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其实似是而非的历史观？

我先讲个故事。

小时候，我爸爸会带我看围棋直播。有一次，双方下得都很好，黑棋尤其“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我爸和我说的。棋逢对手，悬念一直留到了最后，黑棋贴目不足，微弱劣势输了这盘。后来，我爸再和我说起这盘棋的时候，黑棋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这里过于自信”、“那里过于保守”，总之许多关键的地方，尤其是原先看来极有创造力的地方，现在都有了问题。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的爸爸是关西棋院的业余六段，至少在判断上没有问题。这种转变其实反映了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特点：知道一件事情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过程的认识。心理学上称之为hindsight bias，在历史学的讨论中，我们常常说这是“倒放历史”的问题。

考虑一个例子。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发生过很多大事，其中一件就是英国教会渐次脱离罗马教廷，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然而，当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一世继位之后，一改她的父亲和前任的政策，努力“拨乱反正”，力图让英国教会回到罗马的怀抱。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玛丽去世之后，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一直到今天英国教会都是独立于梵蒂冈的。在知道了最终的结果之后，我们很难认为玛丽的“拨乱反正”是成功的。事实上，由于她的继承者伊丽莎白一世的空前成就，以及她们二人之间经久的敌意，玛丽留给后世的形象就只能非常糟糕了——“血腥玛丽”比“玛丽一世”更加为人所知。然而，近年来历史学家在仔细爬梳玛丽朝史料之后，才渐渐得出了比较公允的看法。玛丽并不是在把一种落后的宗教强加给大步向前的英国人民，她的反正运动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也受到了相当的支持——事实上，在当时的西欧世界中是成功的。这其中的一本书是：Eamon Duffy, Fires of Faith: Catholic England under Mary Tud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后见之明”会让我们带有一种成见，以某种固有的判断来梳理历史事实——这种判断可能一开始就是错的。这进而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对历史现象选择性的漠视。

我们换一个中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唐帝国在黄巢之乱之后渐次瓦解了，最终在907年被朱梁所取代。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来梳理唐代的政治、社会史，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之后就已经雄风不再了。因之，当我们考察九世纪的进程的时候，我们会首先看到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宦官专权等等现象。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就会忽略许多同样重要的现象：中央或宫廷主导的新的政治文化的扩展，清流文人群体的兴起，文官政治向地方藩镇的渗透，等等（见

，2010）。事实上，九世纪的唐帝国依然充满活力，她的瓦解事实上有某种“突然性”（同上，另见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Center, 2014）。换而言之，对结果已然的认知会让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一些现象上，忽略另一些在当时世界中看来同样重要的事件或过程。

但有的时候，还可以更糟。我们或许会因之犯下时代错置的错误。

我们把焦点切换到中东。我们知道今天的穆斯林庶几分为两大派，逊尼派与什叶派，什叶派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先知把大业传给了他的族人、女婿阿里，之后继承权又会传给先知的亲外孙、阿里的儿子侯赛因，侯赛因和他的族人在公元680年被残忍的杀死了，在后来的记忆中，这标志着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决裂。因为我们知道八世纪以后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野，同时又因为宗教历史书写固有的一些特点，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很多观念在七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685年的时候，阿里的另一个儿子al-Hanafiyya就被推举为领袖。他并不是先知的外孙，是阿里和另一个女人生的。但是没有关系。当时的阿拉伯社会还保有许多父系、部落制下的观念，是阿里的儿子就好。这和后来什叶派界定的观念就有很大的不同。要透过后来教派分离之后形成的史料，追索许多早期的观念，实在是一种知识“考古学”的工作，Jonathan Berkey如是说——见The Formation of Islam.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Near East 6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3 （另见： Hugh Kennedy, 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 London: Pearson, 2004; 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观念的变化总是很微妙的，后段的观念认为之前一定就有了，有时就会出纰漏。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物的脸谱化或平面化。我们知道一个人后来的选择或成就，我们就认为他或她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这样的人，他或她的经历都被解释为向那个目标迈进。我们经常看到三国爱好者笔下的曹操或司马懿生下来就是篡位积极分子，仿佛整个人生都在为篡位做准备。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哲学史人物的梳理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会注意到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批评。于是我们认为存在两个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和《哲学研究》的维特根斯坦，而这之间，他的思想都可以发放在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脉络下看。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对“前期”与“转变期”的理解，很大意义上成了“后期”的投射，我们关注一个“坏”的、“带有形而上学残余”的维特根斯坦如何变“好”了、“彻底克服形而上学”的维特根斯坦，这使我们对他的作品产生了许多的误读。事实上，分割前后维特根斯坦的取径本身就有问题，学界不断修正的过程，我们可以读Rupert Read & Matthew A. Lavery, eds., Beyond The Tractatus Wars: The New Wittgenstein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2011，也可以参考Oskari Kuusela & Marie McGi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tgenste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的有关章节。

更进一步说，除了关乎史实的错误以外，常常，我们还会把历史纳入宏大叙事的框架，以一种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仿佛历史就是在向一个特定的目的奋勇前进。于是，许多观念——民族国家、进步等等——会融合在一起，把历史组织成一个特定的样子。

Christopher Wickham说，许多许多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都习惯把早期中世纪看做现代欧洲形成的时期。所以他们写了很多的书，题目就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比如“法国的诞生”之类的。他们觉得，法国既然现在是一个民族国家，其萌芽一定是在很久的以前就种下了。于是他们会不断的上溯，到加洛林时期甚至墨洛温时期。事实上，在Wickham看来，我们并没有材料因而也没有理由认为在1000年左右的时候，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就已经在西欧普遍存在了，一个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发展的过程是不存在的。彼时，也许，在拜占庭存在着某种较强的“国族认同”，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任何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而，历史学家也就倾向于将之忽略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选择性漠视的问题。（Christopher Wickham, The Inheritance of Rom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 London: Penguin, 2009, pp.4-6.另见Christopher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些错误的观念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倒放历史、选择性的漠视、人物平面化脸谱化、宏大叙事、目的论的历史观，以及因之而产生时代错置，等等。家族相似似乎是一个有用的标签。

我自己进入历史系已经有两年多了——如果旁听的时间也算的话。对于新生而言，如果克服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是一种基本训练，被反复强调。然而，在具体问题的拿捏上，又会非常困难。史学家也经常陷入分歧，以上介绍的观点也都只是一家之言。毕竟，作为历史的学习者，我们势必已经知道结果了，我们不可能不把结果纳入我们的思考，而我们的解释，最终也必须与结果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我们的历史书写，不能只是一些彼此无关的事件的大杂烩。幸而，近年来，许多优秀的作品做了许多尝试，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我无法对他们的学术取径、观察与结论做出判断，但我认为他们在叙事上都有某种突破。

上引Wickham (2009) 是一本带给人很多震撼与感动的书。他在讲述400到1000年的欧洲史的时候，努力避免对任何宏大的过程的描述。每一章，他都以一个当时的场景、事件为开始。初读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感到一种冲击——如罗马世界的暴力，甚至会感到很难理解这件事的本末——如七世纪地方教会的改选。但是他随即告诉我们，这恰恰提醒我们，当时的世界、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与今天，甚至与之前之后的世界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些事情，就他所呈现给我们的样子而言，期间又有许多史料累层叠加的因素。并没有一种无形的宏大的力量把这些时间缀连在一起，呈现一幅连贯的画面——只有对它们有了就其所是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归纳出一些一般特点，就如全书在结论中做的那样。

一本更加容易读的书是Stephen R.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中文本《天国之秋》也早已出版。我们不缺少对太平天国的讲述，从金田起义到南京陷落。但我们习惯于一种已有的叙事模式，即使史景迁、罗尔纲有时也不能例外：起初他们是有活力的，后来，他们腐败了堕落了，他们最终灭亡了。但这本书不是这样讲的。全书的开篇，我们被放在了1852年的香港，和西方观察者一起，和他们一样从传闻中一点点了解这场变革的进程。这般，我们和西方传教士一起，认识了洪仁玕，渐次了解了他的思想，与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追随着他的视角，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天国在江河日下，石达开的出走、南京的奢靡，这些都被一笔带过——对洪仁玕来说，这真的不那么重要，这些都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看到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视野。同时，追随当时各种西方报纸的视角，我们又渐次看到了我们的“天国”正随着当时世界的许多世界而脉动，这些事件、这些变故、以及这之后的许多观念，我们又感受到了一个个不同的人对于整个事件与世界的认识，而对于这一切洪仁玕却对之全然无知的。无须讨论必然与偶然的问题，在这些不断切换的当时人的视角中，在诗一般的结语中，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本身就在发生变化。

要之，我想题主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有许多观念，我们习以为常，却可以给我们以系统的误导。或许，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日常的阅读中，对于任何过于流畅的过程或进程，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至于一种更好的对历史的梳理、解释或叙事，或许倒没有一定之规了，但至少，作者对历史的复杂性与厚度有了经久而痛苦的思考与反刍。这里前后提到的一次演讲与十种书，就一并推荐给大家——事实上，这是我对

的“2014的十本书”的邀请的拖了许久许久 的 答卷。

在工业时代以前，普通人是无法再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在中国，这个时间的分界线可以划到1949年。

我们读史书，觉得先秦就是百家争鸣，两汉就是开疆拓土，汉末三国就是英雄辈出，魏晋就是士人风骨，唐代就是万国来朝，两宋就是文化繁荣，民国就是大师辈出。但是无论是百家争鸣或是魏晋风骨，还是大师辈出，这都和整个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无关，和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无关。他们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就是这么默默地生存，默默地死去，史家和文人都不在乎他们的生老病死，不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在乎他们的一切。

所以我们读到的历史，从来都是上流社会的历史；很多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古代，只是中国古代的上流社会；我们眼中的古人，也只是古代的上等人。准确的说，是士绅阶层。

而且正因如此，我们在读史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情感代入写史的人，代入史书记载的那个阶层。所以我们看到明末流寇杀地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流寇好坏啊，人家地主一家人好好地为什么要杀人家呢？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起兵的那个人可能一家四口都被地主逼死。

很多人幻想穿越，但是要知道，你穿越到北宋，不一定是名门望族的嫡长子，很可能只是流民图里面一个快饿死的普通人；你穿越会民国，也不一定是孔二小姐party上的嘉宾，更可能是黄泛区一个房子被淹没的灾民。

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原来令人疑惑的历史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主要是那些“为啥古代跟现代不一样”的问题。其实不是古代跟现代不一样，是平民跟贵族不一样。有人觉得古代的衣服比现代好看，那是因为你只知道深衣曲裾和大羽华裳，不知道绝大多数人的短褐穿结。有人觉得古代的房子比现代的好看，那是因为你只知道飞檐斗拱，不知道绝大多数人住的都是土坯草房。有人觉得古代人的名字比现代人的好听，那是因为你只知道纳兰容若和曹雪芹，不知道绝大多数人叫朱重八和陈四九。好多人觉得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下子就没文化了，其实不是土共没文化，是土共把这些没文化的人当成人了。这是庶民的胜利，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