年后的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府仍设立于此。
丽布施女王以始建举世闻名的布拉格城堡而流芳千古，她手下的一名女卫队长普拉斯妲却以创建“红色处女军”，又埋藏了一批巨额宝藏，也在捷克历史上留下千古之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世纪初的丽布施女王不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还创建了一支包括妇女在内的骁勇善战的军队，曾打败过不少敌人。后来她虽然嫁给了普热美斯公国的公爵普热美斯，但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独立性格。后来，这位女王建立了一支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其队长就是后来在捷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普拉斯妲。这支卫队完全由清一色的年轻女子组成，它负责保卫女王和皇宫的安全。普拉斯妲兢兢业业为女王服务，与女王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丽布施女王去世后，普拉斯妲深感悲痛，她不愿意再为国王普热美斯公爵效劳，便率领自己手下的女兵来到捷克北部的维多夫莱山，从此占山为王。

普拉斯妲纠结了一支由少女组成的军队，反抗丽布施的丈夫普热美斯王子（Prince Přemysl）的统治，这支军队即The Maidens（原意是少女们，并不直接有红色处女之类的含义）。这批少女军以德维纳（Děvín）要塞为据点进行活动，视男人为敌人，甚至与她们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为敌。

德维纳城堡就建在著名的高堡（Vyšehrad）对岸。在德维纳城内，普拉斯妲等人骑着马维持治安，像杀狗一样杀死男人。同时，普拉斯妲专门挑选漂亮的少女军成员去诱惑和摧毁男性。
普拉斯妲的“红色处女军”规模越来越大，最多时达到上千人。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她率领军队离开了贫瘠的维多夫莱山，在德维纳城堡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大本营。
随后，“红色处女军”四处打家劫舍，征收捐税，推行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大部分是针对男人的。据说，为了蔑视男人，她有时会带着几名女兵，手持利剑和盾牌，赤身裸体地去市镇游逛，如果哪个男人胆敢朝她们看一眼，她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把那个男人处死。
普拉斯妲在她自己的地盘上行使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她规定：
一、男人不许佩带武器，不许习武，否则处以死刑。
二、男人必须种地、做买卖经商、做饭、缝补衣服、干所有女人不愿干的家务活；女人的职责则是打仗。
三、男人骑马，双腿必须悬垂在坐骑左侧，违者处以死刑。
四、女人有权选择丈夫，任何拒绝女人选择的男人都将处以死刑。
初期一些当地男性不以为然，不顾普热美斯王子的警告前往德维纳城。他们严重低估了少女军的战斗意志，以为只要向少女们展示一下刀剑就足以吓倒她们。结果在普拉斯妲的带领下，这些男性大多在冲突中被杀。但真正演变成男人和女人的战争，是塞提拉德（Ctirad）被杀事件。
一年夏天，塞提拉德和他的几名男性亲属离开自己的家乡，准备前往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途中路过高堡。在树林中他们发现一个女孩被绑在树上。这个女孩叫纱尔卡（Šárka），其实是普拉斯妲手下的一名队长。纱尔卡布置了一个陷阱，她谎称自己是奥克林（Okořín）一个村长家的女儿，遭到少女军袭击被绑在这里。被纱尔卡的美貌所迷惑，塞提拉德和他们亲戚放松了警惕。于是纱尔卡以答谢为由，诱骗他们喝下了含有催眠药物的蜂蜜酒。在塞提拉德等人丧失行动力之后，沙尔卡使用狩猎号角召唤来其它少女军同伴。她们将没有抵抗能力的塞提拉德等人杀死，这些人缺损的尸体后来被绑在德维纳要塞的一个轮子上示众。

少女军的这个举动传到了高堡，这导致当地人的容忍终于达到临界点，们要求普热美斯王子下令予以报复和制裁。居住在高堡附近的许多男性甚至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自发前往保卫高堡，并沿途杀死他们所遇见的女孩。男人们的这些报复举动也使普拉斯妲非常愤怒，她召集少女军决定进攻高堡进行复仇。
实际进攻高堡的战斗不像普拉斯妲所预想的那样，少女军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训练。她以为其它少女军同伴会像战友一样跟在自己身后，但结果其他人没跟上她。于是一马当先的普拉斯妲被男人们包围起来，许多男人压着她使其连挥刀都很困难，最后男人们把她从马上拉了下来，乱刀砍死。

其它少女军战士见普拉斯妲被杀，很快就丧失了战斗意志，向德维纳城撤退，撤退过程中许多人被杀。残余的少女军战士撤回城内，高堡的男人们随后就攻入了德维纳城。见取胜无望，幸存的少女军战士放下武器，下跪请求自己的兄弟和亲属宽恕。但男人们认为少女军狡诈恶毒，拒绝给予宽恕，将投降的少女军战士从窗户和城墙上扔出去摔死（或杀死后将尸体从城墙上扔出去）。少女军战士的尸体和德维纳要塞最后都付之一炬。

于是少女战争以高堡男人们的胜利告终，当地再也没有妇女敢反对普热美斯王子的统治。
对于诱杀塞提拉德的女孩纱尔卡，资料称其在随后的战斗中（但具体是否是进攻高堡之战暂未找到资料）战败被俘。根据《安妮的波希米亚：捷克文学与社会，1310-1420（Anne's Bohemia: Czech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310-1420）》一书，塞提拉德被杀事件后，男人们曾在停战期诱骗一些少女军成员到高堡，并实施性侵，出于羞愧这些女孩后来没有敢返回德维纳。而跟随普拉斯妲参与攻打高堡的少女军成员基本上不是战斗中被杀，就是投降后被处死，有相当一部分死前可能遭受过性侵。少女战争在这本书中被定位为性别的战争。

丽布施女王的传说

事实上呢，这个所谓辟谣的版本本质上还是不对的。

因为开头的丽布施女王（Libuše）和普热美斯王子（Prince Přemysl）都是捷克传说中的人物，而不是历史人物，在所谓的“处女军”和“少女战争”的故事之外，他们一般被翻译为莉布丝和培密索尔。

最早记录这一对夫妻的书籍是被认为994年成书，但是更可能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添油加醋的《基督徒传奇》（Kristiánova legenda），一本描述波西米亚公爵瓦茨拉夫一世与其祖母圣卢德米拉的捷克史书。在这本书中，培密索尔作为瓦茨拉夫一世的祖先而登场：

“捷克的斯拉夫人最初致力于偶像崇拜、没有法律、没有统治者、也没有城市，像是无主之马一样的在旷野中游荡。最终，在一场可怕的瘟疫之后，人们把希望转向于预言，他们根据预言建立了一座名为布拉格的城堡。随后，人们又根据预言找到了一位有远见而审慎的农夫培密索尔来作为他们的统治者，并且将处女嫁给他作为妻子。”

在这里根本没有出现莉布丝的名字，培密索尔从来不是什么公国的公爵，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乃至于在后来所有的捷克传说中，他都是一个农夫——这种传说或许与农夫开拓土地与定居的属性有关，因为捷克的斯拉夫人最初是半农耕半游牧的民族，选择农夫作为第一任国王，象征着正式开始定居。而且这个故事其实是用来美化当时波西米亚王室的正统性的，因为当时的波西米亚国王都声称自己是这位培密索尔王子的后人。

而在1119年，布拉格的牧师科斯马斯在他的文学著作《波西米亚纪事》（Chronica Boemorum）中，才详细记述了莉布丝和培密索尔的故事：

在科斯马斯的笔下，莉布丝是传说中的捷克第一任统治者克洛克（Krok）与仙女妻子最小的女儿，也是三姐妹中最聪慧的。她的二个姐姐分别是巫医卡泽（Kazi）和魔法师泰塔（Teta），而莉布丝具有预言未来的天赋，因此被她的父亲选为继承人。

传说她在莉布新（Libusin）城堡说了许多预言。尽管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智慧的首领，但部落里的男人还是对被一个女人统治感到不快，要求她结婚。她看到了一位脚穿破凉鞋，正在耕田，或其他传说中正在铁桌边吃饭的农夫。她指示她的大臣随一匹松缰的马去寻找这位男子，他们跟着马到了斯塔迪斯（Stadice）村，完全如她所说的（无论是耕田，或使用铁犁代表铁桌）找到了培密索尔。两名大臣将培密索尔带到王宫殿，随后莉布丝嫁给了他。

此外，莉布丝还做出预言，派大臣在找到了一个用牙啃门槛的人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城堡，并以“门槛”的名称命名了布拉格城。

在捷克的一些学者看来，莉布丝似乎是作者借鉴了同时代的、和波西米亚同属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女强人——托斯卡纳领主、神罗皇帝代理人、意大利副王卡诺莎的玛蒂尔达的历史形象。后者是教皇的挚友，并且是少有的以擅长军事而闻名的女性君主，并且著名的“卡诺莎之行”，神罗皇帝亨利四世冒着风雪严寒，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忏悔罪过”的目的地就是她的城堡。

处女军传说的源头

此外，在科斯马斯的笔下，并没有记载“普拉斯妲”（Vlasta，或许翻译成芙拉斯妲更适合一些）。而是记载了另一个类似于处女军的原型的传说：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女孩无拘无束的生活，像亚马逊人那样拿着武器战斗且参与选举统治者。她们常常躲在森林中偷偷看青年打猎。男孩们从来没有抓住过她们，而她们却常常能够抓住心仪的男孩作为自己的配偶。她们想到在斯基泰人部落中男女也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她们便变本加厉，生在还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名为“德文”（上文翻译成德维纳，Děvín）的城堡，男孩们也不甘示弱，他们在附近的山上修建了另一座名为名为高堡（Vyšehrad）的城堡。

女孩们常常欺骗比她们更加勇敢的男孩们，因此双方往往会产生战斗，但是很快又会和解，并且在一起吃喝玩乐。一次，男女双方之间约定举办为期三天的盛宴。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结束了第一天的盛宴。

当男孩们解决了饥渴的问题后，他们又产生了新的方面的饥渴。他们迫切地几乎不能等到晚上。
晚上到了，明月高悬，照亮了天空。
一个男孩吹响了号角，招呼起同伴：“大家玩够了，吃饱喝醉了，银色的维纳斯正在吹响号角召唤着大家呢！”
于是他们每人绑架了一个女孩。到了早晨，男孩们不战而胜，他们闯入德文城堡，拿走了所有的食物，并且放了一把火将城堡烧毁。
从此之后，也就是莉布丝女王去世后，女人就一直接受着男人的统治。”

科斯马斯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似乎抱着开黄腔玩笑的情绪，甚至直到故事的最后才“见红”。这个故事能够明显看得出作者没少看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闲书”，亚马逊人传说和罗马人劫夺萨宾妇女，萨宾妇女的由于和罗马人结婚生子反而劝和萨宾人的故事的影子，都能从这个故事中找得出来。

并且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在影射斯拉夫人的传统节日——伊凡·库帕拉节。

虽然这个节日最早主题是男女裸体（现在则穿衣了）围绕着火堆跳舞、狂欢，然后ppp。属于斯拉夫人的波西米亚捷克人在很久之前便失去了这个风俗，所以在作为一个民族的童年记忆，看来无论古今中外，都会把这类行为称之为“男女打架”（确信）。

普拉斯妲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此后在1314年的《达利米尔纪事》（Kronika tak řečeného Dalimila）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普拉斯妲”（Vlasta）的名字。

在这本书中，普拉斯妲被描述为莉布丝女王的侍从官。在女王去世后，男人再度占据优位，于是许多对此不满的少女们便修建了德文城堡，并且邀请普拉斯妲作为自己的领袖。普拉斯妲对少女们进行了整编，并要求少女们不要饮酒，以保持机敏。她还教唆女孩们偷走对她们进行家庭暴力的父亲的马匹，加入到处女军的队伍。

男人们对此十分的生气，他们邀请一部分处女军去高堡做客，可是等到她们到达后，却关门强暴了她们。而普拉斯妲的报复行动也令人瞠目结舌，她除了出兵攻打高堡外，还表示“打下那个高堡城，哎嘿，一人一个男青年”，但是实际上对男性的报复却毫不犹豫，她们杀掉了将近三百人，男人们丢盔卸甲逃进橡树林才幸免于难。然而在后续的战斗中，处女军却被男性反攻，遭到镇压。

在这个故事中，两座城堡都是木头搭成的，因为故事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甚至还有提到培密索尔国王被木栅栏绊倒的事情……

向奇怪方向发展的故事

随后14世纪下半叶的拉登宁的普鲁比克·普尔卡瓦（Přibík Pulkava）的《捷克纪事》中，则删减了色情片段，反而增加了战争双方的流血战斗。

因为在这位虔诚天主教徒的史书实际上是为他的君主——神罗皇帝理查四世而作。在他们固执的观念看来，很明显强暴是比残杀更加过分的行为。于是在他的版本中，并没有出现什么黄色情节，而是普拉斯妲专门挑选漂亮的少女军成员去诱惑和摧毁男性，然后将他们绑架杀害；或者表示自己愿意做处女军的叛徒，然后引诱男兵上钩趁机将其杀害……

基本上普尔卡瓦笔下多出来的，就是高呼老司机开车，然后发现上的是灵车的那种阴间剧情。

培密索尔王子在故事中痛心疾首地表示前往不要上钩，但是还是有不少男青年上门去送……

哈杰克的扭曲与莎尔卡传说

而16世纪的捷克“历史学家”卢贝内茨的瓦茨拉夫·哈杰克（Václav Hájek）版本的编年史则添加了更多的细节。他所创作的编年史因为文笔很好，故事情节有趣，曾经多次被翻译成德语而广为人知。但是自从18世纪起，学界就对于他的作品嗤之以鼻，因为他获得消息的渠道很单一，但是创作出来的故事情节却一个比一个丰富多彩，很明显这位就是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所以真实性很低。

不过在他的笔下，“处女军”的故事已经基本定型，甚至言之确确的表示发生在785年，时间跨度大概在8年左右。而且他的故事情节最为猎奇和血腥。在他的笔下，故事中增加了普拉斯妲派遣莎尔卡色诱塞提拉德（Přemysl Ctirada）的故事：

塞提拉德和他的几男仆准备前往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途中路过高堡。在树林中他们发现一个女孩全裸着身体被绑在树上，只是在脖子上挂了一只号角。这个女孩叫莎尔卡（Šárka），其实是普拉斯妲手下的一名队长。莎尔卡布置了一个陷阱，她谎称自己是奥克林（Okořín）一个村长家的女儿，遭到少女军袭击被绑在这里。由于被莎尔卡的美貌所迷惑，塞提拉德和他的仆人们放松了警惕。
于是莎尔卡以答谢为由，诱骗他们喝下了含有催眠药物的蜂蜜酒。在塞提拉德等人丧失行动力之后，莎尔卡使用狩猎号角召唤来其它处女军同伴。她们将没有抵抗能力的塞提拉德的仆人们砍去双手杀死，又将塞提拉德杀害后，绑在德文城堡的一个轮子上示众。

然而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哈杰克根据《达利米尔纪事》中提到的一个名叫“Šárka”的山谷的名字而改编来的，在他笔下，这个山谷反而是由莎尔卡本人的名字来命名——但实际上这个词大概是从拉丁语来的，至少在西班牙语中仍旧将锯齿状的山脉称之为“sierra”。

哈杰克版本的悲惨结局

处女军的这个举动传到了高堡，这导致当地人的容忍终于达到临界点，男人们要求培密索尔王子下令予以报复和制裁。居住在高堡附近的许多男性甚至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自发前往保卫高堡，并沿途杀死他们所遇见的女孩。

男人们的这些报复举动也使普拉斯妲非常愤怒，她召集处女军决定进攻高堡进行复仇。 实际进攻高堡的战斗不像普拉斯妲所预想的那样，她以为其它处女军同伴会像战友一样跟在自己身后，但结果其他人没跟上她。于是一马当先的普拉斯妲被七个男人包围起来，最后男人们把她从马上拉了下来，乱刀砍死，切碎喂狗。

其他处女军射光了箭，又见到见普拉斯妲被杀，很快就丧失了战斗意志，向德文城堡撤退，撤退过程中200多人被杀。
残余的处女军战士撤回城内，高堡的男人们随后就攻入了德文城堡。见取胜无望，幸存的少女军战士放下武器，下跪请求自己的兄弟和亲属宽恕。但男人们认为处女军狡诈恶毒，拒绝给予宽恕，将投降的少女军战士从窗户和城墙上扔出去摔死（或杀死后将尸体从城墙上扔出去）。处女军战士的尸体和高文城堡最后都付之一炬。 而莎尔卡和她的情人也被塞提拉德的亲人捉住，并且处以活埋。
于是少女战争以高堡男人们的胜利告终，当地再也没有女人敢反抗男人的统治。

在这位历史发明家看来，女性主导的统治显然不可能没有流血就会转到男性的统治下来。当然，许多热心的捷克学者考古和史料指出，捷克的母系社会应该在斯拉夫人离开喀尔巴阡山脉，定居前几千年前可能便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故事反而大可能是男性为了合法化对于女性的统治而编造的。

结语

现在流传最广的故事都是哈杰克所编写的版本，许多女性只是看到了这个故事中女性对于男权的反抗，却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中的女性是确确实实的在打拳，而真的战斗起来却只是单方面被男人虐杀。哈杰克笔下的处女军战士没有报复她们本应报复的对象，而是去杀害无辜的男性，甚至捏造了一个惨遭女拳杀害高尚的骑士塞提拉德的形象（这个人物很明显有着骑士小说的遗风），来反衬托所谓的男性的光辉。

而这个扭曲了故事原意的低级趣味的故事，却被捷克音乐家贝多伊齐·斯美塔那误解为是一个讲述反抗的故事，他在1875年写下了《我的祖国》交响诗的第三章——《萨尔卡》（即莎尔卡），以赞美女性对男权的反抗，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来表达捷克人对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盼望……尴尬……

这个猎奇的颇具赞同男权色彩的故事堂而皇之成为“捷克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甚至在我国被当做历史，还搞出什么“红色处女军的宝藏之谜”，着实是让人感到悲哀。

番外

最后，顺便一提，大西巷一创作了一部日漫名叫《乙女战争》，其实就是借用了捷克的这个传说的外壳，只不过将故事的背景改成了有更多史料的胡斯战争时期，从男女性的对抗变成了新旧天主教之间的对抗。

在故事中女主角的名字叫“シャールカ”，就是借用了杀害塞提拉德的莎尔卡的名字；

而胡斯派反抗军中有一个名叫“ヴラスタ”的女骑士，其实也是使用了普拉斯妲的名字。

另外还有一部2009年拍摄的非常烂的捷克电影叫《异教徒皇后》，就是讲的莉布丝夫妇以及少女战争的故事，不过这个电影水平差得要死，也没有按照故事剧情来拍，推荐不看。

另外，需要辟谣的是，网上总有人拿这张图作为普拉斯妲或者女王的画像。我一直觉得画风有些不对，所以查了一下……

实际上这幅画是英国画家查尔斯.斯莱姆.利德代尔（CharlesSillemLidderdale，1830-1895）的作品《林中少女像》（Portrait of a young girl in a forest）。这个模特是谁我不太清楚，但是她不止一次出现在利德代尔的作品里。

到底是哪个说这个是普拉斯妲的，我真想打他一顿，害得我白相思一场（划掉）。

穆罕默德二世从来没有把君士坦丁堡改为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是希腊语“进城”，东罗马帝国把这个城市正式名称叫新罗马。

伊斯坦布尔或者说新罗马等于“紫禁城”，君士坦丁堡等于“皇帝都城”，也就是指说现在伊斯坦布尔最早指的是现在的法提赫区。

奥斯曼禁卫军也从来不是一只单纯的军队，他们是苏丹之奴，是一个社会阶级，也不能自行废立苏丹。

苏丹也不是一个专属君主的头衔，奥斯曼统治者的主头衔是帕迪沙，马穆鲁克君主主头衔是马利克，只是为了方便称之为苏丹。

苏丹在不加族群或者地区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你可以随时自称为自家房间的苏丹，但不能说自己是全体红瞳白发控的冲国人的苏丹。

科学史是一个重灾区吧。

这书我再次推荐：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看了这个书基本上就跟一些安德鲁·怀特以及其遗留的思想说拜拜了。

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科学史解读，好多人连托马斯·库恩都不知道，中世纪没什么人相信地平说，双方的斗争也不是科学和宗教两站队那么简单。

《城市广场》（Agora）这个电影不可信。古希腊女数学家希帕提亚（Hypatia）的死因可以看看Hypatia, the life and legend of an ancient philosopher。她因为卷入到政治斗争而被杀死，而不是因为她持有科学知识。

以上这些书都可以在libgen上找到。

估计首相同志的抗日经历可以算。

目前只要是正规的历史学术著作，都没有质疑首相的抗日经历的，中韩美俄日概莫能外。大概是互联网兴起的那段时间，从外网输入了一批韩国“学者”的“大作”，从此以后，只要有人在网络上说金日成曾经抗日，下面就有人煞有其事地回复道：“那个人不是历史上抗日的金日成”，可见此说传播之广泛。

那么为什么正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找不到坊间传闻这种说法呢？当然是因为太离奇了，而主流说法则有很强大的证据链做支撑，两者根本不可相提并论。还有就是坊间传闻主要是从当时的新闻报道和部分口述资料上找到与主流说法“矛盾”的说法，这种方法本来就落了下乘（这两者作假作伪的可能性远高于一手资料，更何况抗联当时普遍对负责人的真实姓名和经历保密，杨靖宇的真名就保密到了抗战后），所以不被接受其实很正常。

那么先来说说首相的身份有哪些证据可以作证：

一、抗联的内部材料

坊间传闻喜欢根据一些口述来描述金日成在普天堡的时候年龄就有四十多岁了，这在正规史学家眼里只堪一笑，因为金日成的详细情况在抗联内部材料里写的很清楚：

金日成，高丽人，1932年入党，学生，23岁，勇敢积极，会说中国话，游击队员提升的，有民生团的口供很多次，爱在队员中说话，在队员中有信仰，在救国军中亦有信仰，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魏拯民报告》）

魏拯民的这篇报告张正隆的《雪冷血热》引用过，写于1935年，日本史学家和田春树也引用过。金日成从在抗联文献中出名开始，其年龄就只有23岁，何来40多岁一说？而且1935年减去其年龄23岁是1912年，这也是金日成的真实出生年份，根本找不到任何问题。这份第一手材料的可信度很显然比坊间传闻引用的传闻可靠了无数倍。

二、当时的详细调查材料

前面说过坊间传闻的依据主要是当时新闻报道上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可靠性很低，但当时确实还是有一些报纸做过详细调查：

这是1940年《满鲜日报》的报道，题目上面就有，与前几年道听途说的传闻相比，这篇报道是进行过调研后写就的，可信度较高。

这篇报道明确写了金日成的原名是诚（成）柱，并且在毓文中学读过书，这与金日成的经历又完全吻合。这篇报道发出来的时间是1940年，金日成当时还深一脚浅一脚地摆脱日军追击，怕是根本没有闲心跑到东满雇枪手写水文。

三、日军内部的情报

坊间传闻喜欢引用一些报道说金日成早已战死，后来的金日成当然就是替身了。但抗联内部文件从来都没有刊登过金日成的死讯，也未上报给第三国际，显然是无稽之谈。当时日军情报也指出金日成根本没死，而是转移到了苏联

当时的金日成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南满抗联的一条大鱼，如果金日成死了的话，请问日军战报有无可能把这么大一个战果隐瞒不报？

四、苏联的审查结论

苏联自从卢沟桥事变之后，就对国境内的朝鲜人严密监视，怀疑他们可能充当日本的间谍，后来还进行过强制迁移。而当时苏联对入境的外国党员都要进行严苛的审查，如果审查不过关，轻则软禁，重则丢命。当年抗联主要负责人赵尚志入境时即被怀疑，被软禁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当时远东苏军的科涅夫少将（后晋升元帅）亲自去把赵尚志放了出来。金日成如果之前真有冒名顶替的行为，那去苏联简直就相当于找死。反之，既然他能顺利通过苏联的审查，就说明他一点问题也没有。

列举了这么多证据之后，相信大家自然就会明白事实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大致就相当于何新质疑希腊历史这么一回事。韩国作为利益相关方，在历史问题上耍耍小伎俩也不奇怪，至于这么拙劣的传闻为什么能在中国“喋喋不休”，反倒是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最后贴两张韩国独立纪念馆的《韩国独立运动的历史》，可见即便是韩国的历史著作也不会纠缠这种低层次的问题。不过我引用这本书仅仅是说明韩国方面的态度，其实这本书的问题也不少，比如里面提及了“密苏里号航空母舰”。

1942年河南大灾省主席李培基是否报灾，　蒋公是否知情？

即便今天，网上一搜1942年河南大灾，控诉河南省主席李培基隐匿灾情导致　蒋公被蒙蔽的文章一大把。例如：

关于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不愿听灾，不愿救灾，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蒋介石事先并不清楚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而他不清楚的原因，在于河南政府并未报告过灾情状况。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的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赴重庆面见蒋介石时，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蒋鼎文也曾将灾情实况上报，但因与省府所报不同，遭到中央申斥，蒋鼎文于是怀恨在心。事后因军粮问题蒋鼎文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国难当头，大灾当前，军政双方不携手同心，一致抗灾，反而因互相内斗，国民党内的官员的腐朽可见一斑。
当时的河南省主席是河北人李培基，李培基为了讨蒋介石欢心，瞒报灾情，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中，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很清楚本省粮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上报。直到大灾已成，河南省政府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当蒋介石派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李培基命人告知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而当张厉生先生当面质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搦脖乃双手扣紧脖子，求生不得之意。）！”张厉气的当面怒斥：“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李培基）你难辞其咎！”。

那么李培基究竟是否报过灾呢？其实在早年间本不是问题。因为指李培基报灾被　蒋公怒斥的材料不少。例如冯玉祥的回忆录这样写到：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的。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 “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 “一点儿廉耻都没有，一点儿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这是拿着民命当人命吗？

只不过在新世纪前后，不少人将这些材料斥为恶意污蔑、别有用心，或者是“特殊时期的黑材料”，将其全盘否定。

那么，李培基是否报过灾，　蒋公究竟是什么反应呢？其实在2005年随着档案解密，真相已经大白。

1942年6月18日，李培基第一次报灾。李在电报中写道：

本省今年入春少雨，二麦枯萎，兼以风电，麦毁尤多。灾情之重，为历年所罕见。迭据各县纷请赈济及减免一切负担，情词迫切。除会同省振济会派员实地查勘受灾区域及实情再行详报外，谨电请钧令电核，迅赐振济并酌予减免负担，俾得兼顾民生为祷。

6月22日，　蒋公复电已交办行政院。

1942年7月25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河南省党部主委刘真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再度联名致电　蒋公报灾。全电如下：

洛阳。
急。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钧鉴。雪密。
豫省本年二麦歉收，各县收获平均不足三成。满望秋禾丰茂，藉补未足。讵数月亢旱，禾稼全枯，春麦既啬，秋收绝望。
豫省为一、五战区关键所系，遇兹大旱，军粮、民食在在堪虞。职等责任所在，不敢缄默，未雨绸缪，敢先请命。所有军粮如何接济、民食如何救荒，乞钧座早赐核筹，免稍遗误。
且本年各省收成均皆佳胜，邻封互助亦分之宜。所有前陈振济运粮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电请，鉴核示遵。
职蒋鼎文、刘真如、李培基叩。
午有午印。

7月30日，　蒋公致电蒋鼎文、刘真如、李培基，称已让行政院核查灾实，与河南军政当局合拟办法。

到了9月５日，感到赈灾方案拖延不决的李培基面交　蒋公的三份报灾摺呈，如图：

当天李培基与　蒋公面谈的如何呢？李培基于1942年9月7日上亲笔函，感谢　蒋公当面允诺豁免田赋征实征购并允先发赈灾款千万元。同时，李又请求河南驻军军粮由临省协济。

12日　蒋公接函，大发雷霆，批示：

并无面允豁免征购与先发赈款千万元之事。即应去电严责其对上官不及有如此之形态。中正。

在2011年出版的《困勉记》中，记录了　蒋公接函后愤愤不平的自述：

彼前以河南旱灾，请求减征军粮，余以其厚实之人，允代设法；今彼来函，竟称余已面允完全免粮，以为胁制，强余默认，何其愚蠢荒妄之不可及也！

这一段自述出自　蒋公日记，略有改动。1942年9月12日，　蒋公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到：

河南旱灾，该省主席李培基对余请求赈灾与减征军粮，余以其厚实之人，善意慰抚，代其设法解困。而彼反致函称，余已面允其完全免粮相胁制，强余默认其谎妄之辞，此诚愚蠢之不可及者也，又使余多得一教训，不禁愤慨系之。

9月23日，在接到“委座面谕”仍在发酵的消息后，　蒋公批示：

中在陕并无允许豫省全数豁免征实征购之语，……豫省报纸发表此项消息后，李主席曾否正式声明更正，应速饬卢局长再行查明具报。

同时，　蒋公再给李培基去电严斥，称：

省府处置殊多失态。……不仅幸灾自便，实沦为政治道德丧失之尤者。

9月24日，李培基复电称

排除万难努力以赴。

请注意，我觉得我这篇回答并不算是对问题旁征博引的正面回答，更多的是我根据自己读过的资料的思考。

1815年至1848年，“梅特涅的”政权（穿越到梅特涅身上改革帝国之类的提问）

如果说，在此之前谈论“梅特涅体制”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那么现在——自1836年12月开始——再去说什么“梅特涅体制”就恰恰会成为一幅讽刺画了。——《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当谈到三月革命前时代（Vormärz）时，许多爱好者基本上就是默认以梅特涅代表奥地利来思考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也是仅限于梅特涅能够掌控的外交领域（就这点来说，持有欧陆外交领域是梅特涅政权/体系的说法的人是比较多的，且有相当道理，虽说并非毫无争议就是了）。

在奥地利帝国的内政上是没有这么一个东西的。

1815年至1835年间，帝国内政的最终裁决者毫无疑问是弗朗茨皇帝，而且他不是盲目听命于他人的傀儡，他有能力从大臣的进言中挑选出符合自己意思的来实施，两个我用过的例子：

• 梅特涅在战后就提出过将奥地利联邦化的提案，分为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加利西亚、伊利里亚、意大利和匈牙利五大区，遭到了弗朗茨皇帝的否决。【约瑟夫式中央集权与皇朝领地分封】
• 梅特涅曾建议降低关税，以对抗普鲁士的关税同盟，遭到了弗朗茨皇帝的否决。【帝国各处的利益集团】

另一个刻板印象是奥地利的审查系统。其实奥地利审查系统也没人们想象的那么厉害，因为这个时期的奥地利正处于财政紧缩时期（出于平衡预算的目的），除了公务员薪资降低之外，编制也要有严格审查缩减，所以真没那么多老大哥盯人/媒体，财政上做不到。此外，自1826年以来，下文将要提及的科劳瓦特伯爵上位之后，梅特涅就丧失审查制度的控制权了，被审查过的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在1848年如此评价梅特涅：

“梅特涅侯爵从家道家风上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精神丰富的人，在其人生第一阶段又是漫不经心的人，而其整个人生却由他的渴望与追求（从这两个词最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所决定。在弗朗茨皇帝执政时期，梅氏最为坚定地谴责其君主的收紧措施；在他所信任熟悉的人面前，则讽刺奥地利国家心胸狭窄的小家子气本质；而对拜伦勋爵以及类似精神领袖的崇拜则清楚地表明，他那天生的人性，与使人失去人的天性尊严的做法，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另外奥地利的警察（或者说镇压力量）也比英国和法国要少，就数量而言，英国可以动员20万人、法国可以动员约12万人、奥地利只能动员约3万人。

当然，我不是说奥地利的审查力度比英国的要轻，这是绝无可能的。奥地利的审查机构也是有在干事的，而且职业素养其实是不错的。

1835年至1848年间，要说梅特涅在奥地利帝国只手遮天的话那就是搞笑了。斐迪南皇帝是不能理政，但是不只是梅特涅想利用这个时期掌握大权，科劳瓦特伯爵^[2]也想，还做得比他更成功。

科劳瓦特是波希米亚贵族的一员，1810年就当上了波希米亚堡伯^[3]（波希米亚政坛的顶层【1】），凭借着对当地共济会的详细报告，得到了弗朗茨皇帝的赏识，于1826年被提升至中央决策层，主管国务委员会^[4]的政治部门，1827年1月开始负责财政部门。科劳瓦特在1830年成功地实现了预算平衡，这让弗朗茨皇帝非常高兴，他还管理着皇室的私人财务，在弗朗茨皇帝最后那几年里势力越来越大。

【1】也许类似于匈牙利副王^[5]，或者克罗地亚的班/总督^[6]？我没查过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行政系统。。。

但是，1835年弗朗茨皇帝的托孤大臣遗嘱里面有梅特涅，没有他。梅特涅此时想设立一个枢密国务会议^[7]，让自己当主席，掌握大权。不过，科劳瓦特凭借波希米亚势力和皇族盟友（约翰大公、卡尔大公、索菲大公妃等）杀回了中央，在枢密国务会议占据了永久席位，把没什么主见的路德维希大公推为主席，自己再度掌握了内务和财政。

在这段时间里，梅特涅也有过不少提案，但是基本上就是在官僚主义中泥牛入海。

无论在哪个领域里，只要是梅特涅提出改革建议，如1840年代在匈牙利问题上（1844年匈牙利备忘录【A】）、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对抗普鲁士关税同盟【B】）、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科氏均会以其在内政和财政上的权力相阻挠或者相封杀，然后再指责这位国务首相再推行一种保守的政策。——《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括号内为本人注）
【A-1】允许土地自由流动、设立抵押贷款银行、增强基建等。在梅特涅流亡时期，他曾阅读过弗雷德里希·李斯特^[8]的匈牙利经济改革计划（如强调基建），他完全赞同。
【A-2】那么匈牙利内部的经济改革提案会怎么样呢？亲哈布斯堡的匈牙利贵族塞切尼·伊斯特万^[9]提供了一个例子，他虽然在匈牙利贵族中激起了关于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讨论（如封建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妨碍），但就匈牙利的总体大势来说，他的影响相对有限。此外，因为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梅特涅与他的关系比较复杂。
【B】奥地利制造业真的有那么不堪，必须要关税保护，不能与德意志相争吗？这部分起码是有争议的。

后来官至宫廷财务府主席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屈贝克男爵^[10]曾如此评价科劳瓦特：

“从影响上看，他是枢密国务会议的最高首脑，是金钱权力的主人，是所有国家公职人员的招聘以及他们命运（通过警察）的主人，是整个奸党的主人，并且由于这种地位，从而在会议中也是决定性的发言人。”——《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梅特涅也与科劳瓦特的帮派有过政治斗争，绊倒过其中一员【2】，但就我所知也就止于此了。此外，科劳瓦特将自己的公共形象经营的相当不错，在奥地利大众眼里，他这个相当保守、任人唯亲【3】、重视血统【4】的官僚成了自由主义者【5】，梅特涅却成了保守官僚的象征。

【2】即屈贝克之前的财务府主席约瑟夫·冯·艾希霍夫男爵^[11]，但这个说法并不精确，当时的人评价艾希霍夫甚至比科劳瓦特还要阴险的多，有着利用甚至操控科劳瓦特的成分，不过双方的关系确实是互惠的。

【3】两个例子：在1830年，
宫廷总理府^[12]主席弗朗茨·冯·索劳^[13]被科劳瓦特的人安东·弗里德里希·米特罗斯基·冯·米特罗维茨和内米施尔^[14]取代；
宫廷财务府^[15]主席迈克尔·纳达迪伯爵^[16]被科劳瓦特的人弗朗茨·冯·克莱贝尔斯贝格男爵^[17]替代，由于克莱贝尔斯贝格过于无能，他又被艾希霍夫替代了。
同时代的Peter Evans曾评论道：奥地利政府里到处都是波希米亚人！

【4】科劳瓦特是个相当两面派的人，他对下表示贵族血统的重要性，对上（大公们）则强调贵族的无耻与无能。不过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更喜欢贵族血统，一个例子是在公务员团队中引入超额编外制度^[18]，让贵族可以快速晋升，进一步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公务员的士气。

【5】科劳瓦特还支持捷克民族主义，虽然民族主义在当时知识分子眼中是个加分项，大部分也不是冲着分裂帝国闹独立去的（米兰和威尼斯除外），但不论如何，身为帝国官僚却支持民族主义总让我觉得有点。。。

在1835年-1836年，弗朗茨皇帝驾崩的时候，梅特涅，这位经常保持着启蒙时代风度，不愿意沉溺于新时代权力斗争的大臣，确实有想利用托孤遗嘱来削除科劳瓦特的影响力，

为时已晚

欢迎来到斐迪南时代，这是个国家瘫痪、中央权斗的时代，奥地利走向了停滞，改革？

为时已晚

一切试图阻止奥地利走上1848年之后的道路的努力（自由/民族主义崛起，中央集权化政策面临的统治成本倍增）？

为时已晚

...在梅特涅的最后时光陪伴在侧的外交官亚历山大·冯·叙普纳^[19]，从他与梅特涅的交谈中讲述了梅特涅在回顾1835年弗朗茨皇帝过世后，是怎样评价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情势的。“他的努力全部毁于一个强势的“阴谋小圈子”的反抗，说其强势，是因为它将所有的行政机构都操纵在自己的手中。其首脑被看作自由派思想的先锋，而实际上他除了是一个被其他人所领导的僵化的官僚机构的头目之外，什么都不是。仍处于被权力包围的假象之中的梅特涅侯爵，感到自己已经瘫痪了，实际上也确实瘫痪了。”梅特涅的评价甚至走得更远，他说，如果没有内部的瘫痪，1848年的颠覆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换句话说：这种瘫痪为革命提供了事先的推动力，原因是这种推动力没能实施他所计划的改革。梅特涅在关税同盟问题上的失败，是这种观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当然，我说的这点并不算是学界的定论，我相信很多人读的专业学者的著作写这段时期的时候，普遍都会用梅特涅政权之类的称呼。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本书没有涉及奥地利官场与梅-科双方的权力斗争的话，我会对其下的“梅特涅政权”这一论断（特别是在奥地利内政方面）抱有一定怀疑的。

...尤其是当布拉格城堡军事总管弗朗茨·安东·冯·科罗福拉特-里普施泰因茨基于1826年就任财政大臣【6】之后。他成了梅特涅的一个对手，知道如何针对这位貌似强大的国务首相建立一条内部阵线，从而使得皇朝陷入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为在其中爆发革命创造了条件。这是梅特涅生平中的重要一节，却很少有人会翻开阅读。然而，要是不知道这一环，那对梅特涅在政治中的作用，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6】科劳瓦特从未担任过宫廷财务府主席，他担任的是国务委员会/枢密国务会议中的财务和内务（警察）部分的主管，而梅特涅担任的则是外务部分的主管，此外，梅特涅还是枢密皇室、宫廷和国家总理府（主管外交）的主席。

奥地利中央政府有一种混乱的“美感”，正如它所管辖的诸多领地拼凑而成的帝国一样。

参考

1. ^ Franz Grillparzer
2. ^ Franz Anton von Kolowrat-Liebsteinsky
3. ^ Oberstburggraf
4. ^ Staatsrat
5. ^ Palatine of Hungary
6. ^ Ban of Croatia
7. ^ Geheime Staatskonferenz
8. ^ Friedrich List
9. ^ Széchenyi István，匈牙利语姓前名后
10. ^ Karl Friedrich von Kübeck
11. ^ Joseph von Eichhoff
12. ^ Hofkanzlei，或者应该叫联合宫廷总理府（Vereinigte Hofkanzlei）
13. ^ Franz Josef von Saurau
14. ^ Anton Friedrich Mittrowsky von Mittrowitz und Nemischl
15. ^ Hofkammer
16. ^ Michael Nádasdy
17. ^ Franz von Klebelsberg
18. ^ Supernumerarius
19. ^ Alexander von Hübner

反对 @何楚之 的观点

“资产阶级革命“叙事被推翻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当然有人鼓吹所谓“修正派”学说，但是同样有人反驳。

比如法国革命，可以看Henry Helle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9-1815

具体地说是以下几点：

首先，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产比例就已经出现了大幅度上升，法国北部农村的资本主义化也在加速。与此同时，法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制造业也在发展，虽然这个时候的法国劳动者更多地还是工农兼业，但是越来越多地法国农村居民此时已经依赖工资劳动了。换言之，这个时期法国农村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在法国革命前的18世纪，整个法国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化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也是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一个标志。

其次，在整个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大发展，并且开始进入法国绝对主义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也开始在文化领域取得更大地位，特别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子弟大量进入法学领域。共济会也是法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组织途径。

“修正派”所谓的“自我批评”事实上也是法国绝对主义危机的表现。

再次，“修正派”用来否定法国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那部分人，正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部分，这些人把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殊”诉求“翻译”成普遍的法律语言

第四，法国革命领袖中最鲜明体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是Etienne Claviere

第五，法国革命之后，雅各宾派推行的是有利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并实际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督政府时期，资本主义继续高歌猛进

事实上，无论英法革命，缩减这些革命的“社会”或者说阶级涵义而强调其“政治”方面，本来就是后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企图用掩盖自己的特殊性而已。

特别把Henry Heller这本书第一章驳斥包括William Doyle在内的修正派的内容全文发上来。 @何楚之 你的报菜名是没用的

@勃艮第的猫战车 Henry Heller在哪些问题上反驳的修正派，他在上面贴出的这章内容说的一清二楚。

Henry Heller编辑的论文集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对这些问题有更详细的讨论。如果感兴趣可以读。

这种民间争论最泛滥就是“唯物主义史学”的问题，经常有人把五朵金花，生产力决定论之类第二国际和苏联粗制滥造炮制的历史神学帽子扣在马克思和马克思史学家上，马克思史学家就不谈了，对史学史有把握的人都知道上世纪马克思史学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修正的过程，历史学家在实践过程中不可能把马克思当圣经念。这里引随便几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马克思史学研究材料：

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曾区分过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关于历史的三种不同的方法，或三种不同的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即“人类学的”（1844年的《手稿》中）、“强调人的具体需要的”（pragmatological，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和“法理学的”（nomological，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但实际上，马克思在1857年为《大纲》所写的导言中，还可找出他关于历史的第四种观点。第四种历史的特点是：其关注点不是描述或构建一种历史过程本身的模式，而是如何清晰连贯地表达历史编纂的基础材料（articulating historiographicalunderpinnings）。马克思在其前和其后的文章都未曾这样热心关注过作为各种事件本身的历史与人们编撰的作为艺术或科学的历史的关系。“他表达的关于历史编纂的观点显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但又远远超过这一点。”这种方法包括对原初的实践通过沉思来进行重建，历史学家的立场在其中起调停作用。“历史发展的逻辑并不类似于抽象的思想的逻辑，我们不可能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进化的方式来掌握它。倒不如说，我们必须从我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范畴中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着手，回溯到它们在各早期生产方式中那些不同的关系。这是一种有节制的、编史时自觉采用的方法（historiographically self-conscious approach）。”作者称这为“历史编纂的”（historiographic）或“描述性的”（presentist）方法，比其他几种方法更集中在历史编纂上，与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的不一样。亚当森由此指出：这四种观点的序列和重叠的情况，使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平稳地不断发展的解释和他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早期”和“晚期”的决裂的解释都成问题。
——沃尔特·L．亚当森的《马克思的四种历史：看待他的智力发展的一种方法》
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场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辩论中，提出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动力问题。在“布伦纳辩论”中，布伦纳反对的不仅是以波斯坦为代表的“新人口论”，他也反对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生产力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布伦纳是用财产关系的变化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因。他认为财产关系的变化必定先于经济发展或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与否，是由该社会的财产关系决定的”。财产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是：“财产关系的形式→个体经济行为者再生产的规律→经济发展或不发展的长期模式。”他在描述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证明不是贸易的出现而是一系列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构成了过渡的“原动力”。在他的思想中，阶级斗争是“在初始条件中唯一不同的因素”，所以“任何发展形式的不同必然归因于此”。由此他还推断，外围地区的阶级结构说明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对落后地区的剥削并非为发达资本主义所必需，“因为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动力”。可见，他同时对依附论也持批判态度。
——程恩福《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如果再简单的把马克思本人归结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无疑是对他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污蔑。

这种事民族史一直是重灾区啊，而且还牵连着北朝史、元史、清史的大量魔幻主义段子。

而且不说西北史地、边疆的搞不清楚，就是汉地、中原也是扯不清楚。比如元史比较经典的儒户地位问题，“九儒十丐”的流传范围依旧很广。当然九儒十丐这个段子也不是现代网络发达之后才出现的，在宋末遗民中就已经出现并且流传开来，不过其真实性也是值得讨论的。元代儒户地位到底如何，史学界是有比较经典的论述的。萧启庆先生的《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一文，回望了从大蒙古国建国到至元中后期儒户最终确立的过程，就其中蒙古统治者如何看待儒学（儒教）、儒籍的选定与考核、对于江南地区儒籍的政策等问题依次进行了展开讨论。随后讨论对元代儒户的数目问题，对江南地区儒户的数额进行了一次推算，认为大致在十万户左右；指出了元代南北儒户数量差异巨大，并且就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政策和财政上做出了推测。

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元代儒户的义务和权利，首先指出元代儒户与宗教户计一样承担精神义务；儒户子弟有就学的义务并且享有免除差役的权利；说明了元代儒户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义务，指出这与个人年龄和学历有关；其次说明了元代儒户的权利，该部分主要讨论的是经济特权，主要在于生员支取廪给和儒户免除部分赋役。此后继续就元代儒人的出路问题进行了说明，主要就元代儒户出仕问题进行了分析。 该文指出元代儒户主要的出路有两条，第一是补吏、经岁贡儒士的方式进入仕途，第二是经由充任教官。该部分指出了元代儒户仕途不顺不仅仅表现为岗位数量不足，而主要在于职位的“质”以及升迁缓慢，因此士人永沉下僚。该部分最后提出了元代儒户在科举中存在优势，这一优势与元代儒户的家学渊源以及赋役优待有关。同时该部分也指出了因为元代儒户仕途不顺，存在有荒废本业的情况，儒户养育人才的功能实际上大打折扣。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首先该文与元代诸色户计进行了横向的比较，指出元代儒户的待遇、地位都较高，甚至还有冒认儒户的情况。因此前人对于元代儒户地位低下的判断有些属于夸张，回应了关于儒户在元代地位的问题；其次指出了元代儒士失去了独尊的地位，成为了几个优崇的身份团体之一，指出了元代儒士地位在演进过程中的特殊性。

该文于1978年发表，虽然其中也略有一些漏洞，例如对于儒户数据的推论使用部分道、路、府的平均儒户率推论江南地区总体儒户数量比较的草率。或如儒士出路部分提到元代儒户由学官入仕，其中统计了元代学官的额数，统计教授到直学的六种学官。但是元代地方官学、书院还有一些学职，如训导、斋谕、学宾等未能穷尽等。但是基本的解释框架，学界相对而言还都是采纳的。

因此，与其黑大元儒户地位低下，不如换个角度说大元的儒士相比于大宋是如何的地位下滑。不过在现在这个网络环境下，敢于正面评价（“被爆吹”）大宋的，我还是会佩服其勇气的。

再有就是关于元代的基层。贵乎经典叙（bao）事（lun）就是“元代皇权不下省”以及“直接放弃基层管理”。

基层管理这是历代都有的一个问题，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教训和不足，哪怕今天。因此以某些事情的无力论述施政的方针是有失妥当的。

而且对于基层社会的研究，在学术界也算是逐次下移正在建设和展示的部分。元代的基层社会绝对不是放任的，对元代基层社会的研究也是有很多成果的。

比较经典的论文是杨讷先生的《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该文就社设置的背景、以及互助生产、教化治安的经济、政治功能做出了讨论，并且讨论了社制下社长地位、产生等的问题，是关于社制比较全面和经典的论述。在该文中，杨先生也提到关于社学的问题尚未梳理清晰。这个问题伴随着学界讨论的继续深入，也已经得到了回答。蔡师在《元代社学与乡村童蒙教育的开展》（《河北学刊》2018）一文中就社会设立的背景、社学运转中关于教学内容设置、生员来源、教师身份、经费来源，社学与民间义塾的关系，社学在元代开办的兴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施克灿先生在《古代社学沿革与性质考》（《教育学报》2013）中就元代社学的“准官学”性质进行了讨论。熊明安先生在《元明时期设社学开创了我国普及初等教育的先例》（2009年《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中从教育发展的理论层面也剖析了社学的性质。

关于元代的基层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鲁西奇先生在《元代乡里制度及其运行中的南北方差异》（2019《思想战线》）一文中就乡里正、社长之间的关系再进行了讨论，指出北方乡的功能并不明朗，在村社之上出现了镇、堡、市等地域管辖，在乡村主要发挥征发、行政与社会管理功能的还是村社。指出南方的社不仅仅是基层管理组织，也是民间信仰组织。并且说明了元代在南北方分别沿袭金代制度和宋代制度的情况。同样是鲁西奇先生在《买地券所见宋元时期的城乡区划与组织》（201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文中通过对于买地券史料的使用，展示了城中厢、坊的性质、沿革，以及社的广泛存在、宋金元时期华北、江南、川陕等地乡里组织、区划和沿革。陈衍德先生在《元代基层组织与赋役制度》（199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文指出了作为互助经济组织的社、作为赋役征调单位的社的发展与变化，讨论了社长的性质和地位，说明了社制的民间自治互助和基层政府设施的双重性质。马晓林老师的《从国都到村社：元代社稷礼制考》以礼制、祭祀为出发点，对元代基层社会的社稷祭祀提出了讨论，对于元代民间的礼学实践和元代士人的多元化礼学观念提出了一些看法。

以上只是学界关于元代基层社会研究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很多从不同视角展开的讨论，如经理田土、水利开发、地方性研究等等，不能一一列举。虽然观点并不会完全一致，但是可以看出元代对于基层的政治控制、治安、经济、教化、文化等领域绝对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并且尝试进行组织和控制的。考虑到地域差异等原因，各地效果难以穷尽说明，但是不论如何，认为元政府直接放弃基层恐怕过于奔放了。

当然，搞影射史学的再另当别论，这事怕是得归政治学管了。

「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得胜的罗马人犁遍迦太基的土地并撒盐以示诅咒与永绝后患。」

古代文献里没有任何相关记载。李维只字未提，在战争现场的波利比乌斯只字未提，对迦太基历史情有独钟的狄奥多罗斯同样只字未提。阿庇安记载了罗马派来的元老院十人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人在被洗劫抢掠一空的迦太基居留，但专门提到这片土地本身并未「被诅咒」。卡西乌斯狄奥的记载与阿庇安略有冲突，但也只是提到罗马当局下达法令诅咒一切胆敢返回迦太基废墟居住者，完全没有撒盐这回事。西塞罗的讲演中多次提到迦太基的毁灭，但均未提供任何细节；类似只给轮廓不谈细节的还有撒路斯特与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给老加图与小格拉古（「迦太基必须被毁灭」语出前者，后者则于前122年在迦太基旧址上建立了罗马殖民地Colonia Junonia）做传的普鲁塔克从头到尾只字未提。老普林尼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里有相当长的篇幅讨论盐的生产、制造与用途，甚至还专门介绍了北非的制盐业，提到距离迦太基不远的乌提卡附近的山谷十分适合制盐，但都完全没有提到迦太基陷落时曾遭罗马人撒盐。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那本满是历史奇闻轶事的《善言懿行录》（Facta et dicta memorabilia）里亦只字未提。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只提到罗马人「彻底摧毁了迦太基」，对犁地撒盐同样只字未提。弗罗鲁斯与保卢斯·奥罗修斯都提到了迦太基被毁时焚烧了整整17天的大火，但也都对犁地撒盐的情节只字未提。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的长篇史诗《布匿战争纪》（Punica）里提到了一个有关迦太基陷落时情形的预言，但也只提到了大火、抢掠与屠杀，并未提到征服后的犁地撒盐。后来的迦太基土著、早期基督教教父特土良在奇书《论斗篷》（De pallio）里十几次提到迦太基的毁灭，但依旧对犁地撒盐只字未提。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引经据典论证大地之城（即罗马）衰颓的必然性时也提到了距离他老家不远的迦太基，但同样没提到犁地撒盐。马克罗比乌斯《农神节》（Saturnalia）里专门讲到了罗马人在围城与破城前会进行的召唤敌方神祇以便劝降的仪式（evocatio），还用迦太基的陷落举了例子，但是对犁地撒盐也是只字未提（这句话我重复多少次了？）

除非以上所有古代作者全部选择性失忆，或者他们有关迦太基城破后被罗马人犁地撒盐的记载全部未能留存至今，否则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事儿压根就没发生过，完全是近代文人历史浪漫主义式的异想天开。

关键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有学者撰文指出「犁地撒盐」是后人编造附会，而86年的Ridley一文则基本对其盖棺定论，结束了学术圈围绕罗马人是否有在迦太基撒盐的争议。但直到今天这个故事依然普遍存在于西方大众对古罗马的历史记忆中；比如就在上个月，我一学弟还转给我下面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meme：

关于这个故事本身的来源，参考：

美国登月的真假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月球研究的科学家，欧阳自远明确表示，美国“阿波罗”登月是无可争议的。1978年，美国曾向我国赠送了重量为1克的月球岩石。当时，欧阳自远将这1克岩石一分为二，通过对0.5克月球岩石的研究，推断出它是阿波罗17号飞船采集的样品。

尽管苏联的月球15号取样器失败了，但后续的月球16号、20号和24号取得了成功，3台取样器共取回了326克月壤和岩芯样本。1970年，苏联用月球16号取回的3克样品与阿波罗11号、12号带回的各3克样品进行了交换。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最古老的月岩形成于45亿年以前，比最古老的地球岩石还要早2亿年，并且成分与苏联探测器带回的样品非常接近。

显然，在冷战时期，最希望抓到“登月骗局”证据，让美国人丢脸的正是苏联。然而，苏联的表现却是加紧登月步伐、分享轨道参数、交换岩石样本，并且样本的分析结果也说明其来自月球，这一切都表明苏联并不认为美国登月是一场骗局。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也指出，阿波罗登月肯定是真的，因为有大量的遗迹在月球上，最近的航天器例如我国的“嫦娥二号”、印度的“月船一号”，以及美国自己的月球探测器，都拍摄到了很多月球照片，通过这些图像可以看到月球车轮子走过的痕迹、月球车在上面的遗留物、着陆器着陆后喷发的痕迹，以及一些实验设备等，月球上有大量的遗留物证明确实有人上去过。从而印证了“阿波罗”登月的真实性。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还有阿波罗11号、14号和15号在月面上安放的3台激光反射镜。世界各地的天文台都一直使用这些反射镜测量地月距离，精确度达到厘米级别。”杨宇光说，国内外一些天文台用激光测距仪对月面反射镜进行了多次实验，当激光对准反射镜所在位置发射时，有相当一部分光子会集中在同一瞬间返回，而对月面其他位置发射激光则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这表明，在月面上述位置确实存在着人造的反射镜面。

欧阳自远曾经这样对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官员说：

欧阳自远：我觉得你们美国人真的是个阴谋，你就是不回答，就是让全世界去吵吵嚷嚷，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普运动，时间最长40多年，人数最多3亿到4亿人，你就借助这个让他们去吵，大家都关心、了解阿波罗，却没有花一分钱。

太史方面最近看的喋喋不休的当属马克思评价太平天国，主要是马克思于1862年写了关于太平天国运动评价态度一百八十度扭转的《中国记事》

原文如下:

但这个事在中国学界「2001年5月于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上，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指出在1860年左右，西方媒体出于为镇压太平天国制造舆论的考虑，刊载了大量攻讦、歪曲太平天国的报道，马克思正是根据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不实之词作出这一论断的，显然有悖事实；强调不能因为马克思起初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革命性就神化太平天国，更不能因为他对后期太平天国封建性的指责就鬼化太平天国」

学界的看法可以从几篇论文里管窥:

如此看待马克思论中国的《中国记事》已经成为了现今学界的共识:

化用学者们的话来说:

「近二十多年来，多数学者都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客观公正地探讨这段历史，包括对太平天国的阴暗面进行剖析，并围绕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了积极的学术争鸣，推出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然而，或许是故意对上述事实置若罔闻，或许是出于对太平天国学术史的隔膜，某些人却拿一些昔日的流行观点作为靶子，讥讽、否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祭起“还太平天国史本来面目”的大旗，严厉声讨太平天国，将太平天国描述得一团漆黑。

(中略......)

孰料时至今日，这些片面否定太平天国的陈词旧说经过新辞藻的包装，居然又作为新观点大行其道，形成一个轮回。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我的看法也是如此，现在还有不少对事实置若罔闻，讥讽否定学界研究成果的网民，为了抹黑太平天国，拿起马克思的《中国记事》奉为「姜子牙的杏黄旗」，觉得占据了制高点，以为掌握了真理，其实本质上都是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知甚少的门外汉而已。

提名《古文尚书》

（顺便把本文当作是对《尚书》辨伪史的一个整理吧。）

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

“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伪《古文尚书》案之由来

《尚书》学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两次影响较大的“伪《古文尚书》”问题。

第一次是西汉成帝时东莱张霸所献102篇的《百两尚书》：据《汉书•儒林传》与《论衡•佚文篇》记载，汉成帝诏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张霸便乘机编造一部《百两尚书》献给朝廷。这部《尚书》乃是离析伏生本29篇为数十篇，又杂采《左传》、《书序》作为首尾，凑成102篇。成帝命以宫廷所藏《尚书》对校，当即发现这是一部伪造的《尚书》，张霸也差一点被以“大不谨敬罪”杀掉。其所献《百两尚书》当然也被废黜了。

第二次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58篇的《古文尚书》，即传世至今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西晋永嘉之乱，朝廷从汉、魏中秘所接受的文物典籍大都毁于战火，今、古文《尚书》也散亡殆尽，连曹魏刻立的“三体石经”也毁坏了。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和《隋书•经籍志》记载，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后，豫章内史(太守)梅赜(或作“颐”)向东晋元帝献出一部自称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后世称为梅本《古文尚书》或孔传《古文尚书》)。梅赜自称，这部《古文尚书》是魏末晋初的著名经学家郑冲所传授，郑冲传授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授给天水人梁柳，梁柳传授给城阳人臧曹，臧曹传授给梅赜。梅本《古文尚书》共有四部分内容：

(1)经文58篇，其中包括与西汉《今文尚书》基本相同的28篇，但把它析为33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分《皋陶谟》下半为《益稷》，分《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分《盘庚》为上、中、下3篇)；另有《今文尚书》所无的25篇(后人称之为《晚书》)。
(2)百篇《书序》，也叫做“小序”，其中42篇有序无经文，凡有经文的序都分别列在各篇经文之前，没有经文的序则按照次序分插在各篇之间。
(3)孔安国的注解，即所谓的《孔传》。(4)第四部分是一篇据说是孔安国所作的《序》，记述孔安国得书和作《传》的经过，它列于全书之前。为了与百篇《书序》(“小序”)相区别，人们称其为《孔传序》或“大序”。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孔颖达《尚书正义》记载，梅赜所献的这部《古文尚书》缺了《舜典》一篇的《孔传》。

直到南齐建武四年(497年)，吴兴人姚方兴在大航头(今南京地名)发现一篇有孔安国注解的《舜典》，献给了朝廷。①

这部所谓的孔传《古文尚书》出现后很快获得东晋朝廷的认可，并被立于学官。直到南北朝末年《孔传》和《郑注》在学术界的影响基本上平分南北，南朝多研究《孔传》，北朝多研究《郑注》。隋代经学家刘炫、刘焯即根据这部《孔传》作《尚书述议》。于是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也就在全国推行起来了。

唐太宗时命颜师古考订五经，编定标准的读本，这就是“新定五经”。《尚书》所采用的定本就是刘炫编的孔传《古文尚书》。后来，唐太宗又命孔颖达等人撰集《五经正义》，其中的《尚书正义》也是采用孔传《古文尚书》为标准经文②，然后选录唐代以前费越、刘炫、刘焯等人注解孔传《古文尚书》的著作而作成《疏》。而且这部《尚书正义》的经文于唐文宗开成年间刻立于“开成石经”。此后，这部《尚书》便成为法定标准文本通行并流传后世。

然而这部梅本《古文尚书》到宋代被怀疑为伪书。最先提出怀疑的是南宋初年的吴棫(1100—1154)。他在《书裨传》中指出这部《古文尚书》中与伏生《今文尚书》相同的33篇文辞古奥，很难读懂；而比《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则文从字顺，很容易理解。因此他对这25篇《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提出怀疑。③

其后，南宋著名学者朱熹(1130．1200)也“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其理由是：

“孔壁所出《尚书》，如《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同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为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

他还怀疑《孔传》和《孔传序》说：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软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大粗处，决不如此软善也。如《书序》做得甚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④

阎若璩、毛奇龄与明清其它学者关于“伪《古文尚书》案”的聚讼

宋代吴棫、朱熹既开怀疑孔传《古文尚书》之先河，此后学术界怀疑此书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学者梅鷟和清代学者阎若璩。梅鷟作《尚书考异》⑤和《尚书谱》⑥，认定孔传《古文尚书》就是作伪者从有关古籍中采辑《尚书》旧文补缀而成。梅氏的《古文尚书》辨伪工作在学术史上影响很大，但在论证方面多有武断之处。对于梅鷟的《古文尚书》辨伪工作，明代著名学者陈第《尚书疏衍》卷1批评说：

“近世旌川梅鷟拾吴朱三予之绪余，而诪张立论。直断谓古文晋皇甫谧伪作也，集合诸传记所引而补缀为之。”⑦

甚至对梅氏《古文尚书》辨伪工作多所肯定的四库馆臣也于明陈第《尚书疏衍》卷首提要曰：

“梅鷟《尚书考异》虽多所厘订，颇胜前人；而其《尚书谱》则蔓语枝词，徒为谩骂，亦不足以闗辨者之口。”⑧

并因而未将其《尚书谱》收入《四库全书》之中，而只把它放在“存目”之中。

清代学者阎若璩在梅鷟《古文尚书》辨伪工作的基础上撰《尚书古文疏证》，对孔传《古文尚书》进行了全面的辨伪工作，判定孔传《古文尚书》和《孔传》均为魏晋人伪造的伪书。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指责孔传《古文尚书》

经文本身存在与古籍不合、

与史例不合、

与古史不合、

与古代典礼不合、

与古代历法不合、

与古代地理不合、

与训诂不合、

与文理不合等

八个方面的问题，因而论定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作伪者就是东晋献书者梅赜。他认为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中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内容相同的33篇实际上就是从《今文尚书》抄录而来，而比《今文尚书》多出来的25篇，就是把一些先秦古书中所引用的《尚书》语句辑录起来，联缀而成。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问世后，很快就风靡学术界，博得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信从和支持。针对这种情况，以博学著称的毛奇龄便起而抗争。

他针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撰写出《古文尚书冤词》，力辨《古文尚书》不伪。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共8卷128条，从多方面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书；而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共6卷，对阎若璩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由于阎、毛二位都是当时极有名望的学者之一，同是清代“汉学开山者”⑨，因而他们的论争轰动一时。他们都在自己的论著中广征博引，以雄辩的才能论证自己的观点，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平心而论，虽然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博得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信从和支持，但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的许多驳难确实击中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及其它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者的软肋。兹姑举二例，用概其余：

(1)：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前有一篇孔安国所作的序，即《书大序》。孔安国在《书大序》中说，他为《古文尚书》作传后二次向朝廷献书，但由于遇到“巫蛊之难”而未能立于学官。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十七条中论证《书大序》为伪作。其理由是“巫蛊之难”发生于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年)，而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予述黄帝以来，至太初(前104年)而讫。”

而《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则在太初年孔安国早已去世。而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从而证明《书大序》为伪作，进而可以证明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事也是子虚乌有。

而毛奇龄则在《古文尚书冤词》中以《史记》所记史事为内证，无可辩驳地证明《史记》记事并非终于太初年间，而是记载了许多太初之后直到征和年间的史事，其中也包括多处与巫蛊之难有关的史事，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史记》不必终太初；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于征和之后。”从而说明阎氏的推论在事理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显然，毛奇龄的反驳是符合情理的。

(2)：《古文尚书》中有《武成》一篇，而《今文尚书》没有这一篇。阎若璩就论定这一篇是“伪书”。《武成》篇记载周武王率领军队伐商纣王时，在商郊牧野打败了商纣王的部队，“血流漂杵”。

而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第119条中根据《孟子•尽心下》的有关记述证明今本《武成》篇是伪书。《孟子•尽心下》载：孟子曰：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阎氏根据这段记述得出了两点结论：其一，孟子已不相信《武成》。其二，今本《武成》篇中的“血流漂杵”是后人作伪。

他说：“‘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语，似当日《书》辞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缘赵歧注云尔。晚出书与之同，故可验其出赵氏后。”

实际上，阎氏的推理似是而非，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似”、“未必”只能推出或然性判断，而他却得出“只缘”的必然性判断。因而其结论首先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此外，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阎氏的结论也是靠不住的。因而毛奇龄在《古文尚书冤词》卷6批驳阎氏说：

《国策》武安君与韩魏战于伊阙，有“流血漂卤”语。此本《武成》“血流漂杵”语而习用之。古有不引经而习用其语者，此类是也。若《孟子》“何其血之流杵也”，则引经而反不用其语。此又一例。⋯⋯旧注《孟子》杵或作卤，盾也。与《国策》语同。据此则益信《国策》用《书》词耳。⑩

(3)：今本《古文尚书》中有《微子之命》一篇，记述周成王分封商纣王庶兄微子于宋的诰命。由于本篇为伏生本《今文尚书》所无，于是有人便断定本篇为伪书，其理由是既然周王朝“封微子于宋，当名《宋公之命》”，而不应命名此篇为《微子之名》。”对此，毛奇龄批驳说：又杜撰矣。凡封有新旧，既有旧封，则虽当新封而亦称旧号。箕子只称箕，周公只称周，是也。不读《康诰》乎?康叔初封康，与微子初封微同。乃康叔封卫不称《卫诰》，而谓微子当称宋。吾不解也。岂《康诰》伪书耶?⑪

显而易见，毛奇龄的批驳有理有据，尤其是以成王、周公封康叔于卫时所作的《康诰》为例很有说服力。由于《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均有《康诰》这一篇，因而以卫康叔封卫不称《卫诰》而仍称《康诰》来类比微子封宋不称《宋公之命》而称《微子之命》，使断《微子之命》为伪书者无言以对。

毛奇龄的上述论断皆言之成理，能自圆其说，指出了阎若璩及其它论定《古文尚书》为伪书者的种种疏误。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原本共有8卷，128条，但在后来行世的刻本中却只有99条，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据钱穆先生考证，缺文原因有二：

一是见毛奇龄《冤词》的驳难确实有理有据，便自行删去；
二是内容调整，移入他卷。⑫目前述毛奇龄在《古文尚书冤词》所驳以周王朝“封微子于宋”

而疑《微子之命》为伪书的观点，不见于今本《尚书古文疏证》，有可能即为阎氏见毛氏所驳理据充分，因而便自行删去。由此可见毛氏《古文尚书冤词》的学术价值不能低估，更不应否定。

乾嘉以降，虽然这部《古文尚书》遭到空前的普遍怀疑，但相信本书是真古文献并为其进行辩护者也一直代不乏人，不绝如缕。如方苞(1668—1749)撰《读古文尚书》、

赵翼(1727一1814)撰《陔余丛考》、

郝懿行(1755—1823)撰《尚书通论》、

陈逢衡撰《逸周书补注》、

洪亮吉撰《古文尚书辨惑》、《续古文尚书冤词》等等支持毛奇龄的观点，

力辩《古文尚书》是真古文献。

但更有惠栋(1697—1758)著《古文尚书考》，

王鸣盛(1722—1797)著《尚书后案》，

段玉裁(1724—1815)著《古文尚书撰异》，

崔述(1740—1816)著《古文尚书辨伪》，

丁晏(1794—1875)著《尚书余论》，支持阎若璩的观点。

尤其是乾嘉年间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昀(1724—1805)及其它四库馆臣旗帜鲜明地支持阎若璩，而反对毛奇龄的观点，致使阎若璩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把这部《古文尚书》断为伪书的观点几乎成为定论。

至于这部梅本《古文尚书》及《孔传》的作伪者究竟是谁，历代辨伪者占人人殊，说法不一。

明人梅鷟认为是皇甫谧伪造；

清人丁晏则认为作伪者当是王肃；

王鸣盛则认为作伪者不是皇甫谧就是王肃，二者必居其一；

阎若璩、惠栋等认为作伪者就是东晋献书者梅赜；

陈寿琪《左海经辨》与近人陈梦家《尚书通论》以为作伪者当是东晋人孔安国；

清代末年，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认为作伪者是西汉末年的刘歆；

近人蒋善国《尚书综述》则推论是西晋五经博士孔晁所作

⋯⋯

然而这种种推论都存在着漏洞，难以自圆其说，没有一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尚书•尧典》正义引十八家《晋书》佚文，清楚地记载着晋代《古文尚书》自郑冲到梅赜的传承统绪。李学勤先生对此已经作过论证，认为东汉中晚期，梅本《古文尚书》已逐渐传播流行，这种传本的《古文尚书》的出现要早于被怀疑为作伪者的王肃、皇甫谧、梅赜等人所处的朝代，因而王肃、皇甫谧、梅赜等人均不可能是作伪者。⑬

因而对于梅本《古文尚书》的作伪者到底是谁这一问题，甚至连当代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书的刘起釪先生也只能在《尚书学史》中认为：“这是一件在已有文献条件下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⑭原因何在？是不是这部《古文尚书》根本就不是伪书，根本就没有作伪者呢？这个可能恐怕难以排除。

三，当代学术界对《伪古文尚书》案的重新审视

在清代至近代一浪高过一浪的疑古辨伪思潮的巨大影响下，现当代学术界在很长时期里几乎众口一辞地判定这部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许多实际上对《古文尚书》并无深入研究的学者也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发出了“矮子观场”般的阵阵喝彩，甚至把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视为学术“败笔”。近现代学术界甚至在称引这部《古文尚书》时径称之为《伪古文尚书》，其注解亦被称为《伪孔传》。

上世纪进入民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这部孔传《古文尚书》被判定为伪书几乎成了定论，几乎听不到为其辩护的声音了。只有符定一在1927年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谊》对康有为论定孔传《古文尚书》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力的驳斥。⑮直到1970年才再度出现了为《古文尚书》辩护的呼声。

台湾的王保德先生连续发表了《<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⑯和《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⑰两篇长文。但学术界对他的呼声反应较为冷淡。到上世纪末，随着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人们对这部《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均有《缁衣》篇，此篇见于小戴《礼记》，为今本《礼记》第三十三篇。两个简本的《缁衣》篇与今本《礼记•缁衣》的内容大同小异，应视为同一篇的不同传本。简本《缁衣》征引《尚书》多条：其中不仅有今、古文《尚书》都有的《吕刑》、《康诰》、《君奭》等篇目的文字，而且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所没有的《尹诰》(今本《古文尚书》无此篇名，该条引文在今本《咸有一德》篇内)、《君牙》和《君陈》三篇《晚书》的文字。

现在传世的被判定为魏晋人所伪造的《晚书》内容竟在战国时期的楚墓中被发现，其学术意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据整理者研究，这两批竹简书写的时间下限是战国中期。由此可见，简本《缁衣》所征引的多条《古文尚书》的文字肯定是未经汉魏人改动的真《古文尚书》。

郭沂先生据此认为：“这足以证明《古文尚书》不伪。”⑱

吕绍纲先生则认为：

“郭店简本《缁衣》征引的《咸有一德》、《君牙》、《君陈》三篇4条古文《尚书》，从中多少能看出一点问题。至少，阎若璩的结论从此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不可以讨论了。⋯⋯清人关于晚出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作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仍可以再作讨论。”⑲

王世舜先生通过对这4条引文与今本《古文尚书》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说：“如果将郭店楚简的年代定为战国中期，那么，简本既然引用了⋯⋯《古文尚书》中一些篇章的文字，可证《古文尚书》⋯⋯于战国中期已在流行。由此也就有理由认为两汉及魏晋时代的《古文尚书》很可能就是战国时代《古文尚书》的传本。⋯⋯如果《古文尚书》在战国中期就已在流传，那么，《古文尚书》的伪造者当是战国中期或战国中期以前的人，而决不可能是晚至东晋时代的梅赜。”⑳杨善群先生近年来也发表了系列文章，支持毛奇龄的观点，认为《古文尚书》并非伪书，指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证伪”的八种手法是：一、主观武断，强词夺理；

二、颠倒先后，混淆是非；

三、吹毛求疵，故意找碴；

四、信口雌黄，胡乱拉扯；

五、门户之见，意气用事；

六、自相矛盾，莫名其妙；

七、虚张声势，乱凑条；

八、二难推理，反正是“伪”。

并批评《尚书古文疏证》一书“证伪运用了八种手法，但绝大部分证据都似是而非，不能成立。’’历代把孔传《古文尚书》“证伪”的一条重要理由是由于先秦两汉许多古文献中有许多引用《古文尚书》的文旬，因而证伪者便认为孔传《古文尚书》就是作伪者在广泛收集这些“引文”、“用文”的基础上，连缀成文，伪造出《古文尚书》25篇。应该说这样的证伪方法，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因为先秦两汉许多古文献中所引用的《古文尚书》的文句，固然有可能成为作伪者的作伪材料，但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作伪问题，这些文句本来就是从这部《古文尚书》引用而来。显然，这样的证伪思路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因而当代学者姜广辉先生虽然同意梅鷟、阎若璩把孔传《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的观点，但却并不认同这样的证伪思路。他说：

“虽然找到了《古文尚书》与其它文献蹈袭雷同的证据，但却不能判定两者究竟是谁抄谁。梅鷟以及其它许多考辨者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是伪作，从此点出发，将所有发现的蹈袭雷同之处皆作为《古文尚书》缀辑逸《书》而造伪的证据。但《古文尚书》是伪作的预设立场恰恰是应该检讨的。”㉑

杨善群先生则专门撰写《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对《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得出六条反证，阐明《古文尚书》决非编自旧籍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㉒

刘建国先生则撰写《古文尚书伪书辨正》，通过对《古文尚书》证伪者所列举的先秦旧籍中引用的《古文尚书》的文句的分析，批驳了证伪者的观点，得出结论说：“由上述可见，所有先秦诸子引《古文尚书》之文，皆证明《古文尚书》是真书，而非伪书。所谓抄书伪造《古文尚书》一说的根据可以休矣。”㉓

郑杰文先生则通过对《墨子》所引《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汉代新出“百两《尚书》”、东晋梅赜《古文尚书》等40条文字的比较研究，认为流传至今的伏生《今文尚书》确为战国古本；孔壁《古文尚书》仅是战国所传多种《尚书》选本中一种流传很不广的思孟学派的选本；梅赜《古文尚书》不但与《墨子》之《尚书》引文不同，而且与16种先秦文籍中163次《尚书》引文也不同，所以“梅赜抄袭前世古籍中《尚书》引文而伪造《古文尚书》的传统观点应重新研究；或许梅赜《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传《古文尚书》的真实传本，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晋书》中所述的《尚书》在魏晋时的传授系统及梅赜所献《尚书》事件，乃至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的可靠性等，便不能简单否定，而应重新研究。或许，梅颐所献《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藏、所传的《古文尚书》的战国选本。㉔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2005年，国学网站先后发表了张岩的《阎若璩<疏证>伪证考》和离扬的《<尚书>辑佚辩证》两篇长文，揭示了阎若璩论证上的致命缺陷，得出《古文尚书》不是伪作的观点。后来，张岩先生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审核古文<尚书>案》一书，全面系统地批驳了阎若璩等人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观点，指出阎氏书中使用了“许多刻意捏造的伪证”，并认为“阎若璩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㉕本书不仅从文献学、逻辑学、历史地理学、历法学等多方面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中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的主要理由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考证和批驳，而且还对清代纪昀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同证伪孔传《古文尚书》的论点进行了认真、缜密的辨析和反驳。四库馆臣在《尚书正义提要》中说：“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指判定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之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渡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朱彝尊《经义考》攻其注《书序》‘东海驹骊、扶余、馯貊之属’一条，谓驹骊王朱蒙至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安国武帝时人，亦不及见。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又安国《传》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

张岩先生在《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对这四条“证据”进行了详细精到的考证，断言“其提出过程明显存在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的‘作弊’现象，没有一条可以构成证据，都是‘灼然不可据’：并且，其中还包含一条不容忽视的相反证据。”其说甚是。㉖

此外，张岩先生还在《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利用现代计算机检索、统计技术对今、古文《尚书》与其它二十余种先秦两汉时期的参照文献的“字频”进行了统计分析，选出《尚书》与其它参照文献万字含量(或多或少)明显不同的108个常用字，作为“《尚书》用字量特征字群”。然后对这108个字在《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中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这108个常用字在今、古文《尚书》中的平均万字含量(字频)基本一致(今文47％：古文53％)。于是从如此接近的字频得出结论说：《古文尚书》“‘作伪’难度太高，高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㉗

应该说张岩先生的《审核古文(尚书)案》是迄今为止对《古文尚书》证伪者批驳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著作，许多许多论断击中了以阎若璩为代表的孔传《古文尚书》证伪者在学理和逻辑方面所存在的漏洞和软肋，足以证明阎若璩等人的《古文尚书》证伪工作确实存在着“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㉘的弊端。

综上所述，可知阎若璩等人将传世本《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的结论已经发生了动摇。虽然目前彻底推翻阎氏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起码说明阎氏的结论远非定论，是可以继续探讨的；而毛奇龄等人对阎若璩等人的驳难以及为传世本《古文尚书》所作的论证和辩护日益显示出其学术价值，是难以简单否定的。

补：

杜泽逊在国图本《宋本尚书正义》序言中写到：

梅氏所獻《古文尚書》多出的這二十五篇從宋代吴棫開始懷疑是漢代以後人僞撰的，朱熹進一步加以强調，經過元明清學者不斷研究，至清代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基本上把二十五篇最後確定爲“僞古文尚書”。乾隆官修的《四庫全書》在《尚書古文疏證》的提要中以官方名義確定了這一結論，並表揚閻若璩“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梅氏所獻《古文尚書》五十八篇有西漢孔安國傳（即注），唐代孔穎達《尚書正義》詳細考證了西漢劉向、劉歆，東漢賈逵、馬融、服虔，西晉杜預均“不見孔傳”。他認爲孔傳本《古文尚書》長期隱而不見，至東晉初梅賾獻上朝廷纔爲世人所知。而宋以來學者則認爲孔傳非西漢孔安國作，乃是大約西晉人所作，託名漢武帝時的孔安國，歷史上稱“僞孔傳”。二十五篇雖然是漢代以後大約魏晉時人作的，但其寫作辦法是廣泛搜羅古書中引述的《尚書》片段以及其他古書的文句，加以連綴，撰寫而成。例如《禮記·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梅氏所獻二十五篇中的《君牙》作：“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禮記》的“資”，梅氏所獻《君牙》作“咨”，與上文的“怨”連讀爲“怨咨”。近年出土的戰國楚簡《郭店簡》《上博簡》都有《緇衣》，其文字作“晉冬旨（祁）滄（寒）”。“晉冬”即進入冬天。可見梅氏所獻的《君牙》作“咨”，並且與上文“怨”字連讀爲“怨咨”，是一種誤解。在這種誤解基礎上，把《禮記》的下一句“小民亦惟曰怨”，後面加上一個“咨”字，成爲“小民亦惟曰怨咨”，以便與上一句“小民惟曰怨咨”前後文氣相承。這種加工改造的痕迹還是看得出來的。戰國楚簡《緇衣》給我們的啓發是：《緇衣》引用的《君雅》原作“晉冬”，後來訛作“資冬”，屬於形近之誤。西晉時僞造《君牙》的人又誤以“怨資”連讀，“咨”在《尚書》中常見，《盤庚》有“民咨胥怨”的話，就改爲“怨咨”了。梅氏所獻二十五篇，行文比較流暢明白，孔穎達也有所覺察，他在《尚書正義序》中說：“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從進化論的角度看，這當然與韓愈對《尚書》的體會“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正相反。韓愈指的是三十三篇真《尚書》的文風，孔穎達指的是二十五篇晚出僞《尚書》的文風。他們的真切體會實際上也被宋人拿來作爲劃分真僞的一個界限。
我們對待梅氏所獻《古文尚書》中多出的二十五篇似乎可以這樣認識：某些材料依據舊典，部分篇段結撰典雅，意藴弘深。關於寓意，宋人特别欣賞的“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就出自梅氏所獻二十五篇之一的《大禹謨》。學術界曾指出，這精彩的四句有兩個來源：一是《荀子·解蔽》：“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是《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大禹謨》中還有一段明快的大禹誓辭：“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也可以尋出其來源：一是《墨子·兼愛》：“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二是《毛詩·隰桑》小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我們可以發現，經過改寫，呈現出的特點就是明白暢達，讀起來了無障礙，朗朗上口。這就是孔穎達所說的“亮”。主張二十五篇不僞的學者，把這個本末倒過來，認爲《墨子》《荀子》《論語》《毛詩序》《禮記·緇衣》來自二十五篇。衹要靜心閱讀這些文字，誰先誰後，還是可以體會的。至於孔安國注，雖然大約出於西晉人手，但注釋水平應當高於馬融、鄭玄、王肅三家的注。陸德明在南朝撰《經典釋文》，同時見到馬、鄭、王、孔四家注本，他選擇了孔注，也就是梅氏獻上之本。唐代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也選擇了孔安國注本。乾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孔傳“根據古義，非盡無稽”。今天回過頭來看，孔安國注吸收了馬、鄭、王的成果，不少訓詁暗用《爾雅》《說文》《廣雅》，大約是西晉時期《尚書》注本中較好的一種。假如不託名孔安國，那麼地位也不見得低於同時代的杜預。

可见杜泽逊亦认同《古文尚书》为伪书。

“清华简”下当今学界对《古文尚书》的争辩

2008年7月，清华大学获得校友捐赠的从境外拍卖所得的两千余枚竹简。经过专家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当是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据报道其中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公布，其中《傅说之命》㉙《尹诰》㉚两篇简文内容直接关涉《古文尚书》，从而引起了学界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新的讨论，使《古文尚书》真伪案波澜再起。

陈浩就指出：“晚出的孔传本《古文尚书》，自宋代就有怀疑，至清代阎若璩着《尚书古文疏证》力证其伪，久成定谳。近年学界虽兴起了一股翻案风，但清华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晚出《古文尚书》伪蓄意作伪无疑。”㉛

就今本《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目前学界有三种态度。

第一，认为今本《古文尚书》为伪的一派。

清华简《尹诰》篇的整理者说：“简本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本确如宋以来学者所考，系后世伪作。”㉜

李学勤认为“东晋时立于学官的《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谳”㉝，“清华简足以帮助东晋以后的古文《尚书》没有历史根据”㉞。

廖名春据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和今本《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说命》比较，认为今本《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说命》属伪书。㉟

杜勇认为：“西晋永嘉之乱致使官方所藏今古文《尚书》荡然无存，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却有《咸有一德》诸篇。经宋元明清学者反复探究，证明梅本《古文尚书》当为伪作。今出清华简《尹诰》进一步证明了清人辨伪成果的科学性，晚书《咸有一德》是伪非真，铁证如山，不可移易。”㊱

杨柳岸从语源的角度出发，认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伪㊲。

以上诸家均是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作。

李锐说：“古文《说命》三篇确实不是真的《尚书·说命》三篇，而是后人掇拾残篇断简而成的伪作。”㊳

第二，认为今本《古文尚书》为真的一派。

虞万里认为《咸有一德》与清华简《尹诰》虽文字不同，但是文意却有关联性，认为今本《古文尚书》凭空编造、伪撰之不可能。㊴

杨善群《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一文对清华简的整理者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认为今本《古文尚书》非伪。⑨㊵

郑杰文通过比较《墨子》引《尚书》之文认为梅赜《古文尚书》乃是另一个《尚书》版本。㊶

黄怀信认为今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并非全伪。㊷

这些论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了阎若璩的结论，认为今本《古文尚书》为真。

第三，持中立态度的一派。

如丁鼎认为，目前虽然很难推翻阎若璩的结论，但阎若璩的辨伪方法有很大的缺陷，今本《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探讨。㊸

相关论文还有：

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文增. 论清华简与“古文《尚书》真伪”之关系[J]. 人文天下, 2019, (3):25-32.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杨善群. 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J]. 学习与探索, 2012, (9):141-145.

③：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贾学鸿. 清华简的文章体式与传世古文《尚书》的真实性[J]. 江汉论坛, 2019, (2):69-74.

……

注释：

①：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正义曰，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

②：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1页。

③：吴棫所著《书裨传》今已不传。其说见于梅鷟《尚书考异》卷1《古文二十五篇》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④：朱熹《朱子语类》卷78，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⑤：梅鷟《尚书考异》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伞书》本，1987年。

⑥：梅鷟《尚书谱》5卷，《续修四库伞书》第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孔氏藤梧馆抄本。

⑦：陈第《尚书疏衍》卷l《尚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⑧：纪昀等《<尚书疏衍>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78页。

⑩：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⑪：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⑫：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8页。

⑬：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29—331页。

⑭：刘起舒《尚书学史》，第361页，中华书局，1996年。

⑮：符定一《新学伪经考驳谊》，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4页。

⑯：王保德《<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文坛》124-129期，1970年10月-1971年3月。

⑰：王保德《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建设》26卷8期一27卷3期，1978年卜8月。

⑱：郭沂《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论纲》，《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⑲：吕绍纲《(郭店楚墓竹简)辨疑两题》，《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院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

⑳：王世舜《略论(尚书)的研究和整理》，《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㉑：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㉒：姜广辉《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㉓：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㉔：刘建国《古文尚书伪书辨正》(上)，《先秦伪书辨正》，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㉕：郑杰文《<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之比较——兼议“伪古文<尚书>”不伪》，《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

㉖：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㉗：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1页。

㉘：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㉙：清华简《傅说之命》共有三篇，每篇最后一简背面均题有《傅说之命》，整理者根据内容分别命名为《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１—１３１页。

㉚：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２—１３４页。

㉛：陈浩：《“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以清华藏战国竹简为中心》，清华大学２０１５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１３页。

㉜：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２页。

㉝：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５２页。

㉞：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０４页。

㉟：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㊱：杜勇：《清华简〈尹诰〉与晚书〈咸有一德〉辨伪》，《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２０页。

㊲：杨柳岸：《古文〈尚书〉晚出词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㊳：李锐：《清华简〈傅说之命〉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７０页。

㊴：虞万里：《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史林》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㊵：杨善群说：“清华简《尹诰》的发现，是《尚书》学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然而清华简整理者谓《尹诰》‘或称《咸有一德》’，把两篇不相干的篇名说成同一篇文字，从而把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指为‘伪作’。这是违背《尚书》一篇一名的通则的。西汉司马迁和东汉郑玄由于未见古文《尚书》的全貌，作出不符史实的叙述和注释，我们今天再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错误。通过对清华简《尹诰》和古文《咸有一德》篇名、时代和体例的辨析，《咸有一德》在考订历史事实、校雠古文献和研究商大臣伊尹道德风范等方面具有珍贵价值。希望清华简整理者能摆脱疑古时代‘定谳’的阴影，吸收《尚书》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见氏着《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２年第９期，第１４１页。

㊶：郑杰文在《〈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本之比较———兼议“伪古文〈尚书〉”不为》一文中说：“‘梅赜抄袭前世古籍中《尚书》引文而伪造古文《尚书》’的传统观点应重新研究；或许梅赜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传古文《尚书》的真实传本。”《孔子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９９页。

㊷：黄怀信《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所以《咸有一德》当不晚于简书所出之公元前３０５±３０年，不可能是魏晋之人伪造。如此，则《古文尚书》（不必全部）之时代，当不晚于清华简。”《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６６页。

㊸：丁鼎：《“伪〈古文尚书〉案”平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页。

首先对本题下的某个辟谣答案进行反辟谣：

看这个的意思是：“烛影斧声是真的”、“宋太宗弑兄篡位是真的”、“金匮之盟是假的”——其实这才是典型的网络公众号口径，没想到还能反咬一口。

回答中列举的几篇论文，大都是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论文，又大都在上个世纪末90年代被推翻了。我们一篇篇讲。

1. 邓广铭的观点主要是宋太祖没有遗诏传世，该说已被证伪。

邓广铭先生《宋太祖太宗授受辩》发表于1944年，在1992年他又发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重申：“从《宋史》、《长编》等书中，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任何仪式（指宣布遗诏即位等）。”

可是，王育济在1994年发表《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从《宋会要辑稿》中找到了太祖传位遗诏的全文。

从此以后，史学界基本没有再提这一论据的。

2、吴天墀、张荫麟的观点是金匮之盟是伪造，论证破绽颇多。

1941年，吴天墀先生发表《烛影斧声传疑》、张荫麟先生发表《宋太宗继统考实》，皆直指金匮之盟是伪造。

1993年，王育济发表《“金匮之盟”真伪考——对一桩学术定案的重新甄别》，香港的何冠环也发表了《“金匮之盟”真伪新考》，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吴、张二氏半个多世纪前的论证有较多不完善的地方，并且进一步提出：金匮之盟的原始版本应为“三传约”，宋太宗事后才在此基础上篡改为“独传约”。

@菜园煮酒 这个回答不知道从哪抄的三手四手公众号，还特地标黑“浙大历史系吴天墀教授”——吴老是四川大学的，他与浙大唯一的关系，是和他持类似观点的张荫麟有个学生徐规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来被合并进了浙大……这八竿子打不到的关系都能串到一起，也是没准了。

如果还有不服气的，可以先找来王育济、何冠环先生的文章批判一番，然后投稿给《历史研究》搞个大新闻——毕竟这几篇论文发表后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对手了。

（想要二位先生通信地址上门叫骂的也没问题，我可以为你牵线搭桥，送一个现场直播）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定论：先有蛋，再有鸡。

蛋（钙质结晶层）产生的那时候还不是鸡，史前生物，后来基因突变才出现了鸡。

鸡属于鸟类中的雉科，其出现的时间不过几千万年。

蛋出现的时间却已经有2亿多年了，恐龙出现后就是卵生的，距今已经有2.6亿年。

历史上第一只鸡是基因突变来的，其父辈们可以称为会下蛋的非鸡生物X（随便你怎么叫就这意思），它们下了只含突变基因的蛋，孵出了第一只鸡。

我说个好玩的，就是光绪的死

80年代史学界以后，所有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当事人的记录，全是光绪是病死了，

当时太医的医疗档案可以分析的出来：受肺结核、肝脏、心脏、 风湿等慢性病长期折磨，致使身体的免 疫力严重缺失，酿成了多系统的疾病， 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 而死亡。

一些西方人和太监宫女的回忆，也能证实这一点：他似乎陷入深度忧郁状态，反应迟钝，表情木然。

档案里也有慈禧在临终前几个月安排光绪看很多西方书籍的记录

就是所有的档案和资料，就是病死的····

坊间却一直认为是被慈禧毒死的

然后百家讲坛还有史学家把这些历史资料列举出来，说明就是病死的

毒死是野史，是大家阴谋论了··

然而，到了2006年，提取了光绪帝的头发残渣物及散落的头发，并首次提取了光绪帝的遗骨及衣物，采样严格按照规范的法医开棺检验的方法进行。证明了大量的砷曾在光绪尸体的胃部存在。

2008年，正式向外界公布《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宣告光绪帝系被砒霜毒杀。

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历史研究最头疼的问题，你得到的资料只有这些，你只能根据这些资料来推断当时的情况。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再时光机发明之前，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推理。

比如两次落水小正德，所有的资料都能推理出来就是病死的

谁知道到时候挖出来检测一下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