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详细的说一下西藏的世俗政权变迁史？
西藏，这片神秘而壮丽的土地，孕育了独特的文明，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世俗政权更迭。从早期分散的部族到统一的王国，再到与外部势力的复杂互动，西藏的世俗权力脉络如同蜿蜒的河流，时而湍急，时而平静，却始终流淌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
早期：分散的王国与吐蕃的崛起
在文字记载的早期，西藏高原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零散的部族和王国散布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如象雄、苏毗、勃律等。这些早期王国之间的关系复杂，时而征战，时而联盟，构成了西藏早期政治格局的基底。
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西藏的历史走向。松赞干布，这位伟大的赞普，通过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将散布各地的王国统一在吐蕃的旗帜下。他不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和军事制度，还积极引进中原文化和佛教，为吐蕃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吐蕃王朝一度强盛，其影响力甚至延伸至中亚地区，与唐朝分庭抗礼。
然而，吐蕃王朝的辉煌并未能长久延续。到了九世纪，由于王室内斗、大臣专权以及佛教与苯教的矛盾激化，吐蕃王朝走向衰落，最终分裂。分裂后的吐蕃，出现了许多小型的政权，例如朗达玛灭佛后，吐蕃分裂为宇域和阿里等多个地区，这些地区各自为政，形成了一个相对分散的政治局面。
中世纪：萨迦、帕竹的统治与多宗教派系的影响
吐蕃王朝灭亡后，西藏进入了一个相对分裂但又孕育着新力量的时期。在宗教的影响日益加深的过程中，一些具有强大宗教影响力的寺院和教派开始涉足世俗政治。
十三世纪，萨迦派因其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获得了元朝的册封，成为西藏的实际统治者。萨迦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宗教与世俗权力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政教合一”。萨迦派的统治为西藏的统一和稳定带来了一段时期，但也伴随着权力斗争和内部的教派纷争。
十五世纪，帕竹噶举派的崛起，结束了萨迦派的统治。帕竹噶举派在帕竹仁钦贝的领导下，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民众支持，逐渐取代了萨迦派的地位。帕竹政权也实行“政教合一”，但其权力基础更多地依赖于地方贵族和寺院的支持。帕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西藏的稳定，但其统治后期也出现了内部的权力分散和宗派斗争。
这一时期，西藏的世俗政权常常与主要的宗教派系紧密相连。格鲁派（黄教）在十五世纪的崛起，特别是宗喀巴大师的贡献，为西藏带来了新的政治格局。虽然格鲁派最初并没有直接掌握世俗权力，但其强大的宗教影响力和日益增长的僧侣群体，为日后的达赖喇嘛登上政治舞台埋下了伏笔。
近代：达赖喇嘛的崛起与清朝的册封
十七世纪，格鲁派最终获得了统治西藏的权力。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蒙古固始汗的支持下，统一了西藏，并建立了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世俗统治。自此，西藏进入了由历代达赖喇嘛掌握世俗和宗教大权的“达赖喇嘛世袭制”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的西藏并非完全独立。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西藏的政治地位受到了清朝的制约。清朝通过册封达赖喇嘛、派遣驻藏大臣等方式，对西藏的事务进行干预和管理。这种关系是一种“羁縻”性质的统治，清朝不直接管理西藏的内政，但在重大事务上拥有最终决定权。
虽然如此，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在日常事务和宗教事务上拥有极大的权威。他们通过设立噶厦（西藏政府），管理行政、司法、财政等各项事务。西藏的世俗政权结构日渐完善，形成了独特的官僚体系。
近现代：中华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清朝的灭亡，西藏的政治地位再次面临挑战。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名义上继承了清朝在西藏的权益，但其对西藏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宣布西藏独立，并尝试建立独立的政治体制，但未能获得国际广泛承认。
这一时期，西藏的世俗政权仍然以达赖喇嘛为核心，但其面临着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和内部的社会变革呼声。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西藏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西藏地方政府也随之解体。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组成的新的政治体制，取代了原有的政教合一的世俗政权。政治权力从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宗教和贵族阶层，转移到了代表各族人民的政府机构手中。
结语
回顾西藏的世俗政权变迁史，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充满曲折与转折的史诗。从早期分散的王国，到吐蕃的统一，再到政教合一的萨迦、帕竹，最终过渡到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近代统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变革，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西藏的世俗权力，始终与这片土地的文化、宗教以及外部世界的关系紧密交织。理解这段变迁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西藏这片独特而古老的土地，以及其人民的命运。这是一部关于权力、信仰、文化和历史演进的宏大叙事，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网友意见
不邀自来。
讲述之前，首先需要强调一点，“西藏”这个称呼出现得较晚。一般“藏”代表的是今日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地区，而拉萨、山南一带被称为“卫”。所以一般连称为“卫藏”。
昌都、林芝及其东部的藏区被称为“康”，民国之时即为西康省（包括四川藏区、雅安、凉山彝族区）。而西藏自治区北部的羌塘草原地区，以及青海藏区、甘南藏区被称为“安多”。另外，西藏自治区最西端的阿里地区，古时被称为“羊同”、“象雄”、“古格”。
“乌斯”即“卫”，是指拉萨、当雄、山南一带（又叫前藏），“藏”即日喀则一带（又叫后藏）。青海（除玉树）、甘南藏区则为“朵思麻”，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和阿坝、云南迪庆、西藏昌都则统称为“朵甘思”〕
藏区有“法域卫藏、马域安多、人域康巴”的说法，意思就是“卫藏的宗教（壮）、安多的马（壮）、康巴的汉子（壮）”
再者，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对西藏的称呼不同，如唐宋时期称“吐蕃”、“西蕃”、“西番”等，元代称“乌斯藏”，明代称“乌思藏”，清代始有“西藏”之称。
这里插一句，《西游记》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唐僧路过的高老庄便位于乌斯藏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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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
吐蕃本为自山南雅砻地区（也写作雅隆，也就是雅鲁藏布江中的“雅鲁”）兴起的一支部落，其领袖被称为“赞普”（雄强丈夫），这支王族世系，又被称为“悉补野王系”。
到第33任（此处尚存争议）赞普松赞干布（《新唐书》写作弃宗弄赞，629—650年在位）时，雅砻部落已经十分强大，吞并了周围的小部落，不断扩张。此时为唐代初期，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在位之时。著名的文成公主入藏之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个雅砻部落太能打了，向西打败并控制了象雄，向北吞并了苏毗（西藏中部的一个大部落）和青海柴达木的吐谷浑（鲜卑移民），向东吞并了部分羌人、党项人的地盘。
到了唐中期，向东南附庸了南诏（云南），向西吞并了勃律（克什米尔地区的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向北吞并了原属于唐朝的河西走廊和陇西、陇南，在敦煌莫高窟还留下了吐蕃风格的壁画。总之，吐蕃人的足迹已经遍及渭河上游。
吐蕃最强盛时甚至还插手过中亚地区的事务，中亚的撒马尔罕、片治肯特都有他们的足迹。
趁着安史之乱，唐朝无暇西顾，兵力吃紧，吐蕃一度控制西域大部，占领了新疆的和田，龟兹一带，甚至于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攻占了唐朝首都长安（赞普赤松德赞为了表彰达扎路恭将军攻占长安的事迹，特为其立碑记功。今日在布达拉宫广场东侧的古碑即是）。长安被占领半个月之久。
但是吐蕃内部出现了宗教纷争，从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佛教跟吐蕃本土的苯教互相争势，最终佛教得到赞普的支持，占据了上风。但苯教徒不服，尤其是有不少大臣和广大百姓是坚决信奉苯教的。
赞普赤热巴巾（又叫赤祖德赞、热巴坚，806－841年）笃信佛教，在位期间，大量招募僧人并增建寺院，因为僧人不事生产，需要百姓提供供养，再加上与唐朝连年征战，所以百姓负担就沉重了，这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终于，信奉苯教的大臣，趁赤热巴巾酒醉勒死了他，并扶持信奉苯教的达玛当了赞普。
达玛一上台便开始灭佛，捣毁寺院、佛像，还俗僧侣。据说他还下令在小昭寺（为供奉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佛像而建，原本是汉式风格的建筑，如今已是藏式的了）佛像上悬挂血淋淋的内脏来亵渎佛像。
巧合的是，几乎同一时间，唐朝也出现了唐武宗灭佛事件。
（此处须说明：达玛在唐代文献里被写作“达磨”，但现在普遍称其为朗达玛。“朗”在藏语中为“牛”，属贬义。因为后来佛教在藏地盛行开来，而灭过佛的达玛赞普，就被认为是佛教的死敌，后人在其名字前加了一个“朗”字，以示仇视、贬低。后来以讹传讹，就变成了朗达玛是一个长着牛头的怪物）
自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分别下嫁吐蕃赞普后，吐蕃与唐朝即以甥舅相称。俗话说“鸡儿不吃豆，外甥不打舅”，可是吐蕃与唐朝却打打停停持续二百年。
唐穆宗即位后，欲与吐蕃修好，公元822年（长庆二年），双方会盟，重归和平。从706年，到822年，一百多年间，吐蕃与唐朝共会盟8次，而这次长庆会盟，是唐蕃历史上最后一次会盟。
公元823年（唐穆宗长庆三年），吐蕃和唐朝分别在拉萨和长安立了会盟碑。拉萨的这个碑，现在还保存着，游客在大昭寺前还能看到它。
这个碑被称为“唐蕃会盟碑”，又叫“甥舅和盟碑”、“长庆会盟碑”。但长安的那个碑却没有保存下来。
吐蕃最后的那个赞普达玛，因为灭佛，招来佛教徒的恨意。
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达玛在大昭寺前看长庆会盟碑时，被佛教徒拉隆多吉刺杀身亡，一箭射中眉心。
吐蕃这个强盛一时的政权，随着达玛的去世，瞬间土崩瓦解。久积的社会矛盾迸发出来，爆发了藏族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起义，因为是由底层的平民、奴隶发起的，所以被称为“平民奴隶大起义”，汉文史籍里称“嗢末起义”。
“嗢末”意思就是随军奴隶，组成的成分很复杂，包括战俘、贫民、囚犯、附属国的岁贡人口等，民族成分也很复杂，吐蕃长年的征战，收编了各种族群的奴隶，汉人、党项人、西域各族、克什米尔人、南诏人等，甚至还有阿拉伯战俘。
（吐蕃后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崛起，蚕食中亚诸国。唐朝军队在怛罗斯被阿拉伯军队击溃，同时，吐蕃军队多向西部的克什米尔集中，抵御阿拉伯军队，以至于无暇东顾，唐朝的压力减轻不少。被阿拉伯俘获的吐蕃骑兵，还作为战利品被送往巴格达，就是现在伊拉克首都）
这场起义几乎席卷了吐蕃全境，使吐蕃陷入了分裂战乱，一时间数不清的势力纷纷割据。
虽然吐蕃佛教被达玛灭了，但很快又复燃起来。因此，达玛灭佛之前的西藏佛教时期被称为“前弘期”，之后的则被称为“后弘期”。但世俗政权却再没统一，直到蒙古人崛起之时，将青藏高原并入元朝版图。
从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玛被弑杀，到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入侵的这三百多年，被称为吐蕃的“分裂割据时期”，这也是佛教在青藏高原再度兴起、藏传佛教成型、各教派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的藏传佛教已经影响到西夏、辽。有关这一时期内佛教在吐蕃的再度兴起，主要分“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
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盛行的印度，北部正遭到伊斯兰教的入侵，南部的婆罗门教也大有反扑之势。邻近西藏的印度波罗王朝，一直以来就是盛行佛教密宗，遭到穆斯林的入侵后，大批佛教密宗教徒无处可去，只能逃往西藏，并且带去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印度佛教密宗在西藏扎根，形成了藏传佛教，即西藏佛教密宗。
又由于佛教法承不同，学说有异，各自所据典籍不同等原因，就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如：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觉囊派、噶当派、郭扎派等等不胜枚举。
同时，苯教仍然存在，因其喜用黑色，故被称为“黑教”，如今在昌都丁青县境内较多见，康巴的部分地区仍有遗留，但信众已经很少了。
蒙古人控制河西走廊后，得知西藏众佛教教派中以萨迦派最盛，因此大力扶持萨迦派。当时该教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已经年迈，但为了西藏不受蒙古铁蹄的摧残，与其侄八思巴（1235—1280年）共赴凉州（甘肃武威）会见蒙古军统帅阔端（1206—1251年）。这次事件被称为“凉州会盟”。
随后八思巴很快得到蒙古人的赏识，当时还没当皇帝的忽必烈，对八思巴尤其尊崇（据说是八思巴以萨迦派法术治愈了忽必烈的顽疾）。后来忽必烈当上皇帝后，封八思巴为大国师，统领天下佛教，八思巴还结合藏文、蒙文的特点，为忽必烈创制了新文字“八思巴文”（又称蒙古新字）。
灭南宋时，西藏喇嘛胆巴国师（赵孟頫著名的《胆巴碑》即是为此人所写）为蒙古军作法事，行大黑天（玛哈嘎拉，被视为战神）法，大破宋军。
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后，蒙古人令喇嘛杨琏真珈（此人本来自西夏，但是否是西夏人尚存争议）在杭州飞来峰上督造藏传佛教的神佛石像，以镇压杭州的帝王之气。他还在众多造像中给自己造了一尊像，真是以公谋私的一把好手。
杨琏真珈在江南一带横行霸道，恶事做尽。他还盗挖了临安附近的南宋皇陵、大臣陵墓共101座，其他抢夺田产、淫侮妇女、杀人放火、收受贿赂的事不胜枚举。元代所封国师、禅师中，绝大多数为藏传佛教僧人。
因元代蒙古人大力扶持萨迦派，因此在西藏地方史中，元代这一段时期也被称为“萨迦时期”。
其实元朝衰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藏传佛教过度迷信。蒙古皇室贵族动辄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每次都耗费巨大，历年开支都有增无减。各级官员上书请求裁减法事开支、撤销法事名目和衙署，蒙古皇帝要么不肯听从，要么口头同意，毫无行动。财政吃紧导致朝廷开始滥发纸钞，最后整个国家被拖向毁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比较重视西藏一地，曾钦定乌思藏朝贡条例。因为明代西藏以帕木竹巴一系势力最大，因此明代西藏也称“帕木竹巴时期”。帕木竹巴原本是位宗教领袖的名字，全名叫帕木竹巴·多吉杰布（1110~1170），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中的一个分支派别。后来发展成家族和地方政权的名称
虽然帕木竹巴势力最盛，但明朝并不像元朝那样只大力扶持这一个教派，而是对各个藏传佛教教派均有册封。
继元朝给八思巴所封的萨迦派大宝法王之后，明朝又封了噶玛噶举派大宝法王，萨迦派大乘法王，格鲁派大慈法王，以及帕木竹巴噶举派的阐化王、昌都贡觉（明代称馆觉）的护教王、甘南的赞善王、萨迦地方的辅教王、墨竹工卡止贡寺的阐教王等等。
明朝的目的是以这种不同的册封使各教派的势力互相牵制，防止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当代学术界称其为“多封众建”。明后期帕木竹巴势力衰退，被其下属的仁蚌巴势力、辛厦巴势力在短时期内相继取代，随后16世纪中叶以后藏巴汗势力上台，迅速占据了日喀则、拉萨等地，推崇噶举派，打压新兴的格鲁派。
需要强调的是，元末明初，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兴起，其创始人为宗喀巴（1357～1419年）。该派为藏传佛教各派中最年轻的一个派别。其以戒律之严、制度之严著称。格鲁派兴起之时，一改旧日藏传佛教放浪邪诞之风，受到大众的拥戴，很快便深入人心。
1419年（明永乐七年），格鲁派在拉萨南边建立甘丹寺，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第一世DLLM（名为根敦珠巴，1391—1474年）在日喀则建成扎什伦布寺。可以简单地说，诸如DLLM（其主要影响地为前藏）以及班禅（其影响地为后藏，主要为日喀则）的称号，均出自蒙古人的赠称，后来又被清朝统治者附以崇敬。
因甘丹寺为格鲁派的主寺，到清初，格鲁派又得到清朝的扶持，势力压倒其他派别，因此清代的西藏又称“甘丹颇章时期”。
虽然明朝打败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但蒙古势力并没有完全退出西藏。蒙古人在西藏的势力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明朝末年，蒙古人固始汗（1582—1656年）曾作为格鲁派的保护者，与支持噶举派的藏巴汗兵戎相见，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灭了藏巴汗，将西藏纳入他的和硕特汗国的势力范围中。
随后固始汗归附清朝，其辖下的西藏也自然归于清朝。这其实就是格鲁派在各教派的争斗中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得以壮大。
此一时期正是著名的五世DLLM在位时期，他于1652年（清顺治九年）赴北京觐见顺治帝，此举所获得的结果是格鲁派得到了清廷的承认和支持，为“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西藏，甘丹颇章为地方政府，但又属于蒙古人的和硕特汗国，二者又都听命于清朝。
到和硕特汗国末代汗王拉藏汗（固始汗的曾孙）时，盘踞新疆的一支蒙古部落，叫做准噶尔部落，从新疆伊犁南下，经阿里到达日喀则，直奔拉萨而来，意图灭掉拉藏汗，将西藏据为己有。拉藏汗轻敌，与准噶尔人作战失败被杀，拉萨陷落。
1720年，康熙帝派清军入藏，与当地军队联合打败准噶尔人，平息了战事。自此，蒙古势力在西藏几乎不存了。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清王朝废除西藏原有的第巴制度，实行噶伦制度（官员四人，由三名俗官、一名僧官组成，官阶三品，总办西藏行政事务，受驻藏大臣及DLLM管辖）。
噶伦制度一直持续到甘丹颇章覆灭，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封建农奴制以及各项旧制度全部废除。
明清时期的内容写得比较简略，但其中史料很多，其中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后面慢慢酌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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