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

张铁生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没交白卷·······

反而是07年的高考生吉剑交的白卷

而且靠6分还是他说：我这几天都在忙着抢干农活，没时间复习，就不瞎写耽误改卷老师的时间了·····

不是口口相传的白卷英雄

小时候看过一本书，是少年犯的回忆录，

少年犯们在少管所里写回忆，大部分都说是受到了曼娜回忆录和白卷英雄的错误影响才走上错误的道路

后来我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这时间也对不上啊

而我对张铁生改观，是当时大学生村官的事儿

当时大学生可以去当村官，服役三年后仍然可以算应届生，也就是给了大学生三年的时间

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干活天天复习的，都考上了，天天工作的，没时间学习，反而考不上

张铁生时候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大家都在下乡干活，辛辛苦苦怕误了农时的，没时间看书，不怎么干活天天看书的，反而考上了

摊手，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说一个著名演讲稿的历史翻译错误，也就是大革命时期丹东的这篇著名演说

说一下背景，在八月十日推翻王政事件后，大革命将“夸张”的文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民众、党派、甚至著名的革命家都时刻为无所不在的“阴谋”所困扰，但到底是谁在策划阴谋，有谁在实施 阴谋，他们谁也搞不清楚也说不明白。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或者对随时会降临的危难充满着强烈的恐惧感，或者利用这种恐惧感来界定大革命的各种对立面，来自我认定敌人。

为了防患于未然，立法议会也采取了行动。8月26日，议会颁布决议，宣布将未宣誓的教士驱逐处境； 8月28日，议会又通过《搜查法令》，授权地方政府搜捕反革命的“嫌疑分子”。

9月2日一早，又传来凡尔登被反法同盟包围的消息，整个巴黎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人们惊慌失措，反革命准备屠杀爱国者的小道消息不翼而飞，到处流传。下午2点，丹东突然出现在立法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人民的一部分将奔赴边境，另一些人将挖掘战壕，第三部分人将手持长矛在内部保卫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要求你们任命一些特派员来协助我们引导这场崇高的人民运动，我们要求无论什么人，凡是拒绝服役或放下武器的将处以死刑。我们要求对公民下达指令以领导他们的运动，我们要求向各省派出信使告知你们将颁布的决议。将要鸣响的钟声并不是警报的信号，而是对祖国敌人的冲锋号。先生们，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大胆（audace）、再大胆，始终大胆，祖国才能得救。”^[1]

丹东的这段演讲为我们所熟知，在于它对法国革命面临的危难局势确实产生了作用。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中文译本都将丹东所使用的audace一词翻译为“勇敢”。Audace也确实有“勇敢”、“果断”、“大胆”的含义。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大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audace一词几乎全部都用于贬义，都是与反革命、叛徒、暴君、敌人的言行相联系，即鲁莽、无礼、厚颜、放肆。

例如：罗伯斯庇尔在8月16日指责“阿登省政府已经狂妄地通过一个决定，反对国民议会的决议（le directoire du département des Ardennes a eu l'audace de faire un arrêté contre un décre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2]“宣布祖国在危急中会增长敌人的鲁莽（La déclaration de la patrie en danger augmente l'audace de ses ennemis）。”^[3]“敌人的军队在法兰西的国土上肆意地推进（Les armées ennemies s'avançaient avec audace su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4]这一类表达也比比皆是。正因为audace在那个时代的本义如此，在1793年12月3日（共和元年霜月13日）的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上，提翁维尔的梅林就以丹东这段演讲来指责丹东：“以‘大胆、大胆、再大胆’这样的措辞来拯救共和国，这就是丹东！”^[5]

多提一嘴——那么，究竟应该“大胆”到什么程度呢？言者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听者却心领神会。8月19日，一贯坚持使用暴力的马拉就建议屠杀囚徒。他在《人民之友》中写道：“人民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应该做出的最后的也是最有效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携带武器去阿贝耶监狱，清空那里的叛徒，尤其是瑞士军官和他们的同谋者，用剑刺死他们。想要起诉他们是多么地荒唐！就该这么办。你们已经从他们对抗祖国的手中夺取了武器，你们已经屠杀了士兵，为什么要宽容那些罪恶更深重的军官？”^[6]8月27日，他又告诫志愿军：“在奔赴前线之前，请完成这个约定：应该保证不在我们身后留下任何危险、任何叛徒、任何阴谋家。”^[7]恩格斯在评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认为，这些恐怖的措施既不属于革命的手段，也不是革命的目的，更不是革命的必然。他指出：“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理解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统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本身感到恐惧的那些人的统治。恐怖多半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畏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8]我们知道，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是1793年恐怖的预演，正是制造“九月大屠杀”的同一批人推行了1793到1794年的恐怖。

参考

1. ^ P.-J.-B.Buchez et P.-C.Roux.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T.17,p.347.
2. ^ P.-J.-B.Buchez et P.-C.Roux.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T.17,p.178.
3. ^ Jérôme Mavidal.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Première série,T.47.p.519.
4. ^ Jérôme Mavidal.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Première série,T.53.p.39.
5. ^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T.18,p.586.
6. ^ Jean-Pau Marat,L’Ami du peuple, N° 680,le 19 août 1792,p.7.
7. ^ Journal des débats et de la correspondance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 N° 255.le 29 août 1792.p.3.
8.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 3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6 页。

现代拉美的问题源于殖民地时期的专制/封建？

　　正确答案是，都不对。

　　恰恰相反，如果殖民地时期的拉美真的专制，或者真的封建，后来的路可能都会好走很多。

　　换言之，现代拉美的问题，部分是因为殖民地时期以来的政治体制，既不够专制，也不够封建，而是一种权威和权力分离的混合态，这种状态叫做“弱绝对主义”（Weak Absolutism）。

（一）弱绝对主义：既非专制，又非封建

　　“拉丁美洲的失败源于殖民地时期的专制”这一说法，在19世纪的新教徒知识分子当中十分流行，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1801年执政）。亚当斯曾说，“在西语美洲施行民主，比在飞禽走兽中实现民主还要困难”。“专制论”的基本观点是，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的专制统治，使得拉丁美洲人民缺乏自治的实践和能力，从而导致拉美各国独立后长期陷入混乱和虚弱状态。

　　“专制论”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但是在之后几个世纪依然大有市场，现在有很多人文社科类的文章仍然在复读这一观点。在指出它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个流行的观点，也就是“封建论”。

　　“封建论”是19-20世纪社会科学当中，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思想的产物。“封建论”的基本观点是，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把本土的封建主义移植到了拉丁美洲，使得拉美充斥着大量拥地自重的领主，这一封建地主阶层严重阻碍了独立后拉美各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

　　在当下的不少讨论乃至论文当中，复读“封建论”也是大有人在。的确，把“专制论”或者“封建论”分别单独拿出来看，似乎都言之成理，有一定解释力。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看，问题就浮现了出来：

　　如果君主专制是真，地方领主怎能大行其道？但如果封建主义是真，又为什么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

　　事实上，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到现在，拉丁美洲的状态都不是“专制”或者“封建”，而是“弱绝对主义”。

　　弱绝对主义的核心要义包含在一句拉美谚语当中，“我服从但我不执行”（Obedezco pero no cumplo）。据说，这句话出自首任新西班牙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1535-1550年在职）。1542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新法》（The New Laws），要求墨西哥和秘鲁各地保护原住民的权益，但门多萨深知施行法律可能会导致委托监护主的大规模反叛，于是留下了上面那句名言。

　　用学术语言来解释弱绝对主义，就是中央掌握几乎所有权威，但只有少量权力，同时地方掌握大量权力，却基本没有权威。

　　无论是“专制”还是“封建”，都不能描述这种状态，因为它们的内在假设都是，权力和权威是统一的。在“专制”体制当中，权威和实际权力都归于中央；在“封建”体制当中，权威和实际权力都归于地方。然而在弱绝对主义政体当中，权威和权力是分离的。

（二）弱绝对主义的产生：权威和权力的割裂

　　1492年，当哥伦布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以从西班牙的帕洛斯港出发向西航行时，兔死狐烹对他来说就已经是无法避免的宿命。西班牙的君主们绝不会允许新大陆出现封建主，整个美洲都必须直接服从于天主教国王的权威。

　　在1550年前的征服岁月当中，以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代表的军事冒险家们无不渴望封土列候，然而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所有地方领主都逐渐被王室委任的官僚取代，那些对此不满而发动反叛的人，例如科尔特斯的儿子们和皮萨罗的弟弟们，最终都被王室派出军队剿灭。到1580年左右，随着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总督（1569-1581年在职，绰号“秘鲁的梭伦”）改革的完成，美洲不再有任何合法的世袭封建主，官僚机构名义上直属于国王。

　　除了行政机构之外，教会和商业也必须完全服从国王的权威。西班牙国王逼迫罗马让步，掌握了美洲所有主教的叙任权，同时设置了塞维利亚招商局，这是美洲贸易的唯一垄断机构。

　　然而问题在于，名义上权威的统一不代表实际上权力的统一。大地产主虽然没有名义，但是依然是殖民地社会的实权人物；官僚机构虽然名义上唯国王马首是瞻，但是它的组织其实不但混乱，而且孱弱，许多指令都无法执行，还充斥着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塞维利亚名义上垄断着所有贸易，但是走私猖獗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整座城市都靠走私养活；地方教会和本土商人名义上没有权力，但是总督和西班牙商人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够统治和获利。

　　当代拉美史研究非常强调殖民地时期拉美的自主性，就是一种舍名求实的结果：西班牙国王的权威如日中天，但几乎落不到美洲的大地上。17世纪末，正是出于对这种状况的憎恶，西班牙宫廷的亲法派把波旁王朝迎进了马德里，希望新王室能够以法国路易十四的模式来改造西班牙。

　　有的文章把弱绝对主义说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独有特征，这其实不太公平。哈布斯堡王朝也好，波旁王朝也罢，事实上都在一以贯之地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也都没有成功改变弱绝对主义的面貌。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奥利瓦雷斯伯爵命令葡萄牙贵族剿灭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就是想要一石二鸟，把整个伊比利亚整合起来，只不过结局是两头受挫。波旁王朝的菲利普五世直接用军队征服了不听话的巴塞罗那，还取缔了当地的议会和加泰语的合法地位。在西班牙推进绝对主义的同时，波旁王朝也开始改革美洲的教会、军队和官僚机构，试图让中央权威真正统摄地方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波旁改革也被称为“美洲的再征服”。

　　然而，这场再征服也引发了社会危机，西班牙王室要求美洲本土精英交出权力，却拒绝分享权威。1808年，当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西班牙时，美洲的精英们就决心与本土分道扬镳了。回想1596年时，英法荷的联合封锁导致美洲和西班牙隔绝联系近两年，却没有任何事端；1701年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本土出现两个君主，而殖民地依然太平如初。美洲殖民地之所以经不住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就是因为对弱绝对主义的体制改造让它处于紧张和脆弱的状态。

（三）弱绝对主义的后果：草莽与朝堂

　　以上内容没有任何责怪拉丁美洲国家的意思，并不是说“本来再坚持一下，拉美就可以过渡到有效的集权体制了”。相反，应该受指责的是西班牙，它是弱绝对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它对弱绝对主义的改造也是失败的，不仅在18世纪的美洲如此，在19-20世纪的本土同样如此。没有理由认为拉美继续做殖民地就可以摆脱弱绝对主义，因为西班牙自己就无法摆脱弱绝对主义。19世纪中叶的军人政府也好，波旁复辟时期的文官政府也罢，再或者是里维拉和佛朗哥的独裁政权，都试图用集权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然而都没有成功。1976年后的西班牙通过多元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仍然长期受到央地矛盾困扰。

　　回过头来看拉美，1880年之前拉丁美洲的长期政治动荡正是弱绝对主义瓦解的直接后果。驱逐王室之后，各个共和国的政治权威陷入了真空状态，拥有资源的各个社会势力，特别是军人地主，试图通过武力夺取权力，塑造权威。墨西哥独立后的许多政治家，包括工业家卢卡斯.阿莱曼都想通过君主制来重建秩序，但君主制在美洲是缺乏社会基础的，因为美洲压根就没有一个有权威的贵族阶层，只有一群垄断了土地和暴力资源的豪强。到1880年左右，拉美各国终于普遍建立起了秩序。然而从政治制度上看，这是一场弱绝对主义的复辟：宪法里的政府处处无所不能，现实里的政府时时有所不逮。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弱绝对主义可能是最难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体制。

　　对于传统的“专制”国家，或曰强绝对主义国家而言，虽然行动迟缓笨重，但是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现代化的保障。例如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中国。

　　对于传统的“封建”国家，或曰缺乏绝对主义的国家而言，虽然一时缺乏能力，但是有丰富的多元传统用于创建新的政治结构。例如德意志邦联、北美十三州和德川日本。

　　然而对于权威和权力分离的弱绝对主义国家而言，它必须同时面对以上两者的弱点，又没有以上两者的优势。

　　在20-21世纪，弱绝对主义国家的特征就是政府与半地下力量的“共治”。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唯一合法提供者，却又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保证公共产品的供应。此时，一些通过庇护网络形成的半地下力量（“黑社会”）就会出现填补空白。

　　最戏剧化的例子是南意大利。

　　南意大利和拉美一样，长期处于“专制”和“封建”的论争漩涡当中，然而真正的症结在于弱绝对主义传统。在15-19世纪，南意大利要么是受到西班牙的统治，要么是被一个西班牙式的朝廷统治。当南北意大利在1861年终于统一的时候，两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传统已经判若两国。北方工业家满足于同南方庄园主的合作，也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形形色色的黑手党长了出来。

　　1920年代，法西斯政府下令消灭所有黑手党。墨索里尼如同一个在厨房里挥舞着大号拖鞋的主妇，一时间让西西里的蟑螂横尸遍野，无影无踪。然而二战结束之后，黑手党很快若无其事一般卷土重来。

　　在墨西哥、哥伦比亚或者巴西，即使是最强大的黑帮也不敢正面挑战国家的权威。只要政府下定决心，随便哪个黑帮就一定会被毁灭。但是不管政府下多大的决心，也无法消灭本国所有黑帮。

　　这就是现代拉美许多问题的根源。

　　从19世纪以来，拉美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制度建设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双向的，其一是自下而上的权力集中，提升国家能力；其二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放松，实现地方组织的制度化。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两个方向不可偏废，也都不容易推进。

　　历史包袱不仅有轻重之分，还有单肩挑和双肩挑之分。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奇葩国家，把人家的包袱接过来试试，你跺你也麻。

想起来一个老月经问题：“封建社会”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了这么一个概念：封建社会是以拥有土地的地主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进行剥削和统治为主要形式的帝制社会，我国封建社会在清末终结。

这概念听起来挺不错，也信了好多年。结果，十年以后居然发现，“封建”一词已经被学术界逐渐抛弃，不再用于形容清朝之前的两千年，而且，根本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抛弃了，这实在有点毁三观。

现在我们知道，“封建”一词在中国古代就有，是“封建亲戚、已藩屏周”之意；近代的“封建主义”译自欧洲的“feudalism”，核心内容也是等级体系下的分封/采邑（“封”不一定来自王权，也可以来自教权）。通俗地说，“封建”就是领袖把土地分给领主，让他们来管理土地的间接统治体系，中央集权下靠流官和乡绅管理的形式严格来说根本不能叫封建。

从这个角度说，典型的“封建”在周朝后就结束了，最早把欧洲的“feudalism”和中国进行比较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也都秉承着“封建”=“分封”，中国的“封建”止于周朝的思想。后面的两千年应该怎么说，则从来是个难题。一开始“封建”的概念是很局限的，把封建概念泛化到大尺度的古代史，实际上是20世纪30年代史学界大论战的产物。

论战肇始于郭沫若把秦以下称为封建社会，这引起了广泛和激烈的争论，最后以他为代表的左派学者取得了胜利。1939年教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这也成了论战的阶段性终结，并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一直沿用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人巴望着把原本很局限的封建概念往整个古代拓展，结合历史背景我们不难理解。当时处在一个叵需改变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紧迫阶段，把想要打倒的旧社会用一个普适性名词来概括，以便言简意赅地对其切割，为革命提供简明的符号，是很多学者所希望的。管他什么词，只要能把帽子往“地主用土地剥削农民”的体制身上套，那都可以拿来用。作为舶来词“feudalism”就被盯上了。

恰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力很大，马恩把“feudalism”作为“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先导阶段，后者是相对于前者的历史进步，那么“feudalism”在中国学者看来就具有象征地主-农民体系的旧社会的情绪贬义，而列宁又把中国近代社会定性为“feudalism”的社会，左派学者们就自然想到把这个词作为“帝制、皇权、地主”这些“腐朽落后的旧乐色”的代言人，把古代一概用“feudalism”去概括，并直接采用了日本人提出的“封建”翻译。

教员在上述文章中为“封建社会”提出了四个特征，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阶级占有大部分土地、掌握土地的人靠剥削农民过活、保护这种体制的政权是封建国家。可见，他认为“封建”是“小农经济下地主掌握土地以禁锢并剥削农民”的体制，和是否分封诸侯藩王领主无关，这毫无疑问和欧洲人的“feudalism”完全不同。本质上这是一种为以推翻地主为目标的革命服务的政治话语，具有强烈的实用意图。

到了和平年代，革命早已胜利多年，这一实用意图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教员去世以后，对“封建”概念的反思也逐渐在学术界出现了。70年代末学界开始探讨古史分期问题，结果对于古代什么时候是封建的起点根本就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80年代何新指出斯大林的“五段论”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是机械教条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90年代冯天瑜认为把秦至清简单粗暴列为封建社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等等。

截止今天，学界主流思想是不再把古史囫囵吞枣一概称为“封建社会”而主张进行内部分期，当然究竟应该怎么分，并无共识。

………………………………………………

有人肯定会说，虽然“封建”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不符合英文词源原意，但长期以来约定俗成下已经普遍用于称呼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帝制社会，不必以别人为标准，自己看着懂就行了。

听起来有道理，但问题马上来了：清朝之前的两千年社会，无论从东周还是秦朝开始算，真的能用一个专有概念来精确标注吗？如果可以，那你继续用封建也无所谓，自己懂得意思就行，但如果不可以呢？如果这个词并不能精准表达历史，很容易导致概念误解呢？

既然很多人喜欢习惯地把农业经济下地主统治农民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那马上涉及到一个灵魂之问：什么是地主？

顾名思义，地主就是掌握“需要别人来耕种的土地”的人，与自己耕作的自耕农形成对比。地主对所属的土地拥有权力，这种权力体现在佃农只有使用权，而没有买卖权，对土地产品的分配也是地主说了算。

理想状况下，最高统治者都希望天下只有我一个地主，全国的土地和其产品都归我分配和征税，所有农业人员都是只有资格使用土地而不能任意买卖它们的农民。但由于技术和财政的不足，古代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往往需要靠贵族、领主进行地方统治，就算是君主专制达到鼎盛、豪门被大幅拆解的明清两朝，皇权依然高度依赖缙绅统治基层，只不过不存在诸侯、世家这些足以影响皇权的大势力罢了。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乡”、“乡贤政治”。

但如果统治者有能力把行政机构下达到村，可以把所有土地归于中央统一控制，那么地方上原有的大小地主乃至富农就可以被消灭，农民相当于直接隶属于统治者，可以使用土地，但没有资格买卖，并需要向统治者交纳赋税。这样的社会形态，如果其人口依然以农民为主，那么和古代社会有区别吗？没有，只是把无数个地主变成一个地主。

理论上，这是地主-农民二元社会下专制统治的终极形态，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内耗减轻了，效率明显提高，比如朱元璋同志的后半生就在呕心沥血地办这件事，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彻底完成，但确实把进度条推进了很多。而这一进度条是在清朝完结的吗？显然不是的。当它达到终极形态以后，就具备了完成原始积累并向工业化的资本社会跃迁的可能。

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30年代论战的结果，把“封建主义”定义为“地主统治农民的农业体系”，那么清并非这一体系的终点；如果你想按照欧洲人的原教旨观点在定义“封建”，那么过去两千年符合条件的时间并不长。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没法把这段时间统统扣上封建的帽子。

………………………………………………

既然这个帽子扣得并不合适，为什么还要用，哪怕现在学界已经逐渐否决了，书上还是把秦朝称为大一统“封建”王朝？

我们要理解特定的历史需要。把清之前的古代史统统归到“封建”中去，是有用处的。

一是如前所述，有助于明确革命对象，提高革命号召力；二则强调“帝制”和“封建”的相关性，把“地主-农民二元统治”和家天下的帝制完全挂钩（实际上从经济角度这并非必要条件），就可以把上述统治模式终结的时间提前，为后续历史的定义提供空间。当然后者就比较隐晦了。

这也是science和politics无法脱钩的典型例证。

西周最后一位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 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 · 周本纪》

但是这个故事大概率是编造出来的，西周也并不是因此而亡：

1. 西周都城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距离最近的诸侯国是今天山西一带的晋国，都城位于今天山西的侯马市，距西安300多公里。依当时的路况，晋国率兵到西安粗略计算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远一点的齐国，都城位于今天的山东淄博，距西安1000多公里，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抵达西安。所以诸侯国并不能几乎同时的抵达褒姒面前。
2. 烽火传讯的通信方式是在战国末期才开始流行的，并不是在西周时期。
3. 在史记之前的史书以及战国《清华简》上，也都没有烽火戏诸侯的相关记载。

2012年初，北京清华大学整理获赠的战国竹简（“清华简”）时，发现竹简上的记述与“烽火戏诸侯”相左。清华简记载，周幽王主动进攻原来的申后外家申国，申侯联络戎族打败周王，西周才因而灭亡。且竹简上并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称，史学界就此可以断定烽火戏诸侯并非西周灭亡的原因，甚至可以断定这个故事根本就是编造。

蒋介石为反对台独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片面之论。

在当今舆论界比较开放的状态之下，一些学者教授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颠倒黑白，为蒋介石、张作霖、马步芳、刘文彩之流翻案洗白，更有甚者，为汉奸国贼汪精卫、韩德勤之流洗白。而很多人“国粉”“蒋吹”不明事理，在下面疯狂跟帖，导致此类说法越传越广。其中，讨论最为激烈的，便是蒋介石为反对台独做出了巨大贡献。一般认定此说法的“第三类国粉”观点如下：

1.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以共产党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1950年6月28日，蒋介石授权叶公超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虽然接受美国的防御计划，但是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2. 蒋介石还令台湾当局相关负责人和媒体发表谈话或刊发文章, 揭露和谴责日本政府及其右翼政客支持“台独”、制造“两个中国”之行径。例如:“日本政治家正在策划采取两个中国政策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坚持‘一个中国’之立场’” (1963年5月) ;我们绝不承认任何以“两个中国”为对象的安排 (1964 年4 月；“我们难以接受两个中国或是与此类似的观点” (1964年7月)，云云。
3. 陈仪赴任前, 蒋介石曾多次叮嘱他对“台独”组织及其活动严加防范、坚决打击。陈仪衔命赴台后对这起“台独”案件进行了全力侦破和严厉审判。1946年初, 逮捕了林熊祥等五名“台湾自治委员会”的主要嫌犯。翌年7月29日, 台北战犯军事法庭不仅对勾结日本人“共同阴谋破坏国体, 窃据国土, 使台湾独立”的五名台湾人嫌犯做出判决, 而且揭露和谴责了中宫牾郎等日本人“不甘投降, 阴谋假名自治, 窃据台土”。
4. 蒋介石在“国父纪念日”发表演讲, 质疑新西兰提案, 痛斥“两个中国”的谬论。强调大陆、台湾均“中华民国”的领土, 不容任何人割裂。台澎是我领土, 大陆必须收复, 曲解台湾地位者显然别有用心, 所谓“两个中国”尤其“荒谬绝伦”。
5. 1955年2月8日, 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 驳斥“两个中国”和“台湾地位未定论”, 揭露这种说法“显然是别有阴谋”。2月24日, 蒋介石在记者会上痛斥“‘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 之后又重申“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 骨肉相关, 休戚与共!”，云云。
6. 李松林说：“国共两党内战导致海峡两岸天各一方，而国民党、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出于反共需要而鼓吹“反攻大陆”又加剧了两岸之间的隔绝;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台湾事务、分裂中国导致台湾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国民党蒋介石的行为在客观上为外国分裂势力制造“两个中国”与“台独"分子搞“台独”提供了可乘之机，但在主观上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主张中国统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共两党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相互为敌，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但在民族大义上两觉始终坚持-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台独”的严正立场，特别是在“两蒋” 划期尤为突出，致使两岸和平发展与统一的可能性得以维系。”
7. 蒋介石说：“谁搞台独我搞谁的脑袋”。

大家想一想，蒋介石（或者说国民党政府）统治了台湾省多少年，从1949年蒋介石溃逃倒台湾省算起，到了蒋介石1975年去世，蒋介石统治台湾省怎么算也得是26年的时间啊（这还不包括后来严家淦和蒋经国统治台湾省），就说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2020年7月30日）、陈水扁（1950年10月12日生）二人，不难发现，二人的主要活动时间都是蒋家王朝时期啊，这两个台独分子跟蒋介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台独问题全怪帝国主义太坏，台独野心家太鸡贼？蒋介石作为台湾的统治者，需要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负责。哦，台独问题的现状，和蒋介石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 “台独”思想，二战结束前就存在，但逐渐发展和壮大，确实是在二战以后。而你境外势力干预，有的，但是请注意，现在台独思想泛滥，蒋介石毫无疑问就是罪魁祸首。就算有境外势力干预，也是因为蒋介石让他们有机可乘。二二八是怎么回事？“本省人”和“外省人”是怎么回事？江南案是怎么回事？美丽岛是怎么回事？没有蒋介石，台独会泛滥吗？

所以，“反对台独”并不能为蒋介石增添任何功迹。大家要明白，蒋介石反台独不是出于什么民族主义，就是为了维护政治利益而已。他想以台湾为基地反攻大陆，而台独分子想让台湾独立，台湾一旦独立，他反攻大陆的基地也就没了，他当然反对台独了。如果蒋介石搞了一个“台湾共和国”出来，那么他的“反攻大陆”就算是侵略了，而搞了“两个中国”出来，攻打大陆也算是入侵他国领土，他的“戡乱动员”就没有了理由。

因为台独这个巫蛊就是蒋介石导致的。本来台湾光复，台湾人民对国民政府的认可度不是香港回归的时候可比的，然而没过多久，台湾人民就发现蒋介石连日本总督都不如，越发憎恨蒋介石。台湾光复后，国民党不但在台湾大搞白色恐怖，还大搞身份歧视政策，将台湾的居民分为“本省人”（1945年以前的台湾本土居民）和“外省人”（1945年以后大陆前往台湾省的居民），在各种社会政策大幅优待“外省人”，大肆歧视“本省人”，造成本省人和外省人尖锐对立，本省人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二二八也就不可避免了。

而蒋介石溃败以后，在台湾除了“反攻大陆”教育之外，还大搞特搞个人崇拜。蒋介石的雕像遍布各地，蒋介石在台湾有四万多个雕像，足以说明问题。还有“太阳节”，是蒋经国规定每年蒋介石生日为蒋介石祝寿的节日。他说：“为什么把‘领袖’生日定为‘太阳节’？就是领袖如同太阳一般，普照万物。人类没有太阳，就没有一切。”蒋经国命当时三青团江西支团机关杂志《江西青年》主编汤某写了一首“太阳节歌”：“今天是总裁的诞辰，全世界都在跳舞欢欣。我们要以无限的热忱和祟敬，虔诚地庆祝这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褓姆，这人类的救星。他老人家左手护卫着同胞，右手抵挡着敌人，辛勤地培育着民族的生命。即使写下千百个伟大，也比不上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只有他，才称得土古今的完人！”在大陆的时候，蒋介石干这件事毫不逊色于在台湾干的事情。想当年中正式步枪、中正剑、中正路（鉴于鄙人孤陋寡闻，余从未听说过大陆何处曾经叫过“泽东路”、“润之路”“泽东机场”的，也从未听说过毛泽东的雕像遍布校园）……还有那个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原来叫做中正国际机场，这个原因不必我多解释了吧。蒋介石在台湾的不得人心的政治统治让台湾人民越发憎恨蒋家王朝，再加上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台湾人对国民党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对中国的认同度也是越来越低，所以，台独的发展壮大和蒋介石六七十年代在台湾搞的个人崇拜并非一点关系都没有。

到了八十年代，岛内民主运动高涨，然而由于国民党的治理水平还停留黑社会的监视、绑架、暗杀，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相继爆发了以“美丽岛”为代表的多起严重事件，再加上江南案等一系列丑闻，导致国民党越来越不得岛内民心。从那时起，“台独”由“地下思想”逐渐浮上水面，影响力越来越大。李登辉上台，代表着“台独”思想正式“登堂入室”。

所以，蒋介石反台独，没什么可吹的，台独能出来那是他自己导致的，反台独也不是他什么“民族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与他“反攻大陆”唱反调的人。蒋家王朝时代从未停止过“反攻大陆”的计划，直到1991年五月一日，国民党才正式宣布中止“戡乱动员时期”，结束内战状态。

相反，我们现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台独。我们越是反台独，就要越反对蒋介石，越要把蒋介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是蒋介石在台湾不得人心的统治，才导致了台独这个巫蛊，给我们的国家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背上了如此沉重的负担，说他是“人民公敌”、“民族耻辱”，不冤枉。就算在台湾，心向中国，支持统一的学者，也承认两蒋时期的错误政策是台独势力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结果蒋介石打死都想不到，对岸的大陆居然出现了国粉这样把他们的历史责任推的一干二净的人，大写的“无敌”！

而很多国粉不读书不学习不动脑壳， 对蒋家王朝和国民党的宽容度真是前所未有地高。要么论心不论迹，要么论迹不论心，只要心和迹有一方面是好的，那他就是大英雄。

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所做所为，果粉们大吹特吹他坚持统一，却丝毫不提他在台湾的反动统治如何不得人心，如何激化矛盾，为什么给了帝国主义和野心家可乘之机，好像台独势力的发展壮大和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是一朵白莲花一样。搞本外省，二二八，我不说他是台独，但说他“不把台湾人当人，统治不得民心，激化社会矛盾，给帝国主义和台独野心家递了刀子，客观上导致台独势力发展壮大”，这没冤枉他吧？还在那里混淆主观客观问题，连“主客观相统一”这一点都做到，要么只看主观动机，要么只看客观行为，为了洗蒋都可以算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的国粉不列举史料评价历史，还大说特说历史观的，两个字：“庸俗”！

大家必须明白一点的是，他作为一个对近代和当代中国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家，理应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无论他出于什么动机，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无论他的动机有多高尚，都不能为他错误的行为开脱。

关于说新中国成立后丢失领土的各种说法乃是臆断。下面列举一种。（加粗为“新中国失去的领土”）

一、外蒙古。二战胜利后外蒙要求独立，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经过谈判，1945年8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就是否独立进行公投。公投结果是97.8%的蒙古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当时国民政府派出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带观察团前往对投票进行监督，公投后国民政府承认公投结果，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并与蒙古建交。1961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当时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并没有反对。

二、海参崴。满清时期沙俄通过《北京条约》《瑷珲条约》割走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万平方公里土地，海参崴就在乌苏里江以东，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域割让给俄罗斯，白纸黑字，今天还在说这一套的，要么不读书，要么是不动脑壳，要么是二者兼有之。

三、唐努乌梁海。此地区位于外蒙北部，与中国并不接壤，外蒙开始走上独立道路后，唐努乌梁海也于1921年独立，建立图瓦共和国，并与苏联在1925年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图瓦共和国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44年图瓦共和国决定加入苏联，正式成为苏联领土，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对此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失去此领土，有沙俄苏联引诱鼓动的因素，也有中国国力衰弱无法实施有效管辖的因素。

四、长白山天池。中朝两国传统边界基本以长白山和鸭绿江为界，但是并没有明显细致的划分，也从来没有签署过边界条约，在满清时期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中国当然不可能与朝鲜平等的去谈边界问题，随后朝鲜变成日本殖民地，中国与日本冲突在即，大战一触即发，自然也不可能有闲工夫去和日本军国主义谈划分边界的事，在朝鲜建国后，双方的边界划分才有可能实现，根据双方平等友好协商，1962年中国和朝鲜政府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划分了中朝边界，对于从来没有划分过的边界进行划分。

五、缅甸江心坡。早在1927年民国期间英国就已经实际占领了此地区，英国对此进行了有效管制，1941年英国借中国抗战处境艰难，急需外援，对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有着很大仰赖的时机，以关闭公路的威胁为施压手段，于1941年6月18日与民国政府换文，确定江心坡地区归属缅甸，此次划定的边界线，史称“1941年线”。国民政府对此线是承认的，在抗战中的1942年，国军一部曾进入江心坡建立抗日基地，英国立刻提出抗议，国民政府政府随即令国军从江心坡撤出，表明对此土地属于英国。二战之后，1947年缅甸独立，英方向缅甸移交江心坡地区的行政权，对此中华民国政府也未提出异议，说明此已经不是争议土地。由此可见，这和外蒙一样，又是国民党的民国政府的责任，与共产党毫无关系。

四、中国印度边界。西边是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东边是西藏的藏南地区。

中国印度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一直由中国控制，印度从未染指过，此地是由新疆进入西藏的战略要地，中国在此修建了新藏公路，印度对此多次抗议但也无可奈何。中国印度东段边界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之南，这是英国人在1914年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划给印度的，但问题是这条线是非法的，因为当时英国人只是与西藏政府代表进行换文，西藏政府并没有授权给代表划界的权利，西藏当地政府不承认此线，至于中国的中央政府更是不知道有这条线，从来没有承认过。中国的建国与印度的独立几乎同时，本来双方关系很好，但由于边界纠纷闹的很不愉快，最后在1962年打了一仗，印度惨败，边界问题就这么一放几十年，目前西段阿克赛钦地区由中国实际控制，东段藏南地区大部分由印度实际控制，中印边界争端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但双方都没有签署边界协议，所以并不能说中国失去了藏南地区给印度，印度也不会对中国占领下的阿克赛钦地区放手不要。

五、中越海上的白龙尾岛。事实上在1887年中国与法国签署边界条约时，白龙尾岛就是在越南一侧，后来奠边府战役结束，法国战败失去了印度支那，越南分裂为北越和南越，白龙尾岛在北越一侧，中国是支持北越的，当时战争刚结束，北越政府无力顾及海岛，为避免白龙尾岛被海盗或南越侵占，中国于1955年临时占据此岛，两年后将此岛交还北越政府。

六、中越陆地边界老山法卡山者阴山，以上这些地区全部在中国境内。

“苏联逼债”一事是子虚乌有。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毛泽东在会上开始大谈自力更生问题，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最快也得10年。毛泽东说：10年太长了。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他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这样看来，不是苏联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既然跟苏联翻脸吵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毛泽东就是要争这口气，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也要将债还清。

——郑建明《“苏联逼债”传言调查》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徐焰《苏联人从未在三年困难时期“逼债”》

于是，结论就很容易得出了：即便苏联政府没有逼债，但中国在苏联宣布撤退援华专家时，决定主动偿还所欠苏联债务，必然会给世人留下、事实上也的确给世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是苏联方面施压后中国方面才被迫还债的，并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把已逐渐“修正主义”化的苏联领导人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公布于世，并让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入世人的脑海中，借以增加人们对苏联领导人的愤慨程度，进而起到转移国人对决策失误的不满情绪，达到重新凝聚人心，共同克服困难的目的。应该说，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政策目的确实是基本实现了。

——王玉贵《试析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困难的苏联因素——评苏联政府的“逼债”说》（此说系作者一家之言，主观色彩较重）

从目前公布的史料看，没有苏东国家“态度恶劣”“盛气凌人”地“逼债”这么一回事。而“苏联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向中国逼债”的说法却既不是一个“谎言”，也并非由民间开始流传。从1961年1月马特恩与周恩来的谈话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被“逼债”的感觉，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和普通工作人员真实的主观感受。在流传的说法中，只不过是用“苏联逼债”来代指“苏东逼债”罢了。

——童欣《对1960-1961年苏联向中国“逼债”一说的辨析——参考与东欧国家相关的新史料》

赫鲁晓夫在对华关系上确实犯过不少错，不尊重中国的主权是有的，“老子党”的作风是有的，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是有的。总的来说，赫鲁晓夫要为中苏关系的恶化负很大责任。但逼债一事既然是子虚乌有，就不该作为罪名扣在他的头上。

关于《尚书》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我在知乎上经常看到有人讲。

就是秦焚书后，《尚书》失传，但伏生靠着惊人的记忆力把《尚书》背了出来，才得以保存。

但这个故事是假的。

p.s.我说「伏生口授」这个故事是假的，评论区怎么有人就似乎认为我说伏生不会背《尚书》呢？会背《尚书》很难吗？我自己也会背《尚书》啊…(~_~;)

〇. 秦焚书后伏生的《尚书》哪里来的呢？

我们看较早的记载：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史记·儒林传》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史记·袁盎鼂錯列傳》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汉书·艺文志》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汉书·儒林传》
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為秦博士。及秦焚書。乃辟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行。遣晁錯往受之。《前汉纪·孝成皇帝纪》
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论衡》

无一例外说的都是：秦焚书时，伏生偷偷把《尚书》藏了起来，汉初，皇帝派晁错去找伏生学《尚书》，才找到当年的藏书。所有记载里，根本没有《尚书》原本失传，伏生靠记忆力背出来的说法。

一. 伏生靠记忆里口述《尚书》的说法是哪来的呢？

这得先简单讲讲《尚书》的流传：

汉朝的《尚书》除伏生的这部分外，还有一些出土的《尚书》篇目，是用战国古文写的，故称为「古文尚书」，其中有伏生《尚书》里没有的内容。

但魏晋之际，「古文尚书」丢了。于是有人假托孔子后人——汉儒孔安国之名，伪造了一部「古文尚书」出来。因其是伪的，我们现在叫它「伪古文尚书」。

这本伪书还有一篇像模像样的序，里面写道：

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伪古文尚书·序》

序中言之凿凿：伏生并没有《尚书》的文本，是口传的《尚书》。

可这明明和《史记》、《汉书》等记载是相悖的，怎么办？碰到这坑爹事，唐孔颖达只能强行解释说：可能伏生当时年老眼睛不好，虽然有文本但还是口传的…（算了我也编不下去了…(~_~;)

伏生壁内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者，盖伏生初实壁内得之以教齐鲁，传教既久，诵文则熟，至其末年，因其习诵，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错往受之时，不执经而口授之故也。《尚书正义》

因为当时人并不知道这本《尚书》是伪的，这本伪书后来甚至成为唐朝的「官方指定教材」，所以流毒极广。直到清初，学术界才逐渐认定这本书是伪作，但「伏生口授」这种说法也早已流传开去了。

p.s.《伪古文尚书》伪书无疑，不必翻案了。

二. 为什么《伪古文尚书·序》里要歪曲事实呢？

《伪序》中不仅说伏生并没有《尚书》的文本，还刻意强调伏生「年过九十」，其实就是让我们不由得怀疑伏生《尚书》的真实性。试想一个年过九十的老人背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背错？有没有私货？如果这么一想，就正中了《伪序》的下怀，他正是要借诋毁伏生《尚书》来凸显自己的正版。我在知乎上就见到几次用这个故事论证伏生《尚书》可靠性不强的，这正是中了「伪古文」的套。

《伪序》介绍自己来历时可就完全是另一幅嘴脸了：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伪古文尚书·序》

说自己是当年秦焚书时，孔子后人藏在屋壁中，及至汉朝被发现的那本《尚书》——可真是出身高贵啊。(￣∇￣)

「孔壁藏书」这故事是有的，但那是「真·古文尚书」的来历，跟你这「伪·古文尚书」可没半毛钱关系……

众所周知，学术不太行、又想在学术圈混饭吃的，是最喜欢自称「某某学派」，然后党同伐异的。而汉代学术圈可分为两派，一叫「今文派」，一叫「古文派」。伏生《尚书》既被划至「今文派」，《伪古文尚书》虽是伪的，但它也自居「古文派」，自然要对伏生的《尚书》大加贬损。

《伪序》中还漫不经心地点出一句：

（伏生《尚书》）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伪古文尚书·序》

说《尚书》本有百篇，但伏生《尚书》只有二十几篇。好一个「裁二十馀篇」，充分黑了一把伏生《尚书》是残缺的。又好一句「百篇之义，世莫得闻」，既表示了对伏生《尚书》遗憾，又暗示了自己这本的正统地位。

真可谓「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其实黑伏生《尚书》也并不始于此，之前就有「古文派」的人说：当年传《尚书》的时候，伏生说的齐国方言，晁错听不懂，所以是伏生跟他女儿说，再让女儿告诉晁错的，那其中不靠谱的地方可就多了，粗略估计得有百分之二三十呢：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诏定古文尚书序》

总之就是充分暗示读者，伏生《尚书》是不靠谱的。故刘起釪云：「这是后出的传奇性的附会之谈，实际是古文家贬低今文家的说法，因此不可信。」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 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 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 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 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地瓜、青菜、瓜豆、芋头 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 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髙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 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 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 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阿拉伯大军势如破竹地消灭了萨珊波斯，一举消灭了波斯本土宗教”

第二层：其实波斯本土宗教的残余势力在里海南岸一直抵抗到八世纪50年代

第三层：现在伊朗宣称还有2万名左右的拜圣火者（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差异

而且有一些不愿意改宗的波斯人移民到印度，就是现在印度的「帕西人」 的祖先

第四层：其实在里海南岸抵抗的人们很多不是信奉之前萨珊波斯的主流宗教，而是更古老的密特拉崇拜（对比波斯-印度的密特拉-弥勒）

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不是法国的1791年宪法（颁布于1791年9月），而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同年早些时间通过的五三宪法（颁布于1791年5月，编纂时间也早于法国1791年宪法）。

清宫剧里皇子管皇上叫皇阿玛。

但是皇阿玛这个称呼最早可考还是出自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他认毓喦为养子，毓喦给他磕头，喊他皇阿玛。

这是最早的皇阿玛出处，毕竟清末同治，光绪，宣统三个皇帝都没有法理上的亲爹。

没地方叫，也没必要叫。所以最后闹出来个皇阿玛来。

既然不叫皇阿玛，那皇子和皇女们都是如何称呼皇上的呢？

一般而言，有书面用语和口语两种情况。

在书面用语中还分汉语和满语两种。不过满语相对简单，一律称为“Han Ama”，而汉语则略微复杂些，标准写法为“皇父”，但有时也会用“Han Ama”的汉语音译“汗阿玛”或“罕阿玛”。

让我们来看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胤祯奏为皇父赏赐谢恩折》：“照皇父教诲，将荔枝上次应赏之众，他物臣同诸子共分食之。皇父如此遥远惦念仁赏诸项，臣何以言表……为此谨具奏闻。”在这份奏折中，胤祯称康熙为“皇父”。

而乾隆在《御制丰泽园记》中提到雍正时也使用了“皇父”这个称呼：“逮我皇父，缵承丕业，……皆预演礼于此。”

除了“皇父”外，“Han Ama“的汉语音译“罕阿玛”官方文献中也曾出现过，如道光帝给“太监苑长青藏到惇亲王府”一案的朱批上写道：

“禄喜面奉谕旨：前者召见惇亲王，朕言升平署……况罕阿玛传的透彻，嘴都说干了，竟不中用。”这里面的“罕阿玛”指的便是道光帝和惇亲王的父亲嘉庆皇帝。

可见，在清代，皇子们称呼皇上时，书面用语一般采用“皇父”或“罕阿玛”。

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如早朝、听政或是召见群臣的时候，为显示君臣有别，皇子们会和臣子一样，称呼自己的父亲为“皇上”。

但在日常生活中，皇子们对皇上的称呼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随意一些，一般直呼“阿玛”，但如果是对外人提到皇上，皇子们有时也会称呼皇上为“罕阿玛”。

反正皇阿玛这个称呼得等到溥仪在苏联西伯利亚才出现。

那为什么皇阿玛这个称呼深入人心了。

因为琼瑶啊。

琼瑶剧红遍大江南北，大家先入为主的认可这种说法。

就比如很多人认为清代皇帝女儿都是格格。还珠格格嘛，格格=公主

确实，在后金时期，大汗的女儿被称为“格格”，但并不是专称，其他贵胄之女也可被称为“格格”。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效仿明制，皇上的女儿被尊称为“公主”，自此与宗室之女区分开来。

皇后所生的嫡女为“固伦公主”，非皇后所生的庶女们则被称为“和硕公主”，分别是“天下、国家和尊贵”和“四方四角”的意思。不过，也有例外，如康熙时期的固伦荣宪公主，这位公主虽非皇后所生，但因特别受康熙宠爱而被封为了固伦公主。

而“格格”这个称呼，则成为亲王、郡王、世子、贝勒、国公等宗室之女的称呼，在受封之前，她们被统称为“格格”。

除此之外，一些宫中地位比较高的女性和亲王的低阶侍妾也会被称为“格格”，如大家比较熟悉的苏麻喇姑，康熙年间，内务府的记录中就称她为“苏麻喇额涅格格”。

苏麻喇姑是清朝孝庄文皇后的侍女，出身于普通的蒙古族牧民家庭，随孝庄陪嫁进入后金宫廷。

所以，《还珠格格》中乾隆封小燕子为还珠格格，实际上是给人家降阶了，应该是和硕还珠公主才对。

这是篇不切题的答案，过去看到网络讨论中对于占婆的误解，因此写了一点内容，同时也声明这并非熟知的历史常识。原本只是众多答案中不起眼的一个，当做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不曾想会被顶到前面，让大家一上来就看跑题的答案。我也是刚刚收到陌生人的私信表达了不满，才知道这篇答案后来被顶这么靠前。在此做个说明，也感谢各位点赞、点感谢的朋友，近期还会补充新的内容。

原答案：

我要谈的这个误区算不上熟知的历史常识，但是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有关越南或占婆的网络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越南消灭了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并且将其完全同化。

俨然一个东方的西班牙。然而事实上，占婆强大时不是伊斯兰国家，是伊斯兰国家时又早已不强大，基本奄奄一息了。越南对占婆的蚕食和征服反而刺激了占婆的伊斯兰化，而且考察越南占族的现状，可以发现越南历史上对占族的同化效果很不明显。

占婆是越南中南部南岛民族国家/部落的总称，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非中央集权国家。在典型的曼陀罗制度下，占婆国王通常具备两种职能：

1. 作为精神领袖，承担一定的宗教职能。
2. 主导一些军事掠夺行动，以获得用于再分配的战利品。

除此之外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占婆国王所不具备的。1471年越南攻灭的正是这个松散联盟，占婆政权实际上存活到了1832年。

10世纪时，伊斯兰教可能就已被阿拉伯商人传入占婆，但是其发展长期以来都很有限，仅仅局限于港口的商业阶层内小范围传播。真正大规模的改宗正是发生在1471年越南攻占毗阇耶、消灭占婆的联盟之后。

同婆罗门教紧密相关的联盟和联盟王权不复存在，占人的部分宗教活动和精神纽带也随之消失，军事失利又动摇了婆罗门教信仰。占婆的政治中心转向了穆斯林较为集中的宾童龙，改宗伊斯兰教可以获得国防、外交和商业等方面的显著利益。境外的占人难民更易受到马来人影响，从而成为穆斯林。境内外的占人和马来人联手发动对越南的反抗斗争，也吸引到大批占人改宗伊斯兰教。

我在上面这篇答案里写得更为详细。最近一个占婆一点儿破事翻来覆去地写，估计我快要招人烦了，今天就先写这些吧。

在我其他答案的评论区又发现了一种说法

占婆国王去了趟麦加，回国后改宗

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占语中，“麦加”一词既指禁寺所在地麦加，又指马来半岛的吉兰丹。这是因为吉兰丹与占婆交流往来密切，是通往麦加的重要门户。^[1]

1627—1651年在位的占婆国王蒲罗美（Po Rome）曾多次访问吉兰丹，并且皈依伊斯兰教。据占婆史料显示，此前没有一位国王是穆斯林。新补充的说法，属于这一史实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讹误。

虽然没有占婆国王到过麦加，但是在婆罗门教时期，访问恒河的倒是有一位，即中国史籍中的林邑国王敌真。《梁书》记载“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禅位于其甥。”美山碑有处碑文记载了一位“恒河王”（Gangaraja）禅位后远赴恒河的事迹，应是指敌真。^[2]

参考

1. ^ 刘志强：《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05页
2. ^ 冯承钧译著集《秦代初平南越考/占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24页

首先声明，截至目前，一切清宫剧里的礼节规矩几乎没有一样是对的。

胡乱举几个栗子，纠正大家的错误常识：

常识一：新皇帝登基要大鼓大吹，要奏丹陛大乐、中和韶乐之类的庄严音乐。

纠正：从来清代这些乐器都是“设而不作”的，拿出来好看而已，在真实位面里的皇帝登基，从来是一片寂静，唯闻零星的马蹄声和清脆的响鞭。

常识二：但凡是个官都称大人。

纠正：一般清代习惯，官至二品才叫大人。一个县令知府，是没有资格叫大人的，顶多称一声老爷。

常识三：但凡某家人门前总挂着牌匾，写着某府某宅之类。

纠正：在清代，只有寺庙道观会挂门匾，《红楼梦》的“敕造荣国府”也是杜撰的，“敕造”两字只有寺庙才用，正常人家绝不会挂着某府的牌匾，顶多是中了进士出了状元，可以挂上牌匾写着“状元第”之类，也是起着炫耀摆谱的目的，而不会标明主人姓氏。

常识四：但凡有人物出场，都要喊“某某某驾到！”或“某某到！”

纠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任何人的到访，尤其官员之间往来，必然事先通知，或递送帖子，或派人告诉，绝没有突然说一声就上场的道理，更其不可能喊出来。要喊只有一种情况，即六部堂官因满汉分置，且从来不会到齐，因此六部堂官中某一人到了，就有人喊某部某大人到！喊的目的是让部员知道长官来了，可以汇报工作了。

常识五：所有大臣觐见皇帝，说的第一句都是“臣某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还必须说：“平身”大臣才能爬起来。然后巴拉巴拉推进剧情。

纠正：以上台词完全出自戏曲，跟历史搭不上边。那么真实的皇帝召见臣子是如何的呢？首先，清代皇帝从不在老歪脖子树殿上朝，怎么也是“御门听政”而且随着皇帝的懒性越来越大（和明朝一样），御门听政连形式都不走了。在清代正常的皇帝召见臣子按如下程序：

先由外奏事处登记，再由内奏事处安排再某日第几起。皇帝吃早饭时（天色未明），桌上摆好绿头签，饭后分起召见。有合在一起（如和军机大臣一起）的，有单独的。譬如再养心殿东暖阁（皇帝召见臣子只会再偏殿或是暖阁），皇帝坐在前窗的木炕上，太监们都退出（召对期间，任何旁人都不准在场），内奏事处太监带领应召官员来到暖阁门前，掀起帘子让官员进去，太监退到殿外。这位官员进门，站着说：“臣某人恭请皇上圣安。”然后跪安、起立，走几步到皇帝面前，跪在一个红边白心的毡垫上奏对。奏对完毕，皇帝说：“你下去吧。”于是官员起来跪安，面对皇帝倒退几步，转身出门。如果在奏对时说错了话，就摘下帽子，以头碰地一下，表示承认错误。

常识六：皇帝召见几位大臣，大臣之间常常明争暗斗，甚至说起了相声。

纠正：在整个奏对期间，只能皇帝问，大臣答，问一句，答一句，大臣之间是不许相互说话的，而且说到对方时，必须说名字而不能叫某大人。

常识六：皇帝大宴的时候，一群美女出来跳舞唱歌助兴。

纠正：清初继承明代的教坊司，宫中还有女乐，后来撤销了教坊司，完全废除了女乐。宫中一切戏曲、音乐、舞蹈都没有了女人。 当然妃子就更不可能出来跳舞唱歌唱戏了。

常识七：皇上每天晚上例行公事都是吃鸡肉卷的。

纠正：实际的制度是每晚皇帝进膳时，譬如在养心殿，则各宫妃嫔们都进养心殿院的如意门到燕喜堂。写着妃嫔名号的绿头签由养心殿内殿首领太监摆在皇帝的膳桌（两层矮桌子搭起来的临时餐桌）上，皇帝翻某妃的绿头签（俗称翻牌子），首领太监就到燕喜堂叫某妃，再向其他妃嫔传散，于是其他妃嫔各自回宫，等于下班了。被叫的某妃，在这个晚上和皇帝共同生活。只有皇后一人不参加妃嫔们到燕喜堂听叫的行列。皇后除自己居住的本宫外，在养心殿范围内还有体顺堂，也是皇后的寝室。皇帝如果要和皇后共同生活，就主动到体顺堂去，不能叫她。

常识八：皇帝圣旨一定由太监传达，尖着声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纠正：有清一代，从来没有出现过太监传旨的例子。在没有电报设施的时候，传旨给外省督抚，是由军机处交给兵部管理的驿递，属于寄信的方式，也有时交该督抚所派来的折差带回。有了电报设施以后，则改为电谕；如果十分有必要派人传旨的话，也必然派一个官员前往传旨。只有皇帝赏赐一般物品给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可以派太监前往。但如有重要的传旨，虽在京城内，也还是派官员前往。

以上纠正部分，完全来自朱家溍先生的《故宫退食录》。

熟悉明代蒙古的人一定都曾经津津乐道过著名的满都海哈屯怀揣年幼的夫君达延汗上阵讨伐卫拉特的事迹，这些是《蒙古源流》等蒙方史料记载的内容。

但非常诡异的是，本应该是地位显赫、智勇双全独挑黄金家族血脉存续之大梁的女豪杰，在明朝一方的记载中却几乎见不到踪迹，反而留下了“亦思马因立把秃猛可（即著名的达延汗）为可汗，名曰小王子”这样的记载

一个谋杀了达延汗的生父，跟达延汗夫妇势同水火的奸臣，居然成了拥立功臣，而巾帼不让须眉的满都海却只字不提，在大众看来一定又会觉得大冥朝对于漠北的情报一塌糊涂才导致的乌龙，毕竟大冥朝连“小王子”都搞不清是谁

然而，国内学界的蒙古史大佬们却不那么认为。在综合考察了几份蒙古史料中对于这场满都海哈屯的“卫拉特征伐之战”的描述后认为，这场战役从发生的时间点到具体的事件经纬上存在着太多矛盾之处，令可信度大打折扣。更要命的是，蒙古史料中的这个剧情跟二十年前脱脱不花汗的遗孀萨睦尔太后带着年幼的儿子马儿古儿吉思出征的故事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两件事都是17世纪受佛教史观影响的蒙古文人特意创作出来以提高黄金家族正统性，贬低异姓贵族的“模版叙事”，一如《琉璃宫史》中有两度缅甸勇士单挑并杀死大明将军，剧情却几乎一模一样的事迹

相比之下，明朝方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尽管谋杀了达延汗的生父博罗忽济农很可能有亦思马因的一份，但这位异姓太师也十分清楚，如果不把黄金家族的血脉掌握在手里做大旗，自己在政治上什么也不是，很大概率又会重蹈当年也先太师的覆辙。这么一看的话，在满都鲁汗死后，把黄金家族的独苗年仅七岁的巴图蒙克保护起来并扶上汗位，打着他的旗号东征西讨扩大领地，自然而然也是符合他利益的选择。

出于叙事建构的需要，很显然蒙古史料把这个“保护人”的功绩全部安排在了满都海哈屯的身上，到头来反而是明方的情报人员揭示出了更多真实的情况啊

那些被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当然就是错的。这句话没毛病吧。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东汉王朝除了前期汉光武帝在位时期算是比较强盛，后期就是外戚、宦官以及权臣掌权的时代，而中间的中期基本上没有存在感，加上《三国演义》的文学形象，给人的感觉是东汉并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

但实际上，东汉也有它近百年的辉煌。

汉光武帝恢复汉室统一、开创“光武中兴”的治世就不用说了，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汉光武帝之后的汉明帝和汉章帝同样很有作为。

汉明帝（刘庄）

简介：实行严格的统治风格。在政治上严防外戚、打击宗室、限制豪强；在军事上对外击败匈奴、恢复西域都护府；在经济上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宗教上派使者到天竺求佛，使佛教传入中国。使“光武中兴”的安定局面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明章之治”的盛世。

汉章帝（刘炟）

简介：在政治上以罢除部分进贡物品的形式来缓解上流社会的侈靡之风以此来树立政府威望；在军事上平定了诸蛮夷和西域；在经济上继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法律上减轻刑罚并要求官吏不能凭个人喜怒来伤害无辜；在外交上使丝绸之路再次畅通；在思想上通过召开白虎观会议和编写《白虎通》将儒家思想法典化，进一步推行“以孝治天下”。延续了“明章之治”，然而宽缓为政的统治风格造成的宽纵，加上破格赏赐官员和贵族，导致了官员腐败、宗室奢侈和外戚擅权的不良风气，使东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

以及经常被人忽略的汉和帝。

汉和帝（刘肇）

简介：联合宦官从窦氏一族手中夺回政权后亲政，对内休养生息、宽缓为政、爱民为本，对外多次击败少数民族并且平定西域，使东汉王朝在“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的基础上开创了“汉和盛世”的盛世，使东汉王朝的威望远播四方，但是宦官干政也从此开始。

从汉光武帝开国到汉和帝去世（25年——106年），东汉可以说是盛世辉煌八十年，这一时期东汉的武功还包括灭北匈奴和击败贵霜，这个时代才是继汉武帝时代之后真正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

汉和帝去世后，邓绥掌握朝政大权，对内使东汉王朝度过了“水旱十年”的艰难局面，对外镇压了西羌之乱，使危机四伏的东汉王朝转危为安，使东汉的盛世辉煌又延续了15年（106年——121年）。

也就是说，东汉的强盛自开国以来一直持续了96年，占了东汉近一半的时间（东汉享国195年）。

东汉王朝在邓绥之后的时代才开始真正的衰落，但即使是这样，东汉后来的皇帝也并不完全是我们平时印象中的那么软弱。

至少，汉桓帝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

汉桓帝（刘志）

简介：依靠宦官单超诛灭梁冀并翦除其党羽后亲政，宦官乱政从此开始。任用段颎、皇甫规和张奂最终平定羌乱，在国家财政基本枯竭的情况下通过减借百官俸禄，借王国、侯国租税和卖官鬻爵缓解财政困难的措施直接破坏了吏治，并为汉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开了先河。

汉桓帝能夺回权力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手腕的，他的统治导致了东汉后期的政府进一步腐败和黑暗，这是导致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的毒瘤，但是平定羌乱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他或许没有前四位皇帝那样有为，但是也绝不是毫无作为，至少他比跟他齐名的汉灵帝要强得多。

以上就是我们对东汉王朝的历史常识的部分误解，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很多人对于篆书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下列哪些是小篆。

A. 碧落碑

B.说文解字

C.谦卦碑

D.袁安碑

可能很多人认为上述的材料都是小篆。实际上，上述的材料都不能如实反映秦代小篆的面貌。如果我们把小篆看为严格的秦文字的话，恐怕只有一些秦代的铭刻能说明秦代小篆原来的样子。

在常规的理解中，我们往往是以时代论字体。这样的好处是简单明了，我们接下来就分时代来简单说说各个时代的字体。

一、战国文字

尽管现在的战国文字与简帛研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但长期以来一般读者对于战国文字了解很少。

孔子曰：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

上博简反映的是楚国的文字。实际上，除了近些年大规模出土的楚简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系统的文字。传统对于这些系统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石刻（诅楚文、石鼓文）、陶文以及青铜器的。

我们目前出土的简帛主要是楚简和秦简。秦简则出现了早期的隶书，这说明隶书出现未必晚于小篆。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睡虎地秦简。

秦国的小篆也未必是李斯所创。战国晚期的杜虎符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比较规范的小篆了。

而这些战国文字经过时光的打磨，则被保留在传抄古文之中。

二、传抄古文

我们首先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字体风格。林沄先生指出，甲骨分组的唯一标准是字体，包括字形、用字习惯、字体风格三个概念。而我们所说的传抄古文，则是字体这个概念。

传抄古文简单来说就是在抄写中保留下来的战国文字。其最典型代表就是科斗书，即今天的「蝌蚪」。这种「蝌蚪」则是一种字体风格。

孔颖达《尚书正义》：

“科斗书,古文也,所谓苍颉本体,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识,是古人所为,故名古文。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古文四声韵》的篆文和小篆的不同。这是因为在我们认知中小篆的字体风格和科斗书不同。
《古文四声韵》中还有一些楷书，也是传抄古文的一种字体风格。这些字形由于经过了楷书写定，于是被我们称为隶定古文。

而这些传抄古文绝大多数都是楚文字、齐鲁文字的遗留。这主要是因为壁中书的出土。

这些传抄古文被保留的原因非常复杂。

《说文·叙》：“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这未免有些限制了这些材料的发挥空间。与其认为“摹印章，书幡信”这两者独属于某种特定的场合，倒不如把他们看作是所有传抄古文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

《汉书·艺文志》：“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我们更信从《艺文志》的观点。

直到如今，我们依旧可以见到早期的传抄古文入印的情况。较早的如唐代“敦厚”印。 宋代以传抄古文入印也不少。

「为善最乐」和「九世方德著名」则是宋印。

这方藏书印的「斋」从走之旁，也是传抄古文写法。

在此之外学术也是影响传抄古文研究的重要原因。三字石经用传抄古文书写。韩愈的《科斗书后记》也反映了对于这类材料的重视：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蓄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土，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之，愈曰：“古书得其据依，盖可讲。”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来，愈亟不获让，嗣为铭文，荐道功德。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馀。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愈，盖得其十四五，而归其书归氏。

当然，传抄古文并未在生活中消失，比如《西厢记》中从三个的字。（此段论述有误，感谢 @布之道佬指正 ）

如果是对古文字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开始的时候就猜想是「齐」字了。

传抄古文中的齐确实和三个「个」字很像。

检康熙字典，我们便可以知道此字是「齐」证据确凿。

附：关于字体风格

• 在探讨传抄古文时，过去很多学者也曾在不经意间落入了字体风格的陷阱。比较惨的即是商承祚先生。

商承祚先生在《说文中之古文考》中认为「弌」从「弋」是增密文字空间的原因。他举此二碑中一、二下垂这个现象，这很难说是非常可靠的。其主要问题就是字体风格的不明确。

如果仔细端详袁安袁敞碑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多字都有末笔下垂的姿态（如月字，正字）。这更像是一种书手或者当时书写篆书的特殊习惯。「弌」字 @布之道 认为是「弋」的无意义的繁化，长于商说。

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开篇的材料都是小篆，也是因为字体风格的原因。

三、为什么上述的材料不是真正的小篆？

我们的时代去古已远，讨论古人的概念还应以古人为准。

有的材料在古人的认定中即是「大篆」，而非小篆。

《碧落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大篆”。如赵明诚《金石录》^[1]：

“右唐碧落碑大篆……唐人以大篆当时罕见，故妄有称说耳……”

郑珍在《汗简笺正》中说道：“书人止炫其技，不顾其不祥矣。”这是针对碧落碑中从矢从昜（用为“唐”）的字形发出的议论。

这个字形很明显不是我们所说的小篆。这是从用字习惯去判断材料的内容。

如果根据我们对于小篆的朴素的愿望——即小篆完完整整反应秦文字，有的材料不能算是小篆。

上述的《说文解字》《袁安碑》都是这个原因。

说文从甲的字往往都有错误。戎和早字都有这个问题。说文在流传中也经历了改字，辗转传抄等问题，这也导致其无法反应秦代字形。

至于袁安碑则是揉合了汉人的书写习惯。

「五年▲月」，▲或释「匹」，非。▲其实是「正」字。我们根据汉人的隶书就可以发现，所谓的「匹」其实是「正」字的异写。前文我们提到袁安碑的一个风格就是末笔好下垂，这也导致后世难以识别了。

这充分的说明，在传抄的过程中很多字形都会产生变化，因此不能把一些传世材料当成忠实反应原本时代的材料。

最后，根据用字习惯来看，有的材料不是小篆。

李阳冰《谦卦碑》为了避重，大量采取了传抄古文的“谦”字写法。有的朋友认为《谦卦碑》是篆书，这是忽略了用字习惯的问题。关于唐代的传抄古文刻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施安昌编《唐代石刻篆文》，其中提供了很多唐代的石刻材料（不过其中并没有《谦卦碑》）。

在我们的节选中，谦字避重最明显。左第一行第一字、最后一字；左第四行第一、八字；右第二行第五字；右第一行第二、三字都是「谦」字。

• 因此我们不能简简单单从字体风格去判断是否是小篆。

四、关于大篆

大篆这个问题前知乎大V @趙瑾昀 佬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裘锡圭先生曾在《文字学概要》中如此概括这种乱象：「有人用大篆概括早于小篆的所有古文字（古文也有这样用的），有人称西周晚期金文和石鼓文等为大篆（这也是比较旧的办法，由于石鼓有些字的写法跟籀文相合，过去很多人把它看作周宣王时的刻石），有人根据王国维的说法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称为大篆，唐兰先生则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把『春秋时期到战国初期的文字』称为大篆。」为此裘先生建议「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干脆不要用这个名称。
「大篆」是汉代人对先秦汉字了解不够深入的情况下设立的一个笼统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他们对先秦文字的模糊认知，对此我们能够理解。而在先秦出土文字材料频出、古文字学高速发展的今天，古文字学家对古文字的分类、分期也越来越精细化（如甲骨文的分组分类、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精确术语来描述古文字特征（比如甲骨文中的王卜辞和非王卜辞、楚简中「带有齐系文字风格的抄本」等）。在这个时候停用「大篆」这个过时的不精确的泛称，是有利于消除无谓的误解，促进古文字学健康发展的。正如我相信凡是对汉字发展史有基本常识的朋友，都不会采用二分法将他们不认识的字统称为「繁体字」一样。

实际上，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大多数人眼中大篆指的是小篆之前的文字。这一内涵在现在的书法中也通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对于唐代人而言，「科斗书」之类的传抄古文似乎并没有被放在「大篆」的概念中，这很可能是因为「科斗」这样的字体风格非常鲜明 因此往往单独提出了。

清代也大概没有将「蝌蚪」放在「大篆」的概念中，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古文四声韵》之类的书真实性的怀疑。

尽管清代亦有不少学者以《汗简》、《古文四声韵》等书补正《说文》，不少学者还是反对将《汗简》这类的书看作可靠的资料来源。

李零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有两点：

“一是两书所採用的那些古文材料后人大多见不到，无从核对其可靠性；二是其所收字体与宋以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所谓‘ 真古文’）也有很大区别。特别是清代以来，《古文尚书》辨伪的大案在当时造成巨大影响，加之考据学家们尊崇许学，他们不大相信《说文》外还会有多少真正的古文流传下来。”

一些学者在处理这些材料时大多都是一种非常批判的态度。前文提到的郑珍说道：“书人止炫其技，不顾其不祥矣。”这样的批判很难说是有根据的。甚至到了后来，沈兼士、唐兰等仍不承认二书的存在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即下图《六体千字文》。

五、传抄古文的一些提及较少的材料

事实证明，传抄古文的活力是不一般的。

1. 铁刹山碑

过去我和朋友一起去辽宁本溪铁刹山玩，在八宝云光洞中发现了一块传抄古文碑。据道士讲，此碑立于伐商（当然不可能咯）。

此碑一看就是正经的传抄古文碑，道士所做释文亦不可靠。碑文主要内容是相传在此成仙的太白金星的事迹。其中文字有不合于传抄古文字书的，殊为难读。

今将道士所做释文附于下方：

唯吾李辉，隐釿山巅，弌心忘我，不计尘烟，豫州西亳，族里而来，太丁二年，结成胚胎，四月十七，是吾生辰，岁二十五，九鼎炼丹，茫茫乌象，森裸乾气，功成之日，不忘尊恩。周武王丙申西亳长庚李辉。

2.六体千字文

此帖未曾读过，经由友人得知。

3.大风歌碑

4.谦卦碑

此碑见上，讨论较少。李阳冰与传抄古文的缘分势必会让我们重新审视他在传抄古文的作用。

列举一下所见李阳冰的材料：

• 韩愈《科斗书后记》：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
• 《林罕小说》序：唐李阳冰就说文复加刊正作三十卷，其时复于篆字下便以隶书照之，名曰开元字统。开元中，以隶体不定，复于隶书下录篆文作四十卷，名曰开元文字。自此隶体始定。
• 李阳冰篡改说文。
• 书《谦卦碑》
• 相传李阳冰曾感叹自己书法不及《碧落碑》。古人或以为碧落碑不及李阳冰，认为此事为虚诞。

以上列举了部分本人所见的讨论较少的传抄古文相关内容。

六、说文中的科斗书与说文流传

说文中的古文与籀文的科斗书很可能是后人所做的区分。

待补。

七、一些可能被大家忽视的材料

写不完orz，先成搞这个样子。

《六一居士传》：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苏轼《石鼓歌》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惟鲔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韩愈《石鼓歌》：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南史·王僧虔传》：

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

《梁书·刘显传》：

显好学，博涉多参通，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昉因大相赏异。
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梁书·刘之遴传》:

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瓯，可容一斛，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一种，镂铜鸱夷榼二枚，两耳有银镂，铭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种，金银错镂古樽二枚，有篆铭云"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其第四种，古制澡盘一枚，铭云"初平二年造"。

以下是我以前写的相关的关于古文字学一些误区的小文段。

• “学富五车”到底算不算有学问？

我们以前形容人有学问，经常用到“学富五车”四个字。现在有不少人反对，说以竹简的笨重，其实他未必能有多少学问。这就大错特错了。

简帛的形制到底是什么规格的？我们不妨从目前出土的简帛来看一看。

曾侯乙墓竹简宽1cm，已经算是很宽的竹简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荆门市博物馆收藏的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安徽大学等单位所藏的楚系简帛，基本宽度在0.4~0.8cm左右。从长度上来看，安大简《诗经》部分简长48.5cm。楚史类两种则简长34cm左右。诸子类则43~48cm左右不等。

北京大学藏西汉早期竹简最长约46cm，相当于汉两尺；其次约29.5~32.5cm，相当于汉一尺三寸到四寸；最短的约23cm，相当于汉一尺。编连起来的木牍则比竹简要稍宽，基本上在1cm左右。而不编连的连云港汉椟则长6cm，里耶秦简也是接近这样的。李零教授曾以郭店简对不同简长的作用进行了构想，不过如今看来，先秦的简长恐怕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那样的制度。^[2]

《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

简长与文本内容关系的研究，恐怕还需更多的文献佐证。

北大简《老子》存简280只，分为上下二经。每一卷即使卷起来用手握住，也不过是一只手就能拿的住的，非常轻便。上文说了竹简的情况，其实木简也是如此。还有个学者曾经以泡沫代替原长1cm的木简，组成了一卷书，全然不类今天我们看到的电视剧或者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的所谓的简帛。

• “刀笔吏”是什么？

所谓“刀笔吏”，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这个词出现的很早。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种文献。

《战国策·秦策五》：“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
《汉书·张汤传》：“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

因此，不少人误认为竹简上的文字是刻上去的，即以刀为笔。更有甚者认为是先刻后上墨。这都是错误的理解。刀在书写的过程中是作为修改错字的工具出现的，即用来刮掉写错的地方。薄薄的简帛，刻上去造成的损坏想必会很多。传世文献也有相关的说法，如《墨子·明鬼下》：“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这里很明显说的是“书”，而非如同“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之类的词语。

除了进行刮改，在简牍的制作中刀还可以被用来进行对竹简的修整。有的简的上下会被修整成一个梯形。郭店简《老子甲》就是如此。

在此之外，也顺便说一下竹简的编连问题。在电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打孔的竹简，这是很不正确的。上文已经提到各种简牍的宽度，这样的宽度很难支持一个孔洞的出现。实际上简牍的成书只需要用绳子而已。在简牍上，人们经常会留出三个契口，为编连做准备。这也是需要刀来进行处理。

• 古文字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时代如何？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甲金篆隶楷草行”的说法，这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会的一个知识。在一般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习惯上把甲金篆三种文字称为古文字。可是有的人背了《说文》，看小篆也不觉得像天书一样陌生。还有的人在见识到隶书后，也觉得读起来“佶屈聱牙”，难以辨识。而在古文字学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

在上世纪初期，唐兰先生出版了第一本以古文字为题的《古文字学导论》，在这本书中他明确提出小篆以前（包括小篆）的文字都可以称为古文字。随着新材料的出现，简单的以小篆作为古文字研究的领域的划分已经不是非常理想的的选择。到了后来，李学勤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初阶》中，采用了以汉武帝以前的文字为古文字材料的标准。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汉武帝以前的字形依旧保留了先秦文字的特点。这样把古文字研究的领域放宽也是符合文字演化的规律的。

“甲金篆隶楷草行”还隐藏着一个误区，即关于甲骨文与金文的先后顺序的问题。而在这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甲骨文与金文。

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系统，也并非是汉字的起源。甲骨文不是商代的正体字，而是一种将毛笔所写的文字进行了一种曲折化的修改，而金文更接近毛笔正体。古文字学家也通过了显微照片等手段看到了一些甲骨文上的墨迹。金文则是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称吉金文字。也就是说，不论什么类型的文字，只要是在青铜器上的，我们都可以称为金文。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除了殷墟小屯的甲骨、花园庄东地的甲骨，还有周原的甲骨、周公庙的甲骨。甲骨时代的跨度是很大的，因此对于甲骨要有相应的分组断代研究。而从我们的描述来看，金文跨度更大。因为金文包含了殷商的金文，还包括西周的、春秋的乃至战国的。如果不指明青铜器的时代，我们也是无从比较甲骨文与金文的前后问题的。在殷商后期，甲骨文与金文甚至是共存的。

而有铭青铜器的时代比较晚，殷商一期到底有没有有铭青铜器还是个待解决的问题。到了殷商四期，才有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数目也非常少。如果我们以帝辛（纣王）时期的卜骨与早期的有铭青铜器比较，则这里的“金文”要早于所谓的“甲骨文”。

在此之外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若我们单以字形为标准，就会发现：在大体上，某些西周金文字形甚至要早于甲骨文。甲文有化圆为方、改添实为勾勒、改粗笔为细笔、剧烈简化字形等现象。这也是我们说甲骨文不是殷商“正体”的原因。因此，单以字形判断年代，无疑存在不客观、不准确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简单的罗列字形发展顺序是非常容易产生误区的。甲骨和金文之所以能成为两个时代文字的代表，也是因为占了竹简不能长期保存的便宜（也有可能尚未发现）。

所以我们有必要明确，上述顺口溜的甲骨文和金文，专指商的甲骨和周的金文。因此才有这个说法。若是脱离断代去比较，则贻笑大方。

附：铁刹山碑部分照片

参考

1. ^ 此处转引自郑珍《汗简笺正》。
2. ^ 相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对于传世文献中关于简长的记载做了比较详细的整理，可参看。

唐琬并非陆游表妹，其后夫赵士程乃宋宗室，于秦鲁国大长公主（宋仁宗女）为侄孙辈，而公主之子钱忱娶瀛国夫人唐氏，正为陆游姨母也，故赵士程与陆游互为中表兄弟。钗头凤本事较早见于刘克庄《后村诗话》，原谓“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本意乃指赵士程与陆游为中表也。周密做《齐东野语》，转载时不慎，误做唐琬与陆游为中表，乃开千古讹传之肇始。盖陆游外家为江陵唐氏，曾外祖父为神宗朝名臣唐介，唐介诸孙男（即陆游舅父行）皆以下半从“心”之字命名（如懋、愿、恕、意、愚），无“门”部唐闳者（据陆游《渭南文集·跋唐修撰手简》、《宋史·唐介传》、王珪《华阳集·唐质肃公介墓志铭》）；而唐琬母家乃山阴唐氏，其父名唐闳，乃宣和间鸿胪少卿唐翊之子，一门昆仲亦皆以“门”字框字命名，如闶、阅等（据《嘉泰会稽志》、《宝庆续会稽志》、阮元《两浙金石录·宋绍兴府进士题名碑》）。详说见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钗头凤条。

穆罕默德二世从来没有把君士坦丁堡改名叫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希腊语

拜占庭官方叫君士坦丁堡 新罗马

查理七世没有出卖贞德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叙事（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叙事”不等于“马克思的叙事”，马克思本人对大革命有过讨论，但是没有完整的进行论述，此处所指的是以勒费弗尔为代表的大革命史学家的经典叙事），伴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兴盛，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而资产阶级也逐步兴起，并在1789年击败了封建贵族夺取了政权，从而为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立足于社会史的叙事模式在20世纪六十年代遭到了以阿尔弗雷德·科班为代表的修正派的巨大冲击，时至今日，即使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也不得不承认，大革命至多只能算是一场“沉默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更多的学者则认同了乔治·泰勒的经典论断：“大革命不是一场带来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而是带来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神话首先体现在经济这一维度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于，18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在的学者们发现，大西洋贸易确实给法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并没有产生诸如产业集中、大量城市劳动人口等特征的英国式的工业化模式，相反出现在法国的是更多的轻型消费品，劳动力集中于小型工坊和农舍，各种生意带来的利润都用来购买庄园和头衔，而不是用以投资资本，这导致大革命时期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与贵族十分类似，二者的财富基础都来自土地，并且他们也并非资本主义农场主，而是延续了封建时期的管理方式。因此在在整体上，18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一个形成势力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而在具体层面，革命者是一群依靠封建土地获取财富的人，而不是从事工商业贸易的人。

其次，大革命也并未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诚然，大革命确实扫清了封建经济的障碍，比如废除了国内关税壁垒、统一了度量衡、废除了行会的限制性规章，但是这远远谈不上经济上的革命，尤其谈不上资本主义革命。威廉多伊尔直截了当的指出“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是一场灾难”，即使是对大革命报以极大热情和同情的林亨特也不得不承认“大革命在经济方面很难称为一种革命”，他反而减缓了法国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对外贸易，直到1830年才恢复。在大革命之后，社会精英们不仅没有把目光投向商业，反而更热衷于土地，因此讽刺的是，在名流的统治下，法国的农业化程度反而提高了。

具体的技术领域，农业方面并没有出现生产力上的发展，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不如德国、英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不如人意，工业结构也没有发生变革，仍然依靠廉价劳动力和零碎的市场，商人们将劳动分包给贫困的家庭小作坊，18世纪的经济模式一直延续到1840年代，其特征是零碎化的市场、低生产率的农业、依赖水和木材提供能源的小规模制造业。法国的资本主义的诞生需要等到1850年代，而非1750年代，那时的法国建成了铁路干线、运河网络，从而推动了市场整合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而他最重要的是推动者，是路易·波拿巴。总而言之，如果在没有经济动因、经济变革，并对国际贸易造成毁灭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基于所谓“扫清障碍”而降其视为一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革命，那我不妨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把你家房子烧了然后跟你说他为你们家十年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你难道还会感谢他么？

而就政治领域而言，资产阶级革命的叙事同样难以成立，第一，真正推动大革命爆发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自由派贵族，显贵会议拒绝了国王的征税要求，认为自己无权批准，必须召开代表民族意志的三级会议，而拉法耶特则是第一个向路易十六提出书面申请的人，而直到1792年，自由派贵族都是大革命真正的领导者，他们最大的成就则是1791宪法中的人权宣言，米拉波、拉法耶特、迪波尔、拉梅特、穆尼耶都或多或少的有着贵族背景，此时革命者中非贵族的领导者只有巴纳夫和西耶斯，而就整个社会阶层背景，科班认为旧制度时代最进步的群体是自由派贵族而非资产阶级。

第二，在大革命的高潮阶段，真正主导政治是法律界人士，尤其是律师，罗伯斯庇尔、丹东、布里索、德穆兰都曾是一名律师，而作为资产阶级的商人在议会中席位从未超过14%，并且持续减少，到督政府时期只剩下4%。或许有人认为律师同样是资产阶级的一份子，然而问题有二，首先，当你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边缘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最符合这个概念的人物却处于边缘，那么你的定位是否出现了偏差？其次，当你不得不扩大概念的内涵时，实际上也在削弱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就好像我完全可以断言：法国大革命是法国人的历史，这当然没错，但是毫无意义。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路径是回避革命者自身的阶级，而采取“代表某个阶级”的表达，因此吉伦特派成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而罗伯斯庇尔则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试图将革命史学重新拉回到社会史的解释框架，但是这种解释路径反而解构了阶级史观本身：在137名吉伦特派中，有45人是和罗伯斯庇尔一样的律师，占总数比例最多，从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到热月党，几乎每一个党派的领导阶层都有律师，那么为什么出身阶级相同的他们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呢？当我们在说吉伦特派和雅各宾代表了不同阶级立场时，其完整的表述实际是“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政治理念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里真正起到区分作用的不是“阶级利益”，而是“政治理念”，举例而言，当一位老兵说自己的伤疤代表了对国家的贡献时，是伤疤导向贡献，还是贡献导向伤疤？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呢？

第三，就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受益者而言，他产生了一个由律师、官员、医生、教士、作家、商人组成的新官僚系统，贵族再1792年之后彻底消失，新人掌握了权力，然而就像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林亨特所说，这一新政治阶级的内涵过于含混，以至于其本身毫无意义，尤其不能将这一群体命名为资产阶级，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马赛的海外贸易投资者与南锡的城镇工匠都不可能被划分为同一个阶级。

最后，在文化领域而言，在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从未形成一套论证自己正当性的话语。这一理由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理由，就我个人而言，一个群体的存在并不需要以自我认识为前提，就好像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汉奸，但是这不等于没有汉奸，但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对于汉奸存在一套否定性评价的话语，导致他们羞于承认自己是汉奸，也从意识形态上阻止了这一群体的扩张，因此主观认同即使不是一个独立的理由，也是我们审视资产阶级的重要切入点。而马克思在分析农民问题是也指出：“当人们只存在地域上的联系，而其利益认同却不允许他们之中产生任何共同体、民族联合或政治组织时，他们就形成不了阶级。”因此马克思本人也认同主观认同在阶级问题中的重要性。

资产阶级在18世纪真正的对应物是布尔乔亚，他们是那些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城市精英，但是也正是因为杂交性，他们在旧制度时期就处于被否定的状态中，贵族认为他们缺少文化，而平民却认为他们也是一群特权者。然而在大革命时期我们会发现，布尔乔亚始终处于缺位的状态，不仅没有人自称为布尔乔亚或为布尔乔亚争取利益，他们甚至不配成为革命事业的替罪羊——贵族才是当时最严厉的指控。直到复辟王朝晚期，基佐等自由派精英才开始宣称资产阶级是整个民族的代表，直到那时，资产阶级才拥有马克思所说的阶级自觉。

如果我们考察革命者的修辞，会发现他们从未将自己认知为资产阶级，而是更为广泛的公民群体中的一员，资产阶级不仅不是公民的代名词，反而是他的反面，因为公民是共同体中的一员，而资产阶级则是私人利益的代表，因此在为数不多涉及到布尔乔亚的话语中，革命者大多持否定态度，他呼吁他们从封建时代的城镇布尔乔亚转变过新时代的国家公民，在这里布尔乔亚构成了革命的他者。

通过上述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梳理，关于大革命史我们至少应该在史观层面形成两个认识：第一，大革命不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作为整体的人民与暴君和专制之间的斗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革命时期广为传播的第三等级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第三等级包括在土地上耕作的人、用手艺对材料加工的人、确保货物流通的人、提供专业服务的人，从知识分子到居家仆人的所有人都是第三等级，毋宁于说第三等级等同于贵族与教士之外的所有人——最广为认知的第三等级图像，不就是那个驮着教士与贵族的老农民么？所以当西耶斯宣称第三等级就是一切时，这或许不只是一种修辞，而是事实。

第二，历史人物的行为并不一定是由他们的阶级或社会身份所决定的，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评价一个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时，我们就应该反思阶级本身的重要性了。就像上文所说，巴纳夫、布里索、罗伯斯庇尔都是律师，可他们却分别成为了斐扬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领导人，未来七月王朝统治者路易菲利普的父亲奥尔良公爵是路易十六的堂兄弟，可他在旧制度时期就是个自由派，他甚至将自己改名为菲利普·平等，并在1792年成为了弑君者。对于大革命的参与者而言，社会身份仅仅是一种背景，而不是原因。

阶级史观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认为一切政治活动都有其经济动因，但是这一点对于大革命而言并不适用，如上所说，革命者的群像是一群封建关系的土地主，真正促使他们走向革命的，不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诉求，而是政治上的理念：他们要求废除特权、要求一部宪法、要求自由与平等，与其说大革命是一场经济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如说这是一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革命。在马克思的传统叙事中，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工商业的特征，但是这种联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当时的法国，自由市场最有力的推动者并非来自工商业领域，而是“重农学派”，将政治活动归因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狭隘的行为，那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取消选举权财产限制的1793宪法不止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所有人。

在经过上述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构之后，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在剥离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外衣以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大革命？在我看来，正如林亨特所说，大革命是现代政治的起源，他创造了新的政治理念、新的话语体系，从此政治不再是国王、贵族甚至革命者的特权，他属于所有人。在1787年，“公众”是那些阅读启蒙著作的社会精英，而在革命之后，“公众”是所有赤诚的爱国者。1789年群众为粮食走上街头，而1795年的妇女们则高喊着“我们要面包和1793宪法”，就像林亨特所说，真正塑造大革命的，不是《人权宣言》，而是革命者的演说。1789年革命者以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勇气参与了这场革命，而在十年以后，他们真的创造了全新的政治传统，即使是路易十八也无法放弃宪章，戴高乐的选择中从未有过第三帝国，无论是好是坏，他所唤起的热情、渴望和神话都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旧世界，再也不会被人为地重建起来了。

《清平乐》只是电视剧，不能代表宋朝！

1 “最好的朝代”

在传统的历史书中宋朝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群星闪耀史。

有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有文学大V（欧阳修、苏轼、苏洵、苏澈、王安石、曾巩）、有宏篇巨著《梦溪笔谈》、《清明上河图》、《洗冤录》、还有精忠报国岳飞、铁面无私包拯、忠心耿耿杨家将……

所以，传统的历史记载将宋朝定义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学高度繁荣的时代。

历史当然是文人写的，历代文人对宋朝的描述不乏溢美之词，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余秋雨说：“我最向往的朝代是宋朝”，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名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某高姓公知也在自己制作的电视节目中将宋朝吹上了天。

但是，文人的话大家听听就好。

2 不可思议

这个被历代文人吹捧的时代却有三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其一，国土面积历朝最小

北宋时期北有辽朝，西有西夏，同时，以横断山自然为界的吐蕃东临，以大渡河为界的大理北接。于是，北宋疆域不及唐朝，甚至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至于南宋，面积比北宋还小三分之一。

唐朝疆域图（来源：地之图）

明朝疆域图（来源：地之图）

北宋疆域图（来源：地之图）

其二，国际地位最低

汉、唐、明朝都是“天朝上国，万邦来朝”，而到了宋朝则是以“岁币”买平安。

简单的说，历朝中原政权都是打得周围一圈蛮夷喊爸爸；宋朝恰恰相反，对着周围一圈少数民族政权直接下跪喊爸爸——对辽跪，对夏跪，对金跪，对元跪，但凡与宋朝接壤，宋朝就没不跪过。

汉唐元明清，中原政权都是天朝上国，远近四方各国都纷纷朝贡。只有宋是一个奇葩，对四方各国“朝贡”——当然，文人的笔下留情，把这个称为“岁币”，每年拿一大笔钱，换取周边各国不来闹事。

其三、发生了华夏历史上一件最耻辱的事件——“靖康之耻”

对此事，正史甚至拒绝记载，因为太过耻辱。

岳飞以耻明志“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杭州岳王庙岳飞塑像

靖康之耻有多耻？

一耻：大额的赔款

赔款额要多少呢？兵临城下的金国开出的条件是：一亿两金，十亿两银，绢帛一千万匹。

以上数字相当于10年宋朝税赋的总和，当时的国力难以企及，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是一心苟安的宋庭居然也答应了。

面对天文数字的赔款，北宋朝廷是怎么解决的呢？

首先下令王公大臣、皇亲国戚无条件交出所有金银；怕有遗漏，鼓励揭发，告密者给提成；还不够，开设一个专门的机构从民间掠夺金银。

二耻：卖妻女还债

后宫佳丽三千拱手送与金人，还不够抵债，又收罗皇室宫女、官女、民女等共一万五千多人，运至大金军营，供金人淫乐。

三耻：两位皇帝同时成为俘虏

被虏人员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时，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就是把人当做羊）。

朱皇后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了。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徽宗为“昏德公”，称钦宗为“重昏公”。这两位皇帝居然还叩谢金人“恩典”，没心没肺地活了下来。

战败不可耻，殉国不可耻，可耻的是宋朝统治者，为获自保不惜将自己的国民卖个干干净净！就这样还被金人百般凌辱，后人读史这是最屈辱的一段记忆。

现在你还觉得宋朝是中华民族“最好的朝代”吗？

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历代文人都会拼命吹捧宋朝？

为什么这个被文人吹捧的宋朝会有上述不可思议的现象？

3 乱臣贼子

这一切的根源都指向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突然发生兵变。 部下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为皇帝，大军反攻开封，轻易夺取了后周政权，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的行为相当于高管干掉了老板，自己当了企业的主人。换句话说，企业不是赵高管自己做起来的，而是通过阴谋诡计抢了别人的家业。 历史书把这种行为叫做“得国不正”！也就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有巨大的瑕疵，这可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历史上“得国不正”的朝代不是权臣篡位，便是兄弟相戮——反正很难世代传承。

王莽篡汉建新朝；曹丕逼退汉献帝；司马炎废魏建东晋；刘裕取代了东晋建刘宋；箫道成取代了刘宋建南齐，篡来的朝代气数都不长。

权力来得快，自然去得快。可以说，乱臣贼子，最后都没好下场。

宋朝能传承数百年却是一个异数！

原因很简单——为了赵家百年富贵，赵匡胤挖空心思设计了一套空前绝后的统治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文贵武贱、守内虚外”！

4 文贵

何为文贵武贱？

简单的说就是拼命提高读书人待遇，百般压制武人地位——最后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阉割得干干净净。

首先说说这个“文贵”。

在农耕文明时代，识字率很低，读书人就是天然的意见领袖。赵家天子因为自己的权力来源有重大缺陷，为了获得读书人的拥护，就不得不下血本，给天下读书人开出一系列历朝历代都永远无法企及的条件：

其一，不杀士大夫。

宋朝祖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摆出一副开明纳谏的姿态，其实就是给天下士大夫与读书人承诺——只要赵氏当皇帝，天下士大夫不管犯多大的罪，永远免死！

其实不仅不杀士大夫，连读书人也不杀。

宋仁宗时期(电视剧《清平乐》的时代） ，四川有个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文人生活不如意，多半就会怪体制问题。 于是这个人写了一首诗送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就是赤裸裸的鼓动造反了！ 在历朝历代，这种人怎么也得掉脑袋吧。 宋朝是例外，宋仁宗不但不治罪，反倒给了这个读书人一个司户参军的官当。

在宋朝是读书人最自由的时代，但凡读书人有点情绪，都会骂体制骂皇帝，而宋朝的皇帝一般都“宽厚仁德”，读书人不管怎么骂，皇帝不仅不会发火，而且还百般安抚。

嘉佑年间，苏辙参加科举时骂皇帝成天在宫里饮酒作乐，不关心民众疾苦，这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诽谤，当时皇帝赵祯却盛赞苏辙是“敢言之士”，破格录取。

在我看来，宋朝皇帝不是什么人品爆发“宽厚仁德”，其实根子还是自己得国不正，不敢得罪读书人，反而不得不要装出一副开明的姿态，落得一个好名声。

其二，优待读书人

为啥历代文人都拼命吹嘘宋朝？

因为宋朝对读书人太好了！

在宋朝读书是个什么待遇？

1.入学条件很宽，农村的、个体的、平民的、甚至还在脱贫线上挣扎的，他们的孩子都有学上；

2.学杂费全部由国家承担，跨区域考试可报销路费；

3.升学率高，分数线低，录取范围广。

历代登科人数（史料）

宋朝累计登科人数是其他朝代的5倍以上，每年录取的登科人数也是排名第二的清代的3.5倍！

这个登科还只是传统的科举，在宋朝读书人要当官除了科举，还有其他的渠道。

宋朝文人有四种当官的途径。

“科举”——相当于传统的高考，含金量高，社会地位强；

“荫补”——专为官员子弟设置，六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孙子、曾孙可通过“荫补”直接做官；

“制举”—— 就是自荐，很多读书人科举考不上，别急，朝廷每年还开“制举”，你可以自荐去考试。考试通过也可以当官，这个“自荐”考试录取数量也很高，我查到的史料，最多时每年“制举”录取上千人！

除了这三项之外，宋朝还有一个皇帝“特招”的制度。这是什么意思呢？

宋朝也有公知，狗屁本事没有，但是会装深沉，动不动就骂体制，但是真让他参加科举甚至制举考试统统歇菜。这些宋朝的公知在民间名气很大，最后皇帝也会慕名特招为官，哪怕什么事也做不了，也要花钱养着。

所以，在宋朝文人当官的渠道比历朝历代多得多！

按：因为宋朝读书人太容易发达了，这种氛围催生了印刷术的发明，目的就是降低知识的传播成本，让更多的贫民也能读书。

在宋朝读书人一旦当上了官，那待遇绝对是杠杠的。

宋朝官员薪水极高。除了发放正常的工资和奖金，还有咖啡饮料洋酒补贴、差旅补助、误餐费、服装费、保姆费。

总之就是变着法子，给你发钱发物。比如素以清廉著称的包青天包拯，其在开封府尹任上的年薪相当于一个州的赋税收入！

所以，在宋朝干公务员，就是一句话：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如此好的福利待遇，放眼上下五千年，谁不眼红？

5 武贱

与“文贵”相对应的就是“武贱”。

在宋朝当兵不但薪水低，还要承担各种繁重的劳役。不仅如此，当兵还要在脸上刺字，用这种侮辱的手段形成整个社会鄙视军人的氛围。

武将地位低下，在文官面前唯唯诺诺，被视为奴仆。

宋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各种手段压制军方力量，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外战争中，谋和是压倒一切的手段，甚至是在自己取得局势优势的情况下——

宁愿屈辱的用岁币谋和，也不愿军方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从而提高军方的力量。

宋真宗时，宋辽作战，在我方军事有利之下，不战而降，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定下“每年向辽国送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奇葩协议。

在敌弱我强的情况下，举手投降？是不是很无语，更奇葩的在后面。

宋高宗时期，岳飞第四次北伐取得连续胜利，最后在朱仙镇击破金军主力，正待乘胜追击的时候，却突然收到皇帝十二张金牌，强迫岳飞退兵，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然后宋金谋和，在风波亭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岳飞。

按：现代文人为了给宋朝涂脂抹粉，大搞历史翻案风，各种“考证”朱仙镇大捷“存疑”，以及“十二道金牌”另有原因等等，还是那句话——文人的东西你看看就好。

6 守内虚外

下面我来谈谈，宋朝为了维护统治的另一个奇葩模式——“守内虚外”。

宋朝是篡周得到的政权，赵家皇帝最怕后世有人学习宋太祖的先进经验，在某个年代也把宋朝的天下给“篡”了。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宋朝不但大搞“文贵武贱”笼络文人压制武人，还在体制内设计了一套层层制衡的碎片化权力运行模式。

首先是将最重要的行政权（相权）一切为三，搞了一个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来源网络）

这是啥意思？

就是将最重要的决策权力碎片化！

中书省只有草拟决策的权力，然后门下省审核，门下省有不同意思就去与中书省扯皮，等两个部门意见达成一致后，还不能直接给办事部门传达意见，这个执行与传达的部门是尚书省。

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办事部门（六部）根本无法与决策部门勾结！

比如六部平时打交道的只是尚书省，但是这个部门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又被中书省与门下省分割成两块，就算这两个部门与六部勾结在一起，但是什么时候执行，怎么执行的权力又在尚书省。

在决策权之外，又设立“二府三司制”进一步分权。

二府三司制

宰相（很多个）执掌行政权，枢密院分割军权，三司分割财政大权，将政务、财务、监察权分开，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而大权握在皇帝手中。

最后是“官称”和“实职”的分离。

宋代一个人当了官，至少有官（品级）、职（职务）、差遣（承担任务）三个官名，还有各种虚衔。

官表示等级，用于定薪，领相应的薪水；差遣表示实际干的事情，名称复杂，很难懂。官只是一种等级，职不是职务，是一种虚衔，只有“差遣”是实际的职务

比如，太师，正一品，但属虚职；宰相品级不定，但掌握实权；六品尚书，正三品，实权不定；开封府尹，从三品，亲王兼任；亲王， 正一品，不参政。

是不是很烧脑？

目的是什么？

一方面是权力碎片化，互相掣肘，另一方面宋朝对读书人太优厚，当官的人数太多，没有足够的职位来安排，只有将“官”虚职化。

宋朝统治者很懂读书人心理，所以，虚职一般都定得比实职高，满足没有本事但是脾气很大的公知读书人的自大心理。同时，对实际担任职务的官员也是一种制约。

宋朝这种权力制衡模式将文官系统造反的可能性基本降为零，这就是“守内”的内涵。

但是这种模式同时导致机构臃肿，官员众多，办事效率极为低下——满朝文武，真正干活的没有几个（干活也是扯皮），散官居多。

到了宋神宗时期，冗官现象十分严重，同样是中国，宋朝的疆域只有唐朝的一半，但是公务员编制却是唐朝的3倍+！

至于“虚外”就很简单了，国际交往一律以跪为主，只要不打仗啥都好商量。岁币十万够不够？不够就给二十万，还不够就给五十万！量中华之物力，结蛮夷的欢心。

7 收税与货币

现在问题来了，宋朝这套奇葩模式“文贵武贱、守内虚外”——不管是对内笼络读书人、士大夫；还是对外花钱买平安都是超级烧钱的模式。

那么，钱从哪里来？

两个办法：收税与货币！

宋朝虽然外战外行，但是搜刮民财却很有一套。

首先是税赋。

宋朝号称群星灿烂的时代，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却是税负最沉重的时代。

宋朝税制传承于唐代，但是比唐代更重。

唐代实行两税法，简单的说两税法=租庸调+杂派

宋实施役钱法，同样用数学公式表达就是役钱法=两税法+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

对比公式，宋朝税收沿用了唐朝的两税制外，还增加了一系列杂税。

讲其中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案例：

1.“支移”税，很直白，支付和移动，农民用粮食交了税以后，还要将粮食运往指定的地方，什么地方呢？有可能是隔壁村，有可能是1000里以外的前线，路途中费用自理。在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古代，难度可想而知。 2.“折变”税，交税时，本来应该交粮食，政府却要你折成钱；再把钱折成布；折换率由政府决定，往往折换几次后，应纳10元的税折成了100元。游戏规则由政府制定，赢的都是朝廷。

宋朝税负虽然很沉重，但有一个群体不用交税，

就是士大夫和他们的家族，这个群体有多少呢？大概上百万。

读书人也不纳税，而且不参军、不受刑、当官薪水还高，是其他朝代的十几倍，再加上丰厚的福利和补贴，成为一个庞大的吸血群体，对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宋代捞钱的手段除了税负然后是货币。

说出来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宋朝是历朝历代唯一使用纸币作为通用货币的朝代。

相对贵重金属作为货币，用纸币简直不要太爽。后面的元、明两代都想学习宋朝的先进经验，也发行纸币，但是这两个朝代管理者金融水平太差，发行纸币很快就贬得一钱不值。

宋代的纸币叫“交子”。

在发行交子的初期很规范，和现代货币一样，有规定的面额，有货币制度、有准备金，2年发行一次，到期后收回，发行新币。

不久就乱来了，随着财政困难，国库吃紧，国家为缓解经济压力，开始大量印钞，且旧币不回收。这就导致纸币超发，远远超过准备金数量。

在皇令大于法令的封建王朝，没有法律约束，拼命的印钞，稀释了备用金，百姓的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财政混乱，受伤的终是百姓。

沉重的税负+纸币收铸币税为宋朝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历朝历代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宋朝也不例外。但是历朝历代都是在王朝后期爆发农民起义，但是宋朝才立国三十年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农民起义一直贯穿整个宋朝。

原因无他，朝廷对农民压榨太狠了！

文人吹嘘宋朝是藏富于民，但是这里的民，指的是士大夫阶层、读书人阶层。

杯酒释兵权后，为安抚将领，宋太祖鼓励他们广置田地。在补偿的心态下，完全不抑制“土地兼并”。

土地乃是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国家不出手，让很多百姓无地可种、无粮可吃、无家可归，所以宋代农民的负担极为沉重，爆发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

宋代的农民起义口号是“均分田，吾疾贫富不均”而不是其他朝代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对的是贪官污吏而不是皇帝，起义不是为了夺天下，而是为了生存。

宋朝是文人的天堂，却是农民的噩梦。

8 何为最好的时代？

宋朝是什么？

这是一个畸形的朝代，为了赵家天下权力传承做到极致的政治设计；在这个极致的政治设计中读书人成为最大的受益群体。

这是一个文人最扬眉吐气的时代，但却是中华文明最憋屈的时代。

农业文明生产力不发达，在财富产出有限的情况下，文人阶层扬眉吐气的背后是无数老百姓的苦难，也是国家与民族的苦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不要相信文人的吹嘘——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

文人很多都是有奶就是娘的德性。在历朝历代，由于教育普及率太低，让文人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不得不用各种手段笼络读书人。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文人精英的话语权逐渐被平民所替代。

随着文人地位越来越边缘化，有些文人的思想就越来越偏激，以指责社会阴暗面（甚至用编造的事实）来博取舆论的曝光率，观点越极端，措辞越尖锐就越能获得一票抱团取暖的文人群体叫好。

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那些大言炎炎，实务屁事不懂的文人终将被社会所淘汰。

我从来不觉得文人阶层意气风发就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只有普通老百姓衣食无忧扬眉吐气才是最好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正是一步步迈入最灿烂的时代。

深度文章会第一时间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猫哥的视界、猫哥的世界，欢迎大家订阅。

原文链接：

原创 | 理科生眼中的历史：《清平乐》中的宋朝真的那么好？

相关阅读：

夜郎虽然自大，但不是原帖发布者。是滇国国王对汉使者对话时自大，夜郎候跟风附和，于是成为千古笑柄。也就是说夜郎被嘲笑了这么多年，滇国一直逍遥法外。

《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夜郎侯的态度无非是说：”俺也一样！“

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不是汉朝惧怕匈奴，不知何时形成一种观念，认为但凡和亲都是军事上对外敌的妥协。而且王昭君有八成可能性根本没有出塞。在当时正史中并无出塞字样，出塞故事多为后人戏曲故事所演化。依附汉朝的匈奴部落都被安置在河套地区，处于长城以内南。

那时匈奴正陷入内战，因为交战造成大量牧畜流失，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匈奴已经处于半死不活的地步。陈汤请命远征康居国，追击躲避那中亚的郅支单于。

于是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籓，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王昭君所嫁的匈奴单于呼韩邪是在内战中失利投靠汉朝，他与汉朝互相利用，汉朝可借助他跟匈奴交战，以夷制夷，呼韩邪也可借助汉朝实力继续参与匈奴内战。王昭君的和亲也没有造就什么汉匈之间五十年无战火，主要还是因为匈奴已经被打残了。再后王莽篡位，全国陷入内战，才给予北匈奴恢复元气的机会。

于是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籓，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还有另一个文姬归汉的故事，也是后人演化所形成的错误认知，

本已有过回答蔡文姬流落匈奴期间，居住地位于今天的哪个地方？

上面放错链接，应该是下面这个

断袖之癖未必是什么同性恋的故事，几乎历代汉帝都有近侍作为宠臣，主要还是因为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中，皇帝要控制皇权，就必须依靠身边的近臣办事不可。其实董贤也就是所谓的宦官，只不过从东汉开始，宦官才会被割掉小鸡鸡。并且在主流价值观中相当鄙视凭着皇帝关系晋升的宠臣，于是东汉帝国陷入了清流与官宦之间的百年战争。

汉哀帝继位时，外戚已经占据朝政的主导权，汉哀帝的政策大多得不到支持，把董贤抬出来做大司马，更多是想扶持自己的势力。两人都是二十多岁，思想观念较为合拍。那个断袖的故事只是汉哀帝对董贤的恩宠，两人之间有什么屁股的关系都是后人凭想象发挥。

两人的关系在通俗点说，就是乾隆与和珅，康熙与韦小宝一类的关系。

历史上并无姜子牙覆水难收和愿者上钩的故事，都是小说里的情节。按照《史记》的描述，是姜子牙借着钓鱼的机会给西伯侯布局，利用卜卦骗对方说出去狩猎将会遇到霸王之辅，结果在河边遇到了姜子牙，这个故事里更多的是巫术色彩。姜子牙和朱买臣覆水难收的故事都不见于史书，而出自小说。

焚书坑儒的术士就是儒士，前一句是焚诗书，后一句是六艺从此缺焉，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所以抠字眼意义不大。

之所以司马迁写坑术士，孔安国、刘向认为是坑儒士，是因为汉武帝以后才彻底将儒术独尊起来，形成与方术之士有别的身份，在此之前但凡读书之人多称为术士。但是《史记》记载此事的出处都已命名为《儒林列传》，结合上下来文，从孔子说开都能知道司马迁在描述儒术的历史。

单看以下这句描述，有人觉得不是由始至终都在谈论儒学的吗？

“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

《孙子兵法》并无三十六计，孙子乃春秋军事家的著作，《三十六计》先有典故，最早成书于明代。

在知乎上数次看到过一个观点；“史家不知兵，史书中的战役过程都是瞎鸡巴乱写。”

班固的《汉书》都是在班彪收集的资料和《史记后传》为基础所完成，而《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记载：“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

结合下面这段记载，班彪是否真的对军事一无所知？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班固后来以中护军身份，追随窦宪北征匈奴。班超、班勇、班雄等更是连战西域。班勇所著《西域记》已经失传，但可知多是实地取材。卢植曾参与《东观汉记》的编辑。

孙盛、习凿齿随桓温征战多年，孙盛因战功封侯。范晔追随南大将军檀道济北伐征战。两次担任将军，先后因父母丧事去官。干宝以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 虞预从平王含、孙峻，因功封侯。裴松之随刘裕北伐。

可能按照那些人的标准，史学家必须要有韩信、卫青一样的成就才有资格写史书。在军中统领小部队或出谋划策都不能算懂军事。

霍去病不是羽林郎出身，董卓才是羽林郎出身。不知哪来的民间说法影响到影视创作，据说最大可能是王维这首词：“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黄晓明的《大汉天子》里描述霍去病是羽林郎出身，就连百度百科也那么写，让诸多网络小说也这么写。是羽林郎随骠骑将军出征渔阳，霍去病追随骠骑征战，那当时的骠骑将军又是谁？霍去病又何时战于渔阳？

并不存在马超刺槐处和追的曹操割须弃袍，这是《三国演义》将曹操与马超的战斗加以演化形成的故事。历史上马超曾对曹操北渡黄河发动突击，确实让曹操陷入危机，但没有把曹操追到槐树下，让曹操抄袭秦始皇绕柱槐树躲避攻击。

可是这个虚构的故事却存在文物保护遗址。

挺多的，本文用万字长文，来谈四个问题：

一、所谓“天朝上国”

二、所谓“黄种人”

三、所谓“得国之正”

四、所谓“朱元璋继承的抗元遗志”

这四个问题不能说是错的，因为历史问题没那么简单的对错，只能说存在很大的疑问。

一、所谓“天朝上国”

我们看着二十四史中的“蛮夷”恭顺到近乎自贬国书常常会自豪万分，认为果然蛮夷慕我中华、自认臣妾。

其实，记录在正史中的国书往往不是直接来源于对方的宫廷，而是直接来源于本国“舌人”的翻译（和现在申请大学的套磁很像），翻译者即叛徒，“蛮夷”之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国书被翻译成什么样子了，中华之人也不知国书本来长什么样子，于是，在翻译的欺骗中，大家皆大欢喜。

在阅读中国古代文献时，常常会有一种困惑：周边小国那么多言辞卑顺、自号臣妾的国书，他们真的自认为是华夏之国的化外之民、蛮夷属国？

很多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至少在东亚儒家文化圈，有且唯有中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作为上国之臣，他们甘之如饴。在中国的典籍中，一切妄尊自大的附属国，都是被嘲讽的对象。例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夜郎自大”，再例如《隋书·东夷传》中那倭国国王不知所谓的“日出处天子”。

在我们的典籍中，仿佛

1935年，礼萨汗通知外国使节将国名由波斯更改为伊朗

实际上，从萨法维王朝开始，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已经是伊朗了。1935年，礼萨汗通知外国使节，在外交事务中，应使用"伊朗（Iran）"这个国名，而不是"波斯（Persia）"。因为波斯在伊朗人的眼中仅指南部的法尔斯省，用来指代国家则是古希腊人的手笔，欧洲国家延续了这个称呼。礼萨汗要求改的，是欧洲各国对伊朗的俗称，不是自己的国名。

不割地：放弃越南和哈密卫。

不赔款不纳贡：崇祯派陈新甲和义，岁币黄金十万两、银二百万两。

天子守国门：英宗带着瓦剌军要宣府大同守军开城门要财宝。

君王死社稷：想迁都顾忌后世说他弃祖宗社稷，太子往南又怕重演肃宗灵武登基 闯军兵临城下，先跑安定门，再跑朝阳门，全部堵死只能死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